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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们都爱他。
在《让子弹飞》里，他是张牧之年轻时追随的松坡将军。将军死后，这个手枪队长对国事充满失望，落草为寇变身张麻子，这才有了鹅城里“吃着火锅唱着歌”荒谬又现实的故事。
在《建党伟业》里，大众情人刘德华饰演他，面容清俊一身戎装，用沙哑的声音（彼时他已染喉疾）在北平火车站和小凤仙告别，更有黄昏中的汽笛和飘雪烘托离情。
演员刘德华已经50岁了，但在电影之外的历史时空里，1915年11月的蔡锷只有33岁，早已名满天下，只是未必有如斯英俊。当时的文人谭戒甫描述他：貌清癯，身仅中材，颇不称其志气，且两额薄削。
那一出未必真实存在过的柔情送别，是蔡锷一生辉煌顶点的序幕，却又接近他人生的终曲：在登上南行的火车之后，他从天津辗转日本，再回到云南，与已经称帝的袁世凯公开决裂，掀起震动天下的护国战争，在袁世凯皇帝梦碎的一年之后，他也病逝于日本。
蔡锷的绝笔是写给黄兴的挽联：
以勇健开国，而宁静持身，贯彻执行，是能创作一生者
曾送我海上，勿哭君天涯，惊起挥泪，难为卧病九州人
他死在8天之后，这幅挽联，既是绝响，也不妨看成自表。
蔡锷一生从未加入同盟会，也始终不是国民党党员。在退出统一共和党之后，他在《为军人干涉政社事通电》中声明，“军人不党”。他毕其一生所践行的，是护国战争中他亲手写下的“四项主张”的第一条：“与全国国民戮力拥护共和国体，使帝制永不发生于中国。”
在“二次革命”中选择中立
蔡锷所反对的，从来不是袁世凯或者任何具体的个人，他的友敌之分，向来只因国事而非私怨，背叛民国和共和的人，方是他永远的敌人。
1912年1月12日，刚刚成为云南都督的蔡锷在给黎元洪的电文中赞扬袁世凯“闳才伟略，实近代伟人”，但两周之后，因为袁氏无视民国已立、国体已定的事实，试图在北京召开所谓“国民会议”来决定君主或者民主国体，蔡锷又致电孙中山及各省都督，称这是“袁之狡谋”。蔡锷组织了云南北伐军准备北伐，在《北伐誓师词》中，他写道：“甘冒不韪，乃有袁贼。”
一旦溥仪退位，帝制已除，袁世凯承认民国，蔡锷的态度就转变了。袁世凯在北京就任大总统之后，他致电祝贺，称其是“群望所归”。
蔡锷的老师梁启超后来曾说：“（蔡锷）很有点痴心妄想，想带着袁世凯上政治轨道，替国家做些建设事业。”
1913年3月，宋教仁遇刺之后，舆论普遍认为，背后主使为袁世凯。黄兴为宋教仁写的挽联直言：“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今年又杀宋教仁；你说是应桂馨，他说是洪述祖，我说确是袁世凯。”
但蔡锷却坚决反对对袁用兵。他致电革命党人，称依据《临时约法》，大总统若有谋叛行为，应由参议院弹劾，而总统的政治过失，则应由国务院负责。他认为，未有穷尽法律程序就冒然起兵，事实上是对当前共和政体的破坏。毕竟，当时调查宋案的“特别法庭”已经启动，上海地方检察厅甚至两次给国务总理赵秉钧发出传票，要求其到案受审。一个地方司法机关传讯国务总理，在中国可谓空前绝后。
蔡锷在1913年5月17日的“致参众两院及各都督各党会电”中，详细阐述了这一主张：“查宋案应以法律为制裁，故审判之结果如何，自有法律判决
在《让子弹飞》里，他是张牧之年轻时追随的松坡将军。将军死后，这个手枪队长对国事充满失望，落草为寇变身张麻子，这才有了鹅城里“吃着火锅唱着歌”荒谬又现实的故事。
在《建党伟业》里，大众情人刘德华饰演他，面容清俊一身戎装，用沙哑的声音（彼时他已染喉疾）在北平火车站和小凤仙告别，更有黄昏中的汽笛和飘雪烘托离情。
演员刘德华已经50岁了，但在电影之外的历史时空里，1915年11月的蔡锷只有33岁，早已名满天下，只是未必有如斯英俊。当时的文人谭戒甫描述他：貌清癯，身仅中材，颇不称其志气，且两额薄削。
那一出未必真实存在过的柔情送别，是蔡锷一生辉煌顶点的序幕，却又接近他人生的终曲：在登上南行的火车之后，他从天津辗转日本，再回到云南，与已经称帝的袁世凯公开决裂，掀起震动天下的护国战争，在袁世凯皇帝梦碎的一年之后，他也病逝于日本。
蔡锷的绝笔是写给黄兴的挽联：
以勇健开国，而宁静持身，贯彻执行，是能创作一生者
曾送我海上，勿哭君天涯，惊起挥泪，难为卧病九州人
他死在8天之后，这幅挽联，既是绝响，也不妨看成自表。
蔡锷一生从未加入同盟会，也始终不是国民党党员。在退出统一共和党之后，他在《为军人干涉政社事通电》中声明，“军人不党”。他毕其一生所践行的，是护国战争中他亲手写下的“四项主张”的第一条：“与全国国民戮力拥护共和国体，使帝制永不发生于中国。”
在“二次革命”中选择中立
蔡锷所反对的，从来不是袁世凯或者任何具体的个人，他的友敌之分，向来只因国事而非私怨，背叛民国和共和的人，方是他永远的敌人。
1912年1月12日，刚刚成为云南都督的蔡锷在给黎元洪的电文中赞扬袁世凯“闳才伟略，实近代伟人”，但两周之后，因为袁氏无视民国已立、国体已定的事实，试图在北京召开所谓“国民会议”来决定君主或者民主国体，蔡锷又致电孙中山及各省都督，称这是“袁之狡谋”。蔡锷组织了云南北伐军准备北伐，在《北伐誓师词》中，他写道：“甘冒不韪，乃有袁贼。”
一旦溥仪退位，帝制已除，袁世凯承认民国，蔡锷的态度就转变了。袁世凯在北京就任大总统之后，他致电祝贺，称其是“群望所归”。
蔡锷的老师梁启超后来曾说：“（蔡锷）很有点痴心妄想，想带着袁世凯上政治轨道，替国家做些建设事业。”
1913年3月，宋教仁遇刺之后，舆论普遍认为，背后主使为袁世凯。黄兴为宋教仁写的挽联直言：“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今年又杀宋教仁；你说是应桂馨，他说是洪述祖，我说确是袁世凯。”
但蔡锷却坚决反对对袁用兵。他致电革命党人，称依据《临时约法》，大总统若有谋叛行为，应由参议院弹劾，而总统的政治过失，则应由国务院负责。他认为，未有穷尽法律程序就冒然起兵，事实上是对当前共和政体的破坏。毕竟，当时调查宋案的“特别法庭”已经启动，上海地方检察厅甚至两次给国务总理赵秉钧发出传票，要求其到案受审。一个地方司法机关传讯国务总理，在中国可谓空前绝后。
蔡锷在1913年5月17日的“致参众两院及各都督各党会电”中，详细阐述了这一主张：“查宋案应以法律为制裁，故审判之结果如何，自有法律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