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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2008年金融危机暴露了现行国际金融体系中存在的漏洞，冲击下的WTO多边贸易谈判进展缓慢，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全球经济陷入泥潭……为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世界各国寻求一种更为灵活的区域经济合作形式，自由贸易区由此重焕生机。事实证明，自贸区建设有效拉动了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区域经济增长，加速了全球经济复苏。
为推动金融体系改革，从根本上防范金融危机的再次发生，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应运而生。规律的会晤机制、不断翻新的发展议题和种类繁多的双多边合作为国际经济复苏做出了极大贡献。为推动合作进一步完善，中国提议建立“金砖国家自贸区”并释放利好信息：“通过设立自贸区可以废除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充分发挥竞争优势，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 然而，因中印存在意见分歧，此提议而难以落地。这不禁使人联想到中印在一带一路自贸区和中印自贸区建设中的艰难磋商，感叹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中国与印度作为地缘接壤、实力相近、诉求相似的发展中大国，推动建立双多边自贸区既是大势所趋，又将带来广泛好处。但金砖国家自贸区、中印自贸区、一带一路自贸区、孟中印缅经济走廊、RCEP等一系列自贸区建设议程均遭到印方的拖延、回避或拒绝。
值得注意的是，印度并不是对自贸区建设存有偏见。1998年，印度与斯里兰卡签署自贸协定；2003年，与东盟通过“印度—东盟地区贸易和投资区”的建设协议；同年，与泰国签署自贸协定；2004年，《南亚自由贸易协定框架条约》签订；2005 年，印度与新加坡“全面经济合作协定”签署。2010年，印度—东盟自贸区进入实质性阶段……由此可见，印度参与自贸区合作的兴趣广泛，而中国被有意排除在了名单之外。
在上述背景下，本文将本着两点论与重点论相统一的原则，尝试找出中印两国在自贸区建设议题上合作难的主要原因。
二、原因的假设与分析
（一）经济利益冲突
由于在经贸结构、发展侧重和经济制度上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与差距，两国利益冲突和贸易摩擦日益严重。
第一，中印贸易不平衡或使印度将对华经济合作评估为“挑战有余而机遇不足”。中印贸易摩擦首先体现于贸易不平衡。目前中国为印度第二大贸易伙伴，而印度仅为中国第七大贸易伙伴。2006年以来，中国对印度贸易顺差额逐年增长。 印度担心自贸区的建立将继续拉大中印差距，增强中国在印度势力范围内的经济影响力。
第二，印方始终没有对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给予官方承认。究其原因，一是印度自身反倾销法界定不明，二是对中国市场开放性和透明性存疑，三是西方主流态度的影响。三者相叠，构成了印度暧昧不明，阴晴不定的对华经济政策。印度是对华提起反倾销诉讼次数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其对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不承认为印度回绝金砖国家自贸区等双多边自贸区提议提供了直接理由，严重阻碍了中印经贸互信和区域经济发展进程。
第三，两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竞争日益明显，出口市场也有较大重合。正如“印度制造”是“中国制造”的竞争对手，中国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也对印度服务业构成了挑战。因此，在第三国市场中的竞争加重了印度对中国自贸区提议的疑虑。
然而，上文提及的“印度拥有与世界各国建立经贸关系的强烈意图”及中印其他领域可观的经贸合作，都从侧面反映出问题的根本原因不在于两国经济领域的竞争。下面我们将以印度的内外政策为切入点，逐一探讨影响两国自贸区合作的非经济因素。
