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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世瞩目的三星堆考古发现，向我们揭示了3000多年前古蜀国绚丽多彩的社会生活情景，以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内涵，形象生动地展现了一个湮没的内陆农业文明的辉煌。在中国考古史上和世界考古史上，三星堆都称得上是前所未有、令人耳目一新的考古发现。三星堆考古发现提供的，并不仅仅是珍贵的资料，更重要的是将使学术界重新审视东方文明，人类文明发展史将因之而谱写新的篇章。三星堆考古发现揭示的，也不仅仅是一个湮没的文明，更展示出一种穿越时空、无与伦比的永恒魅力，所以它轰动了世界。
三星堆考古发现揭示的辉辉的古蜀文明，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以前我们对古蜀历史的了解是相当有限的，古文献记载的古蜀历史只是一些简略而朦胧的轮廓，从蜀山氏、蚕丛氏、柏灌氏、鱼凫氏，到杜宇、鳖灵，都显示出比较浓郁的神话传说色彩，笼罩在一片神秘的迷雾之中。
三星堆惊人的考古发现，特别是1986年夏秋之际一号坑、二号坑的相继发掘，终于揭开了千百年来笼罩在古蜀历史上的神秘面纱，使我们看到了湮没达数千年之久的古蜀国的真实面目。在此之后，成都平原上又有了宝墩文化等八座早期古城遗址的发现，以及成都商业街船棺葬遗址等重要考古发现。联系到以前成都北郊羊子山土台建筑遗址、成都十二桥商周遗址、彭州竹瓦街商周青铜器窖藏等考古发现，从而使学术界对古蜀历史文化的发展脉络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通过这些考古发现，使我们清楚地看到夏商周时期成都平原的确存在着一个以古蜀族为主体的古文化类型，使我们触摸到了古蜀文明的壮丽和辉煌。
三星堆二号坑出土的体现人神交往观念的青铜通天神树
三星堆出土文物精美的程度、数量的庞大、种类的繁多、文化内涵的无比丰富，以及其展示的鲜明而自成体系的地域特色，都是罕见的，是20世纪以来考古史上一个巨大的收获。三星堆青铜造像群，形象生动地表达了古代蜀人丰富多彩的意识观念和传统习俗，具有强烈而浓郁的象征意义。我们知道，黄河流域夏商周时代的帝王贵族们，是用青铜礼器特别是九鼎来象征统治权力和等级制度的，并盛行祭祀宴飨;三星堆古蜀國的祭祀活动，同样是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内容，但在祭祀方式以及神权与王权的象征表现方面却有极大的不同。古代蜀人精心铸造了大量代表大巫（蜀王）和群巫（各部族首领）以及神灵偶像的青铜造像，作为祭祀活动和日常供奉的主体，而中原殷商王朝用青铜彝器作为等级象征与祭祀供奉的宗庙常器，这应是古蜀文化与殷商文化最大的区别。古蜀国统治阶层所控制的神权与王权，正是通过这些青铜人物造像强烈地展现出来，而这也正是古蜀国有效统治各部族的奥妙所在。
三星堆青铜造像群反映了古代蜀人对造型艺术的偏爱，擅长形象思维，具有极其丰富的想象力和高超的青铜铸造技术，在社会礼俗与民族心理方面均有自己鲜明的特色。对于人神交往观念，神权与王权的象征含义，给予了精彩而深刻的体现。三星堆青铜人物造像群，还为我们研究古代蜀人的来源与族属问题提供了重要资料。灿烂的三星堆青铜文化，就是以古代蜀族为主体，联盟了西南其他部族共同创造的一种地域文化，它有自成体系的鲜明特点，同时又吸纳和融合了一些外来文化因素，加以创造发挥和利用，并对周边区域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三星堆考古发现揭示了古蜀国是长江上游的一个重要文明中心，为中华文明起源多元一体、多元一统的发展格局提供了重要佐证。过去学术界重视中原文明的作用影响而忽略其他区域文明的地位，曾在较长时期内左右着学者们对文明起源的看法。随着考古新发现提供的大量材料，学者们对满天星斗、多元一统的中华文明起源发展格局有了越来越清晰的认识。三星堆考古发现便证明，三四千年前的成都平原已具有了可以同中原殷商文明媲美的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形态。古蜀文明与中原文明有许多明显的不同，同时又有着比较密切的关系，相互之间有着源远流长的文化交流和影响，并以各自的鲜明特色展现出了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南北两个文化系统的绚丽多彩。
