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看到时下新闻工作者开展的“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我不由得想起当年周恩来总理和曾任《大公报》总编辑、社长的王芸生先生的一段谈话。
解放后,周总理有一次问王芸生:多年来,《大公报》培养出许多名记者,有什么经验?王芸生笑着说:报告总理,我没有什么经验,如果说有的话,就是三个字:“发路费”。
王芸生所说的“发路费”,也就是鼓励记者走下去,深入采访,放手让他们发挥聪明才智,不作过多干预。这样,写出的报道自然会有创造性和特色。他的做法,是应当肯定的。当然,它的内涵与今天的“走转改”的丰富内容是不能同日而语的了。
抨击时政,惹得蒋介石大发雷霆
王芸生,生于清光绪二十六年,即1901年,天津市人。幼年就读于塾馆,没有上过洋学堂,当过茶叶店和木行学徒。他的文化知识全靠自学得来。1929年因与《大公报》打笔墨官司,他受到《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的赏识而被邀请参加《大公报》,历任编辑、编辑主任、总编辑、社长等职。他先后在《大公报》天津馆、上海馆、武汉馆、重庆馆、北京馆任职(抗日战争期间,随着日寇入侵,《大公报》辗转各地设馆,坚持出报,从未间断),也去过香港馆,只是待的时间不长,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大公报》被迫停刊,历时37年。
余生也晚,对《大公报》初期的情况既不了解,更未参与。我对《大公报》和王芸生先生的了解,始于抗战时期,而我和王芸生先生共事(作为他的部下)则是在我进入《大公报》后的17年。
抗日战争中后期,我作为流亡学生在四川永川县国立十六中学就读。因国难当头,背井离乡,加以生活贫苦,心情比较苦闷,所以时时关心战局的发展和时局的变化。在校门外不远处,有一块贴报牌,张贴着《大公报》,每天中午时分邮车运来报纸,便可看到当天的《大公报》,我和许多同学是《大公报》的忠实读者,几乎每天都站在那里看报。
1940年夏,国民党大后方物价飞涨,米珠薪桂,民不聊生。为此,王芸生于6月29日发表社评《天时人事之雨》,提出用曹操借人头的办法,杀几个囤积居奇、操纵粮食买卖的奸商,以平抑粮价,稍解民怨。文章敦促当局关心群众生活,要动真格的!其后,他又发表了一系列社评,对大后方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的形势予以抨击,痛斥黑暗,为民请命。这些言论理所当然地受到读者的欢迎和支持,我们这些穷学生也为之叫好,当然也遭到官商一体、鱼肉人民的国民党统治当局的忌恨。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会同翁文灏、张嘉璈等政要约见王芸生,指责“引用数字不准”,表示抗议。
1942年河南省大旱,3000万同胞深陷在饥饿死亡线上。1943年2月1日,《大公报》刊登记者张高峰寄自河南叶县的通讯《豫灾实录》,对河南人民惨遭“水、旱、蝗、汤”的祸害,导致妻离子散、饿殍遍野和以人肉为食的惨绝人寰情况作了报道。王芸生读罢通讯,心潮起伏,不能自己。对比重庆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情景,他无比痛心,便奋笔疾书,写出了《看重庆,念中原!》的著名社评,刊登在第二天的《大公报》上,淋漓尽致地鞭挞国民党政府腐败透顶,横征暴敛,草菅人命,致使万千生灵涂炭。这篇社评惹得蒋介石大发雷霆,当晚以军事委员会名义命令《大公报》停刊三天,记者张高峰被豫西警备司令部逮捕。
因为《大公报》能为老百姓说话,当时受到众多读者的声援和热爱。订户激增,发行量之大,为重庆其他各报的总和。记得重庆《大公报》刊登过一则启事,因印刷能力所限,劝说读者不要再订阅《大公报》了,一份报纸,大家可以传阅。
的确,《大公报》在国民党大后方是最受读者欢迎的一张报纸,类似受群众欢迎的报道还有许多,不能一一列举。不过当时我并不知道社评作者是王芸生,只知道《大公报》和王芸生是连在一起的,是不可分的。
在国共停战谈判期间,我们通过读报了解到毛泽东对《大公报》特别重视,并亲自做《大公报》的工作。他去重庆与国民党政府和谈时,工作十分繁忙紧张,仍然抽出时间三次会见王芸生等《大公报》负责人。一次是1945年9月5日下午,在重庆桂园(张治中的公馆,重庆谈判期间,张治中将此处备作毛泽东在重庆市内办公会客的地方),毛泽东接见《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和编辑主任孔昭恺、采访主任王文彬三人,谈话三小时,肯定《大公报》具有爱国情怀,在动员全国人民抗日宣传上起了大作用等。谈话后,又留他们一起吃晚饭,作陪的有周恩来、王若飞、董必武等同志。第二次是9月20日,毛泽东再次接见三人,又进行了长时间谈话。第三次是9月20日晚上7时,《大公报》宴请毛泽东和中共代表团。席间,大公报社负责人重提所谓共产党“不要另起炉灶”,毛泽东回答说:不是我们要另起炉灶,而是国民党的炉灶里不许我们造饭。宴会结束时,毛泽东为《大公报》题写“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
