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1月8日近午，一支挂有“欢迎抗日老英雄回松山”条幅的车队打破了松山的静谧，细心的主办方特意用条幅遮住了车上的“丰田”、“三菱”等标志。活动主角是年逾九旬的老兵鲍直才。打松山时，他临危授命，采用土办法自制了测量经纬度和水平测试的仪器，立下大功。
松山位于云南省龙陵县腊勐乡，曾是二战时的—个重要战场。
这一天，龙陵县腊勐乡松山村委会的院内异常热闹，鲍直才和其他几位关注滇西抗战的学者、志愿者被授予“松山村荣誉村民”。
一年中的绝大部分时间，这座大山安静得有些寂寞。每年，过来凭吊的也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位民间研究者。
初上松山
二战史研究专家戈撅亚回忆自己最初接触滇西抗战研究，是因为“受了刺激”。
1983年冬天，正在学做生意的戈叔亚到了腾冲，“路过一个党校，看着里面郁郁葱葱的，又不收门票，就走进去看。”
当时被作为党校办公地的这个园子就是国殇墓园。由于“文革”时遭破坏，墓园一片狼藉。戈叔亚看到门口的一块石碑，上面的介绍文字让他极为震惊，“我是历史系毕业的，又选修过二战史，但我完全不知道这段历史。”
从那时开始，他像着了魔—样地奔走在滇西的村村寨寨，逢人就打听那场战事。他至今记得路上碰到的一个小伙子，“那是个十足的小痞子，见到我就问要不要黑的或者黄的。黑的是大麻，黄的是黄金。”戈叔亚说，他一打听滇西抗战的事，小伙子马上停下脚，认真地告诉他，自己的舅舅当年去修滇缅公路，一直没回家，恳求他帮忙寻找。
研究滇缅抗战至今，戈叔亚已经上过30多次松山，“当地老百姓说起松山，总会在前面加个‘大’字，充满敬畏。”在二战亚洲战场上，只有三次日本人所谓的“玉碎战”，即日军被全部消灭，分别发生在滇西的松山、腾冲和缅北的密支那。
“第一次去的时候是我一个人。站在山头上一看，遍地密密麻麻的，有螺纹一样的坑。我以为那是手榴弹炸的，后来一位日本学者告诉我，是迫击炮。那是下午四五点钟，风吹着小树不停摇晃，树叶哗啦啦地响，我突然很慌。”戈叔亚回忆说。
研究初期，他还进行过一番“市场预测”，“当时‘文革’结束，中美已经建交，所以就决心搞这段历史。”
打破禁区
1984年，一篇两万字的讲稿打破了禁区，对国民革命军滇西抗战首次给予了正面肯定。
讲稿起草者之一的陈祖樑如今已年近七旬。那年他刚调到保山市史志委工作，“当时我们分析了一下形势，做了本叫《保山地区抗日概况》的小册子，并由专员做了个报告，用的就是那份讲稿。”
作为土生土长的腾冲人，陈祖樑从小就熟谙这段历史。他告诉本刊记者，小时候，家里住过日本人，也住过中国军队，周围遍地是战争遗迹。
1986年，陈祖樑和同事到南京查滇西抗战的档案。开始对方不肯接待，说档案馆是国家的，与地州史志没有关系。陈祖樑解释说，国家在我们的地州发生过重大战事，必须关注。
反复协商后，他们看到了档案。由于不许复印、拍照，他们只能抄写。三个人每天抄两万字。后来觉得进度太慢，就请档案馆的工作人员帮忙抄写，1000字8毛钱。前后一共抄了100多万字。随后，这些资料被整理出版为《保山地区史志文集抗日战争专辑》，共四册。在当时引起了国内外关注，几名日本游客一下买走了100套。
磕磕绊绊的田野调查
最初关注这段历史时，戈叔亚并未找到同道，国内相关书籍也几乎没有。他获得资料的途径主要是到政协、民革、黄埔军校去找了解这段历史的老人。“有些地方需要介绍信，我没有证明，人家就不愿意接待。”