概括起来说，三星堆考古发现揭示的古蜀国作为长江上游的重要文明中心，具有几个显著特点：一是源远流长，高度发达;二是自成体系，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三是在南方文化系统中有着重要的作用和强大的影响;四是和中原文明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在不失主体的文化交流中吸纳、融会了诸多外来文化因素;五是展现出百科全书式的丰厚文化内涵，特别是独树一帜的青铜文化，在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进程中写下了神奇的一页。
古蜀文明的这些特点，展示出与其他区域文明不同的个性色彩，充满活力，富有魅力，是古蜀先民们的辉煌杰作。在中华文明起源发展过程中的六大文化区系中，辉煌的三星堆古蜀文明高度发达，充分说明了中原以外的周边区域并非都是蛮夷落后之区，在中华文明多源一统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中，都有着各自的重要地位，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正由于近万年以来这些区系文化的交汇、撞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文化逐渐认同、经济逐渐融合，才有了中华民族根深叶茂的坚实的历史基础，形成了中华文明浑厚的兼容性和强劲的凝聚力。可以说，三星堆古蜀文明并不单纯是一个辉煌的区域文明，更是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文明的骄傲。
古蜀文明以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独特的造型艺术魅力，堪称世界东方文明的一颗明珠。学术界过去通常将繁复的纹饰作为中国青铜文化的主要特征，三星堆千姿百态的青铜造像群打破了这种看法，展示了与中原殷商文明并不完全相同的一种特色和魅力，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以美术考古角度来看，三星堆古蜀遗址出土的青铜造像群和大量精美文物，不仅在中国古代艺术发展史上记录下了辉煌的一页，也在世界美术史上谱写了新的篇章。 中国古代雕塑艺术起源甚早，最初的原始雕塑艺术也许只是出于对生活和自然的模仿和想象，后来便有了习俗和宗教的含义。黄河流域仰韶时期的彩陶制品中，曾发现有半身人形器盖，辽宁红山文化遗址曾出土有女性裸体雕，均属于质朴的原始雕塑。到了高度发达的青铜时代，中原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华夏雕塑艺术，主要表现在各类青铜器物的装饰性雕塑方面。三星堆青铜造像群则独树一帜，作为真正有独立雕塑意义的人物形象作品，在许多方面都显示出无可替代的重要性。它不仅将中国原始雕塑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而且开启了后世大型雕塑之风。同时也纠正了西方艺术史上的偏见，说明古老的中国同古希腊和古埃及一样，在人物雕像艺术方面也有着悠久的历史，曾铸造了大量神奇、精美的千古杰作。
三星堆二号坑出土的戴黄金面罩的青铜人头像
三星堆青铜造像群的艺术特色可归纳如下。
（一）三星堆青铜造像采用写实与抽象夸张相结合的艺术手法，运用娴熟而高超的青铜冶铸制作技巧，表现神秘复杂的社会内容，展示独特的观念习俗、审美情趣以及对天地万物的丰富想象，达到了内容与形式的和谐统一。古代蜀人在创作和铸造这些青铜造像群时，所表现出的雕塑手法的灵活和技艺的高超，可以说已达到了相当成熟、完美的境界。
（二）张扬人物身份个性，突出华贵威武、神奇庄严的象征特色，贯彻浓郁的族群意识，表现人神交往的宏大祭祀场面，是三星堆青铜造像群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古蜀国的能工巧匠们在创作和铸造这些青铜造像群的时候，显示了相当高超的审美意识。无论是人像或面具，都特别注重面部刻画，既做到形似，更注重神似，突出了人物的神态和气韵，达到了生动传神的效果。从雕塑风格上看，三星堆青铜造像群又具有简洁性、整体性、和谐性等特点，融个性与共性于和諧统一之中，从而形成了鲜明的主题和强烈的艺术魅力。