不仅毛泽东,周恩来也多次在不同场合称赞《大公报》是爱国的、抗日的,《大公报》培养了许多优秀人才,《大公报》人都具有强烈的事业心,等等。
当我高中毕业,先后进入广州中山大学和北平师范大学继续求学时,王芸生等民主人士为避免国民党迫害,于1949年2月在地下党安排下,由上海秘密赴香港,随后由海上取道大连来到北平。其时,天津已解放,天津《大公报》更名《进步日报》继续出版。我于1949年8月进入报社工作,当了一名记者,因而得知了上述情况。
当王芸生听说天津《大公报》未能恢复原名出版时,非常懊丧。但王芸生到北平后,周恩来很快对他说:上海《大公报》不必改名了,你随军南下,继续主持上海《大公报》。这时王芸生才欣然释怀。南下前,周恩来为他饯行。
原来,中央对天津《大公报》更名一事很快进行了反思。毛泽东看到刚创刊的《进步日报》时,对左右说:旧瓶可以装新酒,《大公报》可以不改嘛!由是,上海解放后,《大公报》保留原名,继续出版。其后,中央决定,1953年上海《大公报》北上与天津《进步日报》合并,仍以《大公报》命名;1956年《大公报》迁至北京出版,中共中央文件明确:“大公报是党在财经工作方面的公开报纸。”《大公报》成为全国性的财经党报,同时兼顾国际宣传。在组织领导关系上,《大公报》曾先后由文化部、财贸部领导,最后由李先念副总理为主任的国务院财贸办公室领导,实际负责的是时为财贸办公室副主任的姚依林。 王芸生北上后,仍任社长,副社长孟秋江、李纯青,总编辑张琴南,他们都是老同事、老朋友,相处愉快,对报社全面工作可以随时过问,对报纸的编排也不时提出意见。此时,王芸生以全国政协常委身份,参加了一些政治活动,如参加《共同纲领》的讨论、定稿,10月1日与党和国家领导人一道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等。
“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批判:“照单全收”
我在报社17年,王芸生不期而遇地和我谈过一次话。他是长者,和颜悦色,满面慈祥,温文尔雅,我从未见过他发脾气,只是有时偶见他二目圆睁,颇有威严。那次他和我谈话的内容已记不清了,大抵是从爱护青年出发,讲一些鼓励的话,让我“好好干”。朝鲜战争爆发后,我奉调参加解放军总政治部敌工部组成的抗美援朝记者组,临出发前,他和李纯青一道听取了我的汇报,鼓励我在外面严格要求自己,“好好干”。
1954年,李纯青调离《大公报》,中央派来杨永直任副社长,袁毓明为总编辑,二人先后担任《大公报》党组书记,成为报社实际上的“一把手”。王芸生虽仍保有社长之名,实际上已不管编辑业务。他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常委,只能忙于社外的一些社会活动了。
1957年,开展了整风运动,王芸生参加文化部举办的哲学班学习。当时,中央召开的几次民主人士“大鸣大放”座谈会,王芸生并未参加,也未“鸣放”,似乎躲过了“向党进攻”的磨难。但是不久,反击右派大规模的斗争开始了,王芸生和《大公报》编辑、记者几次参加全国记协召开的批判大会。每次大会都有人成为批判的重点。批判会在北京日报社四楼礼堂召开,一次有人当场跳楼自尽,可见斗争的激烈程度。有一天,大会刚开到一半,火力突然转向王芸生。顿时,全场口诛笔伐,纷至沓来,使王芸生一时不知所措。当天休会时,全场人都走光了,他还一人呆呆坐在会场一动不动。
事后,对王芸生的批判起了变化,大会不开了,此后也不再追究了。王芸生大感诧异。直到1960年,杨东莼作为党与王芸生的联系人,才将真相告诉了他:毛泽东认为当时全国只有三家全国性党外报纸,而《文汇报》和《光明日报》的总编都已划为右派,《大公报》的总编辑(社长)不宜再划为右派了,因而让胡乔木打电话通知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王芸生才逃过这一劫。
反右派斗争以后,《大公报》编委会宣布社长王芸生以后不再参加编委会,以便专门从事“学术研究”。大约1959年底,在一次政协会议期间,周恩来遇见王芸生,让他会后留下,有事要谈。周恩来提出要王芸生写《大公报》史。王提出,当事人写“当时史”不恰当,因而加以推辞。后来,当周恩来征求了香港《大公报》社长费彝民的意见后,仍主张由王写。最后,周恩来再次找王谈话,亮出这是毛泽东的意思时,王才勉强接受下来。他约请曾任《大公报》总经理的曹谷冰与他合写。
