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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2月19日，农历正月初六，移动电视中播放了这样一条消息：当天，去医院精神神经科就诊的心理疾病患者是去年同期的3倍，这些患者大多患有抑郁症。据分析，春节期间，人们走亲访友，受到大量信息的刺激，激起攀比心理，由此导致心理疾病的发生。
这条新闻不过是众多现代社会病的表征之一。现代社会钢筋水泥的城市丛林，给人们构建了宽阔的互联网空间；但是当人们有了巨大的生活空间的时候，自我的内在确定性却格外缺乏。大家像茫茫大海之中漂泊的一只小船，无所依靠，没有安全感，也没有成就感，焦虑、恐惧、无所适从……但焦虑并非总是负面的，它可以作为一种力量推动人们去认识自我，正如罗洛·梅所说：“生活在一个焦虑时代的少数幸事之一是，我们不得不去认识我们自己。”(罗洛·梅：《人的自我寻求》，前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作为美国精神分析学派的心理学家，罗洛·梅承继了克尔凯郭尔、海德格尔、保罗·蒂利希等存在主义哲学思想，将心理学与存在哲学成功地嫁接在一起。他认为，心理学和心理治疗作为科学，其主要关注的是人本身，是现代人的生存困境，而不仅仅是心理疾病患者；是建立积极的有创造勇气的人格，而不是仅限于严谨的实验研究。所以，心理学应该走出治疗室和心理诊所，去观照每个人体的生命建造。在根本的意义上，心理问题指向的是价值观问题，这却不是在治疗室中就能建构的。当心理学走出书斋和治疗室，进入日常生活，就具有了更大的意义和价值。罗洛·梅自觉地选择了这一路向。在罗洛·梅这里，心理学已经走出了弗洛伊德的“本我”与道德约束的“超我”的挣扎框架，而是在原始生命力的驱动下，如何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并有勇气为自己的存在承担责任。这样，心理学给我们提供了极大帮助。
重新认识自己
我们似乎生活在一个悖论的时代。一方面，我们一直以来被教导要努力成为第一而不是第二，要超过别人；另一方面，今日成功之关键因素却是他能否更好地与团队共处、协作：你要表现得温和顺从，你需要被他人接纳，要有合作精神，但同时你又要张扬出你的个性，得到别人的认可。这些要求似乎都是合理的，但是其中的矛盾性却潜在地制造着人内心的困境：就是阿瑟·米勒的《推销员之死》中的威利·洛曼之挣扎，就是卡夫卡笔下人物之绝望……甚至就是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烦恼。
没错，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是独一无二的，都盼望获得别人承认，而不是生活在父母、兄弟姐妹或其他人的影子之下，这是实现自我潜能的需要，亦是存在的价值。但是我们首先面对的是环境和人际的压力，即使在我们幼小的时候，就可能已经学会取悦父母，因为这样才能得到奖赏。可能在自我意识刚刚觉醒之初，我们已经在经受外界的压力和挑战了。
在罗洛·梅看来，人的种种心理疾病或心理问题，表面上看是对环境适应不良，实质上，就是人为了保持自己的独特性、逃避现实的或幻想的外在压力所采取的一种不负责任的策略。罗洛·梅的治疗方案听起来并不新鲜——自由。在《自由与命运》中，罗洛·梅说：“心理治疗的目的是使人获得自由，”“人们来找治疗者……因为他们在内心已经受到控制，并渴望能获得自由。”(罗洛·梅：《自由与命运》，P22-23，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自由是指人参与他自己的发展、塑造自己的能力。然而，如果一个有机体不能实现它的潜能，它就会出现问题。就像当你长时间不用你的双腿走路，你的双腿就会萎缩，但是你将失去的不光是双腿的力量，血液的流动、心跳以及整个生命机体都会出现问题。当一个人不能够实现他作为一个人的潜能时，他就会在某种程度上衰竭、患病。