（三）采用夸张的艺术手法，追求特殊的艺术意蕴，表现复杂深刻的象征内涵，是三星堆青铜造像群的又一鲜明特色。最有代表性的便是青铜立人像那双巨大而又姿势奇特的手，夸张得使人惊讶，充分显示了这尊象征蜀王与群巫之雕像的超凡神奇。还有纵目人面像那凸出的双睛和尖长的兽耳，以及唇吻三重直达耳际的阔嘴和鼻梁上高竖的卷云纹装饰物，都夸张到了神奇诡异的地步，洋溢着强烈的象征意味。可以说，古代蜀人的宗教观念和审美意识，正是通过这种夸张艺术手法的娴熟运用，而获得了巧妙和成功的体现。
（四）三星堆青铜造像群，在纹饰图案的装饰塑造方面，也极其精美，富有特色。最具代表性的是青铜立人像服装上的纹饰，由龙纹、异兽纹和云纹等组成，图案清晰，华丽精美，突出了人物的雍容华贵，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此外还有青铜雕像群、青铜动植物和青铜器上的各种纹饰与装饰图案等，都显示了浓郁的古蜀特色。这些丰富多彩的纹饰，不仅是研究古蜀族群服饰文化和社会典章制度的宝贵资料，也是探讨古蜀国与中原殷商以及周边区域文化交流的重要依据。
总之，三星堆青铜造像群既有绚丽多彩的文化内涵，更展现出异彩纷呈的艺术特色，是中国古代雕塑艺术发展史上最使人叹为观止的神奇创造。其高超的创作技艺、形式多样的人物造型、鲜明而独具一格的艺术特色，完全可以与西方同时代的写实性雕塑相媲美。三星堆考古发现所揭示的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内涵和穿越时空的艺术魅力，将永远闪烁着灿烂的光芒。
（选自《从三星堆到金沙——中华文明的惊世发现》，中华书局）
从三星堆到金沙——中华文明的惊世发现
作者：黄剑华 著
定价：76.00元
中华书局2021年8月出版
三星堆、金沙遗址是我国西南地区两处具有区域中心地位的古代都城遗址，是公元前16世纪至公元前7世纪世界青铜文明的重要代表，是原始社会末期至夏商周时期，生活在成都平原的古代先民遗留下来的文化堆积。它的发现，为我们认识和研究已消逝的古蜀文明提供了独特的物证。在《蜀本纪》和《华阳国志》等文献中，古蜀文明曾有过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等，他们究竟是传说中的人物还是确有其人？是人名还是氏族或部落的名称？他们所代表的各个朝代延续了多久？相互之间的兴衰更替又如何？他们是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了？众多的疑问，为古蜀的历史文化抹上了浓厚的神秘色彩，给后人留下了种种猜测。本书以通俗易懂的语言，配以六百多幅精美图片，对三星堆、金沙遗址做了较为详细的描述，全面、系统地探讨了神秘的古蜀文明。
三星堆考古发现揭示的辉辉的古蜀文明，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揭开了古蜀国神秘面纱
以前我们对古蜀历史的了解是相当有限的，古文献记载的古蜀历史只是一些简略而朦胧的轮廓，从蜀山氏、蚕丛氏、柏灌氏、鱼凫氏，到杜宇、鳖灵，都显示出比较浓郁的神话传说色彩，笼罩在一片神秘的迷雾之中。
三星堆惊人的考古发现，特别是1986年夏秋之际一号坑、二号坑的相继发掘，终于揭开了千百年来笼罩在古蜀历史上的神秘面纱，使我们看到了湮没达数千年之久的古蜀国的真实面目。在此之后，成都平原上又有了宝墩文化等八座早期古城遗址的发现，以及成都商业街船棺葬遗址等重要考古发现。联系到以前成都北郊羊子山土台建筑遗址、成都十二桥商周遗址、彭州竹瓦街商周青铜器窖藏等考古发现，从而使学术界对古蜀历史文化的发展脉络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通过这些考古发现，使我们清楚地看到夏商周时期成都平原的确存在着一个以古蜀族为主体的古文化类型，使我们触摸到了古蜀文明的壮丽和辉煌。
三星堆出土文物精美的程度、数量的庞大、种类的繁多、文化内涵的无比丰富，以及其展示的鲜明而自成体系的地域特色，都是罕见的，是20世纪以来考古史上一个巨大的收获。三星堆青铜造像群，形象生动地表达了古代蜀人丰富多彩的意识观念和传统习俗，具有强烈而浓郁的象征意义。我们知道，黄河流域夏商周时代的帝王贵族们，是用青铜礼器特别是九鼎来象征统治权力和等级制度的，并盛行祭祀宴飨;三星堆古蜀國的祭祀活动，同样是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内容，但在祭祀方式以及神权与王权的象征表现方面却有极大的不同。古代蜀人精心铸造了大量代表大巫（蜀王）和群巫（各部族首领）以及神灵偶像的青铜造像，作为祭祀活动和日常供奉的主体，而中原殷商王朝用青铜彝器作为等级象征与祭祀供奉的宗庙常器，这应是古蜀文化与殷商文化最大的区别。古蜀国统治阶层所控制的神权与王权，正是通过这些青铜人物造像强烈地展现出来，而这也正是古蜀国有效统治各部族的奥妙所在。
