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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代人的人格结构有欠缺
《南风窗》(以下简称《南》)：我看你的择业，是讲究对口分配的，你一个记者怎么会是这种专业的?是你自己选择的么?
杨继绳(以下简称杨)：说起来是40多年以前了，我中学时代的理想就是成为一名记者。那时记者在我心中是个神圣、崇高的字眼，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以及我尊敬的一些历史人物都是办过报纸，写过稿子的人。做记者不仅可以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更重要的是能为老百姓伸张正义，上初中时有一次语文老师在班上读了我的一篇作文后说，“杨继绳将来能做记者”，下课时有个调皮的同学弓着腰，撅着屁股，在我面前一边蹦着一边喊“记者，咔嚓!记者，咔嚓!”我想，记者在人们心巾怎么会是这种形象呢?要是将来我做了记者，一定要力图改变记者这种肤浅形象。我小时候，村上在一千地土家里抄家，弄出来很多书，我偷偷看了不少，特别羡慕小说里的那些侠客，我想武侠我是做不了，当记者就算是文侠吧。我本是打算报考新闻系的，可1960年高考那年，当时全国仅有的复旦和人大新闻系在湖北一所不招生，另一所只招调干生，学校就让我报考了清华。
《南》：你在清华大学一定也耳濡目染，受了一些人文熏陶吧?
杨：很遗憾，我的青年时代在清华没有感受到什么人文熏陶，就是学了造拖拉机，其他什么也不知道。我们将来就是做一颗社会主义螺丝钉，还要这么多熏陶干嘛。
记得我一进学校，就参观清华大学反右派展览，进行忠诚教育。接着下乡劳动50多天，一方面接受劳动教育，一方面开展保卫“二面红旗”的辩论。现在回想起来我们那一代在中国顶尖大学受到的教育也就是两条：“实用主义加功利主义”，记得当时蒋南翔(时任清华校长)在大会上说：你们要在这个社会上立足，就是两条，第一，要听话，第二，要能出活儿。现在回想起米，这个话作为父亲告诉孩子的人生经验还是可以的．但是作为一个大学校长，一个教育家教育学生就有些不伦不类了。
《南》：但毕竟清华大学是一所有文化传统的大学，至少是过去的留美预备班，有开放的视野，理工科学校也讲究要追求真理呀?
杨：这就是那个年代政治可怕的地方，我在学校的时候，图书馆里过去的书基本没有了，只有马克思主义著作。我曾经半开玩笑地说：“文革’’前的政治经济学讲资本主义可归纳为四个字——“造反有理”，讲社会主义可以归纳为五个字———“社会主义好”，学生掌握了这九个字，教育的日的就达到了。所以我们这些清华大学的学生，在学校里从来没听说过王国维，陈寅恪；很多年以后才知道这是清华历史上的大师。我们学校的主旋律就是又红又专，红是最重要的，记得那时候校友杨振宁，李政道得了诺贝尔奖，学校里党支部就组织大家批判，要我们千万别学这两个人走白专道路。我当时特别积极，还是团支部书记。
我说这个话不是谦虚，确实是实际情况，我们这一代人从进入社会开始，知识结构、人格结构都是有欠缺的。
30年懂得一个道理：
说真话，求真理，做真人。
《南》：那你是怎么走上记者道路的呢?
杨：我那一届恰好中央媒体来清华招毕业生，当时招记者就三个条件：“党员；贫下巾农出身，能写”，我都符合，老师就推荐我去了。
《南》：这下终于实现你的理想了。
杨：哪里呀，这才刚刚发现离理想有多远。那时候我觉得当记者是很神圣的，脑海里都是邵飘萍，范长汀这些榜样，觉得当记者可以指点江山。1968年1月10日我去天津分社报到，刚去就失望了。见到一批记者，他们的工作和我的理想差得很远，把“听话”放在第一位。个别老记者看到我满腔热情就劝我，“我是走错路了，没办法，你年轻，有文化，你别干这行，浪费一辈子。”我呆了3天就受不了了，卷铺盖回北京要求重新分配，但是老师说已经分配完了，你得自己找单位。我没办法找到天津内燃机研究所一个师兄那里，心想这里我总能发挥专业特长厂。结果他反过来劝我：别以为我们这里能搞什么研究，这里整天乱七八糟的，不务正业，你千万别来，要不然耽误一辈子。我最后只好认命了，灰溜溜地回新华社当记者。
《南》：这些年来你是怎么适应这种情况，并且有后来的成就啊?