（二）战略互信缺失
在中国迅速崛起的压力下，印度的冲突型战略文化传统、传统安全逻辑、“不结盟”历史及大国情结共同推动形成了印度对华信任赤字，自贸区建设的停滞是其在经济层面的表现。
第一，以曼荼罗理论为代表的冲突导向型战略文化在印度颇为盛行，该理论认为“一个国家被由包括友好国、中立国和敌对国组成的曼荼罗圈所包围着”，其核心观点是“邻国往往会成为敌人，而敌人的邻国则是朋友或盟友” ，历史上，印度控制不丹和尼泊尔、分裂巴基斯坦、讨伐斯里兰卡等行为便是对这一理论的实践。当曼荼罗理论与门罗主义情结相结合，再加上意识形态分歧和历史遗留问题，“中印安全困境”便形成了。此外，一帶一路建设的南亚部分加深了其疑虑，印度认为中国必将对其南亚地区影响力发起竞争，中方建设自贸区的提议也是如此。
第二，印度更倾向于短期、可视化、灵活的合作关系。本着“要么再度辉煌，要么淘汰出局”的“尼赫鲁思想”，印度的外交政策带有很强的目标导向性，所有决策都是为了实现大国梦而服务。此外，在“非暴力，不合作”和不结盟等政治传统的影响下，印度更倾向于灵活的多边关系，“铁打的目标”与“流水的政府”也使其战略决策倾向于短期、可视化的利益获取，其在“美印日”与“中俄印”合作机制间的周旋正是这些特点的体现。
第三，在中印合作中，印度更倾向于相对收益。沃尔兹认为，在合作机会面前，感到不安全的国家更关注相对收益，即“谁将收益更多”，而不是“我将收益多少”或“是否双方都能获益”。印度单方建构的“中印安全困境”使印度将自己设定为合作中“感到不安全的一方”。因此，即使涉华自贸区的建立将使印度获得可观的绝对收益，但只要其紧盯相对收益，合作就是困难的。
第四，中国、印度与巴基斯坦之间复杂的三角关系及印度对涉巴事务的敏感态度为中印关系的发展提出了苛刻的附加条件，中印双多边自贸区建设也深受影响。
综上，政治层面上互相信任作为国家关系建立的基础，与各个领域都有着不可忽视的关联性，是中印双多边自贸区建设进展困难的源头。
（三）复杂的外部因素
后金融危机时代的美国深感其世界主导地位受到挑战，进而谋求全球战略布局的转变，以维持其全球优势地位。这样的诉求在特朗普当选后达到高峰，该政府发布的首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公开指出美国将更加关注“印太”地区。
然而，相较于美印“准盟友”关系的培养，印度政府仍将“大国崛起”作为首要目标，继续大国平衡政策和“东进”战略。参与“印太合作”不仅是为了制约中国，也有加强与东盟、日本等国联系、扩大在亚太地区影响力的目的。
综上，外部因素对印度政策制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由于印度政策的自主性与发展目标的明确性，外部势力很难对印度决策形成主导。印度对印太战略的考虑沿袭了其一贯的“摇摆政策”，美方施压难以决定其利益评估。
四、结语
经济竞争是印度在涉中自贸区议题上犹豫不决的直接原因，印太战略等外部影响是辅助因素，政治互信缺失是根本原因。战略互信是国家合作的充要因素，推动中印双多边自贸区建设应着力加强两国战略互信。
推动合作的可能方式是：秉承“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精神，对中国提议的“潜在竞争者”即国际其他双多边合作机制进行研究，站在印度角度量化评估其优缺点，分析印度战略评估的可能性机制。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积极调整中国自贸区提议的细节，绕开短期内难达一致的历史遗留问题，求同存异地将仍存发展空间的区域建构为印度认可的，相较于同期其他机制更具吸引力的，能在短期内看到回报的双多边区域合作机制。一旦印度将其评估为本阶段最具战略意义的自贸区合作机制，合作难题便会不攻自破。
参考文献：
[1]辛仁杰：《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与中印关系》，《南亚研究》2011-3
[2]王学敏：《中印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现状分析及战略比较》2012-7
[3]薛梅：《中国贸易顺差问题研究》2009-11
[4]任飞：《印度战略文化对国家安全战略的影响》，《南亚研究》2009-2
[5]陈宗海：《印度对中国信任赤字的成因分析》，《域外观察》2020-3
[6]朱翠萍、科林·弗林特：《“安全困境”与印度对华战略逻辑》，《当代亚太》2019-6
（作者简介： 李欣芷，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政党外交学院 国际事务与国际关系专业学生）