为写《大公报》史,他们历经两年多时间,仔细查阅了几十年的旧《大公报》,写出了《英敛之时期的旧大公报》和《1926年至1949年的旧大公报》两篇长文,史实的叙述不可谓不详尽,只是在论点上尽量“自我讨伐”,无端地“上纲上线”,把《大公报》说成是“政治上反动的大资产阶级报纸”,无情地进行批判。这当然不符合《大公报》的实际情况。《大公报》一贯坚持“四不”方针:“不党、不私、不盲、不卖”,这样说也这样做了,它从未接受过国民党政府一文资助,也从未接受资本家的一文资助,纯粹是一张“文人论政”、“以文章报国”的民间报纸。因为它敢于痛骂执政的国民党政府,国民党的《中央日报》曾多次刊登文章责骂《大公报》和王芸生“其主义是民族失败主义,其方略为国家分裂主义,其目的是助长动乱,危害国家”;多次指责《大公报》为共产党“张目”,是新华社的“应声虫”。由此可见,说《大公报》“政治上反动”,是违心之言。
在写完《大公报》史后,王芸生又把精力投注于唐代文宗韩愈、柳宗元的研究上,曾写出多篇学术论文。
上世纪60年代前期,中共与苏共论战,陆续发表“九评”长篇文章。这主要是由康生主持进行的。这本与《大公报》无干。有一天,康生突然找到王芸生说,《大公报》有人才,也参加和“苏修”的论战吧,你们自出题目,写出后统发。王芸生奉命不敢有违,回到报社与时任大公报社副社长兼总编辑常芝青商定,以反对美帝国主义两条路线斗争为题,撰写文章。他亲自动手,写出一个简单的提纲,最后以唐代杜甫诗“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作结。由于写作匆忙,记忆有错,将“名俱灭”误为“名俱裂”。他事后赶忙更正,并一再检讨,成为一个小插曲。
为写这篇“反修”文章,报社编辑部抽调国际部主任张契尼和俞振基、徐洪烈和我四人集体合作。我们昼夜奋战,历经月余,几易其稿,又是一篇“万言书”完成了。经康生审阅同意后见报,署名“范秀珠”(“反修组”谐音),是康生加上的。我们在挑灯夜战时,王芸生和常芝青几次前来慰问、打气,给了我们很大鼓励。
1966年初夏,“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北京《大公报》作为文化机关首当其冲。6月初,中共中央财贸政治部派出工作组进驻报社,发动群众广贴大字报,揭批报社当权派及所谓的“牛鬼蛇神”。大部分党政领导成员立刻成为“黑帮”,王芸生自然难逃此劫。6月中旬,中央财贸部工作组撤走,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指示解放军总政治部派遣某装甲兵学院的工作组进入报社。转年,为使运动更加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上级又派出高等军事学院军管小组进驻报社。此时,中央财金学院红卫兵“八八战斗队”也派来“孙大圣支队”进驻报社。王芸生等“黑帮分子”每日被批斗,日子不好过。全报社人员分成两大派,好似“热锅上的蚂蚁”一般,整天乱哄哄,七斗八斗,朝不保夕,人人自危。
王芸生一生不抽烟、不喝酒,甚至连茶也不喝,吃饭清淡。他是行政七级的高级干部,每月薪金用不完,都存入银行。但他被“专政”后,不再发给工资,存款、稿费也被冻结,每月只发给他12元生活费,妻子和正在上大学的小女儿每月另发15元生活费。王芸生出身贫寒,生活苦一些,不太在意,只要不挨打受骂,就满足了。他早餐半个窝头或馒头,一小块咸菜,中午半个窝头,5分钱水煮白菜,一月只花3元钱伙食费、1元钱公交车费,剩余8元钱都交给老伴。 王芸生被责令清扫厕所,晨起还要把报社门前人行道清扫干净。他绝不怠慢,每天清晨5点就去清扫,无论是夏日还是寒冬。他每天还要按时去看揭发批判大字报,并且都要记录下来,好接受批判。造反派针对解放前《大公报》发表的《为晋南战事作一种呼吁》、《质中共》和《可耻的长春之战》等攻击过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的社评,大加挞伐,什么“反共老手”、“老反动派”、“狼心狗肺”等等大小“帽子”统统加在王芸生头上。有一次批斗者问他:你是不是右派?他们以为王芸生会否认,准备狠狠批他。他却说:我就是右派,如果我不是右派还有谁是右派呢?他对所有批判都是“照单全收”。
王芸生自幼就有记日记的习惯,不论多忙多累,即使生病,都不会影响他记日记。谁料他保留的日记竟给他带来了灾难。造反派从王芸生的日记中发现抗战期间,他曾两次被蒋介石邀请到重庆南岸黄山总统官邸为蒋讲学。审问者立刻火冒三丈,质问王芸生:“怎么你一会儿见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一会儿又见人民公敌‘蒋该死’,你不是反革命两面派是什么,你不是狗特务是什么……”王芸生被问得哭笑不得,纵使有十张嘴,也说不清楚啊,他只有低头认罪,忙说:“该死,该死!”
