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往事如烟，1973年3月至5月，北京故宫博物院慈宁官大佛堂及其廊房内藏存的佛教文物和一批故宫所藏的明清官廷家具调拨至洛阳，至今已四十余年。当年，洛阳方面参与文物搬迁的老同志均逾耄耋之年，另有几位重要的亲历者已经作古。为追忆历史，留存更为全面、详实的搬迁史料，笔者走访了几位当年参加文物调拨的老同志，将他们口述或笔述的史料加以综合，形成如下文字，以志纪念。
1973年年初，洛阳方面接到上级通知，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即将莅临洛阳参观访问，柬埔寨是个佛教国家，西哈努克亲王又是虔诚的佛教信徒，故他来到洛阳自然会去拜谒白马寺。白马寺是佛教传人中国后建立的第一座官办寺院，素有“释源”、“祖庭”之称。但是在1966年的“破四旧”运动中，白马寺不可避免地遭受到严重的破坏。白马寺内各殿堂内的佛像、清凉台的经卷等，均在这场运动中被砸毁、烧毁，已承担不了这次重要的接待任务。
所幸的是在1972年国务院已决定修复白马寺，寺院内的古建筑当时已在维修之中，对白马寺内古建筑进行清理、整修，尚不难做到，而各殿堂内的佛像的重新塑造则是短时间内无法解决的难题。原白马寺内各殿堂供奉的多为明清两代保留下来、曾多次妆修的佛像，而大雄宝殿佛坛上的三世佛、十八罗汉泥塑像为元代作品，均珍稀难得。因此，要想在短时间内塑造完成神形兼备的佛像，恐怕多是劳而无功之举。为此，各级部门都在积极寻求解决办法，洛阳方面也在积极寻求上级支持，欲请佛像入寺。为了早日恢复佛寺面貌，洛阳市革命委员会责成洛阳市文化局副局长、著名考古专家蒋若是先生带人到北京寻求支持。据全程参加调拨文物摄影工作的孙德侠先生回忆，蒋若是先生等人到北京后，积极奔走于国家文物局，向国家文物局王冶秋局长细陈洛阳白马寺状况，以及面临的重要接待任务，竭力争取支持。曾参与文物调拨的黄明兰先生在《故宫大佛堂文物调拨洛阳的前前后后》（《洛阳文史资料》第二十三辑，2002版）一文中指出，为了落实故宫佛教文物调拨洛阳的经过，黄先生曾致信当时参加文物移交的故宫博物院保管部傅连仲老先生，傅先生回信说：“国家文物局王冶秋局长向中央请示，调拨大佛堂全部文物运往白马寺。最后李先念副总理批准决定，故宫有档案。”中央决定调拨文物之后，国家文物局通知了洛阳市文化局，蒋若是先生、温玉成先生先行到国家文物局和故宫博物院取得了联系，并与故宫博物院吴仲超院长具体商定了搬迁日期，拆卸方案、运输安全等有关问题。据孙德侠先生回忆，故宫博物院院长吴仲超先生风趣谦和，组织观念极强，得知中央决定将慈宁官大佛堂文物调拨洛阳后，对洛阳同志说，以前曾有沈阳故宫和承德避暑山庄中意于大佛堂文物，但无果而终。洛阳白马寺是“释源”、“祖庭”，故宫大佛堂佛教文物是皇家御用之器，两家“联姻”可谓门当户对，珠联璧合。同时，指派故宫博物院保管部傅连仲、薛惠茵两位同志负责与洛阳方面办理移交，并对文物拆卸和运输过程中的安全问题千叮万嘱。
洛阳方面则在洛阳博物馆召开了故宫文物搬迁的专题会议，确定由蒋若是、张若虹、李献奇等组成领导班子，具体参加人员有黄明兰、贺官保、苏健、陈长安、李德信、高祥发、司马百灵、市文化局文化科的孙德侠、龙门石窟保管所的曹光祥、市曲剧团木工梁彦景、孟照学、市木工厂木工魏根发、刘永福等多人。为明确责任，确保安全无误，还对赴京搬迁人员进行了详细分工：黄明兰负责对外联络并采购运输用品，陈长安负责编号、登记造册，高祥发负责包装装箱，贺官保、李德信、司马百灵等负责装卸运输，孙德侠负责照相，梁彦景等负责大件文物的拆卸工作。陈长安先生在《白马寺与慈宁官大佛堂》（内部资料）一文中写道：“大堂内挂满了锦缎幡帐，大小佛像布满殿堂，各得其所。