2008年金融危机暴露了现行国际金融体系中存在的漏洞，冲击下的WTO多边贸易谈判进展缓慢，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全球经济陷入泥潭……为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世界各国寻求一种更为灵活的区域经济合作形式，自由贸易区由此重焕生机。事实证明，自贸区建设有效拉动了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区域经济增长，加速了全球经济复苏。
为推动金融体系改革，从根本上防范金融危机的再次发生，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应运而生。规律的会晤机制、不断翻新的发展议题和种类繁多的双多边合作为国际经济复苏做出了极大贡献。为推动合作进一步完善，中国提议建立“金砖国家自贸区”并释放利好信息：“通过设立自贸区可以废除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充分发挥竞争优势，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 然而，因中印存在意见分歧，此提议而难以落地。这不禁使人联想到中印在一带一路自贸区和中印自贸区建设中的艰难磋商，感叹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中国与印度作为地缘接壤、实力相近、诉求相似的发展中大国，推动建立双多边自贸区既是大势所趋，又将带来广泛好处。但金砖国家自贸区、中印自贸区、一带一路自贸区、孟中印缅经济走廊、RCEP等一系列自贸区建设议程均遭到印方的拖延、回避或拒绝。
值得注意的是，印度并不是对自贸区建设存有偏见。1998年，印度与斯里兰卡签署自贸协定；2003年，与东盟通过“印度—东盟地区贸易和投资区”的建设协议；同年，与泰国签署自贸协定；2004年，《南亚自由贸易协定框架条约》签订；2005 年，印度与新加坡“全面经济合作协定”签署。2010年，印度—东盟自贸区进入实质性阶段……由此可见，印度参与自贸区合作的兴趣广泛，而中国被有意排除在了名单之外。
在上述背景下，本文将本着两点论与重点论相统一的原则，尝试找出中印两国在自贸区建设议题上合作难的主要原因。
二、原因的假设与分析
（一）经济利益冲突
由于在经贸结构、发展侧重和经济制度上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与差距，两国利益冲突和贸易摩擦日益严重。
第一，中印贸易不平衡或使印度将对华经济合作评估为“挑战有余而机遇不足”。中印贸易摩擦首先体现于贸易不平衡。目前中国为印度第二大贸易伙伴，而印度仅为中国第七大贸易伙伴。2006年以来，中国对印度贸易顺差额逐年增长。 印度担心自贸区的建立将继续拉大中印差距，增强中国在印度势力范围内的经济影响力。
第二，印方始终没有对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给予官方承认。究其原因，一是印度自身反倾销法界定不明，二是对中国市场开放性和透明性存疑，三是西方主流态度的影响。三者相叠，构成了印度暧昧不明，阴晴不定的对华经济政策。印度是对华提起反倾销诉讼次数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其对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不承认为印度回绝金砖国家自贸区等双多边自贸区提议提供了直接理由，严重阻碍了中印经贸互信和区域经济发展进程。
第三，两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竞争日益明显，出口市场也有较大重合。正如“印度制造”是“中国制造”的竞争对手，中国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也对印度服务业构成了挑战。因此，在第三国市场中的竞争加重了印度对中国自贸区提议的疑虑。
然而，上文提及的“印度拥有与世界各国建立经贸关系的强烈意图”及中印其他领域可观的经贸合作，都从侧面反映出问题的根本原因不在于两国经济领域的竞争。下面我们将以印度的内外政策为切入点，逐一探讨影响两国自贸区合作的非经济因素。
（二）战略互信缺失
在中国迅速崛起的压力下，印度的冲突型战略文化传统、传统安全逻辑、“不结盟”历史及大国情结共同推动形成了印度对华信任赤字，自贸区建设的停滞是其在经济层面的表现。