意外“特赦”,拨开云雾见青天
1972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在准备接待日本首相时,毛泽东让秘书找来由当年王芸生编写出版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作为参考阅读材料。凡是了解中国近代史的人,总要看看《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这部书。在日本,该书就有两种译本,田中角荣首相也熟悉此书。
1972年国庆节前夕的9月26日,毛泽东会见田中角荣时,就两次提到这本书。当他们再次提起这本书时,毛泽东突然向在场的周恩来说,应该让王芸生参加接待活动,周恩来答应下来。实际上,周恩来并不知道当时王芸生身在何处。接待田中角荣的活动,王芸生当然来不及参加了。1966年北京《大公报》被宣布解体,《大公报》人,包括编辑、记者、工人等共200多人,除少数几人留在市内外,全部下放京郊农村。此时的王芸生正和《大公报》的编辑、记者、工人们一道,在北京西城车公庄北京市委党校内,会同旧市直机关的广大干部群众共同接受首都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再教育,每天“斗私批修”,劳动改造。我和王芸生先生同在一个连队,只是不同排、班,平时不能来往。王芸生在改造时自我革命,勇于否定自己,表示“我连滚带爬也要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因态度好,曾受到连队的表扬。我有时在厕所遇见他。由于前列腺肿大,他排尿困难,痛苦不已。平时少见,这次见他形销骨立,瘦弱不堪,一脸病容,显现苍老。后来严重的肝病,可能就在这时已埋下了种子。见四下无人,我小声地说:“芸老,多注意身体!”
周恩来抓住机遇,指示有关部门立刻找到王芸生,同时尽快做两件事:一是安排王芸生参加9月30日的国庆招待会;二是在对日友好交往中适当安排王芸生参加。
周恩来的指示如同突如其来的“特赦令”,王芸生的“劳动改造”生活随之结束。他从市委党校离去,当时保密,《大公报》人都不知道,也不敢打听。用王芸生后来的话说:“我就如在云雾之中,看看四周难友无一赦免,自己既感到庆幸,也觉得莫名其妙。”
事情很快明朗了,他回家当日,收到出席国庆23周年招待会的请柬。9月30日,王芸生诚惶诚恐地手持请柬,步行前往人民大会堂。由于几次抄家,已无像样的服装,一身布衣装束的老者不像是一位首长,因而被警卫挡住。后经多次联系,反复盘查,才被允许进入。眼见大会堂宴会厅招待会隆重的场面,王芸生真不敢相信这一切是真的。10月1日,王芸生的名字出现在《人民日报》上,他才相信真的被“解放”了。
王芸生手持请柬步行参加国庆招待会一事惊动了周恩来,他立即通过有关部门给北京市革委会打招呼,给王芸生恢复生活待遇和医疗保健待遇,为他配备了专车,还将他的档案由1966年被红卫兵封门的大公报社转到全国政协。王芸生不仅恢复了全国政协常委职务,还担任了中日友好协会副会长等要职。他曾一度活跃于外交场合,周总理等每次接待日本朋友,他都陪同接见;1975年邓小平“出山”,他陪同邓接待日本来宾。据王芸生说,每次接见时,邓小平总是让他先行,并谦虚地说:“王芸老,您比我年长,请先行。”令他十分感动。随后,他率中日友好代表团访问了日本。
王芸生和我们分手后,我就很难见到他了。随着林彪在蒙古温都尔汗折戟沉沙和祸国殃民的“四人帮”被一举粉碎,国家形势逐渐明朗。1980年,王芸生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他的肝病已到了危重地步,4月份,他进入昏迷状态,5月30日不治与世长辞,享年79岁。王芸生去世后,各大报发布讣告,称他为“我国卓越的老一辈新闻工作者、著名的无党派爱国人士”。6月19日,王芸生的追悼会在全国政协大礼堂举行,邓小平、叶剑英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送了花圈,出席追悼会的有400多人,礼堂门外聚有1000多人。
王芸生去世后,赵朴初先生写了一首挽诗:
少年苦学历荆榛,终作浮天击水鲲。
人海燃犀尝烛鬼,论坛主笔仰扶轮。
朝宗百折溪流志,报国千端老病身。
十载论文风雨共,泪挥遗著勉重温。
我认为,这是对王芸生不平凡一生的真实写照,他值得如此赞誉。
(责任编辑 文世芳)
解放后,周总理有一次问王芸生:多年来,《大公报》培养出许多名记者,有什么经验?王芸生笑着说:报告总理,我没有什么经验,如果说有的话,就是三个字:“发路费”。