佛前整齐地摆放着供品，七珍八宝。墙壁上全是香泥壁佛，成排成行，庄严肃穆的佛堂气氛犹生。大佛堂内的佛像都是活动的，且为夹纻工艺，重量不大，搬运没有问题。问题在于佛堂内的大龛和佛塔，由于个体大，不拆卸就搬不出佛堂，必须拆开分运，拆卸能否保证无损成为勘察研究的主要点。大佛龛可以说是殿内楼阁，它分两层，左右有楼梯，可供人上下，全为木构筑。……为探求拆开的门路，（我们）查看大佛龛衔接处、转角处，仔细寻找榫卯接缝。通过研究，得出三点认识：1.佛龛、佛塔全为木构，采用榫卯勾连在一起，合缝严密，但未用一个铁钉。2.所用木材质地坚硬，没有腐朽之处。3.表面没有上布，没有油漆，拆后不会损伤表面。鉴于上述认识，我们认为无损拆卸是可以办到的。”黄明兰先生在《故宫大佛堂文物调拨洛阳的前前后后》一文中则写到：“头一天开门进殿时，……佛像身上和桌上摆放的七珍八宝等供品均被厚厚的尘土所覆盖。大佛堂内主要有三世佛和十八罗汉，三世佛左右两边有两尊伽蓝护法，梁上悬挂着黄缎子帷幔，佛像前均有木制条几和供案，上面摆放着各种供器。墙壁上挂满了壁佛（木板上雕出佛龛，每龛内放一个用香泥作胎、外涂金粉的小坐佛）。特别是十八罗汉像，姿态各异，栩栩如生，都是金漆夹纻像。衣服的纹饰繁杂而细致，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因为是元代作品，所以也具有很重要的历史文物价值。”
这次文物搬迁工作从1973年3月开始，到5月结束，历时三个月。为搬运这批文物，当时的洛阳革命委员会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抽调洛阳拖拉机厂、矿山机器厂、轴承厂、黄河冶炼厂等大型厂矿的司机、车辆，无私支援。搬迁期间以拆卸装箱工作最为繁重，大家不分彼此同心协力，把这项工作作为重要的政治任务来完成。当时汽车只能停在慈宁官大门口，装好的货箱要上下六个高台的台阶和三道高门坎，才能运出。二十多尊大型佛像，数百斤重的暧阁构件，三立方米的大木箱，硬是靠人肩扛背驮越过层层台阶，翻过数道门坎，搬到慈宁官外装车。同志们真正做到了宁可挤破手，也不让文物箱受撞击，宁肯累伤腰，也不让重箱落地，实现了“宁伤自己，不伤文物”的誓言！多位老同志都深情回忆起司马百灵先生因多次超负荷搬运，致使脊椎骨受伤，造成终身伤痛的感人事迹；黄明兰先生曾供职于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现为国家文物局）博物馆处，熟稔人事，在联络和后勤保障等方面竭尽心力；孙德侠先生在简陋条件下，克服重重困难，用难得的胶卷、胶片记录了当时大佛堂的文物信息，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照片资料；还有往返于北京和洛阳之间押车的贺官保先生、苏健先生等，风餐露宿，日夜守护，使2000多件套故宫文物安全抵洛而无一受损，在白马寺负责卸车接受文物的李献奇先生、陈长安先生等任劳任怨，兢兢业业。前人所付辛劳当永为后辈铭记。 故宫大佛堂文物1973年5月份全部运回洛阳，这次调拨的文物除了大佛堂的文物外，还包括慈宁官廊房内藏存的大部分文物、故宫南三所收藏的一部分文物等。同时为了布置白马寺和博物馆的接待室，又请示了吴仲超院长，从故宫争取到了一批家具、挂屏、字画、瓷器等。此次调拨的文物类别众多，包括佛像、佛龛、佛塔、供法器、屏类、家具、唐卡和丝织品、经书等，佛像中则以金铜佛像数量最多。数月后，部分文物在白马寺安装完毕，三世佛、十八罗汉和二天将安放在大雄宝殿内，包括大型金漆木雕刻的佛龛、供桌、供器、幔帐等，其他佛殿内也布置了供桌、供器、法器、幔帐等，部分家具则充实了白马寺和洛阳博物馆的接待室。安置在白马寺内的文物，充实了白马寺各殿堂的陈列，为恢复寺院面貌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是23尊夹纻干漆造像，是国内仅存的一套，文物价值极高，被誉为“文物瑰宝”。
