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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于2013年11月9日至12日在北京举行。会议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闭幕当晚，新华社发布了“全会公报”。
在中国新一个改革“窗口期”，十八届三中全会到底会给中国带来什么样的变化，未来十年会哪些大不同？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专家们在第一时间作了权威解读。
成立第5大国家机构
在未来，国家安全将提升到从未有过的高度，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各种影响国家安全的问题和危机。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一大亮点，是正式宣布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
据港媒报道，委员会将原国家安全委员会进行进一步的扩大，把公安、武警、司法、国家安全部、解放军总参二部三部、总政的联络部、外交部、外宣办等部门，全部揉并在一起，成立一个大的国家安全委员会。
此委员会，将继党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之后，成为中国第5大国家机构。
早在今年5月，韩媒《朝鲜日报》就援引高层消息称，“一个新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正在酝酿之中，它是习近平想在今年年底试图推出的政改核心内容之一，就是把对外的国家安全和对内的国家安全结合在一起”。
有一个说法，早在江泽民担任总书记时期，中国就曾考虑设立国安委这样的组织。江泽民访问美国时看到美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后，计划组建国家安全委员会。1997年中国首次提出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方案，后不了了。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胡鞍钢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中国作为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美元储备国，在如此开放的大背景下，存在领土、国土、粮食、能源、网络、健康等安全问题。国家越开放，中国面临的风险越大。中共中央提出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如何确保国家安全显得尤为重要。
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也是世界大国的做法，如美、俄、日均有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是在全球各种不安全情况下形成的有效调节机制，是非常重要的做法。
中国与美国已经建立起新型大国关系，从主席、总统一级已经进行切磋合作。以前，美方有国安顾问参加，而中方只有国务院委员，现在对等了，这是国家公共产品。
经改是整个改革核心
在五千余字的全会公报中，“改革”一词，前后出现了59次，如此之高的频率相当罕见，显示出了中共的改革决心。为此，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改革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这个力度是相当大的。
三中全会所设定的改革总路线图，受到学界和专家的赞同。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许耀桐，在接受人民网采访时表示，三中全会有三点突破：一是改革发出了最强音；二是改革进入了新周期，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35年的历程，35年的改革如果算是一个周期的话，那么十八届三中全会可以说是开始了一个新的改革周期；三是改革的新形势，改革进入了深水区。
用比较通俗或者流行的话说，“我认为三中全会是改革的‘饭’，体现了执政党肩负的使命和领导人责任的担当。三中全会是改革的金字招牌，改革将风雨无阻、日夜兼程、励精图治、捷报频传。”
在这一揽子改革中，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
其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就此，中共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主任周为民认为，这一次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决定性作用，说明高层对市场经济认识的深化和升华。
“在关于全面改革的各个方面，我认为都提出了非常重要的思想，首先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这是改革的重点。要发挥经济体制改革对其他领域改革的牵引作用，我认为这样来把握是恰当的。”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
全会要求，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宏观调控体系、开放型经济体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认为，过去光强调经济体制改革本身，而这一次强调完善市场体制框架下，核心解决政府和市场关系问题，所以这个框架下转变政府职能，直接关系到市场体系的建立。这关系到下一层次，即进一步构建新的市场关系，所以是整个改革核心点。
司法独立被特别提出
关于司法体制的改革，全会提出，“建设法治中国，必须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维护人民权益。让维护宪法法律权威，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