甚至有人认为他在帮日本人找资料，他还被调查过。
“我想过100次要放弃，但当时一是由于做的生意不景气，二是因为研究这段历史已经上了瘾。”戈叔亚说。
他在恐慌中继续着田野调查，几乎走遍了滇西抗战中的所有战场，“哪怕是一条马路，回来以后我都得通过各国资料进行验证。”
1997年，戈叔亚等人在怒江州泸水县高黎贡山片马垭口找到了1943年失事的C-53型运输机，当时，这一事件被认为推进了中美关系。
原保山市隆阳区史志委的沙必璐曾和陈祖樑一起，在1996年搞了一个滇西抗戗研究筹备组。她告诉本刊记者，那是时任政协主席领着搞的，两三年后觉得有压力，就撤掉了。
陈祖樑说，上世纪90年代末，他曾突发奇想，以个人名义邀请了几名日本反战老兵重走滇缅战场，“有关部门知道后就泡了汤。”
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
每到年底，滇缅抗战博物馆馆长段生馗就成了“热锅上的蚂蚁”，为还钱的事忙得团团转。“现在还欠了人家84万。”他—脸愁容地告诉本刊记者。
这个有着7000多件展品的博物馆，多年来，只有他一个人在支撑。
真正意义的收藏始于1986年。段生馗说，战后的腾冲，遍地能找到枪、炮、军刀、头盔等遗物。但此后，经过了两次大规模破坏。一次是1958年的大炼钢铁，松山一个生产队的任务就是把村边停着的五六辆坦克拆下来。第二次破坏是在上世纪90年代后，一些人跑来腾冲收废品，当地百姓把这些战争遗物当废铜烂铁卖了。
“我收这些东西不是盲目的。”说起“收藏经”，段生馗暂时忘了欠债的痛苦，“比如我根据史料记载，得知远征军曾在某个村边伏击过一次日军，大约有24名日军死亡。接着，我计算出起码还剩四五顶钢盔。于是去问当地村民还有没有。他们很惊讶，说你怎么知道。”
2005年，段生馗终于实现了他开博物馆的梦想，“以前政治上是不允许的。2005年刚好是抗战胜利60周年，我必须抓住这个时机。”交涉再三，上面终于批了，但要求博物馆走民间路线。于是，段生馗和当地的一个企业签了联办博物馆的合作协议。
虽然为收购藏品几乎花光毕生积蓄，而且负债累累，但段生馗却感觉自己很富有，“会有更多的人从我这里了解到这段历史。”
我怕我们走了，这段历史也就走了
“关于滇西抗战的研究，基本还是依赖民间力量在做。政府有时也会出钱支持，但不会主动号召。”国殇墓园管理所第一任所长毕世铣说。2003年，腾冲县委宣传部出了一本名为《血色记忆》的书，以图片为主，文字为辅，2005年，又出了《东方诺曼底之战》，以一位战地记者的手记为主，也有些美国人和日本人的文章。
由于滇缅抗战的战场在云南，本土学者相对多些。但近些年，也有些外地学者和军事专家参与。2009年，《1944：松山战役笔记》出版，作者余戈是《军营文化天地》副主编。该书用日记体对松山战役进行了微观呈现。北京作家方军则在10年内，采访了512名抗战亲历者。方军对本刊记者表示，这是一种抢救。
经费是民间研究者们最头疼的问题。戈叔亚目前的经济来源只能靠参加一些社会活动。腾冲县前文物保管所所长李正说，他曾就这个问题指责过戈叔亚，认为这样有些商业化，容易丧失学者的独立性。戈叔亚很无奈地回应，如果我像你一样，拿2000多元的退休金，也不用参加这么多活动了。
陈祖樑有时会告诉他的孙女，你读的历史和爷爷知道的不完全一样。
由于自幼和老兵们生活在一起，陈祖樑对这一群体有着充分的了解，“我敬佩他们的牺牲精神，同情他们的遭遇，现在有很多人出于人道主义关心他们当然是好事，但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把一些真实的东西告诉后人。我怕我们走了，这段历史也就走了。”