罗洛·梅认为，人际关系中的“顺应”和“适应”这些范畴都是需要的，但是，“如果我坚持要另一个人适应我，那么我就不是把他当作一个人来看待，不是把他看作是此在，而是把他看作是一种工具；而且即使是我适应我自己，我也是将自己当作一个物体来使用”。(罗洛·梅：《存在之发现》，P137，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为了保持自我的独特性，逃避自我实现的努力，我们甚至将表扬和被人喜爱变成强迫性需要，从而导致虚荣和自恋。从表面上看，我们达到了保护自己的目的，实际上，我们是把自己像商品一样保存起来，去换取心理上的麻木，我们也把自尊心和自信心完全建基其上。其结果就是，如果没有这些表扬和喜爱，我们会觉得自己毫无价值。
每个人的创造力和独特性必须重新得到发现，并以其为基础在积极的工作中发展，而不是消融，这是走出心理阴影的第一步。
积极面对焦虑
我们生活在充满焦虑的时代：我们对通货膨胀焦虑，为道德的沦丧而焦虑，为失业焦虑，为家庭结构的解体而焦虑，我们还为空气污染和汽油涨价而焦虑。于是，我们用紧张忙碌来掩盖焦虑，或者用心理治疗来消除焦虑。
罗洛·梅把焦虑比作现代最严重的“肺结核病”，是人类健康和幸福的最大破坏者。从本体论意义上说，焦虑就是我们存在感的现实状况。焦虑是我们在恐惧中的混乱和困惑，是个体作为人的存在的最根本价值受到威胁、自身安全受到威胁，由此引起的担忧。焦虑代表一种冲突，但是，只要冲突继续下去，就可以得到建设性的解决方法。
罗洛·梅在《人的自我寻求》中区分了焦虑和恐惧：当我们在马路上，看到一辆疾驶的汽车迎面而来时，我们会感到恐惧，心跳加速，快速横穿马路到达安全地带；而当我们处于朝不同方向疾驶的汽车流，被困在马路中央时，我们心跳加剧但无所适从，心里有一种空洞感，这就是焦虑。我们体验过多种焦虑，或轻微或严重，比如一场至关重要的考试，一次等待亲人在空难中是否幸存的消息，或者小孩子意识到自己迷路后的恐惧，这都唤起我们一种内在的“痛楚”，心脏的收缩、泛化的困惑。焦虑可以非常强大甚至摧毁我们，因为它是人类在其生存遭受威胁时所做出的基本反应，它打击的正是我们的自我“核心”。
罗洛·梅将焦虑分为正常的焦虑和神经症的焦虑，他关注的中心在如何建设性地运用正常的焦虑。焦虑作为一种自我力量，与另一方威胁要消灭我们作为自我存在的力量较量，就像发烧是身体力量与病毒相较量一样。所以，一个需要弄清楚的问题是我们的自我认知是怎样的。一个人的自我意识越清楚，就是说，我们对自我和周围客观世界的意识的能力越强，在与焦虑的较力中获胜的可能性就越大。相反，正如感觉到发烧就放弃治疗，正面经验焦虑的积极意义的可能性就越少。
罗洛·梅为我们提供了将焦虑向着正常的方面转化、取得积极意义的方法：第一，用自尊感受到自我力量和面对生活的能力；第二，将整个自我投身于训练和发展技能上；第三，在极端环境中，相信领导者能够胜任；四，发展自身，直面存在的困境。这似乎印证了克尔凯郭尔的一句话：冒险 会导致焦虑，但是不去冒险将会失去个人的自我……而在更高的意义上，冒险正是为了意识到个人的自我。
创造的勇气——生命的路有多宽
当读到西西弗斯需要不断地把大石块从山下推到山上，我们说，这是命运；当读到俄狄浦斯杀父娶母，我们说，这是命运。生活中遇到了多少事情，我们用“命运”来作解释呢?
