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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两会”刚刚结束，借此机会对具有中国特色的两套班子——人大和政协的职能进行重新思考，是有必要的。
“理论上讲，中国现行的反腐体系已经非常全面——党内，有纪检系统，进行党内监督；政府内，有监察部门，进行政府监督，人大，作为权力机关对政府进行法律监督，政协、民主党派进行民主监督，还有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人民群众的社会监督，可谓天罗地网。”赵高潮说。
但是，他又补充道，“当真正执行起来，又常常是不到位的。”
人大政协堪任反腐急先锋
赵高潮，中国现有八大民主党派之一——中国民主促进会的一员，现任该会青岛市委副主委。事实上，他对目前中国这六支反腐力量的盘点是不错的，无论这些力量是强是弱，是名副其实抑或形同虚设，中国反腐事业的总体布局已经基本奠定。
六支反腐力量，按照“体制内”和“体制外”标准来划分，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体制内的力量——党内纪检系统、政府监察部门。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受制于纠缠的人事关系和隶属性质的管理体制，这两支力量在反腐过程中总得瞻前顾后，难以做到强硬反腐。
第二类是体制外的力量——新闻媒体、人民大众。千百万双雪亮眼睛与大众媒体无孔不入的曝光能力一旦结合，可照亮社会每个角落。不过，过分强大的社会效应也使这支力量容易失控，实乃社会稳定发展的双刃剑。在积重难返、需要妥协精神面对的现实国情党情面前，仅依靠新闻媒体反腐有如泻药，虽能治病，但也伤身。
第三支力量则是既可说是居于体制外、又可说是居于体制内的人大与政协两套系统。一方面，在官方的四套系统中，它们是与人民群众联系最紧密的两套班子，能够立足于民间立场，捍卫公众权益。在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中不乏热血人士、草根斗士，能言敢做，无视潜规则，堪任反腐生力军。另一方面，两套系统实际上处于党和政府的有序管理之中，操作起来收放自如，安全系数较高。
与新闻媒体相比，人大、政协系统发挥政府监督职能具有明显优势。新闻媒体的曝光式反腐属于“秋后算账”型，是腐败事实发生后的一系列批评、指责、舆论压力，虽然社会效果巨大，但毕竟腐败已然发生，媒体掀起的民怨无法弥补损失，反而引起社会躁动情绪。
相反，人大和政协的政府监督属于“防患于未然”型，通过参加决策听证会、法院旁听、特定问题质询甚至介入政府审批环节，人大和政协可以实现“防腐”。
主动出击化解官僚坚冰
青岛市人大代表、青岛市委党校教授刘文俭说：“近两年，青岛市政府一些重大的决策都会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去旁听”，去年，他就参与了几次政府的意见咨询会。这种“俯下身”倾听各界意见的政府会议，在青岛越来越多。
除了“被邀请”，人大常委会偶尔也会主动出击。“当感觉政府在某方面作为不够、工作没有达到相应要求，或者怀疑在某些地方发生了重大损失，带来了一些不良影响，人大常委会可以随时去质询政府。”刘文俭说。
在人大表决方面，“全票通过”已经成为历史。越来越多人大代表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敢于动用否决票，以表达对某项工作结果的不满。虽然最终绝大部分报告因多数压倒少数而通过，“但否决票的多寡实际上已经对政府官员产生了心理压力。”刘文俭说。
民主党派也在努力行使监督权利。去年，由中国民主促进会青岛市委提交的针对“青岛中小学教师接受政府培训过多过频致严重影响个人休假”的调查报告受到政府的采纳，获得了迅速解决。
不过，并非每种监督职能都在顺利行使。去年底的青岛市两会，一个四方区人大代表的发言很能说明问题。她说，“我曾经几次到法院去旁听，受到了法官的阻挠，他对于我这种旁听的要求很不习惯，觉得我是不是在监视他，还直接取消了当天的庭审。”这位人大代表发现，法院对于宗卷的存放十分随意，文件随时有丢失之虞，存在比较严重的失职嫌疑。
这个案例让人联想到广东的“孟浩事件”。2006年，广东省政协委员孟浩因接获某中学生遭遇不公的求助，求访广州市教育局领导，遭到该局工作人员的粗鲁对待和报警威胁。次日，广州市教育局甚至发函至省政协，要求成立“联合调查组”，严肃处理孟浩。然而，在广东省政协的强硬回应，新闻媒体的广泛报道以及公众舆论压力之下，广州市教育局最后低头认错。这一事件可看做是政协在行使社会监督权方面一次重大胜利。
“如果每一个委员都有孟浩这种意识和勇气的话，我觉得政协和人大的监督作用会发挥得更好！”刘文俭说。
立法缺位监督实践有心难行
腐败总是从权力膨胀开始。要铲除腐败，就要限制权力。“政府从本源上讲是接受人民的委托、为人民办事的一个组织机构，但是时间长了之后，政府的一些部门往往都想把自身的权力搞得大一点。”刘文俭分析说。