松山位于云南省龙陵县腊勐乡，曾是二战时的—个重要战场。
这一天，龙陵县腊勐乡松山村委会的院内异常热闹，鲍直才和其他几位关注滇西抗战的学者、志愿者被授予“松山村荣誉村民”。
一年中的绝大部分时间，这座大山安静得有些寂寞。每年，过来凭吊的也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位民间研究者。
初上松山
二战史研究专家戈撅亚回忆自己最初接触滇西抗战研究，是因为“受了刺激”。
1983年冬天，正在学做生意的戈叔亚到了腾冲，“路过一个党校，看着里面郁郁葱葱的，又不收门票，就走进去看。”
当时被作为党校办公地的这个园子就是国殇墓园。由于“文革”时遭破坏，墓园一片狼藉。戈叔亚看到门口的一块石碑，上面的介绍文字让他极为震惊，“我是历史系毕业的，又选修过二战史，但我完全不知道这段历史。”
从那时开始，他像着了魔—样地奔走在滇西的村村寨寨，逢人就打听那场战事。他至今记得路上碰到的一个小伙子，“那是个十足的小痞子，见到我就问要不要黑的或者黄的。黑的是大麻，黄的是黄金。”戈叔亚说，他一打听滇西抗战的事，小伙子马上停下脚，认真地告诉他，自己的舅舅当年去修滇缅公路，一直没回家，恳求他帮忙寻找。
研究滇缅抗战至今，戈叔亚已经上过30多次松山，“当地老百姓说起松山，总会在前面加个‘大’字，充满敬畏。”在二战亚洲战场上，只有三次日本人所谓的“玉碎战”，即日军被全部消灭，分别发生在滇西的松山、腾冲和缅北的密支那。
“第一次去的时候是我一个人。站在山头上一看，遍地密密麻麻的，有螺纹一样的坑。我以为那是手榴弹炸的，后来一位日本学者告诉我，是迫击炮。那是下午四五点钟，风吹着小树不停摇晃，树叶哗啦啦地响，我突然很慌。”戈叔亚回忆说。
研究初期，他还进行过一番“市场预测”，“当时‘文革’结束，中美已经建交，所以就决心搞这段历史。”
打破禁区
1984年，一篇两万字的讲稿打破了禁区，对国民革命军滇西抗战首次给予了正面肯定。
讲稿起草者之一的陈祖樑如今已年近七旬。那年他刚调到保山市史志委工作，“当时我们分析了一下形势，做了本叫《保山地区抗日概况》的小册子，并由专员做了个报告，用的就是那份讲稿。”
作为土生土长的腾冲人，陈祖樑从小就熟谙这段历史。他告诉本刊记者，小时候，家里住过日本人，也住过中国军队，周围遍地是战争遗迹。
1986年，陈祖樑和同事到南京查滇西抗战的档案。开始对方不肯接待，说档案馆是国家的，与地州史志没有关系。陈祖樑解释说，国家在我们的地州发生过重大战事，必须关注。
反复协商后，他们看到了档案。由于不许复印、拍照，他们只能抄写。三个人每天抄两万字。后来觉得进度太慢，就请档案馆的工作人员帮忙抄写，1000字8毛钱。前后一共抄了100多万字。随后，这些资料被整理出版为《保山地区史志文集抗日战争专辑》，共四册。在当时引起了国内外关注，几名日本游客一下买走了100套。
磕磕绊绊的田野调查
最初关注这段历史时，戈叔亚并未找到同道，国内相关书籍也几乎没有。他获得资料的途径主要是到政协、民革、黄埔军校去找了解这段历史的老人。“有些地方需要介绍信，我没有证明，人家就不愿意接待。”
甚至有人认为他在帮日本人找资料，他还被调查过。
“我想过100次要放弃，但当时一是由于做的生意不景气，二是因为研究这段历史已经上了瘾。”戈叔亚说。
他在恐慌中继续着田野调查，几乎走遍了滇西抗战中的所有战场，“哪怕是一条马路，回来以后我都得通过各国资料进行验证。”