其中最受关注的提法，是司法独立。
对此，周为民认为，共产党作为中国长期执政的党，它最重要的最基本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是什么？是法治方式，对于执政党来说，你怎么领导？怎么执政？当然最基本的方式，最重要的方式也是法治的方式，这一点上是不能够出现任何混乱的。
对于法制和司法独立的提法，学术十分看重。汪玉凯认为，治理体系和能力朝着现代化发展，核心要素无非这么几个点：第一以人为本，第二坚持法治，第三坚持社会主义民主。那么，这些都是在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大框架下进行的，大框架下需要讲人权，讲法治，讲民主，讲以人为本，所以法治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的指引，不可能不搞法治，这是现代国家必然的选择。
很多官员理解法律是治老百姓，这是错的，第一位是治官的，然后才是治老百姓的。如果没有基本法律意识，这个社会是出大问题的，“文化大革命”中就是在这样情况爆发出来，把法治全部破坏了。十八届三中全会重新树立宪法权威，强调司法公平公正，强调司法审判相对独立，“我认为对中国长治久安有战略意义！” 两个“治理”新概念
这次三中全会，海内外期待都很高，它承担着改革攻坚的重要使命，许多提法都有突破。
汪玉凯觉得这一次应叫做新三中全会，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相比，它可能是整个中国改革，经过30多年发展以后的非常关键的历史转折点。
这次公报和原来预期基本上是吻合的。从公报透露信息来看，有几个地方值得关注。第一对未来全面深化改革目标做了很清晰界定，就是逐步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特别提出，要进一步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提升国家治理能力。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这两个概念是第一次提出来的。
过去最早说的是统治、管理，现在讲治理，国家治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生态文明治理，在公报当中特别强调“治理”。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应该说历届的三中全会在历史上都有重大的意义，它集中研究改革的一些重大问题。这次十八届三中全会，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第八次，它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四届三中全会以及其他的三中全会相比，意义都是非常巨大的，都是可以名垂青史的。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许耀桐是这认为的。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来看，那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告别了“极左”，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意义非常重大。十四届三中全会是1993年开的，也是第一次来设计、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现代中国发展的里程碑。
这次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未来的改革进程也必将发生深远的影响。
许耀桐认为，深远的影响将有这么几个方面：一是它推动了改革从单一走向了全面综合，以前的三中全会作出的决定，改革还是比较单性的，尤其是比较偏重于经济体制方面。这次是全面的、综合的，有六大领域，六大提法，六大改革一起全面展开。
二是从容易到艰巨复杂。相对来说，过去改革是比较容易的，比较简单、比较容易的问题先解决，比较复杂、比较困难的暂时放一放。现在的改革已经进入了“深水区”，如果说过去是全身先动一发，今天就是一发而动全身，要动全身的一些问题。
三是从表层到攻坚深化。过去的改革应该说是停留在表层性、浮在面上的问题，相对来说也比较零敲碎打一点，现在走入了攻坚深化，要啃硬骨头，拿顽瘴痼疾来开刀。
四是从摸着石头到更加注重顶层设计，也就是把摸着跟顶层设计更好地结合起来，全面推进和重点突出结合起来，公报当中提出的这“两个结合”很好。这样势必对中国未来十年的改革产生非常巨大的作用。
不能征地剥夺农民利益
全会提出，要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
汪玉凯称，现在，地方政府依赖土地财政，地方债务这么高，都与财税体制本身不合理有关，这么多年来没有比较大的调整，那么一方面主要和地方不匹配，常规性转移太少，专项转移太多，这就导致了跑步前进，导致了腐败，所以所有问题都聚焦到财税本身，所以这一次三中全会召开以前，社会各方面都非常关注这一点，我们如果不改变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过度依赖，强迫征地，剥夺农民利益还会发生。
全会提出，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主要障碍。必须健全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要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
汪玉凯认为，中国的社会风险有三个，一个是分配制度不合理，四大差距没有一个缩小，都被放大了，城乡差距，贫富差距，行业差距，地区差距，这四大差距都被放大，这肯定说明我们制度有问题。联合国贫困标准每人每天一美元，中国现在有1.2亿人还没有解决贫困。
有可能在三中全会以后，把一些医疗，教育，社保，就业服务，保障性住房这五大民生问题，哪些东西是中央的责任，哪些地方责任，各级政策划分清楚，然后匹配，这是必须的。所以要配置地方财源，比如说房产税，消费税，这些搞为地方政府收入。