“按照马斯洛需求理论，人最基本的需求就是生存需求，然后是受到别人尊重的需求，那么你手中有权力，就是受到别人尊重的一个前提条件，你有权力往往就能受到别人的尊重。所以，政府每一个部门的人，都不希望削弱权力，而是希望加大。”
刘文俭从理论上解释了政府的权力扩张为何难以遏制，解释了官僚权力欲望的必然性，而试图从政府内部诞生力量去阻止权力扩张是徒劳的。最明智的方法始终是从外部引入规制。引入哪一种力量的规制则是最核心的问题。人大和政协，应是一支最理想的规制力量。
目前，在国内的立法中，对于人大的相关规定则已经比较详尽，2006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详细规定了地方人大如何对政府进行审查、检查、质询、特定问题调查。不过，这一法律也对人大代表个人的监督行为产生掣肘，因为依据该法律，人大代表的监督职能基本上要体现集体意志，也即人大委员会的集体决议，若想以个人意愿进行督意，总得经过一系列繁琐程序，势必降低了监督积极性。在这一点上取得立法突破，可以进一步地激发人大系统的活力。
在政协方面，法律缺位较为明显。中国民主促进会青岛市委副主委赵高潮说，对于政协委员而言，对政府进行监督是毫无疑问的权力，但在具体的某个场合的某个事件，政协委员应不应该介入，又常是难以判断和富有争议的。这是立法缺位带来的实践不便。
在立法上，推进人大、政协的权力范围，为代表和委员介入政府决策过程打开方便之门，是最为理想的防治腐败方式。人大和政协作为反腐力量的新增长点，值得在新一届领导班子的执政布局中占有更重要的地位。
后记
中国文化熏陶下，中庸者众，奇葩者少。在今年“两会”上，一些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失声，以及面对媒体时敷衍的一句“我只是过来学习的”，就反映了这种明哲保身的心态。
然而，社会的每一次进步又常常是奇葩推进的，诸如打假斗士方舟子，叫板铁道部和环保部的律师董正伟，曝光雷政富视频的记者朱瑞峰，皆属人中“怪胎”，社会“奇葩”。偏偏是这些“怪胎”、“奇葩”，最终被证明促进了社会某一步质的飞跃。
据记者观察，在人大、政协之中，奇葩型的代表也大有人在，他们对潜规则视而不见，偏偏要与法律形式上赋予的权利较真，要求质询政府，旁听法院，走访部门，讨要说法。他们比在两会上“放炮”的委员更可敬。
总之，政府应当慢慢习惯外界对自身的各种质询、怀疑和要求，而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亦应习惯对政府事务进行法律框架内的监督。一退一进，反腐局面将能海阔天空。
“理论上讲，中国现行的反腐体系已经非常全面——党内，有纪检系统，进行党内监督；政府内，有监察部门，进行政府监督，人大，作为权力机关对政府进行法律监督，政协、民主党派进行民主监督，还有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人民群众的社会监督，可谓天罗地网。”赵高潮说。
但是，他又补充道，“当真正执行起来，又常常是不到位的。”
人大政协堪任反腐急先锋
赵高潮，中国现有八大民主党派之一——中国民主促进会的一员，现任该会青岛市委副主委。事实上，他对目前中国这六支反腐力量的盘点是不错的，无论这些力量是强是弱，是名副其实抑或形同虚设，中国反腐事业的总体布局已经基本奠定。
六支反腐力量，按照“体制内”和“体制外”标准来划分，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体制内的力量——党内纪检系统、政府监察部门。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受制于纠缠的人事关系和隶属性质的管理体制，这两支力量在反腐过程中总得瞻前顾后，难以做到强硬反腐。
第二类是体制外的力量——新闻媒体、人民大众。千百万双雪亮眼睛与大众媒体无孔不入的曝光能力一旦结合，可照亮社会每个角落。不过，过分强大的社会效应也使这支力量容易失控，实乃社会稳定发展的双刃剑。在积重难返、需要妥协精神面对的现实国情党情面前，仅依靠新闻媒体反腐有如泻药，虽能治病，但也伤身。
第三支力量则是既可说是居于体制外、又可说是居于体制内的人大与政协两套系统。一方面，在官方的四套系统中，它们是与人民群众联系最紧密的两套班子，能够立足于民间立场，捍卫公众权益。在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中不乏热血人士、草根斗士，能言敢做，无视潜规则，堪任反腐生力军。另一方面，两套系统实际上处于党和政府的有序管理之中，操作起来收放自如，安全系数较高。
与新闻媒体相比，人大、政协系统发挥政府监督职能具有明显优势。新闻媒体的曝光式反腐属于“秋后算账”型，是腐败事实发生后的一系列批评、指责、舆论压力，虽然社会效果巨大，但毕竟腐败已然发生，媒体掀起的民怨无法弥补损失，反而引起社会躁动情绪。
相反，人大和政协的政府监督属于“防患于未然”型，通过参加决策听证会、法院旁听、特定问题质询甚至介入政府审批环节，人大和政协可以实现“防腐”。
