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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5月6日，周恩来总理为《中国青年》杂志题词，纪念恽代英牺牲十九周年。题词全文如下：
中国青年热爱的领袖——恽代英同志牺牲已经十九年了，他的无产阶级意识、工作热情、坚强意志、朴素作风、牺牲精神、群众化的品质、感人的说服力，应永远成为中国青年的楷模。
恽代英“群众化的品质”，在他任中华大学附中部主任（相当校长）时便传为美谈。1913年秋，恽代英考入中华大学预科，两年后转入中国哲学门学习。其时，由陈独秀等发起的新文化运动在全国兴起，这给正在追求真理的恽代英展示了一个新天地。1917年10月，他与黄负生、梁绍文、洗震发起组织了武昌地区第一个爱国社团——互助社，从公德、公心、诚心、谨慎、谦虚、服从、礼貌、利他八个方面加强修养，时刻不忘伺候国家，伺候社会，深受同学们的拥戴。十天后，该社便发展到五组十九人。1918年7月，恽代英毕业留校任教。他在毕业前是互助社的普通一员，毕业后，地位变了，仍然是互助社的普通一员。他和社员们既是师生关系，也是朋友关系。互助社中仍在学校学习的同学对他特别尊重，改称他为“恽老师”，旨在维护他的威信，支持他的工作。恽代英也明白这一点，于是他更主动地参加互助社的活动，向社员们反复表示：“切不要把尊师的道理待我。”并提醒自己“做教职员的时候，切不要勉强人尊师，以养成高于‘人’的观念”。他“视同学如兄弟”，向他们公开自己的日记，同学们读了他的日记，就等于和他进行了一次思想交流。他也从阅读同学的日记中，“详知他们的疾苦”。正因如此，恽代英在同学中的威信更高了。
恽代英“群众化的品质”，在大革命时期感动了整整一代青年。他在主编《中国青年》期间，热情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把中国青年引导到“活动的路上”、“强健的路上”、“切实的路”上去，成为他们的良师益友。郭沫若说：“在大革命前后的青年们，凡是稍微有些进步思想的，不知道恽代英，没有受过他的影响的人，可以说没有。”《中国青年》编辑部每天要收到几十封甚至上百封读者来信，还有许多青年不远千里慕名前来求教。对于读者的来信，恽代英不管多忙，都要和其他编辑一起写复信。有普遍意义的则在杂志上刊登，以期引起讨论。1925年8月，山西一位署名“乔刚”的青年写了一篇通讯——《山西学生的抗税运动》，投寄《中国青年》编辑部，反映山西青年学生不满阎锡山“强征房屋税”、“发行流行券”而举行的游行抗议活动情况。恽代英当即将这篇通讯发表在该刊第一百零一期上，并写了近五百字的按语，号召全国青年向山西青年学习。乔刚深受恽代英的鼓舞，当年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薄一波同志晚年回忆起这段历史时非常激动，由此我们才知道“乔刚”原来就是薄一波。对来访者，恽代英也总是热情接待，耐心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杨闇公为了寻找真理，从四川到上海，找恽代英晤谈，受益匪浅。杨在日记中写道，代英谈话时“很有一部分真理在，他研究的方法都是从实际入手”，不是“唱高调，漠视一切，故我很有动于中”；“有研究的人，开口就看得出。代英对于现实的情形，一定了解无余，故很重视行动的工作”。杨闇公返川后立即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大革命中英勇牺牲。
恽代英“群众化的品质”，更体现在他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抵制党内错误，勇于牺牲自己的高尚情操。他拥护毛、朱红军开创的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1930年2月15至20日，恽代英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出席指导中共福建省第二次代表大会。这时，在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下，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已经形成。恽代英虽然不可能阻挡“左”倾错误潮流，但他却保持清醒的头脑，在自己工作的范围内，尽量减少“左”倾错误对党和人民的危害。这次会议通过的决议，虽然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左”的词句，但在对全省工作具体部署时，强调闽西红军要深入扩大闽西的土地革命，向漳州所属地区发展，反对红军向东江发展，以与东江红军配合，进攻广州的冒险计划。恽代英的正确思想，却受到李立三的错误打击，被调离党中央，先后到沪中、沪东区任区委书记。恽代英表现出极强的无产阶级党性，他脱掉长衫，穿上工作服，不顾个人安危，和工人群众生活战斗在一起。当他看到许多优秀党员和工人群众无辜牺牲在国民党的屠刀下，就像刺刀扎在自己心上一样。他气愤地说，在今日布置暴动，“不如叫同志和群众一齐去跳黄浦江的好”。他还激愤地对爱妻沈葆英说：“有的人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不顾及上海主客观力量的对比，梦想现在就占领上海，把群众推入冒险主义的血海。在这种时刻，怎么办呢？我是为了尽量减少群众流血牺牲，才挑起这副担子的。我不能力挽狂澜，只能献身堵口。眼前，是蒋介石用血手制造的人间地狱。要摧毁这座地狱，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我想，血是不会白流的。革命志士的血，能够增长同志的智慧，擦亮勇士的眼睛。但愿人们能够从血的代价里很快地醒悟过来，我们的事业还是有希望的。我为此而献身，也是死得其所！”
