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投资界和企业界的大亨们都习惯称陈琦伟为“陈老师”。因为他不仅是中国投资界的“教父”，也是名副其实的教授、经济学家。1988年，在华东师大经济系任教的陈琦伟创办亚商咨询公司，2000年初转型进军投资领域。二十多年风云变幻，最早进入证券界的公司所剩寥寥无几，但以陈琦伟为董事长的亚商集团则一路凯歌，目前净资产总额超过70亿元人民币，投资了约80家企业，其中仅两家失败。如今陈琦伟还是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管理学院教授、博导，亚洲开发银行顾问。
　　琦伟是和我一样是“插兄”。1977年，他从黑龙江农村考入华东师大，第二学年跳级读研究生，是“文革”后最早的国际经济学博士。在学校时，我们并不相熟。毕业后，我去市委宣传部，他则留校任教。因为我的工作是联系全市的青年学者，于是和琦伟的接触多了起来。那时他已崭露头角，第一部专著《国际竞争论》出版即获第一届“孙冶方经济学优秀著作奖”。这在当年的青年经济学人中绝无仅有。于是琦伟名声大噪，受到市委和学校重视。他不仅担任了经济系副主任，还被选为上海社联最年轻的副主席。
　　1987年，他在老市长汪道涵的支持下，创办了一家民间研究机构“亚洲研究所”，邀我兼任属下文化室主任，第二年暑假还推荐我去泰国朱拉隆功大学讲学。我们的关系又深了一层。此时，琦伟正在筹办亚商咨询公司。教授下海，他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当时我有些不解，曾经问过他是否精力过剩。他说，一来是为亚洲所筹集经费，二来也是为经济系师生办一个“实验室”，避免钻在空头理论里。由此开始了他后来20年学者兼资本家的人生道路。
　　九十年代初，我出国留学，和琦伟一别就是六年，相互间音信杳无。再相聚是在1995年春节，琦伟带着妻儿来香港旅游，在我家住了两天。琦伟的豪气不减当年，只是更多了几分沉稳。我们的亚洲研究所早已无疾而终，他把大部分精力倾注在亚商的经营上，希望能抓住改革重启的好时机。这次分手后，我和琦伟分别在香港和上海各自忙碌起来，但还经常能听到彼此的消息。知道他离开母校，被交大挖去出任教授；也听说亚商越做越大。本世纪初，先是从证券咨询转型做PE（股权）投资，赚得盆满钵满。有时候，一个项目就能带来几十倍的回报。但后来那些赶潮流、凑热闹的投资机构争先恐后抬高价格，让创业者的心態变得越来越浮躁，企业增值已不是靠一份耕耘一份收获的积累，更多人贪恋于资本游戏，很多企业陷入拔苗助长的误区。琦伟敏锐地看到PE泡沫化已现端倪，便在2009年及时领导亚商再次转型，改做风险投资。他创立了一个以投资带动增值服务的独特模式。亚商属下的“创业加速器”是“资本 导师”的风投基金，既向新创企业提供资金，也以多年积累的理念、服务、资源和价值观帮助创业者们。
　　近几年，我和琦伟都过了花甲之年，逐渐从第一线退了下来，老友才有了更多相聚的时间。前年夏天，琦伟邀我去广州九龙湖一起度假，顺便给他的企业家朋友们讲讲文化问题。我们有了一段朝夕相处的时间，在一起谈人生，谈事业，谈艺术。按理说，以琦伟的才智还可以在资本市场做得更大，但他宁可把大把时间留给自己享受生活。他每年有一大半的时间去世界各地旅行，骑马，钓鱼，享受美食和打高尔夫球。他还有一个嗜好是收藏绘画作品和欣赏交响乐。去年夏天，我们夫妇去他在加州新港的寓所做客。他陪我在参观一间间画廊，谈起从法国、俄罗斯到美国的各种画派如数家珍。他告诉我：在各国旅游时收藏了不少精品，最喜欢的是从美国拍回来的一幅当代艺术作品。那是犹太名画家欧文·诺曼取自“摩西十诫”题材而作，画面上是造型奇特的金牛以及大群表情亢奋的人。画家以超现实主义手法批判现代人对物欲的膜拜和人性的贪婪。喜欢这幅油画的意境，因为这也是他的人生态度。琦伟说：“我们生逢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财富创造时代，但赚钱并不是人生目的，精神的充实才是本原。”对他来说，投资是一种生活方式。在投资的过程中与企业家的沟通，是互相体现价值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