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陈林（应本人要求化名），某药厂北京分公司的经理。2012年1月5日下午4点，她一边说话一边不时地低头看表。今晚，北京某三甲医院的年会将由陈林担纲召开，她也想借此机会与该院领导和相关科室医生作进一步的沟通。
记者问道，“只是沟通吗？”
“当然，也为该院的年终奖做点贡献，为了能让我们的药品进入这家医院，已经做了不少人情公关工作。这次能安排年会，那也是医院给我们面子。”
在陈林笃定的语气背后，一个可以预见的事实是，这些所谓的人情公关费用最终都会加到消费者身上。
卫生部部长陈竺在1月5日召开的2012年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指出，三年医改取得重大进展，“看病难”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缓解。然而，百姓所关心的“看病贵”问题是否也得到相应解决？
被干扰的处方
“医生的处方应该全部出自临床的需要，主要考虑病人的病情、意愿和承受力，而不应该掺杂个人利益的因素。”陈林坦言，“但是现在一张处方上的干扰因素太多了。医生在为病人开处方时更多的是想到自己的利益，而很少想到如何做对病人好。”
在记者采访过程中，现年46岁的北京出租车司机王建国就表示，自己对药品几乎没什么认知，甚至对抗生素也是一无所知。身体不舒服时，经常是医生给开什么药，自己就吃什么药，从来没对处方有过任何质疑。
陈林的朋友杨磊负责销售一种零售价为几十元的肠胃药，主要通过门诊医生开处方卖给病人。门诊结束后，杨磊通过“特殊渠道”查出医生开出的处方量，然后按件计费，一盒返给医生10元钱，有的当天就把回扣返回医生，有的则按月结算。
陈林管理下的医药代表一般月收入在1万多元，算上季度奖和年终奖，年收入在20万元左右，收入高的甚至上百万元。而医生只能熬到头发花白小有名气时，才能达到这一高收入。所以，有的名牌医科大学生毕业后宁愿去做医药代表，而不做医生，还有些在职医生甚至辞职“下海”，推销药品。据了解，北京某中医药大学已成为业内公认的“医药代表的摇篮”。
医药代表这种特殊的“推销员”，其销售都通过医院和医生进行，病人没有质疑的余地，只是被动的消费者。陈林也坦承，医药代表在高价处方上的确“功不可没”。
此前，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国务院医改办主任孙志刚直言不讳地指出，“有些医药代表住在医院里，当天晚上就看医生开的处方。如果处方上有医药代表推销的药，当天晚上就会给医生回扣。长此以往，我们的医生队伍会被腐蚀。医生这个职业原本是救死扶伤，是高尚的，但如果医生都想着怎么赚钱，怎么多赚，那么带来的结果就是人民群众的不满意。”
医生待遇补偿
“现在北京一些医院医生的基本工资只有2000元左右。他们要买房子、养房子，由于长期付出与收入不符，部分医生便通过多开贵药处方获得非法收入，从而加重了看病贵。”在医药行业摸爬滚打十几年的陈林对公立医院医生的收入状况十分了解，而她自己也曾是福建省某公立医院的一名医生。她说，目前医药代表身上很多不好的东西，折射出了“以药养医”体制的弊端。医生收入偏低，而医药企业往往能迅速满足医生补偿收入的要求，所以会出现大量利益共同体。
1月10日，卫生部例行新闻发布会指出，“十二五”期间卫生部将全面取消“以药补医”，理顺补偿机制，以减轻患者就医负担。
在以“独立药房”化解“以药养医”难题的青岛试点，青岛市立医院（集团）总院长杨立表示，“取消以药养医，应增加医疗投入，实行补偿机制。”据国内相关调查表示，目前中国国内公立医院医生的基本工资低于公务员和教师。公立医院的部分高龄老教授仍在坚持出诊以赚取工资，据了解，他们退休后仅有1000-3000元基本工资。
南京市儿童医院院长方如平在接受中央电视台记者采访时说，“推销这种无形的手带给我们的压力很大。因为他可以跳过医院管理层，直接跟医生发生某种不正当的交易。而且这种不正当的交易，医院的管理层即使再设法，再严格，也是防不胜防。”
人们普遍认为药价虚高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医药代表从中谋取了暴利。陈林告诉记者，医药代表卖药大都要拉拢医生，激烈的竞争决定了谁都不敢把过多的利润留在自己手里。医生基本了解每一种药的利润，如果医药代表把大头吞掉了，医生根本不会用你的药，所以医药代表的利润在百分之三左右，医生拿去的利润则在百分之三十左右。
有业内人士表示，要想让医院不靠卖药来创收，医生不靠开处方来赚钱，只能寄希望于医改的不断深入来实现。毕竟医药企业不是“活雷锋”，指望哪个医药代表出淤泥而不染不太可能，而医生也需提高自己的收入来养家糊口。