“命运”这个词被神化、被滥用。在《自由与命运》中，罗洛·梅将命运作了清晰的解释：命运隐含着“朝向某个目标”的意思。其中包括，一种是方向，一种是要达成目标的计划或设计。由此就突破了“注定的东西”的局限性和天赋模式。面对“命运”有几种积极的反应方式：第一，介入自己的命运；第二，毫无保留地面对和挑战自己的命运；第三，最积极的反应，是正面冲突和反叛命运。当然，也可以把我们一生的时间花费在试图篡改和逃避命运上，但这无非是重蹈《伟大的盖茨比》中盖茨比的故事，别无新意。
我们不能否认命运的压力，因为这仍然是一种逃避，逃避我们所面对的恐惧、害怕和焦虑，逃避我们所缺乏的冒险的勇气，逃避我们生命的本真的蓝图。在《自由与命运》中，罗洛·梅教会我们，将积极的命运和消极的命运(厄运)一起来接受，在与命运的交会中产生我们的可能性、我们的机会。
在面对命运的时候，我们需要勇气。
我们通常把勇气和勇士的美德并举，勇气的反面就是懦弱。而在罗洛·梅那里，勇气的反面是勇气的缺失，就是说，勇气的对立面是自动顺服，是放弃自我。人们不愿意脱离群体，不愿意“鹤立鸡群”，是因为我们缺乏勇气去孤立、孤独，被嘲笑、被拒绝。罗洛·梅十分强调勇气，甚至把它看作一个人成熟的标志。一个成熟的个体，他的生活与他自己选择的目标是融合在一起的。勇气是一种肯定的选择，而不是妥协的选择，他必须彻底割断脐带，抵挡住内心的焦虑反应以及家人朋友的攻击，并且由于这肯定的选择，他可以做出愉悦的防御。
罗洛·梅把勇气分为四类：身体勇气、道德勇气(感受他人身处困境的勇气)、社会勇气(与他人建立关系的勇气)和创造的勇气(创造新的形式和象征，推进社会发展)。他认为创造的勇气是最重要的。运用这种勇气，就可以发现新的象征、新的形式和新的模式，而一个新的社会就是建立在其上的。人如果可以向更大的可能性开放，通过自己的判断，做各种有益的尝试，从而过一种创造性的生活，他就可以不断地发展自身的存在感，就是一个心理健康的人，也就趋向于人本主义的自我实现。
人必须不断地鼓励自己、督促自己，使自我核心趋于成熟，这就是自我肯定。自我肯定是一种生存的勇气，没有它，人就无法确立自己的自我，更不能实现自我。
勇气来自一个人的自我认知，他的尊严感和自尊感。一个人若没有勇气，便是因为他太过小看自己。所以，最难迈出的一步是否认那些我们曾经有过的别人的期许、行为惯性。这也是最可怕的一步，因为这意味着要对自己的标准和判断负责。然而，个体必须保持自己的自我，才能参与到社会中去。
当我们逐渐具有了清楚的自我认知，不再被束缚，而是自由地去创造，去实现自我的认知和自我价值，我们就可以成为一个成熟的、积极的人，一个心理健康的人。这时，我们的生活之路、创造之路，我们的爱情之路就是开阔而宽广的，我们的生命就是丰富多彩的。
这条新闻不过是众多现代社会病的表征之一。现代社会钢筋水泥的城市丛林，给人们构建了宽阔的互联网空间；但是当人们有了巨大的生活空间的时候，自我的内在确定性却格外缺乏。大家像茫茫大海之中漂泊的一只小船，无所依靠，没有安全感，也没有成就感，焦虑、恐惧、无所适从……但焦虑并非总是负面的，它可以作为一种力量推动人们去认识自我，正如罗洛·梅所说：“生活在一个焦虑时代的少数幸事之一是，我们不得不去认识我们自己。”(罗洛·梅：《人的自我寻求》，前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作为美国精神分析学派的心理学家，罗洛·梅承继了克尔凯郭尔、海德格尔、保罗·蒂利希等存在主义哲学思想，将心理学与存在哲学成功地嫁接在一起。他认为，心理学和心理治疗作为科学，其主要关注的是人本身，是现代人的生存困境，而不仅仅是心理疾病患者；是建立积极的有创造勇气的人格，而不是仅限于严谨的实验研究。所以，心理学应该走出治疗室和心理诊所，去观照每个人体的生命建造。在根本的意义上，心理问题指向的是价值观问题，这却不是在治疗室中就能建构的。当心理学走出书斋和治疗室，进入日常生活，就具有了更大的意义和价值。罗洛·梅自觉地选择了这一路向。在罗洛·梅这里，心理学已经走出了弗洛伊德的“本我”与道德约束的“超我”的挣扎框架，而是在原始生命力的驱动下，如何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并有勇气为自己的存在承担责任。这样，心理学给我们提供了极大帮助。
重新认识自己
我们似乎生活在一个悖论的时代。一方面，我们一直以来被教导要努力成为第一而不是第二，要超过别人；另一方面，今日成功之关键因素却是他能否更好地与团队共处、协作：你要表现得温和顺从，你需要被他人接纳，要有合作精神，但同时你又要张扬出你的个性，得到别人的认可。这些要求似乎都是合理的，但是其中的矛盾性却潜在地制造着人内心的困境：就是阿瑟·米勒的《推销员之死》中的威利·洛曼之挣扎，就是卡夫卡笔下人物之绝望……甚至就是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烦恼。