1997年，戈叔亚等人在怒江州泸水县高黎贡山片马垭口找到了1943年失事的C-53型运输机，当时，这一事件被认为推进了中美关系。
原保山市隆阳区史志委的沙必璐曾和陈祖樑一起，在1996年搞了一个滇西抗戗研究筹备组。她告诉本刊记者，那是时任政协主席领着搞的，两三年后觉得有压力，就撤掉了。
陈祖樑说，上世纪90年代末，他曾突发奇想，以个人名义邀请了几名日本反战老兵重走滇缅战场，“有关部门知道后就泡了汤。”
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
每到年底，滇缅抗战博物馆馆长段生馗就成了“热锅上的蚂蚁”，为还钱的事忙得团团转。“现在还欠了人家84万。”他—脸愁容地告诉本刊记者。
这个有着7000多件展品的博物馆，多年来，只有他一个人在支撑。
真正意义的收藏始于1986年。段生馗说，战后的腾冲，遍地能找到枪、炮、军刀、头盔等遗物。但此后，经过了两次大规模破坏。一次是1958年的大炼钢铁，松山一个生产队的任务就是把村边停着的五六辆坦克拆下来。第二次破坏是在上世纪90年代后，一些人跑来腾冲收废品，当地百姓把这些战争遗物当废铜烂铁卖了。
“我收这些东西不是盲目的。”说起“收藏经”，段生馗暂时忘了欠债的痛苦，“比如我根据史料记载，得知远征军曾在某个村边伏击过一次日军，大约有24名日军死亡。接着，我计算出起码还剩四五顶钢盔。于是去问当地村民还有没有。他们很惊讶，说你怎么知道。”
2005年，段生馗终于实现了他开博物馆的梦想，“以前政治上是不允许的。2005年刚好是抗战胜利60周年，我必须抓住这个时机。”交涉再三，上面终于批了，但要求博物馆走民间路线。于是，段生馗和当地的一个企业签了联办博物馆的合作协议。
虽然为收购藏品几乎花光毕生积蓄，而且负债累累，但段生馗却感觉自己很富有，“会有更多的人从我这里了解到这段历史。”
我怕我们走了，这段历史也就走了
“关于滇西抗战的研究，基本还是依赖民间力量在做。政府有时也会出钱支持，但不会主动号召。”国殇墓园管理所第一任所长毕世铣说。2003年，腾冲县委宣传部出了一本名为《血色记忆》的书，以图片为主，文字为辅，2005年，又出了《东方诺曼底之战》，以一位战地记者的手记为主，也有些美国人和日本人的文章。
由于滇缅抗战的战场在云南，本土学者相对多些。但近些年，也有些外地学者和军事专家参与。2009年，《1944：松山战役笔记》出版，作者余戈是《军营文化天地》副主编。该书用日记体对松山战役进行了微观呈现。北京作家方军则在10年内，采访了512名抗战亲历者。方军对本刊记者表示，这是一种抢救。
经费是民间研究者们最头疼的问题。戈叔亚目前的经济来源只能靠参加一些社会活动。腾冲县前文物保管所所长李正说，他曾就这个问题指责过戈叔亚，认为这样有些商业化，容易丧失学者的独立性。戈叔亚很无奈地回应，如果我像你一样，拿2000多元的退休金，也不用参加这么多活动了。
陈祖樑有时会告诉他的孙女，你读的历史和爷爷知道的不完全一样。
由于自幼和老兵们生活在一起，陈祖樑对这一群体有着充分的了解，“我敬佩他们的牺牲精神，同情他们的遭遇，现在有很多人出于人道主义关心他们当然是好事，但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把一些真实的东西告诉后人。我怕我们走了，这段历史也就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