1930年5月6日，恽代英不幸被捕，1931年4月29日，在南京英勇就义。
中国青年热爱的领袖——恽代英同志牺牲已经十九年了，他的无产阶级意识、工作热情、坚强意志、朴素作风、牺牲精神、群众化的品质、感人的说服力，应永远成为中国青年的楷模。
恽代英“群众化的品质”，在他任中华大学附中部主任（相当校长）时便传为美谈。1913年秋，恽代英考入中华大学预科，两年后转入中国哲学门学习。其时，由陈独秀等发起的新文化运动在全国兴起，这给正在追求真理的恽代英展示了一个新天地。1917年10月，他与黄负生、梁绍文、洗震发起组织了武昌地区第一个爱国社团——互助社，从公德、公心、诚心、谨慎、谦虚、服从、礼貌、利他八个方面加强修养，时刻不忘伺候国家，伺候社会，深受同学们的拥戴。十天后，该社便发展到五组十九人。1918年7月，恽代英毕业留校任教。他在毕业前是互助社的普通一员，毕业后，地位变了，仍然是互助社的普通一员。他和社员们既是师生关系，也是朋友关系。互助社中仍在学校学习的同学对他特别尊重，改称他为“恽老师”，旨在维护他的威信，支持他的工作。恽代英也明白这一点，于是他更主动地参加互助社的活动，向社员们反复表示：“切不要把尊师的道理待我。”并提醒自己“做教职员的时候，切不要勉强人尊师，以养成高于‘人’的观念”。他“视同学如兄弟”，向他们公开自己的日记，同学们读了他的日记，就等于和他进行了一次思想交流。他也从阅读同学的日记中，“详知他们的疾苦”。正因如此，恽代英在同学中的威信更高了。
恽代英“群众化的品质”，在大革命时期感动了整整一代青年。他在主编《中国青年》期间，热情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把中国青年引导到“活动的路上”、“强健的路上”、“切实的路”上去，成为他们的良师益友。郭沫若说：“在大革命前后的青年们，凡是稍微有些进步思想的，不知道恽代英，没有受过他的影响的人，可以说没有。”《中国青年》编辑部每天要收到几十封甚至上百封读者来信，还有许多青年不远千里慕名前来求教。对于读者的来信，恽代英不管多忙，都要和其他编辑一起写复信。有普遍意义的则在杂志上刊登，以期引起讨论。1925年8月，山西一位署名“乔刚”的青年写了一篇通讯——《山西学生的抗税运动》，投寄《中国青年》编辑部，反映山西青年学生不满阎锡山“强征房屋税”、“发行流行券”而举行的游行抗议活动情况。恽代英当即将这篇通讯发表在该刊第一百零一期上，并写了近五百字的按语，号召全国青年向山西青年学习。乔刚深受恽代英的鼓舞，当年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薄一波同志晚年回忆起这段历史时非常激动，由此我们才知道“乔刚”原来就是薄一波。对来访者，恽代英也总是热情接待，耐心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杨闇公为了寻找真理，从四川到上海，找恽代英晤谈，受益匪浅。杨在日记中写道，代英谈话时“很有一部分真理在，他研究的方法都是从实际入手”，不是“唱高调，漠视一切，故我很有动于中”；“有研究的人，开口就看得出。代英对于现实的情形，一定了解无余，故很重视行动的工作”。杨闇公返川后立即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大革命中英勇牺牲。
恽代英“群众化的品质”，更体现在他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抵制党内错误，勇于牺牲自己的高尚情操。他拥护毛、朱红军开创的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1930年2月15至20日，恽代英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出席指导中共福建省第二次代表大会。这时，在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下，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已经形成。恽代英虽然不可能阻挡“左”倾错误潮流，但他却保持清醒的头脑，在自己工作的范围内，尽量减少“左”倾错误对党和人民的危害。这次会议通过的决议，虽然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左”的词句，但在对全省工作具体部署时，强调闽西红军要深入扩大闽西的土地革命，向漳州所属地区发展，反对红军向东江发展，以与东江红军配合，进攻广州的冒险计划。恽代英的正确思想，却受到李立三的错误打击，被调离党中央，先后到沪中、沪东区任区委书记。恽代英表现出极强的无产阶级党性，他脱掉长衫，穿上工作服，不顾个人安危，和工人群众生活战斗在一起。当他看到许多优秀党员和工人群众无辜牺牲在国民党的屠刀下，就像刺刀扎在自己心上一样。他气愤地说，在今日布置暴动，“不如叫同志和群众一齐去跳黄浦江的好”。他还激愤地对爱妻沈葆英说：“有的人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不顾及上海主客观力量的对比，梦想现在就占领上海，把群众推入冒险主义的血海。在这种时刻，怎么办呢？我是为了尽量减少群众流血牺牲，才挑起这副担子的。我不能力挽狂澜，只能献身堵口。眼前，是蒋介石用血手制造的人间地狱。要摧毁这座地狱，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我想，血是不会白流的。革命志士的血，能够增长同志的智慧，擦亮勇士的眼睛。但愿人们能够从血的代价里很快地醒悟过来，我们的事业还是有希望的。我为此而献身，也是死得其所！”
1930年5月6日，恽代英不幸被捕，1931年4月29日，在南京英勇就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