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0岁的袁忠民是永州市零陵区委宣传部的一名职工，因工作兢兢业业被誉为“宣传战线的‘老黄牛’”。本刊在2013年第13期以《平生但求“三个对得起”》为题报道了袁忠民的先进事迹。随后2014年第1期又刊发了袁忠民的署名文章《党刊的力量》。两篇文章刊出后，引起很大反响，许多读者来电称：看了报道后，感觉袁忠民是一位非常认真的人。
　　事情到这里还没有结束。前不久本刊再次刊发袁忠民的署名文章《聆听梁衡》。没料此文引发了一段小小的“笔墨之争”。在这段“笔墨之争”背后，我们再次见识了袁忠民的认真。
　　《聆听梁衡》刊发后，永州日报副总编辑、高级记者蒋剑翔给本刊社长、总编辑郝安发来一封电子邮件：“拜读近日出版的2014年第12期《新湘评论》，见到老朋友袁忠民写的文章《聆听梁衡》，非常亲切，非常高兴。”并由衷赞赏“《聆听梁衡》一文写得非常好。作者从读《没有新闻的角落》初识梁衡写起，到梁衡拜访柳子庙，再到梁衡给《新湘评论》当顾问、给通联骨干讲写作课，一路娓娓道来，亲切自然。读这篇文章，让我再一次感受到了梁衡那独特的人格魅力。”
　　蒋剑翔在邮件中回顾了与梁衡的相识相交：“近10多年来，我有幸与梁衡先生有过一些交往，给他写过信，求过书，拜访过他，陪他看过永州八记，请他写过序，也报道过他、写过他。梁衡是新闻大家、文学大家，他的文品与人品，感染了许许多多当代中国人。当然，更深深地感染了我。”
　　“正因为崇拜梁衡，也因为和作者是多年的老朋友了，所以我对《聆听梁衡》一文看得比较仔细，没想到文章在第二部分中还写到了我，写到我10多年前报道梁衡的文章，甚至还写到了文章的字数，这让我感到很意外。说真的，我很感动，感谢有心人袁忠民，感谢老朋友的关注。袁忠民是一个很勤奋、对生活充满激情的人，文章向来写得快、写得好，我一直很钦佩他。看得出，他写这篇文章是做了准备、下了工夫的。”
　　接着，笔锋一转，蒋指出袁忠民的文章存在一些“记忆失误”：文章中关于我报道梁衡文章的标题和字数并不太准确，但大致意思对了。我当年报道梁衡的标题并不是《梁衡：永州之野与柳子对话》，而是《梁衡：愚溪桥畔与柳子对话》；字数不是5400字，而是7000余字。“永州之野”是柳宗元《捕蛇者说》的首句，所指比较宽泛，而“愚溪桥畔”则相对固定，具体、明确了许多。梁衡拜谒柳子庙，寻访钴 潭、小石潭，这都在愚溪附近或之上，所以用“愚溪桥畔”比“永州之野”要更准确一些。
　　蒋剑翔进一步解释自己为何要将这看似很不重要的问题指出，因为“一个标题和字数有些差错并不要紧，一般读者也不会在意，但考虑到梁衡是名人，研究梁衡的人很多，《新湘评论》又上了网，影响很大，为了不让人混乱和错讹，我还是愿意在此点出来，以期引起注意……对读者负责，对研究者负责，我想还是认真一些好。”
　　在邮件结尾，蒋剑翔再次真诚地称赞《聆听梁衡》“瑕不掩瑜”。“不论怎么说，《聆听梁衡》仍是一篇值得一读的好文章。感谢作者，也感谢《新湘评论》。”
　　本刊社长、总编辑郝安收到邮件后，立即与《聆听梁衡》的责任编辑进行认真商讨，决定先将蒋的邮件转给袁。袁在回信中详细地解释了为何在《聆听梁衡》出现“记忆失误”：“2003年，零陵区（原芝山区）政协编辑出版介绍零陵的专辑《画图识零陵》（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在第22页选编了蒋的这篇通讯，标题为《梁衡：永州之野与柳子对话》，约为5700字。前日，我询问了编辑该书的编者之一李伟，他说一是认为梁衡在零陵看了柳子庙、‘永州八记’部分遗址、朝阳岩、潇湘二水以及 岛等，这些地方不属愚溪桥一带，改用‘永州之野’贴题一些；二是选编该文时对部分文字作了删简。我写《聆听梁衡》时，找出《画图识零陵》，看了标题、计算了字数。”原来袁忠民写作《聆听梁衡》时，依据的是另一个版本。
　　作为报人，蒋剑翔是认真的，邮件往来也再次印证了袁忠民的认真。这场所谓的“笔墨之争”演绎得如此精彩，也恰恰正是如今最需要的“认真”二字。
　　毛主席说：“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从蒋剑翔、袁忠民身上，我们就看到了这种“认真”。为文如此，为人、为事、为官更需要这样的“认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