王芸生所说的“发路费”,也就是鼓励记者走下去,深入采访,放手让他们发挥聪明才智,不作过多干预。这样,写出的报道自然会有创造性和特色。他的做法,是应当肯定的。当然,它的内涵与今天的“走转改”的丰富内容是不能同日而语的了。
抨击时政,惹得蒋介石大发雷霆
王芸生,生于清光绪二十六年,即1901年,天津市人。幼年就读于塾馆,没有上过洋学堂,当过茶叶店和木行学徒。他的文化知识全靠自学得来。1929年因与《大公报》打笔墨官司,他受到《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的赏识而被邀请参加《大公报》,历任编辑、编辑主任、总编辑、社长等职。他先后在《大公报》天津馆、上海馆、武汉馆、重庆馆、北京馆任职(抗日战争期间,随着日寇入侵,《大公报》辗转各地设馆,坚持出报,从未间断),也去过香港馆,只是待的时间不长,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大公报》被迫停刊,历时37年。
余生也晚,对《大公报》初期的情况既不了解,更未参与。我对《大公报》和王芸生先生的了解,始于抗战时期,而我和王芸生先生共事(作为他的部下)则是在我进入《大公报》后的17年。
抗日战争中后期,我作为流亡学生在四川永川县国立十六中学就读。因国难当头,背井离乡,加以生活贫苦,心情比较苦闷,所以时时关心战局的发展和时局的变化。在校门外不远处,有一块贴报牌,张贴着《大公报》,每天中午时分邮车运来报纸,便可看到当天的《大公报》,我和许多同学是《大公报》的忠实读者,几乎每天都站在那里看报。
1940年夏,国民党大后方物价飞涨,米珠薪桂,民不聊生。为此,王芸生于6月29日发表社评《天时人事之雨》,提出用曹操借人头的办法,杀几个囤积居奇、操纵粮食买卖的奸商,以平抑粮价,稍解民怨。文章敦促当局关心群众生活,要动真格的!其后,他又发表了一系列社评,对大后方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的形势予以抨击,痛斥黑暗,为民请命。这些言论理所当然地受到读者的欢迎和支持,我们这些穷学生也为之叫好,当然也遭到官商一体、鱼肉人民的国民党统治当局的忌恨。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会同翁文灏、张嘉璈等政要约见王芸生,指责“引用数字不准”,表示抗议。
1942年河南省大旱,3000万同胞深陷在饥饿死亡线上。1943年2月1日,《大公报》刊登记者张高峰寄自河南叶县的通讯《豫灾实录》,对河南人民惨遭“水、旱、蝗、汤”的祸害,导致妻离子散、饿殍遍野和以人肉为食的惨绝人寰情况作了报道。王芸生读罢通讯,心潮起伏,不能自己。对比重庆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情景,他无比痛心,便奋笔疾书,写出了《看重庆,念中原!》的著名社评,刊登在第二天的《大公报》上,淋漓尽致地鞭挞国民党政府腐败透顶,横征暴敛,草菅人命,致使万千生灵涂炭。这篇社评惹得蒋介石大发雷霆,当晚以军事委员会名义命令《大公报》停刊三天,记者张高峰被豫西警备司令部逮捕。
因为《大公报》能为老百姓说话,当时受到众多读者的声援和热爱。订户激增,发行量之大,为重庆其他各报的总和。记得重庆《大公报》刊登过一则启事,因印刷能力所限,劝说读者不要再订阅《大公报》了,一份报纸,大家可以传阅。
的确,《大公报》在国民党大后方是最受读者欢迎的一张报纸,类似受群众欢迎的报道还有许多,不能一一列举。不过当时我并不知道社评作者是王芸生,只知道《大公报》和王芸生是连在一起的,是不可分的。
在国共停战谈判期间,我们通过读报了解到毛泽东对《大公报》特别重视,并亲自做《大公报》的工作。他去重庆与国民党政府和谈时,工作十分繁忙紧张,仍然抽出时间三次会见王芸生等《大公报》负责人。一次是1945年9月5日下午,在重庆桂园(张治中的公馆,重庆谈判期间,张治中将此处备作毛泽东在重庆市内办公会客的地方),毛泽东接见《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和编辑主任孔昭恺、采访主任王文彬三人,谈话三小时,肯定《大公报》具有爱国情怀,在动员全国人民抗日宣传上起了大作用等。谈话后,又留他们一起吃晚饭,作陪的有周恩来、王若飞、董必武等同志。第二次是9月20日,毛泽东再次接见三人,又进行了长时间谈话。第三次是9月20日晚上7时,《大公报》宴请毛泽东和中共代表团。席间,大公报社负责人重提所谓共产党“不要另起炉灶”,毛泽东回答说:不是我们要另起炉灶,而是国民党的炉灶里不许我们造饭。宴会结束时,毛泽东为《大公报》题写“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