相关专家指出，政府应加大医疗投入，实行补偿机制，提高诊疗费、手术费等医疗服务费。在不增加病人负担的同时，使医生的劳动价值得以体现，这样医生就能够通过精湛的技术服务，获得合法的收入，彻底斩断医生与医药代表之间的利益链关系。
流通中的利益链
医药代表与医生之间只是药品流通中的一个环节。只要多一个环节，药品当中就会被加进去一部分人情费用，那么，从药品出厂到使用中间到底要经历多少个环节？究竟哪一个环节才是最重要的利益链条呢？
“一种药品进入流通环节，需要经历很多环节：国家相关部门审批——招标——价格审议——各省用药目录——进入医院——院长认可——科室主任——医生——物流——本厂业务员。”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国家药监局相关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可谓是层层剥皮。”经过这些环节，药品从出厂到零售价格要飞跃几十倍。以目前市场上某种药品为例，成本价只有2元，却以200元的价格卖给患者。
记者调查发现，每一次药品招标中，厂家为了更加完美地“包装”自己的药品，每一种药品的汇报材料纸张成本就达200元，每个省里的医药品种有上万种，这样算下来，纸张的成本足有200多万元。
国家现行的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制度是从1999年开始推行的，主要就是为了降低虚高的药价和制止药品交易中的不正之风，但现在看来效果不尽人意，在药品的招标买卖之间，依然存在黑洞。
李氏大药厂北京分公司总经理方玲认为，公立医院药品虚高的主要原因是现行药品招标制度存在问题。除了“以药养医”当中的利润差额，更多的利润则是在招标当中的药品定价，比如一种药品的出厂价为10元，经过代理商的层层加码，医院进价达到100元。这个环节不解决，药品高价进医院，即使医院药品价格平进平出，对于患者来说仍缓解不了看病贵的问题。
作为药品招标的试点省份，陕西省率先将药品招标办公室设置在药监局内，以便负责省里的药品招标工作，此举将减少药品的流通环节，因为药监局不会直接和医院发生关系。
一位业内专家向记者表示，新医改正在慢慢触及公立医院的运行机制。而彻底消除“看病贵”的问题，需要政府进行补贴，更需要理顺内部运行机制，内外兼修才能为患者带来真正的实惠。
要想让医院不靠卖药来创收，医生不靠开处方来赚钱，只能寄希望于医改的不断深入来实现。
记者问道，“只是沟通吗？”
“当然，也为该院的年终奖做点贡献，为了能让我们的药品进入这家医院，已经做了不少人情公关工作。这次能安排年会，那也是医院给我们面子。”
在陈林笃定的语气背后，一个可以预见的事实是，这些所谓的人情公关费用最终都会加到消费者身上。
卫生部部长陈竺在1月5日召开的2012年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指出，三年医改取得重大进展，“看病难”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缓解。然而，百姓所关心的“看病贵”问题是否也得到相应解决？
被干扰的处方
“医生的处方应该全部出自临床的需要，主要考虑病人的病情、意愿和承受力，而不应该掺杂个人利益的因素。”陈林坦言，“但是现在一张处方上的干扰因素太多了。医生在为病人开处方时更多的是想到自己的利益，而很少想到如何做对病人好。”
在记者采访过程中，现年46岁的北京出租车司机王建国就表示，自己对药品几乎没什么认知，甚至对抗生素也是一无所知。身体不舒服时，经常是医生给开什么药，自己就吃什么药，从来没对处方有过任何质疑。
陈林的朋友杨磊负责销售一种零售价为几十元的肠胃药，主要通过门诊医生开处方卖给病人。门诊结束后，杨磊通过“特殊渠道”查出医生开出的处方量，然后按件计费，一盒返给医生10元钱，有的当天就把回扣返回医生，有的则按月结算。
陈林管理下的医药代表一般月收入在1万多元，算上季度奖和年终奖，年收入在20万元左右，收入高的甚至上百万元。而医生只能熬到头发花白小有名气时，才能达到这一高收入。所以，有的名牌医科大学生毕业后宁愿去做医药代表，而不做医生，还有些在职医生甚至辞职“下海”，推销药品。据了解，北京某中医药大学已成为业内公认的“医药代表的摇篮”。
医药代表这种特殊的“推销员”，其销售都通过医院和医生进行，病人没有质疑的余地，只是被动的消费者。陈林也坦承，医药代表在高价处方上的确“功不可没”。
此前，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国务院医改办主任孙志刚直言不讳地指出，“有些医药代表住在医院里，当天晚上就看医生开的处方。如果处方上有医药代表推销的药，当天晚上就会给医生回扣。长此以往，我们的医生队伍会被腐蚀。医生这个职业原本是救死扶伤，是高尚的，但如果医生都想着怎么赚钱，怎么多赚，那么带来的结果就是人民群众的不满意。”
