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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是维基解密,再是爱德华?斯诺登——美国国家安全机构近年来的泄密事件如海啸一般汹涌而来。这有时给人一种感觉:我们对美国外交官和间谍的行为已经无所不知。从事侦听工作的美国国家安全局(NSA)的前合同工斯诺登的爆料,影响远远超过最初由朱利安?阿桑奇公布的政府部门文件。
斯诺登泄露的文件不仅保密程度更高,而且他头一回揭露了“五只眼睛”情报联盟的紧密结构和牢固网络。“五只眼睛”是二战后最为神秘的组织,联合了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五国的情报机构。斯诺登的文件大量披露了该机构的运作情况(如监听国家领导人,以及为搜寻恐怖分子目标而收集的海量数据),以至于仍在不断泄露的新资料失去了震惊世人的能力。
《斯诺登档案》出版不久后,由律师转行当记者、受斯诺登委托发布文件的格伦?格林沃尔德于今年4月出版一本叙述NSA丑闻的书。《卫报》记者卢克?哈丁对斯诺登爆料一事的参与晚于格林沃尔德。他采访了与斯诺登共事过的人,但没有采访斯诺登本人。对于曾经担任情报机构IT专家、但因为幻想破灭而成为泄密者的斯诺登,哈丁的描写难免有瑕疵——鉴于本书成书速度如此之快,这是意料之中的。毕竟,从斯诺登最初爆料到本书出版只有8个月。
对于情报机构在互联网时代如何盯住正当的目标,哈丁绕过了一些棘手的问题。类似地,为泄露情报机构越权违法的细节提供理由的论点,不一定能支持暴露敏感的数字谍报技术,从而让俄罗斯和中国等西方的地缘政治对手得益。然而,本书对此探讨甚少。
作者顺带进行的比较也显得傲慢:在他看来,美国媒体胆小怕事,而英国媒体英勇无畏。不过,作为在普京主政期间被俄罗斯驱逐的记者,哈丁至少能从另一个角度承认,关于斯诺登,有一些令人不安的困惑:此人以言论自由之名逃离美国,却前往一个威权国家寻求庇护。
斯诺登本人仍然难以捉摸。他曾经在聊天室里厉声反对泄密,到头来却成了也许是情报史上最大的泄密者。斯诺登还有许多曾与他合作的人,尤其是格林沃尔德——不仅是自由意志主义者,还是公民自由主义者。
本书最出色的是前半部,其描述相当扣人心弦:斯诺登对他眼里的体制内部越权行为产生愤怒,决心发动一场惊天动地的电子盗窃,下载NSA及其合作伙伴的最敏感文件,将其交给同意在香港见面的记者。哈丁精彩描述了《卫报》发表第一篇有关斯诺登报道的时刻,故事紧张刺激,既不乏高尚的新闻热情,又洋溢着公布敏感信息的兴奋。
斯诺登不是贪杯的金?菲尔比(冷战时期在英国情报部门工作、暗中为克格勃效力的间谍——译者注),这一点是当前时代的特征。在新的信息时代,没有了冷战意识形态的束缚,情报机构早已不再使用树下秘密情报传递点。但某些方面没有变化:英美战后情报项目面临的最大威胁不是苏联人和中国人,而是其内部对体制虚伪性的反感。
从许多方面看,9·11事件及其引发的一系列反应(推动美国出兵阿富汗和伊拉克,扩充情报机构,鼓动它们绕过法律)与斯诺登有着直接的联系。在伊拉克问题上,白宫不断敦促情报机构拿出它想要的有关萨达姆?侯赛因的分析。与此形成对比的是,贝拉克?奥巴马上任后似乎被动地接受了手头强大的情报工具。白宫表示总统不知道安格拉?默克尔的电话被监听,这点很少有人相信,但不好说是奥巴马本人坚持要监听默克尔。不论如何,奥巴马坚定地站在间谍一边。