不仅毛泽东,周恩来也多次在不同场合称赞《大公报》是爱国的、抗日的,《大公报》培养了许多优秀人才,《大公报》人都具有强烈的事业心,等等。
当我高中毕业,先后进入广州中山大学和北平师范大学继续求学时,王芸生等民主人士为避免国民党迫害,于1949年2月在地下党安排下,由上海秘密赴香港,随后由海上取道大连来到北平。其时,天津已解放,天津《大公报》更名《进步日报》继续出版。我于1949年8月进入报社工作,当了一名记者,因而得知了上述情况。
当王芸生听说天津《大公报》未能恢复原名出版时,非常懊丧。但王芸生到北平后,周恩来很快对他说:上海《大公报》不必改名了,你随军南下,继续主持上海《大公报》。这时王芸生才欣然释怀。南下前,周恩来为他饯行。
原来,中央对天津《大公报》更名一事很快进行了反思。毛泽东看到刚创刊的《进步日报》时,对左右说:旧瓶可以装新酒,《大公报》可以不改嘛!由是,上海解放后,《大公报》保留原名,继续出版。其后,中央决定,1953年上海《大公报》北上与天津《进步日报》合并,仍以《大公报》命名;1956年《大公报》迁至北京出版,中共中央文件明确:“大公报是党在财经工作方面的公开报纸。”《大公报》成为全国性的财经党报,同时兼顾国际宣传。在组织领导关系上,《大公报》曾先后由文化部、财贸部领导,最后由李先念副总理为主任的国务院财贸办公室领导,实际负责的是时为财贸办公室副主任的姚依林。 王芸生北上后,仍任社长,副社长孟秋江、李纯青,总编辑张琴南,他们都是老同事、老朋友,相处愉快,对报社全面工作可以随时过问,对报纸的编排也不时提出意见。此时,王芸生以全国政协常委身份,参加了一些政治活动,如参加《共同纲领》的讨论、定稿,10月1日与党和国家领导人一道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等。
“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批判:“照单全收”
我在报社17年,王芸生不期而遇地和我谈过一次话。他是长者,和颜悦色,满面慈祥,温文尔雅,我从未见过他发脾气,只是有时偶见他二目圆睁,颇有威严。那次他和我谈话的内容已记不清了,大抵是从爱护青年出发,讲一些鼓励的话,让我“好好干”。朝鲜战争爆发后,我奉调参加解放军总政治部敌工部组成的抗美援朝记者组,临出发前,他和李纯青一道听取了我的汇报,鼓励我在外面严格要求自己,“好好干”。
1954年,李纯青调离《大公报》,中央派来杨永直任副社长,袁毓明为总编辑,二人先后担任《大公报》党组书记,成为报社实际上的“一把手”。王芸生虽仍保有社长之名,实际上已不管编辑业务。他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常委,只能忙于社外的一些社会活动了。
1957年,开展了整风运动,王芸生参加文化部举办的哲学班学习。当时,中央召开的几次民主人士“大鸣大放”座谈会,王芸生并未参加,也未“鸣放”,似乎躲过了“向党进攻”的磨难。但是不久,反击右派大规模的斗争开始了,王芸生和《大公报》编辑、记者几次参加全国记协召开的批判大会。每次大会都有人成为批判的重点。批判会在北京日报社四楼礼堂召开,一次有人当场跳楼自尽,可见斗争的激烈程度。有一天,大会刚开到一半,火力突然转向王芸生。顿时,全场口诛笔伐,纷至沓来,使王芸生一时不知所措。当天休会时,全场人都走光了,他还一人呆呆坐在会场一动不动。
事后,对王芸生的批判起了变化,大会不开了,此后也不再追究了。王芸生大感诧异。直到1960年,杨东莼作为党与王芸生的联系人,才将真相告诉了他:毛泽东认为当时全国只有三家全国性党外报纸,而《文汇报》和《光明日报》的总编都已划为右派,《大公报》的总编辑(社长)不宜再划为右派了,因而让胡乔木打电话通知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王芸生才逃过这一劫。
反右派斗争以后,《大公报》编委会宣布社长王芸生以后不再参加编委会,以便专门从事“学术研究”。大约1959年底,在一次政协会议期间,周恩来遇见王芸生,让他会后留下,有事要谈。周恩来提出要王芸生写《大公报》史。王提出,当事人写“当时史”不恰当,因而加以推辞。后来,当周恩来征求了香港《大公报》社长费彝民的意见后,仍主张由王写。最后,周恩来再次找王谈话,亮出这是毛泽东的意思时,王才勉强接受下来。他约请曾任《大公报》总经理的曹谷冰与他合写。