医生待遇补偿
“现在北京一些医院医生的基本工资只有2000元左右。他们要买房子、养房子，由于长期付出与收入不符，部分医生便通过多开贵药处方获得非法收入，从而加重了看病贵。”在医药行业摸爬滚打十几年的陈林对公立医院医生的收入状况十分了解，而她自己也曾是福建省某公立医院的一名医生。她说，目前医药代表身上很多不好的东西，折射出了“以药养医”体制的弊端。医生收入偏低，而医药企业往往能迅速满足医生补偿收入的要求，所以会出现大量利益共同体。
1月10日，卫生部例行新闻发布会指出，“十二五”期间卫生部将全面取消“以药补医”，理顺补偿机制，以减轻患者就医负担。
在以“独立药房”化解“以药养医”难题的青岛试点，青岛市立医院（集团）总院长杨立表示，“取消以药养医，应增加医疗投入，实行补偿机制。”据国内相关调查表示，目前中国国内公立医院医生的基本工资低于公务员和教师。公立医院的部分高龄老教授仍在坚持出诊以赚取工资，据了解，他们退休后仅有1000-3000元基本工资。
南京市儿童医院院长方如平在接受中央电视台记者采访时说，“推销这种无形的手带给我们的压力很大。因为他可以跳过医院管理层，直接跟医生发生某种不正当的交易。而且这种不正当的交易，医院的管理层即使再设法，再严格，也是防不胜防。”
人们普遍认为药价虚高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医药代表从中谋取了暴利。陈林告诉记者，医药代表卖药大都要拉拢医生，激烈的竞争决定了谁都不敢把过多的利润留在自己手里。医生基本了解每一种药的利润，如果医药代表把大头吞掉了，医生根本不会用你的药，所以医药代表的利润在百分之三左右，医生拿去的利润则在百分之三十左右。
有业内人士表示，要想让医院不靠卖药来创收，医生不靠开处方来赚钱，只能寄希望于医改的不断深入来实现。毕竟医药企业不是“活雷锋”，指望哪个医药代表出淤泥而不染不太可能，而医生也需提高自己的收入来养家糊口。
相关专家指出，政府应加大医疗投入，实行补偿机制，提高诊疗费、手术费等医疗服务费。在不增加病人负担的同时，使医生的劳动价值得以体现，这样医生就能够通过精湛的技术服务，获得合法的收入，彻底斩断医生与医药代表之间的利益链关系。
流通中的利益链
医药代表与医生之间只是药品流通中的一个环节。只要多一个环节，药品当中就会被加进去一部分人情费用，那么，从药品出厂到使用中间到底要经历多少个环节？究竟哪一个环节才是最重要的利益链条呢？
“一种药品进入流通环节，需要经历很多环节：国家相关部门审批——招标——价格审议——各省用药目录——进入医院——院长认可——科室主任——医生——物流——本厂业务员。”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国家药监局相关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可谓是层层剥皮。”经过这些环节，药品从出厂到零售价格要飞跃几十倍。以目前市场上某种药品为例，成本价只有2元，却以200元的价格卖给患者。
记者调查发现，每一次药品招标中，厂家为了更加完美地“包装”自己的药品，每一种药品的汇报材料纸张成本就达200元，每个省里的医药品种有上万种，这样算下来，纸张的成本足有200多万元。
国家现行的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制度是从1999年开始推行的，主要就是为了降低虚高的药价和制止药品交易中的不正之风，但现在看来效果不尽人意，在药品的招标买卖之间，依然存在黑洞。
李氏大药厂北京分公司总经理方玲认为，公立医院药品虚高的主要原因是现行药品招标制度存在问题。除了“以药养医”当中的利润差额，更多的利润则是在招标当中的药品定价，比如一种药品的出厂价为10元，经过代理商的层层加码，医院进价达到100元。这个环节不解决，药品高价进医院，即使医院药品价格平进平出，对于患者来说仍缓解不了看病贵的问题。
作为药品招标的试点省份，陕西省率先将药品招标办公室设置在药监局内，以便负责省里的药品招标工作，此举将减少药品的流通环节，因为药监局不会直接和医院发生关系。
一位业内专家向记者表示，新医改正在慢慢触及公立医院的运行机制。而彻底消除“看病贵”的问题，需要政府进行补贴，更需要理顺内部运行机制，内外兼修才能为患者带来真正的实惠。
要想让医院不靠卖药来创收，医生不靠开处方来赚钱，只能寄希望于医改的不断深入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