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在所有老同志的回忆中，都对故宫博物院从院长到有关部门同志的大力支持记忆犹新，感激之情溢于言表。院长吴仲超先生平易近人，抽空就会到文物搬迁现场，给予洛阳同志多方面的关照；故宫博物院保管部傅连仲、薛惠茵两位先生对工作一丝不苟，自始至终与洛阳同志们在一起工作，直至圆满完成任务。翌年九月，一直牵挂故宫文物的吴仲超先生专程来到洛阳，在蒋若是先生等陪同下考察了白马寺，对大佛堂的文物搬迁复原工作表示非常满意，更对文物在运输过程中没有出现丝毫差池深表敬佩，吴老还即兴赋诗吟颂“神仙话杜康，造酒有奇方。隔壁三家醉，开樽十里香”，以表达对洛阳同志工作的满意心情。应该说，四十多年前故宫慈宁官大佛堂文物内迁至洛阳，是特殊历史背景下的产物，也许，我们不能用今天的时代条件和思维去衡量和认识。毕竟那批珍贵的故宫文物能“落户”古都洛阳，凝聚了两地诸多老一辈文物人无限的激情与挚诚。
从北京故宫大佛堂调拨洛阳的两千余件珍贵文物由洛阳市白马寺汉魏故城文物保管所收藏、管理，当时为了管理寺院和调拨的文物而成立了文物保管所，保管所对调拨的文物进行了分类、编号、登记、建账，由于佛教文物的特殊性，全部文物按照用途分为七大类。这批文物一部分充实了白马寺各殿堂的陈列，洛阳博物馆设立了慈宁宫专题陈列展出了部分文物，其余的文物由洛阳市白马寺汉魏故城文物保管所收藏、保管，得到妥善有效地保护。
时光流逝，岁月荏苒，四十多年前的往事历历在目，犹在昨日，只惜曾经的青春年华早已化作白发苍苍。当年亲历故宫文物迁洛者或已乘鹤仙逝，或逾耄耋之年。他们每与后辈追忆那些无法泯灭的音容笑貌，仍感慨良多。作为晚辈后学，我们仅以此文相记，旨在铭记传承。
（本文配图佛像现藏洛阳市白马寺汉魏故城文物保管所）
（责任编辑：阮富春）
1973年年初，洛阳方面接到上级通知，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即将莅临洛阳参观访问，柬埔寨是个佛教国家，西哈努克亲王又是虔诚的佛教信徒，故他来到洛阳自然会去拜谒白马寺。白马寺是佛教传人中国后建立的第一座官办寺院，素有“释源”、“祖庭”之称。但是在1966年的“破四旧”运动中，白马寺不可避免地遭受到严重的破坏。白马寺内各殿堂内的佛像、清凉台的经卷等，均在这场运动中被砸毁、烧毁，已承担不了这次重要的接待任务。
所幸的是在1972年国务院已决定修复白马寺，寺院内的古建筑当时已在维修之中，对白马寺内古建筑进行清理、整修，尚不难做到，而各殿堂内的佛像的重新塑造则是短时间内无法解决的难题。原白马寺内各殿堂供奉的多为明清两代保留下来、曾多次妆修的佛像，而大雄宝殿佛坛上的三世佛、十八罗汉泥塑像为元代作品，均珍稀难得。因此，要想在短时间内塑造完成神形兼备的佛像，恐怕多是劳而无功之举。为此，各级部门都在积极寻求解决办法，洛阳方面也在积极寻求上级支持，欲请佛像入寺。为了早日恢复佛寺面貌，洛阳市革命委员会责成洛阳市文化局副局长、著名考古专家蒋若是先生带人到北京寻求支持。据全程参加调拨文物摄影工作的孙德侠先生回忆，蒋若是先生等人到北京后，积极奔走于国家文物局，向国家文物局王冶秋局长细陈洛阳白马寺状况，以及面临的重要接待任务，竭力争取支持。曾参与文物调拨的黄明兰先生在《故宫大佛堂文物调拨洛阳的前前后后》（《洛阳文史资料》第二十三辑，2002版）一文中指出，为了落实故宫佛教文物调拨洛阳的经过，黄先生曾致信当时参加文物移交的故宫博物院保管部傅连仲老先生，傅先生回信说：“国家文物局王冶秋局长向中央请示，调拨大佛堂全部文物运往白马寺。