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艺术博物馆于2005年3月通过纽约佳士得公司拍卖转让了一件康熙五彩人物故事图纹棒槌瓶。此瓶形制高大规整，特别是其画工繁复精妙，为康熙彩瓷中所鲜见。胎釉制作﹑纹样敷彩皆属上乘，不是官窑就是“官搭民烧”中最高档次的佳品。一番激烈争夺之后，以29.5万美元落锤，花落波士顿一大清瓷藏家，实际成交价为人民币291万元。
　　
　　该瓶高74.5厘米，如此高大完美的五彩人物故事图纹瓶不见于国内各大博物馆。洗口，直颈，斜肩，瓶身直如截筒，瓶颈颀长，与瓶身之间的比例和谐耐看，形似洗衣用的木棒槌，故俗称“棒槌瓶”。近足处微内收，再稍向外折，最终以削成的露胎圈足作结，底满釉。胎质细白致密，胎体匀厚，通体施肥润透明釉。洗口侧面呈上小下大中部微收的圆台形，底面通过下降斜坡与其下直颈相连，侧影变化巧妙。洗口外侧以墨彩描出一周双线回文，上敷绿彩。颈部上下还有两道双线夹持的回文，框住中段的刘海﹑和合四仙图，上面一道回文敷淡墨彩，下面一道敷比较贵重的蓝彩。肩部有淡绿芝麻地绿叶红花与开光杂宝图案相间的装饰带，杂宝包括书画轴和石磬。下接绿彩如意云头纹围肩，辅以黄彩淡墨彩两道镶边。此瓶的最大看点是长直腹上通景所绘《伯夷叔齐叩马谏武王伐商图》。
　　
　　根据《史记·伯夷列传》记载，伯夷和叔齐是商代孤竹国君的长子和幼子，两位都人品高尚、积仁洁行，非常热爱“自己的羽毛”。他们因为互相谦让君位而离开了自己的邦国，同时他们也不满商朝纣王的残暴统治，遂来到北海之滨成为逸民，等待天下再现清明。然而，他们恪守古礼，也不同意以暴易暴的行为。周西伯姬昌去世后，他的儿子姬发自称武王，尊谥自己去世的父亲为文王，决定发兵东进，讨伐商纣王。伯夷、叔齐听说此事，赶到大军必经的路口等候。他们俩站在道中，求见周武王。武王和姜子牙并辔向前，与两兄弟互致问候。两兄弟上前向武王进谏：“父亲死了尚未安葬，就动起干戈来，能说得上是孝吗？以臣子的身份而去杀害君王，能说得上是仁吗？”姜子牙抢先替武王作答，向两兄弟说明目前纣王已经无道，陷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他们出兵是为了顺天而行、符合百姓期盼改变如望云霓之意。随从见两兄弟拉着武王战马的缰绳阻挡大军行进，恐怕会误大事，都跃跃欲试想杀死他们。姜子牙阻止道：“这两位都是天下义士啊！把他们扶走吧。”武王推翻殷商之后，天下都归顺于新立的周朝，而伯夷、叔齐以新朝为耻，坚持大义不吃周朝的粮食，并隐居于首阳山，采集薇蕨等植物充饥。待到饿得快要死了的时候，作了一首歌，唱道：“登上首阳山，采薇来就餐，残暴代残暴，不知错无边？神农虞夏死，我欲归附难！可叹死期近，生命已衰残！”他们俩就这样饿死在首阳山。
　　这幅故事图依瓶身周围而画，起讫处绘树木山石为框。在中国传统艺术中，手卷的展开一般是自右向左，因此手卷上的场景也往往按照这个方向展开，例如著名的《清明上河图》卷等。而棒槌瓶上的画面一反此惯例，将中心人物安排在最左边，盖因此构图自元代木刻版《武王伐纣评话》插图起一贯如此，且瓷瓶可以在观图时随意向左或者向右旋转。设想一下，如果这幅图出现在手卷上，那么从右开始打开的话，就是从一溜马屁股看起了。比起现存各个版本的《伯夷叔齐叩马谏武王伐商图》来，这幅瓷画在武王这一方增加了数十位相貌各异、魁伟彪悍的将士，大都有坐骑。瓷画匠出巧思作如此设计，在淋漓尽致地秀了一把工笔设色技巧的同时，以强烈的视觉对比告诉观者：谦卑地躬身的文弱兄弟在武王大军面前，形如鸡蛋对石墙;伯夷叔齐的对抗行为，需要多么大的勇气。
　　
　　瓷画匠充分照顾到人物的不同外貌和各异神态：伯夷、叔齐兄弟俩一位有须、一位无须，以示年龄有别。两人均头戴束发冠加饰红绒立笔，虽然曲腰恭谦，依然一身贵气。面对伯夷﹑叔齐的质询，太公和武王都挽辔欠身倾听，面色仁慈，不忍伤害这两位“义人”。