评价泄密的后果不在哈丁这本书的讨论范围内,但考虑到斯诺登泄密的内容,迄今后果小得惊人。默克尔等少数人和世界银行等少数机构得到承诺:他们将不再是监听目标。除此之外,奥巴马没有做什么让步。
斯诺登泄露的文件不仅保密程度更高,而且他头一回揭露了“五只眼睛”情报联盟的紧密结构和牢固网络。“五只眼睛”是二战后最为神秘的组织,联合了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五国的情报机构。斯诺登的文件大量披露了该机构的运作情况(如监听国家领导人,以及为搜寻恐怖分子目标而收集的海量数据),以至于仍在不断泄露的新资料失去了震惊世人的能力。
《斯诺登档案》出版不久后,由律师转行当记者、受斯诺登委托发布文件的格伦?格林沃尔德于今年4月出版一本叙述NSA丑闻的书。《卫报》记者卢克?哈丁对斯诺登爆料一事的参与晚于格林沃尔德。他采访了与斯诺登共事过的人,但没有采访斯诺登本人。对于曾经担任情报机构IT专家、但因为幻想破灭而成为泄密者的斯诺登,哈丁的描写难免有瑕疵——鉴于本书成书速度如此之快,这是意料之中的。毕竟,从斯诺登最初爆料到本书出版只有8个月。
对于情报机构在互联网时代如何盯住正当的目标,哈丁绕过了一些棘手的问题。类似地,为泄露情报机构越权违法的细节提供理由的论点,不一定能支持暴露敏感的数字谍报技术,从而让俄罗斯和中国等西方的地缘政治对手得益。然而,本书对此探讨甚少。
作者顺带进行的比较也显得傲慢:在他看来,美国媒体胆小怕事,而英国媒体英勇无畏。不过,作为在普京主政期间被俄罗斯驱逐的记者,哈丁至少能从另一个角度承认,关于斯诺登,有一些令人不安的困惑:此人以言论自由之名逃离美国,却前往一个威权国家寻求庇护。
斯诺登本人仍然难以捉摸。他曾经在聊天室里厉声反对泄密,到头来却成了也许是情报史上最大的泄密者。斯诺登还有许多曾与他合作的人,尤其是格林沃尔德——不仅是自由意志主义者,还是公民自由主义者。
本书最出色的是前半部,其描述相当扣人心弦:斯诺登对他眼里的体制内部越权行为产生愤怒,决心发动一场惊天动地的电子盗窃,下载NSA及其合作伙伴的最敏感文件,将其交给同意在香港见面的记者。哈丁精彩描述了《卫报》发表第一篇有关斯诺登报道的时刻,故事紧张刺激,既不乏高尚的新闻热情,又洋溢着公布敏感信息的兴奋。
斯诺登不是贪杯的金?菲尔比(冷战时期在英国情报部门工作、暗中为克格勃效力的间谍——译者注),这一点是当前时代的特征。在新的信息时代,没有了冷战意识形态的束缚,情报机构早已不再使用树下秘密情报传递点。但某些方面没有变化:英美战后情报项目面临的最大威胁不是苏联人和中国人,而是其内部对体制虚伪性的反感。
从许多方面看,9·11事件及其引发的一系列反应(推动美国出兵阿富汗和伊拉克,扩充情报机构,鼓动它们绕过法律)与斯诺登有着直接的联系。在伊拉克问题上,白宫不断敦促情报机构拿出它想要的有关萨达姆?侯赛因的分析。与此形成对比的是,贝拉克?奥巴马上任后似乎被动地接受了手头强大的情报工具。白宫表示总统不知道安格拉?默克尔的电话被监听,这点很少有人相信,但不好说是奥巴马本人坚持要监听默克尔。不论如何,奥巴马坚定地站在间谍一边。
评价泄密的后果不在哈丁这本书的讨论范围内,但考虑到斯诺登泄密的内容,迄今后果小得惊人。默克尔等少数人和世界银行等少数机构得到承诺:他们将不再是监听目标。除此之外,奥巴马没有做什么让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