三星堆青铜造像群反映了古代蜀人对造型艺术的偏爱，擅长形象思维，具有极其丰富的想象力和高超的青铜铸造技术，在社会礼俗与民族心理方面均有自己鲜明的特色。对于人神交往观念，神权与王权的象征含义，给予了精彩而深刻的体现。三星堆青铜人物造像群，还为我们研究古代蜀人的来源与族属问题提供了重要资料。灿烂的三星堆青铜文化，就是以古代蜀族为主体，联盟了西南其他部族共同创造的一种地域文化，它有自成体系的鲜明特点，同时又吸纳和融合了一些外来文化因素，加以创造发挥和利用，并对周边区域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二）中华文明多元一统的例证
三星堆考古发现揭示了古蜀国是长江上游的一个重要文明中心，为中华文明起源多元一体、多元一统的发展格局提供了重要佐证。过去学术界重视中原文明的作用影响而忽略其他区域文明的地位，曾在较长时期内左右着学者们对文明起源的看法。随着考古新发现提供的大量材料，学者们对满天星斗、多元一统的中华文明起源发展格局有了越来越清晰的认识。三星堆考古发现便证明，三四千年前的成都平原已具有了可以同中原殷商文明媲美的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形态。古蜀文明与中原文明有许多明显的不同，同时又有着比较密切的关系，相互之间有着源远流长的文化交流和影响，并以各自的鲜明特色展现出了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南北两个文化系统的绚丽多彩。
概括起来说，三星堆考古发现揭示的古蜀国作为长江上游的重要文明中心，具有几个显著特点：一是源远流长，高度发达;二是自成体系，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三是在南方文化系统中有着重要的作用和强大的影响;四是和中原文明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在不失主体的文化交流中吸纳、融会了诸多外来文化因素;五是展现出百科全书式的丰厚文化内涵，特别是独树一帜的青铜文化，在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进程中写下了神奇的一页。
古蜀文明的这些特点，展示出与其他区域文明不同的个性色彩，充满活力，富有魅力，是古蜀先民们的辉煌杰作。在中华文明起源发展过程中的六大文化区系中，辉煌的三星堆古蜀文明高度发达，充分说明了中原以外的周边区域并非都是蛮夷落后之区，在中华文明多源一统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中，都有着各自的重要地位，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正由于近万年以来这些区系文化的交汇、撞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文化逐渐认同、经济逐渐融合，才有了中华民族根深叶茂的坚实的历史基础，形成了中华文明浑厚的兼容性和强劲的凝聚力。可以说，三星堆古蜀文明并不单纯是一个辉煌的区域文明，更是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文明的骄傲。
（三）东方文明的新篇章
古蜀文明以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独特的造型艺术魅力，堪称世界东方文明的一颗明珠。学术界过去通常将繁复的纹饰作为中国青铜文化的主要特征，三星堆千姿百态的青铜造像群打破了这种看法，展示了与中原殷商文明并不完全相同的一种特色和魅力，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以美术考古角度来看，三星堆古蜀遗址出土的青铜造像群和大量精美文物，不仅在中国古代艺术发展史上记录下了辉煌的一页，也在世界美术史上谱写了新的篇章。 中国古代雕塑艺术起源甚早，最初的原始雕塑艺术也许只是出于对生活和自然的模仿和想象，后来便有了习俗和宗教的含义。黄河流域仰韶时期的彩陶制品中，曾发现有半身人形器盖，辽宁红山文化遗址曾出土有女性裸体雕，均属于质朴的原始雕塑。到了高度发达的青铜时代，中原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华夏雕塑艺术，主要表现在各类青铜器物的装饰性雕塑方面。三星堆青铜造像群则独树一帜，作为真正有独立雕塑意义的人物形象作品，在许多方面都显示出无可替代的重要性。它不仅将中国原始雕塑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而且开启了后世大型雕塑之风。同时也纠正了西方艺术史上的偏见，说明古老的中国同古希腊和古埃及一样，在人物雕像艺术方面也有着悠久的历史，曾铸造了大量神奇、精美的千古杰作。