有了稳定财源以后，地方才不会过度依赖出让土地。所以不能征地剥夺农民利益，这是改革重大的思路，在这个框架上将逼着改革财税体制。
在中国新一个改革“窗口期”，十八届三中全会到底会给中国带来什么样的变化，未来十年会哪些大不同？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专家们在第一时间作了权威解读。
成立第5大国家机构
在未来，国家安全将提升到从未有过的高度，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各种影响国家安全的问题和危机。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一大亮点，是正式宣布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
据港媒报道，委员会将原国家安全委员会进行进一步的扩大，把公安、武警、司法、国家安全部、解放军总参二部三部、总政的联络部、外交部、外宣办等部门，全部揉并在一起，成立一个大的国家安全委员会。
此委员会，将继党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之后，成为中国第5大国家机构。
早在今年5月，韩媒《朝鲜日报》就援引高层消息称，“一个新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正在酝酿之中，它是习近平想在今年年底试图推出的政改核心内容之一，就是把对外的国家安全和对内的国家安全结合在一起”。
有一个说法，早在江泽民担任总书记时期，中国就曾考虑设立国安委这样的组织。江泽民访问美国时看到美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后，计划组建国家安全委员会。1997年中国首次提出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方案，后不了了。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胡鞍钢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中国作为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美元储备国，在如此开放的大背景下，存在领土、国土、粮食、能源、网络、健康等安全问题。国家越开放，中国面临的风险越大。中共中央提出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如何确保国家安全显得尤为重要。
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也是世界大国的做法，如美、俄、日均有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是在全球各种不安全情况下形成的有效调节机制，是非常重要的做法。
中国与美国已经建立起新型大国关系，从主席、总统一级已经进行切磋合作。以前，美方有国安顾问参加，而中方只有国务院委员，现在对等了，这是国家公共产品。
经改是整个改革核心
在五千余字的全会公报中，“改革”一词，前后出现了59次，如此之高的频率相当罕见，显示出了中共的改革决心。为此，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改革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这个力度是相当大的。
三中全会所设定的改革总路线图，受到学界和专家的赞同。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许耀桐，在接受人民网采访时表示，三中全会有三点突破：一是改革发出了最强音；二是改革进入了新周期，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35年的历程，35年的改革如果算是一个周期的话，那么十八届三中全会可以说是开始了一个新的改革周期；三是改革的新形势，改革进入了深水区。
用比较通俗或者流行的话说，“我认为三中全会是改革的‘饭’，体现了执政党肩负的使命和领导人责任的担当。三中全会是改革的金字招牌，改革将风雨无阻、日夜兼程、励精图治、捷报频传。”
在这一揽子改革中，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
其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就此，中共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主任周为民认为，这一次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决定性作用，说明高层对市场经济认识的深化和升华。
“在关于全面改革的各个方面，我认为都提出了非常重要的思想，首先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这是改革的重点。要发挥经济体制改革对其他领域改革的牵引作用，我认为这样来把握是恰当的。”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
全会要求，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宏观调控体系、开放型经济体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认为，过去光强调经济体制改革本身，而这一次强调完善市场体制框架下，核心解决政府和市场关系问题，所以这个框架下转变政府职能，直接关系到市场体系的建立。这关系到下一层次，即进一步构建新的市场关系，所以是整个改革核心点。
司法独立被特别提出
关于司法体制的改革，全会提出，“建设法治中国，必须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维护人民权益。让维护宪法法律权威，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
其中最受关注的提法，是司法独立。