　　
　　姜子牙的徒弟龙须虎立于师傅身旁，全身披鳞片，他是龙和豹交合而生，落得个独脚夔龙身形。随从武将们交头接耳，显得不耐烦。长着一对肉翅，红发青面的雷震子紧蹙双眉，扬手似乎要有所动作，挟武王、子牙欲行。队伍中还有一位有明显衣着特征的就是哪吒。这位托塔李天王的三太子头梳三个双髽髻，面如敷粉，身穿无袖圆领短衫，手擎乾坤圈，活脱脱一个“连生贵子”年画上的人间胖娃娃形象，同毗邻雷震子的鬼魅嘴脸恰成鲜明对照。
　　本专栏在2016年第5期讨论过一件康熙五彩大盘，盘心所绘人物与此棒槌瓶上人物有不少相像之处。例如，两个姜子牙额头上皱纹，姜子牙和旁边站立武士的嘴和周围的胡须，两件瓷器上武士披戴的风巾和胸腰间所裹扎的花绸都很像出自一人之手。很有可能这两件瓷器都由康熙朝顶尖瓷窑专为宫廷烧制。
　　
　　1902年，以清廷外交官随员身份来到法国的张静江（1877-1950年）在巴黎开办了通运公司，后来，又在美国纽约第五大道设立分公司。张静江与曾经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李石曾（1881-1973年）是好友，同属国民党四大元老之列，通运公司所经营的古董中不乏博物馆级的宫廷宝物。这件棒槌瓶当年就是经通运公司之手入藏美国圣路易斯艺术博物馆的。 　　伯夷﹑叔齐叩马而谏，继而“义不食周粟……遂饿死于首阳山”，成为后世仰慕的高风亮节典范。太史公还将《伯夷列传》排在《史记》七十篇列传的第一章，即乾隆帝所谓的“史迁著列传，夷齐乃居首”。宋人罗大经（1196-1252年）曾将姜太公以如鹰鸷之扬的气势为周王打天下同伯夷﹑叔齐之叩马而谏对举，认为前者是“进而以功业济世”而后者是“退而以名节励世”，“道并行而不相悖也”;二者都为“天下之太老也，故各为世间办一大事”（见《鹤林玉露·卷十二》）。话是这么说，这一进一退的两个榜样在中国艺术史上的命运似乎迥然不同。历代画家诸如元代孙君泽，明代戴进﹑石锐频频留下“渭滨垂钓”的画面，重构周西伯遇贤逸事。可是，伯夷﹑叔齐叩马而谏的壮举却未见形诸丹青绢帛，只有南宋画家李唐在《采薇图》中再现了此兄弟俩的最后岁月。
　　
　　伯夷﹑叔齐甘愿以身殉义以求仁。有意思的是，由于中国文化特重这个“义”字，改朝换代时，不论为王还是为寇，各方都将其事迹作为自己的意识形态武器。据史载，在元代，元世祖忽必烈于至元十五年（1278年）统治中原之初就想到封伯夷为“昭义清惠公”（见《元史·本纪第十》）。无独有偶，另一位异族统治者康熙皇帝即位后，不但亲自祭祀孔夫子，也没有忘记伯夷、叔齐。他在1671年第一次东巡时，就派大臣到永平夷齐庙设祭行礼。因为在汉族儒生眼里，满清王朝是化外之人，根本不配坐中原的天下。所以清朝皇帝急于想笼络知识分子，以堵住他们明嘲暗讽的嘴。康熙皇帝专门破例开设“博学鸿儒科”，对全国遴选出来的遗老名流给足面子，又授官、有给养老。在这样的政治氛围中，新君善待苦谏义士的场面很可能为康熙皇帝和朝廷所重，成为宫廷画师笔下丹青，辗转保留在棒槌瓶上。
　　
　　与此相对照，英国巴特勒爵士藏有一件比康熙棒槌瓶早约半个世纪出世的五彩觚瓶，上面虽然绘有同样画题，然而似乎在弘扬遗民傲骨，因为图像上方有丹书点题诗一首：“青（清）高双义士，叩马谏君王;耻食周家粟，于心终不忘。”史实也许可以佐证这种诠释。反清复明义士顾炎武就曾骑着蹇驴、千里迢迢去瞻仰夷齐庙，并题写了五言古诗《谒夷齐庙》借称颂古贤表明心迹：“甘饿首阳岑，不忍臣二姓。”两首诗意如出一辙。如此说来，流散在大洋两岸的两只清初五彩花瓶可以为当时这场针尖对麦芒的政治思想之战提供宝贵的视觉形象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