三星堆青铜造像群的艺术特色可归纳如下。
（一）三星堆青铜造像采用写实与抽象夸张相结合的艺术手法，运用娴熟而高超的青铜冶铸制作技巧，表现神秘复杂的社会内容，展示独特的观念习俗、审美情趣以及对天地万物的丰富想象，达到了内容与形式的和谐统一。古代蜀人在创作和铸造这些青铜造像群时，所表现出的雕塑手法的灵活和技艺的高超，可以说已达到了相当成熟、完美的境界。
（二）张扬人物身份个性，突出华贵威武、神奇庄严的象征特色，贯彻浓郁的族群意识，表现人神交往的宏大祭祀场面，是三星堆青铜造像群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古蜀国的能工巧匠们在创作和铸造这些青铜造像群的时候，显示了相当高超的审美意识。无论是人像或面具，都特别注重面部刻画，既做到形似，更注重神似，突出了人物的神态和气韵，达到了生动传神的效果。从雕塑风格上看，三星堆青铜造像群又具有简洁性、整体性、和谐性等特点，融个性与共性于和諧统一之中，从而形成了鲜明的主题和强烈的艺术魅力。
（三）采用夸张的艺术手法，追求特殊的艺术意蕴，表现复杂深刻的象征内涵，是三星堆青铜造像群的又一鲜明特色。最有代表性的便是青铜立人像那双巨大而又姿势奇特的手，夸张得使人惊讶，充分显示了这尊象征蜀王与群巫之雕像的超凡神奇。还有纵目人面像那凸出的双睛和尖长的兽耳，以及唇吻三重直达耳际的阔嘴和鼻梁上高竖的卷云纹装饰物，都夸张到了神奇诡异的地步，洋溢着强烈的象征意味。可以说，古代蜀人的宗教观念和审美意识，正是通过这种夸张艺术手法的娴熟运用，而获得了巧妙和成功的体现。
（四）三星堆青铜造像群，在纹饰图案的装饰塑造方面，也极其精美，富有特色。最具代表性的是青铜立人像服装上的纹饰，由龙纹、异兽纹和云纹等组成，图案清晰，华丽精美，突出了人物的雍容华贵，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此外还有青铜雕像群、青铜动植物和青铜器上的各种纹饰与装饰图案等，都显示了浓郁的古蜀特色。这些丰富多彩的纹饰，不仅是研究古蜀族群服饰文化和社会典章制度的宝贵资料，也是探讨古蜀国与中原殷商以及周边区域文化交流的重要依据。
总之，三星堆青铜造像群既有绚丽多彩的文化内涵，更展现出异彩纷呈的艺术特色，是中国古代雕塑艺术发展史上最使人叹为观止的神奇创造。其高超的创作技艺、形式多样的人物造型、鲜明而独具一格的艺术特色，完全可以与西方同时代的写实性雕塑相媲美。三星堆考古发现所揭示的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内涵和穿越时空的艺术魅力，将永远闪烁着灿烂的光芒。
（选自《从三星堆到金沙——中华文明的惊世发现》，中华书局）
从三星堆到金沙——中华文明的惊世发现
作者：黄剑华 著
定价：76.00元
中华书局2021年8月出版
三星堆、金沙遗址是我国西南地区两处具有区域中心地位的古代都城遗址，是公元前16世纪至公元前7世纪世界青铜文明的重要代表，是原始社会末期至夏商周时期，生活在成都平原的古代先民遗留下来的文化堆积。它的发现，为我们认识和研究已消逝的古蜀文明提供了独特的物证。在《蜀本纪》和《华阳国志》等文献中，古蜀文明曾有过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等，他们究竟是传说中的人物还是确有其人？是人名还是氏族或部落的名称？他们所代表的各个朝代延续了多久？相互之间的兴衰更替又如何？他们是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了？众多的疑问，为古蜀的历史文化抹上了浓厚的神秘色彩，给后人留下了种种猜测。本书以通俗易懂的语言，配以六百多幅精美图片，对三星堆、金沙遗址做了较为详细的描述，全面、系统地探讨了神秘的古蜀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