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壮年男子的生命就这么结束了。好在，它还有所延续——即将出生的孩子和植入弟弟体内的那叶左肾。
　　
　　栾兴燕由人搀扶着走在街头，引来路人侧目，“呦，快生了吧?”“这么大肚子还出来溜达啊?”她穿着吊带孕妇裙，胸口还配有两朵黑芯白花瓣的小花。她的脸有些肿胀，皮肤很糙，脸色潮红。
　　7月12日，星期天，栾兴燕不断地被搀扶着行走，不断地上车，下车，上楼，下楼，安排得日程满满——
　　上午，赶到乌鲁木齐市山西路的如家快捷酒店，那是政府安置遇难(失踪)者家属的宾馆之一，栾兴燕要与他们商议抚恤金的事；接着，她和3个亲属前往环球大酒店，酒店13层设有车辆、财产受损的咨询点，栾兴燕打听自己家丢失的小货车如何赔偿；中午，栾兴燕和亲属又赶往赛马场，那里堆满了“7·5事件”被烧焦、被损毁的车辆，他们要寻找自己家的那辆；下午，来了一帮外地赶来的亲属，栾兴燕挺着大肚子，张罗着招待客人，一起商量丈夫杨全红的后事。
　　她不想让自己停下来，失去丈夫的剧痛和绝望折磨着她，让她“忽略”了自已是一个35岁高龄孕妇的事实。
　　丈夫杨全红是土生土长在乌鲁木齐的汉族人，自幼家境贫寒，父母年迈后没有经济来源。为了全家人糊口，杨全红拼命劳作。他曾有两个梦想，一是买一辆货车自己跑运输，二是娶一个媳妇。
　　2005年，杨全红买了一辆东风牌小型货运车。2007年，他与外地来乌市打工的汉族女子栾兴燕组建了家庭。那一年，杨全红38岁了。
　　栾兴燕来自新疆西部的博乐市。结婚以后，杨全红就基本不让妻子外出找活儿了。每个月跑运输的收入约有五六千，他觉得足够这个家庭花销了。
　　2008年，不幸降临到杨全红头上——他的弟弟患上尿毒症，需要进行换肾手术。在确认自己的肾与弟弟的匹配之后，杨全红很快做出决定，把左侧的肾脏捐给了弟弟。
　　换肾后，弟弟初步恢复了活力。去年深秋，栾兴燕怀孕了。
　　2009年7月5日一早，杨全红照例出去干活儿。12点左右，他给家里打了电话，问妻子吃过饭没有，傍晚7点，栾兴燕拨通了丈夫的电话，问他什么时候回家，杨全红说自己正在新疆大学装货物，大约晚上10点到家。
　　杨全红当晚为一个建筑队拉了一车砖头。事后栾兴燕非常懊悔地说，建筑队还欠着丈夫的一些款项，而且，那趟活儿他本不应该跑的……
　　还有，前一段小货车出了故障，送修理厂维修了一下，刚刚取回来。要是晚两天修就好了……
　　晚上10点多的时候，乌鲁木齐的暴力事件不断升级，栾兴燕在家中也有所耳闻，她拨打丈夫的手机，打不通。她一遍一遍地按下重拨键，依然打不通。
　　午夜两点多的时候，电话终于通了，却不是丈夫的声音。
　　“你快生了吧?”对方用带有维语味道的普通话说。栾兴燕陷入巨大的恐惧中。丈夫遭遇了什么不测吗?接电话的是暴徒吗?他们怎么知道自己怀有身孕?
　　“暴徒在打人时，我丈夫肯定会去求饶，告诉他们自己的妻子就要临产了，”栾兴燕事后回忆说，电话里的男子说话时好像带有醉意。他们一定是抢走了丈夫的手机。栾兴燕安慰着自己：可能只是抢了手机，生命应该没有危险。
　　几分钟后，坐立不安的栾兴燕再次拨通了丈夫的手机。
　　“麻烦帮忙找下我丈夫杨全红。”
　　“哈哈，他被吓死了!他死了!”
　　电话随即被挂断。再打过去，那边已经关机了。
　　极度不安的等待持续了60多个小时，7月8日下午4点，杨全红的家人接到政府工作人员的电话，通知他们去认领尸体。
　　因为不想让栾兴燕受到过于强烈的刺激，杨全红的母亲亲自到殡仪馆去辨认尸体。母亲一个一个地翻看，看了两百多号，在一具面目模糊的尸体前停顿了下来。被害人脸部已被打得变形，身上血迹斑斑，即便是最熟悉孩子的母亲，也是在反复辨认后才确定这就是杨全红。
　　那场波及全市的惨祸卷走了她的丈夫。灾难大约是在中泉路一带袭来的。一群暴徒洗劫了丈夫身上的财物，还残暴地剥夺了他做父亲的权利。
　　预产期是在7月31目前后，再过半个多月，栾兴燕就要做母亲了。坐在环球大酒店大堂吧等车的时候，栾兴燕的目光长久停滞在玻璃茶几的边缘。随后，她翻出一张相片，上面是丈夫杨全红的六幅一寸头像。她的目光又长久地徘徊在照片上，像是在与上面的每双眼睛对视。
　　忙于丈夫善后这些天，栾兴燕安慰自己和亲属：孩子应该没事，还在动呢。在呵护胎儿和祭奠丈夫之间，她无法做出取舍。
　　为了哥哥的善后处理，受捐了肾脏的弟弟马不停蹄地忙了好几天。到了7月11日，身体好像出了问题，脸上浮肿起来，颜色青紫。亲属们要求他在家休养，不能再忙了。
　　栾兴燕仍然停不下来。7月14日，她上午和下午先后赶往两个墓地，要为丈夫找一块理想的安息之地。那是一个生性本分的人，栾兴燕希望他可以有一个安宁、平静的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