没错，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是独一无二的，都盼望获得别人承认，而不是生活在父母、兄弟姐妹或其他人的影子之下，这是实现自我潜能的需要，亦是存在的价值。但是我们首先面对的是环境和人际的压力，即使在我们幼小的时候，就可能已经学会取悦父母，因为这样才能得到奖赏。可能在自我意识刚刚觉醒之初，我们已经在经受外界的压力和挑战了。
在罗洛·梅看来，人的种种心理疾病或心理问题，表面上看是对环境适应不良，实质上，就是人为了保持自己的独特性、逃避现实的或幻想的外在压力所采取的一种不负责任的策略。罗洛·梅的治疗方案听起来并不新鲜——自由。在《自由与命运》中，罗洛·梅说：“心理治疗的目的是使人获得自由，”“人们来找治疗者……因为他们在内心已经受到控制，并渴望能获得自由。”(罗洛·梅：《自由与命运》，P22-23，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自由是指人参与他自己的发展、塑造自己的能力。然而，如果一个有机体不能实现它的潜能，它就会出现问题。就像当你长时间不用你的双腿走路，你的双腿就会萎缩，但是你将失去的不光是双腿的力量，血液的流动、心跳以及整个生命机体都会出现问题。当一个人不能够实现他作为一个人的潜能时，他就会在某种程度上衰竭、患病。
罗洛·梅认为，人际关系中的“顺应”和“适应”这些范畴都是需要的，但是，“如果我坚持要另一个人适应我，那么我就不是把他当作一个人来看待，不是把他看作是此在，而是把他看作是一种工具；而且即使是我适应我自己，我也是将自己当作一个物体来使用”。(罗洛·梅：《存在之发现》，P137，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为了保持自我的独特性，逃避自我实现的努力，我们甚至将表扬和被人喜爱变成强迫性需要，从而导致虚荣和自恋。从表面上看，我们达到了保护自己的目的，实际上，我们是把自己像商品一样保存起来，去换取心理上的麻木，我们也把自尊心和自信心完全建基其上。其结果就是，如果没有这些表扬和喜爱，我们会觉得自己毫无价值。
每个人的创造力和独特性必须重新得到发现，并以其为基础在积极的工作中发展，而不是消融，这是走出心理阴影的第一步。
积极面对焦虑
我们生活在充满焦虑的时代：我们对通货膨胀焦虑，为道德的沦丧而焦虑，为失业焦虑，为家庭结构的解体而焦虑，我们还为空气污染和汽油涨价而焦虑。于是，我们用紧张忙碌来掩盖焦虑，或者用心理治疗来消除焦虑。
罗洛·梅把焦虑比作现代最严重的“肺结核病”，是人类健康和幸福的最大破坏者。从本体论意义上说，焦虑就是我们存在感的现实状况。焦虑是我们在恐惧中的混乱和困惑，是个体作为人的存在的最根本价值受到威胁、自身安全受到威胁，由此引起的担忧。焦虑代表一种冲突，但是，只要冲突继续下去，就可以得到建设性的解决方法。
罗洛·梅在《人的自我寻求》中区分了焦虑和恐惧：当我们在马路上，看到一辆疾驶的汽车迎面而来时，我们会感到恐惧，心跳加速，快速横穿马路到达安全地带；而当我们处于朝不同方向疾驶的汽车流，被困在马路中央时，我们心跳加剧但无所适从，心里有一种空洞感，这就是焦虑。我们体验过多种焦虑，或轻微或严重，比如一场至关重要的考试，一次等待亲人在空难中是否幸存的消息，或者小孩子意识到自己迷路后的恐惧，这都唤起我们一种内在的“痛楚”，心脏的收缩、泛化的困惑。焦虑可以非常强大甚至摧毁我们，因为它是人类在其生存遭受威胁时所做出的基本反应，它打击的正是我们的自我“核心”。
罗洛·梅将焦虑分为正常的焦虑和神经症的焦虑，他关注的中心在如何建设性地运用正常的焦虑。焦虑作为一种自我力量，与另一方威胁要消灭我们作为自我存在的力量较量，就像发烧是身体力量与病毒相较量一样。所以，一个需要弄清楚的问题是我们的自我认知是怎样的。一个人的自我意识越清楚，就是说，我们对自我和周围客观世界的意识的能力越强，在与焦虑的较力中获胜的可能性就越大。相反，正如感觉到发烧就放弃治疗，正面经验焦虑的积极意义的可能性就越少。
罗洛·梅为我们提供了将焦虑向着正常的方面转化、取得积极意义的方法：第一，用自尊感受到自我力量和面对生活的能力；第二，将整个自我投身于训练和发展技能上；第三，在极端环境中，相信领导者能够胜任；四，发展自身，直面存在的困境。这似乎印证了克尔凯郭尔的一句话：冒险 会导致焦虑，但是不去冒险将会失去个人的自我……而在更高的意义上，冒险正是为了意识到个人的自我。
创造的勇气——生命的路有多宽
当读到西西弗斯需要不断地把大石块从山下推到山上，我们说，这是命运；当读到俄狄浦斯杀父娶母，我们说，这是命运。生活中遇到了多少事情，我们用“命运”来作解释呢?