第一，以曼荼罗理论为代表的冲突导向型战略文化在印度颇为盛行，该理论认为“一个国家被由包括友好国、中立国和敌对国组成的曼荼罗圈所包围着”，其核心观点是“邻国往往会成为敌人，而敌人的邻国则是朋友或盟友” ，历史上，印度控制不丹和尼泊尔、分裂巴基斯坦、讨伐斯里兰卡等行为便是对这一理论的实践。当曼荼罗理论与门罗主义情结相结合，再加上意识形态分歧和历史遗留问题，“中印安全困境”便形成了。此外，一帶一路建设的南亚部分加深了其疑虑，印度认为中国必将对其南亚地区影响力发起竞争，中方建设自贸区的提议也是如此。
第二，印度更倾向于短期、可视化、灵活的合作关系。本着“要么再度辉煌，要么淘汰出局”的“尼赫鲁思想”，印度的外交政策带有很强的目标导向性，所有决策都是为了实现大国梦而服务。此外，在“非暴力，不合作”和不结盟等政治传统的影响下，印度更倾向于灵活的多边关系，“铁打的目标”与“流水的政府”也使其战略决策倾向于短期、可视化的利益获取，其在“美印日”与“中俄印”合作机制间的周旋正是这些特点的体现。
第三，在中印合作中，印度更倾向于相对收益。沃尔兹认为，在合作机会面前，感到不安全的国家更关注相对收益，即“谁将收益更多”，而不是“我将收益多少”或“是否双方都能获益”。印度单方建构的“中印安全困境”使印度将自己设定为合作中“感到不安全的一方”。因此，即使涉华自贸区的建立将使印度获得可观的绝对收益，但只要其紧盯相对收益，合作就是困难的。
第四，中国、印度与巴基斯坦之间复杂的三角关系及印度对涉巴事务的敏感态度为中印关系的发展提出了苛刻的附加条件，中印双多边自贸区建设也深受影响。
综上，政治层面上互相信任作为国家关系建立的基础，与各个领域都有着不可忽视的关联性，是中印双多边自贸区建设进展困难的源头。
（三）复杂的外部因素
后金融危机时代的美国深感其世界主导地位受到挑战，进而谋求全球战略布局的转变，以维持其全球优势地位。这样的诉求在特朗普当选后达到高峰，该政府发布的首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公开指出美国将更加关注“印太”地区。
然而，相较于美印“准盟友”关系的培养，印度政府仍将“大国崛起”作为首要目标，继续大国平衡政策和“东进”战略。参与“印太合作”不仅是为了制约中国，也有加强与东盟、日本等国联系、扩大在亚太地区影响力的目的。
综上，外部因素对印度政策制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由于印度政策的自主性与发展目标的明确性，外部势力很难对印度决策形成主导。印度对印太战略的考虑沿袭了其一贯的“摇摆政策”，美方施压难以决定其利益评估。
四、结语
经济竞争是印度在涉中自贸区议题上犹豫不决的直接原因，印太战略等外部影响是辅助因素，政治互信缺失是根本原因。战略互信是国家合作的充要因素，推动中印双多边自贸区建设应着力加强两国战略互信。
推动合作的可能方式是：秉承“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精神，对中国提议的“潜在竞争者”即国际其他双多边合作机制进行研究，站在印度角度量化评估其优缺点，分析印度战略评估的可能性机制。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积极调整中国自贸区提议的细节，绕开短期内难达一致的历史遗留问题，求同存异地将仍存发展空间的区域建构为印度认可的，相较于同期其他机制更具吸引力的，能在短期内看到回报的双多边区域合作机制。一旦印度将其评估为本阶段最具战略意义的自贸区合作机制，合作难题便会不攻自破。
参考文献：
[1]辛仁杰：《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与中印关系》，《南亚研究》2011-3
[2]王学敏：《中印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现状分析及战略比较》2012-7
[3]薛梅：《中国贸易顺差问题研究》2009-11
[4]任飞：《印度战略文化对国家安全战略的影响》，《南亚研究》2009-2
[5]陈宗海：《印度对中国信任赤字的成因分析》，《域外观察》2020-3
[6]朱翠萍、科林·弗林特：《“安全困境”与印度对华战略逻辑》，《当代亚太》2019-6
（作者简介： 李欣芷，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政党外交学院 国际事务与国际关系专业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