为写《大公报》史,他们历经两年多时间,仔细查阅了几十年的旧《大公报》,写出了《英敛之时期的旧大公报》和《1926年至1949年的旧大公报》两篇长文,史实的叙述不可谓不详尽,只是在论点上尽量“自我讨伐”,无端地“上纲上线”,把《大公报》说成是“政治上反动的大资产阶级报纸”,无情地进行批判。这当然不符合《大公报》的实际情况。《大公报》一贯坚持“四不”方针:“不党、不私、不盲、不卖”,这样说也这样做了,它从未接受过国民党政府一文资助,也从未接受资本家的一文资助,纯粹是一张“文人论政”、“以文章报国”的民间报纸。因为它敢于痛骂执政的国民党政府,国民党的《中央日报》曾多次刊登文章责骂《大公报》和王芸生“其主义是民族失败主义,其方略为国家分裂主义,其目的是助长动乱,危害国家”;多次指责《大公报》为共产党“张目”,是新华社的“应声虫”。由此可见,说《大公报》“政治上反动”,是违心之言。
在写完《大公报》史后,王芸生又把精力投注于唐代文宗韩愈、柳宗元的研究上,曾写出多篇学术论文。
上世纪60年代前期,中共与苏共论战,陆续发表“九评”长篇文章。这主要是由康生主持进行的。这本与《大公报》无干。有一天,康生突然找到王芸生说,《大公报》有人才,也参加和“苏修”的论战吧,你们自出题目,写出后统发。王芸生奉命不敢有违,回到报社与时任大公报社副社长兼总编辑常芝青商定,以反对美帝国主义两条路线斗争为题,撰写文章。他亲自动手,写出一个简单的提纲,最后以唐代杜甫诗“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作结。由于写作匆忙,记忆有错,将“名俱灭”误为“名俱裂”。他事后赶忙更正,并一再检讨,成为一个小插曲。
为写这篇“反修”文章,报社编辑部抽调国际部主任张契尼和俞振基、徐洪烈和我四人集体合作。我们昼夜奋战,历经月余,几易其稿,又是一篇“万言书”完成了。经康生审阅同意后见报,署名“范秀珠”(“反修组”谐音),是康生加上的。我们在挑灯夜战时,王芸生和常芝青几次前来慰问、打气,给了我们很大鼓励。
1966年初夏,“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北京《大公报》作为文化机关首当其冲。6月初,中共中央财贸政治部派出工作组进驻报社,发动群众广贴大字报,揭批报社当权派及所谓的“牛鬼蛇神”。大部分党政领导成员立刻成为“黑帮”,王芸生自然难逃此劫。6月中旬,中央财贸部工作组撤走,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指示解放军总政治部派遣某装甲兵学院的工作组进入报社。转年,为使运动更加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上级又派出高等军事学院军管小组进驻报社。此时,中央财金学院红卫兵“八八战斗队”也派来“孙大圣支队”进驻报社。王芸生等“黑帮分子”每日被批斗,日子不好过。全报社人员分成两大派,好似“热锅上的蚂蚁”一般,整天乱哄哄,七斗八斗,朝不保夕,人人自危。
王芸生一生不抽烟、不喝酒,甚至连茶也不喝,吃饭清淡。他是行政七级的高级干部,每月薪金用不完,都存入银行。但他被“专政”后,不再发给工资,存款、稿费也被冻结,每月只发给他12元生活费,妻子和正在上大学的小女儿每月另发15元生活费。王芸生出身贫寒,生活苦一些,不太在意,只要不挨打受骂,就满足了。他早餐半个窝头或馒头,一小块咸菜,中午半个窝头,5分钱水煮白菜,一月只花3元钱伙食费、1元钱公交车费,剩余8元钱都交给老伴。 王芸生被责令清扫厕所,晨起还要把报社门前人行道清扫干净。他绝不怠慢,每天清晨5点就去清扫,无论是夏日还是寒冬。他每天还要按时去看揭发批判大字报,并且都要记录下来,好接受批判。造反派针对解放前《大公报》发表的《为晋南战事作一种呼吁》、《质中共》和《可耻的长春之战》等攻击过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的社评,大加挞伐,什么“反共老手”、“老反动派”、“狼心狗肺”等等大小“帽子”统统加在王芸生头上。有一次批斗者问他:你是不是右派?他们以为王芸生会否认,准备狠狠批他。他却说:我就是右派,如果我不是右派还有谁是右派呢?他对所有批判都是“照单全收”。
王芸生自幼就有记日记的习惯,不论多忙多累,即使生病,都不会影响他记日记。谁料他保留的日记竟给他带来了灾难。造反派从王芸生的日记中发现抗战期间,他曾两次被蒋介石邀请到重庆南岸黄山总统官邸为蒋讲学。审问者立刻火冒三丈,质问王芸生:“怎么你一会儿见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一会儿又见人民公敌‘蒋该死’,你不是反革命两面派是什么,你不是狗特务是什么……”王芸生被问得哭笑不得,纵使有十张嘴,也说不清楚啊,他只有低头认罪,忙说:“该死,该死!”