最后李先念副总理批准决定，故宫有档案。”中央决定调拨文物之后，国家文物局通知了洛阳市文化局，蒋若是先生、温玉成先生先行到国家文物局和故宫博物院取得了联系，并与故宫博物院吴仲超院长具体商定了搬迁日期，拆卸方案、运输安全等有关问题。据孙德侠先生回忆，故宫博物院院长吴仲超先生风趣谦和，组织观念极强，得知中央决定将慈宁官大佛堂文物调拨洛阳后，对洛阳同志说，以前曾有沈阳故宫和承德避暑山庄中意于大佛堂文物，但无果而终。洛阳白马寺是“释源”、“祖庭”，故宫大佛堂佛教文物是皇家御用之器，两家“联姻”可谓门当户对，珠联璧合。同时，指派故宫博物院保管部傅连仲、薛惠茵两位同志负责与洛阳方面办理移交，并对文物拆卸和运输过程中的安全问题千叮万嘱。
洛阳方面则在洛阳博物馆召开了故宫文物搬迁的专题会议，确定由蒋若是、张若虹、李献奇等组成领导班子，具体参加人员有黄明兰、贺官保、苏健、陈长安、李德信、高祥发、司马百灵、市文化局文化科的孙德侠、龙门石窟保管所的曹光祥、市曲剧团木工梁彦景、孟照学、市木工厂木工魏根发、刘永福等多人。为明确责任，确保安全无误，还对赴京搬迁人员进行了详细分工：黄明兰负责对外联络并采购运输用品，陈长安负责编号、登记造册，高祥发负责包装装箱，贺官保、李德信、司马百灵等负责装卸运输，孙德侠负责照相，梁彦景等负责大件文物的拆卸工作。陈长安先生在《白马寺与慈宁官大佛堂》（内部资料）一文中写道：“大堂内挂满了锦缎幡帐，大小佛像布满殿堂，各得其所。佛前整齐地摆放着供品，七珍八宝。墙壁上全是香泥壁佛，成排成行，庄严肃穆的佛堂气氛犹生。大佛堂内的佛像都是活动的，且为夹纻工艺，重量不大，搬运没有问题。问题在于佛堂内的大龛和佛塔，由于个体大，不拆卸就搬不出佛堂，必须拆开分运，拆卸能否保证无损成为勘察研究的主要点。大佛龛可以说是殿内楼阁，它分两层，左右有楼梯，可供人上下，全为木构筑。……为探求拆开的门路，（我们）查看大佛龛衔接处、转角处，仔细寻找榫卯接缝。通过研究，得出三点认识：1.佛龛、佛塔全为木构，采用榫卯勾连在一起，合缝严密，但未用一个铁钉。2.所用木材质地坚硬，没有腐朽之处。3.表面没有上布，没有油漆，拆后不会损伤表面。鉴于上述认识，我们认为无损拆卸是可以办到的。”黄明兰先生在《故宫大佛堂文物调拨洛阳的前前后后》一文中则写到：“头一天开门进殿时，……佛像身上和桌上摆放的七珍八宝等供品均被厚厚的尘土所覆盖。大佛堂内主要有三世佛和十八罗汉，三世佛左右两边有两尊伽蓝护法，梁上悬挂着黄缎子帷幔，佛像前均有木制条几和供案，上面摆放着各种供器。墙壁上挂满了壁佛（木板上雕出佛龛，每龛内放一个用香泥作胎、外涂金粉的小坐佛）。特别是十八罗汉像，姿态各异，栩栩如生，都是金漆夹纻像。衣服的纹饰繁杂而细致，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因为是元代作品，所以也具有很重要的历史文物价值。”
这次文物搬迁工作从1973年3月开始，到5月结束，历时三个月。为搬运这批文物，当时的洛阳革命委员会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抽调洛阳拖拉机厂、矿山机器厂、轴承厂、黄河冶炼厂等大型厂矿的司机、车辆，无私支援。搬迁期间以拆卸装箱工作最为繁重，大家不分彼此同心协力，把这项工作作为重要的政治任务来完成。当时汽车只能停在慈宁官大门口，装好的货箱要上下六个高台的台阶和三道高门坎，才能运出。二十多尊大型佛像，数百斤重的暧阁构件，三立方米的大木箱，硬是靠人肩扛背驮越过层层台阶，翻过数道门坎，搬到慈宁官外装车。同志们真正做到了宁可挤破手，也不让文物箱受撞击，宁肯累伤腰，也不让重箱落地，实现了“宁伤自己，不伤文物”的誓言！