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目前中国禁烟面临的最大障碍，既不是习俗问题，也非立法问题，而是因烟草而生的巨大利益链。
作为《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缔约方，中国承诺今年1月9日前在室内公共场所和室内工作场所实现100%禁烟。然而时至今日，中国仍然没有一部国家级的无烟立法，履约期间不仅全民吸烟率没有下降，二手烟受害者却在3年内增加了2亿人。中国“五年禁烟”承诺归于失败，显然已成定局。
《烟草控制框架公约》是由世界卫生组织主持制定的第一部全球性公约，于2003年5月在第56届世界卫生大会上通过，并于2005年2月生效。中国参加了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缔结全过程，并于2003年签署了公约，是全球第77个签约国。根据公约规定，今年1月9日前在室内公共场所和室内工作场所实现100%禁烟。虽说中国刚参加国际控烟框架公约时，曾得到许多戒烟倡导者的欢呼和积极参与，不少公共机构设立禁烟区。而随着时间推移，加之没有立法强制推动，“公共场所应禁烟”逐渐被人们淡忘。
禁烟难，难于上青天。究其原因，可谓是智者见智，仁者见仁。有人认为陈旧的社会习俗制约了禁烟，如以敬烟为礼数，以抽奢侈烟为品位，往往让抽烟成为一种身份象征；也有人从立法方面反思，认为目前倘无专门的禁烟立法，致使禁烟无法可依。这些从表面上似乎能站得住脚的理由，其实并没有触及问题的关键所在。
在专家总结的控烟失败的原因中，控烟行动没有良好的顶层设计是重要原因之一。理由是由8部委组成的《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履约工作部际领导小组的组长为工信部，但该部既是主管部门，又管理着国家烟草专卖局，尤其是中国实行“政企合一”的烟草专卖制度，烟草专卖局局长兼任烟草公司的经理，既是管烟的，又是卖烟的，集两个对立的角色于一身，怎能做出真正控烟的决策，而让卖烟的去禁烟，其积极性可想而知。
由此可见，目前中国禁烟面临的最大障碍，既不是习俗问题，也非立法问题，而是因烟草而生的巨大利益链。据近日一家烟草行业报刊刊登的“新年贺辞”中透露，“2010年，烟草行业实现利税超过6000亿元，比2005年翻了一番”，从中可以看到烟草行业面对蒸蒸日上的发展形势颇感到自豪。如果有关部门仍然舍不得这些眼前利益，禁烟计划也只能是纸上谈兵。看清这个症结之后，就容易理解那些问题的表象，为什么会有官员把烟草行业看做“支柱行业”，为什么烟草企业总有“质优价廉”的产品让消费者欲罢不能，为什么很多地方的禁烟令形同虚设，许多年都开不出一张罚单。很显然，烟草卖多了是专卖部门的政绩，而禁烟做好了是谁的政绩却很难被认定。
中国是世界头号烟草生产国和消费国。来自官方报告指出，烟草导致的健康危害使社会经济效应呈负值，社会净效益已由1998年时的正1.5亿元骤降至负600亿元。报告预测，到2030年，中国吸烟导致的年死亡人数会达到300万。烟草所产生的危害，各地政府心知肚明，所以有关禁烟的地方性法规并不少，但真正得到落实和执行法规的微乎其微，大多数地方的禁烟令都是徒有虚名。地方性法规在地方都无人执行，即便有了全国性立法，结果恐怕也是殊途同归。禁烟无进展的根本症结在于没有一个部门能够真正承担禁烟的责任，而烟草行业又产生了巨额的利税。中国政府既然已经作出了承诺，就应当按照约定，从体制上破解难题，积极地实施“全面禁烟”，这不仅关乎国民健康，更关乎国家的形象，远比眼前的利税和经济数据更为重要。可以说，禁烟不仅考验着烟民的毅力，更考验着政府部门的抉择。
作为《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缔约方，中国承诺今年1月9日前在室内公共场所和室内工作场所实现100%禁烟。然而时至今日，中国仍然没有一部国家级的无烟立法，履约期间不仅全民吸烟率没有下降，二手烟受害者却在3年内增加了2亿人。中国“五年禁烟”承诺归于失败，显然已成定局。
《烟草控制框架公约》是由世界卫生组织主持制定的第一部全球性公约，于2003年5月在第56届世界卫生大会上通过，并于2005年2月生效。中国参加了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缔结全过程，并于2003年签署了公约，是全球第77个签约国。根据公约规定，今年1月9日前在室内公共场所和室内工作场所实现100%禁烟。虽说中国刚参加国际控烟框架公约时，曾得到许多戒烟倡导者的欢呼和积极参与，不少公共机构设立禁烟区。而随着时间推移，加之没有立法强制推动，“公共场所应禁烟”逐渐被人们淡忘。
禁烟难，难于上青天。究其原因，可谓是智者见智，仁者见仁。有人认为陈旧的社会习俗制约了禁烟，如以敬烟为礼数，以抽奢侈烟为品位，往往让抽烟成为一种身份象征；也有人从立法方面反思，认为目前倘无专门的禁烟立法，致使禁烟无法可依。这些从表面上似乎能站得住脚的理由，其实并没有触及问题的关键所在。
在专家总结的控烟失败的原因中，控烟行动没有良好的顶层设计是重要原因之一。理由是由8部委组成的《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履约工作部际领导小组的组长为工信部，但该部既是主管部门，又管理着国家烟草专卖局，尤其是中国实行“政企合一”的烟草专卖制度，烟草专卖局局长兼任烟草公司的经理，既是管烟的，又是卖烟的，集两个对立的角色于一身，怎能做出真正控烟的决策，而让卖烟的去禁烟，其积极性可想而知。
由此可见，目前中国禁烟面临的最大障碍，既不是习俗问题，也非立法问题，而是因烟草而生的巨大利益链。据近日一家烟草行业报刊刊登的“新年贺辞”中透露，“2010年，烟草行业实现利税超过6000亿元，比2005年翻了一番”，从中可以看到烟草行业面对蒸蒸日上的发展形势颇感到自豪。如果有关部门仍然舍不得这些眼前利益，禁烟计划也只能是纸上谈兵。看清这个症结之后，就容易理解那些问题的表象，为什么会有官员把烟草行业看做“支柱行业”，为什么烟草企业总有“质优价廉”的产品让消费者欲罢不能，为什么很多地方的禁烟令形同虚设，许多年都开不出一张罚单。很显然，烟草卖多了是专卖部门的政绩，而禁烟做好了是谁的政绩却很难被认定。
中国是世界头号烟草生产国和消费国。来自官方报告指出，烟草导致的健康危害使社会经济效应呈负值，社会净效益已由1998年时的正1.5亿元骤降至负600亿元。报告预测，到2030年，中国吸烟导致的年死亡人数会达到300万。烟草所产生的危害，各地政府心知肚明，所以有关禁烟的地方性法规并不少，但真正得到落实和执行法规的微乎其微，大多数地方的禁烟令都是徒有虚名。地方性法规在地方都无人执行，即便有了全国性立法，结果恐怕也是殊途同归。禁烟无进展的根本症结在于没有一个部门能够真正承担禁烟的责任，而烟草行业又产生了巨额的利税。中国政府既然已经作出了承诺，就应当按照约定，从体制上破解难题，积极地实施“全面禁烟”，这不仅关乎国民健康，更关乎国家的形象，远比眼前的利税和经济数据更为重要。可以说，禁烟不仅考验着烟民的毅力，更考验着政府部门的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