主动出击化解官僚坚冰
青岛市人大代表、青岛市委党校教授刘文俭说：“近两年，青岛市政府一些重大的决策都会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去旁听”，去年，他就参与了几次政府的意见咨询会。这种“俯下身”倾听各界意见的政府会议，在青岛越来越多。
除了“被邀请”，人大常委会偶尔也会主动出击。“当感觉政府在某方面作为不够、工作没有达到相应要求，或者怀疑在某些地方发生了重大损失，带来了一些不良影响，人大常委会可以随时去质询政府。”刘文俭说。
在人大表决方面，“全票通过”已经成为历史。越来越多人大代表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敢于动用否决票，以表达对某项工作结果的不满。虽然最终绝大部分报告因多数压倒少数而通过，“但否决票的多寡实际上已经对政府官员产生了心理压力。”刘文俭说。
民主党派也在努力行使监督权利。去年，由中国民主促进会青岛市委提交的针对“青岛中小学教师接受政府培训过多过频致严重影响个人休假”的调查报告受到政府的采纳，获得了迅速解决。
不过，并非每种监督职能都在顺利行使。去年底的青岛市两会，一个四方区人大代表的发言很能说明问题。她说，“我曾经几次到法院去旁听，受到了法官的阻挠，他对于我这种旁听的要求很不习惯，觉得我是不是在监视他，还直接取消了当天的庭审。”这位人大代表发现，法院对于宗卷的存放十分随意，文件随时有丢失之虞，存在比较严重的失职嫌疑。
这个案例让人联想到广东的“孟浩事件”。2006年，广东省政协委员孟浩因接获某中学生遭遇不公的求助，求访广州市教育局领导，遭到该局工作人员的粗鲁对待和报警威胁。次日，广州市教育局甚至发函至省政协，要求成立“联合调查组”，严肃处理孟浩。然而，在广东省政协的强硬回应，新闻媒体的广泛报道以及公众舆论压力之下，广州市教育局最后低头认错。这一事件可看做是政协在行使社会监督权方面一次重大胜利。
“如果每一个委员都有孟浩这种意识和勇气的话，我觉得政协和人大的监督作用会发挥得更好！”刘文俭说。
立法缺位监督实践有心难行
腐败总是从权力膨胀开始。要铲除腐败，就要限制权力。“政府从本源上讲是接受人民的委托、为人民办事的一个组织机构，但是时间长了之后，政府的一些部门往往都想把自身的权力搞得大一点。”刘文俭分析说。
“按照马斯洛需求理论，人最基本的需求就是生存需求，然后是受到别人尊重的需求，那么你手中有权力，就是受到别人尊重的一个前提条件，你有权力往往就能受到别人的尊重。所以，政府每一个部门的人，都不希望削弱权力，而是希望加大。”
刘文俭从理论上解释了政府的权力扩张为何难以遏制，解释了官僚权力欲望的必然性，而试图从政府内部诞生力量去阻止权力扩张是徒劳的。最明智的方法始终是从外部引入规制。引入哪一种力量的规制则是最核心的问题。人大和政协，应是一支最理想的规制力量。
目前，在国内的立法中，对于人大的相关规定则已经比较详尽，2006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详细规定了地方人大如何对政府进行审查、检查、质询、特定问题调查。不过，这一法律也对人大代表个人的监督行为产生掣肘，因为依据该法律，人大代表的监督职能基本上要体现集体意志，也即人大委员会的集体决议，若想以个人意愿进行督意，总得经过一系列繁琐程序，势必降低了监督积极性。在这一点上取得立法突破，可以进一步地激发人大系统的活力。
在政协方面，法律缺位较为明显。中国民主促进会青岛市委副主委赵高潮说，对于政协委员而言，对政府进行监督是毫无疑问的权力，但在具体的某个场合的某个事件，政协委员应不应该介入，又常是难以判断和富有争议的。这是立法缺位带来的实践不便。
在立法上，推进人大、政协的权力范围，为代表和委员介入政府决策过程打开方便之门，是最为理想的防治腐败方式。人大和政协作为反腐力量的新增长点，值得在新一届领导班子的执政布局中占有更重要的地位。
后记
中国文化熏陶下，中庸者众，奇葩者少。在今年“两会”上，一些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失声，以及面对媒体时敷衍的一句“我只是过来学习的”，就反映了这种明哲保身的心态。
然而，社会的每一次进步又常常是奇葩推进的，诸如打假斗士方舟子，叫板铁道部和环保部的律师董正伟，曝光雷政富视频的记者朱瑞峰，皆属人中“怪胎”，社会“奇葩”。偏偏是这些“怪胎”、“奇葩”，最终被证明促进了社会某一步质的飞跃。
据记者观察，在人大、政协之中，奇葩型的代表也大有人在，他们对潜规则视而不见，偏偏要与法律形式上赋予的权利较真，要求质询政府，旁听法院，走访部门，讨要说法。他们比在两会上“放炮”的委员更可敬。
总之，政府应当慢慢习惯外界对自身的各种质询、怀疑和要求，而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亦应习惯对政府事务进行法律框架内的监督。一退一进，反腐局面将能海阔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