对此，周为民认为，共产党作为中国长期执政的党，它最重要的最基本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是什么？是法治方式，对于执政党来说，你怎么领导？怎么执政？当然最基本的方式，最重要的方式也是法治的方式，这一点上是不能够出现任何混乱的。
对于法制和司法独立的提法，学术十分看重。汪玉凯认为，治理体系和能力朝着现代化发展，核心要素无非这么几个点：第一以人为本，第二坚持法治，第三坚持社会主义民主。那么，这些都是在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大框架下进行的，大框架下需要讲人权，讲法治，讲民主，讲以人为本，所以法治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的指引，不可能不搞法治，这是现代国家必然的选择。
很多官员理解法律是治老百姓，这是错的，第一位是治官的，然后才是治老百姓的。如果没有基本法律意识，这个社会是出大问题的，“文化大革命”中就是在这样情况爆发出来，把法治全部破坏了。十八届三中全会重新树立宪法权威，强调司法公平公正，强调司法审判相对独立，“我认为对中国长治久安有战略意义！” 两个“治理”新概念
这次三中全会，海内外期待都很高，它承担着改革攻坚的重要使命，许多提法都有突破。
汪玉凯觉得这一次应叫做新三中全会，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相比，它可能是整个中国改革，经过30多年发展以后的非常关键的历史转折点。
这次公报和原来预期基本上是吻合的。从公报透露信息来看，有几个地方值得关注。第一对未来全面深化改革目标做了很清晰界定，就是逐步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特别提出，要进一步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提升国家治理能力。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这两个概念是第一次提出来的。
过去最早说的是统治、管理，现在讲治理，国家治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生态文明治理，在公报当中特别强调“治理”。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应该说历届的三中全会在历史上都有重大的意义，它集中研究改革的一些重大问题。这次十八届三中全会，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第八次，它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四届三中全会以及其他的三中全会相比，意义都是非常巨大的，都是可以名垂青史的。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许耀桐是这认为的。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来看，那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告别了“极左”，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意义非常重大。十四届三中全会是1993年开的，也是第一次来设计、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现代中国发展的里程碑。
这次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未来的改革进程也必将发生深远的影响。
许耀桐认为，深远的影响将有这么几个方面：一是它推动了改革从单一走向了全面综合，以前的三中全会作出的决定，改革还是比较单性的，尤其是比较偏重于经济体制方面。这次是全面的、综合的，有六大领域，六大提法，六大改革一起全面展开。
二是从容易到艰巨复杂。相对来说，过去改革是比较容易的，比较简单、比较容易的问题先解决，比较复杂、比较困难的暂时放一放。现在的改革已经进入了“深水区”，如果说过去是全身先动一发，今天就是一发而动全身，要动全身的一些问题。
三是从表层到攻坚深化。过去的改革应该说是停留在表层性、浮在面上的问题，相对来说也比较零敲碎打一点，现在走入了攻坚深化，要啃硬骨头，拿顽瘴痼疾来开刀。
四是从摸着石头到更加注重顶层设计，也就是把摸着跟顶层设计更好地结合起来，全面推进和重点突出结合起来，公报当中提出的这“两个结合”很好。这样势必对中国未来十年的改革产生非常巨大的作用。
不能征地剥夺农民利益
全会提出，要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
汪玉凯称，现在，地方政府依赖土地财政，地方债务这么高，都与财税体制本身不合理有关，这么多年来没有比较大的调整，那么一方面主要和地方不匹配，常规性转移太少，专项转移太多，这就导致了跑步前进，导致了腐败，所以所有问题都聚焦到财税本身，所以这一次三中全会召开以前，社会各方面都非常关注这一点，我们如果不改变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过度依赖，强迫征地，剥夺农民利益还会发生。
全会提出，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主要障碍。必须健全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要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
汪玉凯认为，中国的社会风险有三个，一个是分配制度不合理，四大差距没有一个缩小，都被放大了，城乡差距，贫富差距，行业差距，地区差距，这四大差距都被放大，这肯定说明我们制度有问题。联合国贫困标准每人每天一美元，中国现在有1.2亿人还没有解决贫困。
有可能在三中全会以后，把一些医疗，教育，社保，就业服务，保障性住房这五大民生问题，哪些东西是中央的责任，哪些地方责任，各级政策划分清楚，然后匹配，这是必须的。所以要配置地方财源，比如说房产税，消费税，这些搞为地方政府收入。
有了稳定财源以后，地方才不会过度依赖出让土地。所以不能征地剥夺农民利益，这是改革重大的思路，在这个框架上将逼着改革财税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