意外“特赦”,拨开云雾见青天
1972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在准备接待日本首相时,毛泽东让秘书找来由当年王芸生编写出版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作为参考阅读材料。凡是了解中国近代史的人,总要看看《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这部书。在日本,该书就有两种译本,田中角荣首相也熟悉此书。
1972年国庆节前夕的9月26日,毛泽东会见田中角荣时,就两次提到这本书。当他们再次提起这本书时,毛泽东突然向在场的周恩来说,应该让王芸生参加接待活动,周恩来答应下来。实际上,周恩来并不知道当时王芸生身在何处。接待田中角荣的活动,王芸生当然来不及参加了。1966年北京《大公报》被宣布解体,《大公报》人,包括编辑、记者、工人等共200多人,除少数几人留在市内外,全部下放京郊农村。此时的王芸生正和《大公报》的编辑、记者、工人们一道,在北京西城车公庄北京市委党校内,会同旧市直机关的广大干部群众共同接受首都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再教育,每天“斗私批修”,劳动改造。我和王芸生先生同在一个连队,只是不同排、班,平时不能来往。王芸生在改造时自我革命,勇于否定自己,表示“我连滚带爬也要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因态度好,曾受到连队的表扬。我有时在厕所遇见他。由于前列腺肿大,他排尿困难,痛苦不已。平时少见,这次见他形销骨立,瘦弱不堪,一脸病容,显现苍老。后来严重的肝病,可能就在这时已埋下了种子。见四下无人,我小声地说:“芸老,多注意身体!”
周恩来抓住机遇,指示有关部门立刻找到王芸生,同时尽快做两件事:一是安排王芸生参加9月30日的国庆招待会;二是在对日友好交往中适当安排王芸生参加。
周恩来的指示如同突如其来的“特赦令”,王芸生的“劳动改造”生活随之结束。他从市委党校离去,当时保密,《大公报》人都不知道,也不敢打听。用王芸生后来的话说:“我就如在云雾之中,看看四周难友无一赦免,自己既感到庆幸,也觉得莫名其妙。”
事情很快明朗了,他回家当日,收到出席国庆23周年招待会的请柬。9月30日,王芸生诚惶诚恐地手持请柬,步行前往人民大会堂。由于几次抄家,已无像样的服装,一身布衣装束的老者不像是一位首长,因而被警卫挡住。后经多次联系,反复盘查,才被允许进入。眼见大会堂宴会厅招待会隆重的场面,王芸生真不敢相信这一切是真的。10月1日,王芸生的名字出现在《人民日报》上,他才相信真的被“解放”了。
王芸生手持请柬步行参加国庆招待会一事惊动了周恩来,他立即通过有关部门给北京市革委会打招呼,给王芸生恢复生活待遇和医疗保健待遇,为他配备了专车,还将他的档案由1966年被红卫兵封门的大公报社转到全国政协。王芸生不仅恢复了全国政协常委职务,还担任了中日友好协会副会长等要职。他曾一度活跃于外交场合,周总理等每次接待日本朋友,他都陪同接见;1975年邓小平“出山”,他陪同邓接待日本来宾。据王芸生说,每次接见时,邓小平总是让他先行,并谦虚地说:“王芸老,您比我年长,请先行。”令他十分感动。随后,他率中日友好代表团访问了日本。
王芸生和我们分手后,我就很难见到他了。随着林彪在蒙古温都尔汗折戟沉沙和祸国殃民的“四人帮”被一举粉碎,国家形势逐渐明朗。1980年,王芸生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他的肝病已到了危重地步,4月份,他进入昏迷状态,5月30日不治与世长辞,享年79岁。王芸生去世后,各大报发布讣告,称他为“我国卓越的老一辈新闻工作者、著名的无党派爱国人士”。6月19日,王芸生的追悼会在全国政协大礼堂举行,邓小平、叶剑英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送了花圈,出席追悼会的有400多人,礼堂门外聚有1000多人。
王芸生去世后,赵朴初先生写了一首挽诗:
少年苦学历荆榛,终作浮天击水鲲。
人海燃犀尝烛鬼,论坛主笔仰扶轮。
朝宗百折溪流志,报国千端老病身。
十载论文风雨共,泪挥遗著勉重温。
我认为,这是对王芸生不平凡一生的真实写照,他值得如此赞誉。
(责任编辑 文世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