“命运”这个词被神化、被滥用。在《自由与命运》中，罗洛·梅将命运作了清晰的解释：命运隐含着“朝向某个目标”的意思。其中包括，一种是方向，一种是要达成目标的计划或设计。由此就突破了“注定的东西”的局限性和天赋模式。面对“命运”有几种积极的反应方式：第一，介入自己的命运；第二，毫无保留地面对和挑战自己的命运；第三，最积极的反应，是正面冲突和反叛命运。当然，也可以把我们一生的时间花费在试图篡改和逃避命运上，但这无非是重蹈《伟大的盖茨比》中盖茨比的故事，别无新意。
我们不能否认命运的压力，因为这仍然是一种逃避，逃避我们所面对的恐惧、害怕和焦虑，逃避我们所缺乏的冒险的勇气，逃避我们生命的本真的蓝图。在《自由与命运》中，罗洛·梅教会我们，将积极的命运和消极的命运(厄运)一起来接受，在与命运的交会中产生我们的可能性、我们的机会。
在面对命运的时候，我们需要勇气。
我们通常把勇气和勇士的美德并举，勇气的反面就是懦弱。而在罗洛·梅那里，勇气的反面是勇气的缺失，就是说，勇气的对立面是自动顺服，是放弃自我。人们不愿意脱离群体，不愿意“鹤立鸡群”，是因为我们缺乏勇气去孤立、孤独，被嘲笑、被拒绝。罗洛·梅十分强调勇气，甚至把它看作一个人成熟的标志。一个成熟的个体，他的生活与他自己选择的目标是融合在一起的。勇气是一种肯定的选择，而不是妥协的选择，他必须彻底割断脐带，抵挡住内心的焦虑反应以及家人朋友的攻击，并且由于这肯定的选择，他可以做出愉悦的防御。
罗洛·梅把勇气分为四类：身体勇气、道德勇气(感受他人身处困境的勇气)、社会勇气(与他人建立关系的勇气)和创造的勇气(创造新的形式和象征，推进社会发展)。他认为创造的勇气是最重要的。运用这种勇气，就可以发现新的象征、新的形式和新的模式，而一个新的社会就是建立在其上的。人如果可以向更大的可能性开放，通过自己的判断，做各种有益的尝试，从而过一种创造性的生活，他就可以不断地发展自身的存在感，就是一个心理健康的人，也就趋向于人本主义的自我实现。
人必须不断地鼓励自己、督促自己，使自我核心趋于成熟，这就是自我肯定。自我肯定是一种生存的勇气，没有它，人就无法确立自己的自我，更不能实现自我。
勇气来自一个人的自我认知，他的尊严感和自尊感。一个人若没有勇气，便是因为他太过小看自己。所以，最难迈出的一步是否认那些我们曾经有过的别人的期许、行为惯性。这也是最可怕的一步，因为这意味着要对自己的标准和判断负责。然而，个体必须保持自己的自我，才能参与到社会中去。
当我们逐渐具有了清楚的自我认知，不再被束缚，而是自由地去创造，去实现自我的认知和自我价值，我们就可以成为一个成熟的、积极的人，一个心理健康的人。这时，我们的生活之路、创造之路，我们的爱情之路就是开阔而宽广的，我们的生命就是丰富多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