多位老同志都深情回忆起司马百灵先生因多次超负荷搬运，致使脊椎骨受伤，造成终身伤痛的感人事迹；黄明兰先生曾供职于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现为国家文物局）博物馆处，熟稔人事，在联络和后勤保障等方面竭尽心力；孙德侠先生在简陋条件下，克服重重困难，用难得的胶卷、胶片记录了当时大佛堂的文物信息，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照片资料；还有往返于北京和洛阳之间押车的贺官保先生、苏健先生等，风餐露宿，日夜守护，使2000多件套故宫文物安全抵洛而无一受损，在白马寺负责卸车接受文物的李献奇先生、陈长安先生等任劳任怨，兢兢业业。前人所付辛劳当永为后辈铭记。 故宫大佛堂文物1973年5月份全部运回洛阳，这次调拨的文物除了大佛堂的文物外，还包括慈宁官廊房内藏存的大部分文物、故宫南三所收藏的一部分文物等。同时为了布置白马寺和博物馆的接待室，又请示了吴仲超院长，从故宫争取到了一批家具、挂屏、字画、瓷器等。此次调拨的文物类别众多，包括佛像、佛龛、佛塔、供法器、屏类、家具、唐卡和丝织品、经书等，佛像中则以金铜佛像数量最多。数月后，部分文物在白马寺安装完毕，三世佛、十八罗汉和二天将安放在大雄宝殿内，包括大型金漆木雕刻的佛龛、供桌、供器、幔帐等，其他佛殿内也布置了供桌、供器、法器、幔帐等，部分家具则充实了白马寺和洛阳博物馆的接待室。安置在白马寺内的文物，充实了白马寺各殿堂的陈列，为恢复寺院面貌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是23尊夹纻干漆造像，是国内仅存的一套，文物价值极高，被誉为“文物瑰宝”。
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在所有老同志的回忆中，都对故宫博物院从院长到有关部门同志的大力支持记忆犹新，感激之情溢于言表。院长吴仲超先生平易近人，抽空就会到文物搬迁现场，给予洛阳同志多方面的关照；故宫博物院保管部傅连仲、薛惠茵两位先生对工作一丝不苟，自始至终与洛阳同志们在一起工作，直至圆满完成任务。翌年九月，一直牵挂故宫文物的吴仲超先生专程来到洛阳，在蒋若是先生等陪同下考察了白马寺，对大佛堂的文物搬迁复原工作表示非常满意，更对文物在运输过程中没有出现丝毫差池深表敬佩，吴老还即兴赋诗吟颂“神仙话杜康，造酒有奇方。隔壁三家醉，开樽十里香”，以表达对洛阳同志工作的满意心情。应该说，四十多年前故宫慈宁官大佛堂文物内迁至洛阳，是特殊历史背景下的产物，也许，我们不能用今天的时代条件和思维去衡量和认识。毕竟那批珍贵的故宫文物能“落户”古都洛阳，凝聚了两地诸多老一辈文物人无限的激情与挚诚。
从北京故宫大佛堂调拨洛阳的两千余件珍贵文物由洛阳市白马寺汉魏故城文物保管所收藏、管理，当时为了管理寺院和调拨的文物而成立了文物保管所，保管所对调拨的文物进行了分类、编号、登记、建账，由于佛教文物的特殊性，全部文物按照用途分为七大类。这批文物一部分充实了白马寺各殿堂的陈列，洛阳博物馆设立了慈宁宫专题陈列展出了部分文物，其余的文物由洛阳市白马寺汉魏故城文物保管所收藏、保管，得到妥善有效地保护。
时光流逝，岁月荏苒，四十多年前的往事历历在目，犹在昨日，只惜曾经的青春年华早已化作白发苍苍。当年亲历故宫文物迁洛者或已乘鹤仙逝，或逾耄耋之年。他们每与后辈追忆那些无法泯灭的音容笑貌，仍感慨良多。作为晚辈后学，我们仅以此文相记，旨在铭记传承。
（本文配图佛像现藏洛阳市白马寺汉魏故城文物保管所）
（责任编辑：阮富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