杨：我大致把我当记者的这30几年以10年为期分为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68年到1977年，我在新华社天津分社工作。那时候比较年轻，以见报率为荣，发了稿子就很受鼓舞。那10年就是紧跟形势跑，拼命写，发表了许多跟潮流的稿子。粉碎“四人帮”后，我把这个时期的稿子盘点，发现90％的都应该付之一炬。能留下来的稿子只有两篇，一是1972年与马杰合写的《天津驻军大量占用民房严重影响军民关系》，另一篇是《天津劳动生产力调查》，这两篇不是跟潮流，是根据老百姓的呼声写的。10年的教训使我学会4个字：实事求是，这四个字我虽然早就认识，但真正理解它还是花了10年青春的代价。
第二个阶段是改革开放后的10年。改革带来了中国新闻界的黄金时代，新闻事业出现了生动活泼的局面。这个时期我写的稿子虽然有一些仍算是应景之作，但有一大半确实是自己独立思考的结果。虽然不能完全讲真话，但可以不讲假话。
第三个阶段是90年代，职称评完了，到顶了，没什么后顾之忧，连那些不真不假的应景之作也很少写了。这10年我尽可能讲真话，力争让自己的文字对得起历史，真正实现了一个记者的最大追求：说真话，求真理，做真人。
被无知和恐惧所驱使的年代
《南》：很多人就这样过来了，你为什么会是不一样的一个?
杨：总的说来，这30多年是一个由盲目到自觉，由幼稚到成熟的过程，是不断追求的过程。
这个过程也是很痛苦的，是一个否定自己的过程，特别是否定那些被别人看成是自己成绩的东西。在我说的第一个10年，曾经有一年上过《人民日报》的11个头条。姚文元讲话，我们就跑到工厂里，找几个丁人谈深受鼓舞的体会，回来就整一篇稿子。这叫什么新闻记者呀?这段历史我感觉特别忻隗。当时记者小强凋客观，如果你追求客观就是站错了立场。而新闻也被当工具来利用，我有一个朋友报道了焦裕禄，说焦裕禄床头放着两本书，一本是《毛选》，一本是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修养》，后来刘少奇被打倒了，就改成了放一本书是《毛选》，再后来刘少奇平反了，又成了两本书。那个时候当记者付出的人格代价太沉重了。
《南》：那个时代，我们国家遭受灾难，你在当时做那些歌颂报道，有没有怀疑过?
杨：很少怀疑，或者说觉得有问题也不敢往深入怀疑。说起来你会觉得奇怪，我父亲就是给“3年自然灾害”饿死的，而我当年还歌颂大跃进呢。 直到今天我的悔恨也无法弥补，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强烈。而我最惭愧的是当时我内心竟然没有很大的痛苦，我相信当时公开讲的那些理由，说是苏修逼债、自然灾害，所以“少数地方”发生了饥荒。那个时代的人思维方式都被扭曲了，整天热血沸腾的样子，但连父亲都被饿死了居然也没有太多的痛苦，唯有牺牲多壮志么。
《南》：但毕竟人是有思考能力的，为什么会这样?
杨：一种原因是出于无知，那个时候的中国人确实对世界上在发生什么毫不了解，对自己的国家发生了什么也非常懵懂，那个年代的人确实非常单纯。记得我在天津采访工人家庭的时候，他们生活非常苦，一家3口住5平方米的房子，家里就一辆自行车值钱，还得挂在屋里墙上，就过这种生活，他们还觉得自己是主人翁；比美国工人阶级幸福多了。
除了无知以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人们根本不敢怀疑，我也是这样。谁独立思考就要被淘汰，很多残酷事实就在眼前发生。有一个比我高一届的同学，因称赞铁托一篇批评“社会主义阵营”的长篇讲话，失去了考大学的机会。他考初中时是全县第一名，我是继他之后的第，名，所以我们很熟悉。他学习成绩优异，读书多而勤于思考，才17岁就因独立思考失去了前程。
新闻记者就是对历史负责的人
《南》：在那种年代一个有良知的记者，难道一点发挥自己能动性的机会都没有么?
杨：在那个时代，很多时候要说真话非常难。首先我前面说了，当记者的往往自己就给真相吓住了，不敢写了，就算记者敢写，组长害怕了也不行，组长上面还有采编主任，分社社长，总社编辑，国内部值班室，一层层地过滤，一层层地“顾全大局”，不跟着政治潮流走的声音要能发出来那是奇迹，多少真相就被这个冷酷的系统“自律”掉了。
当然也不能说一点能动性都没有，比如在1972年，我写的《天津驻军大量占用民房严重影响军民关系》一稿得到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批示，作为中共中央文件转发全国，并责令全军退出所占大量民房，称得上是为民请愿了。当时是轰轰烈烈的，仅北京军区就退出了所占民房39万平方米。当时我曾一度飘飘然，后来细想起来记者的作用是有限的。
《南》：除了适应这种环境，还有没有别的选择?
杨：那种体制下只有三种人，一种是“适应的人”，不仅主动迎合，还可以创造发明，他们混得如鱼得水；第二种是“消沉的人”，我惹不起你，就躲着你，消极怠工；第三种人是敢于抗争，力图改变的人，这样的人在我们的文化中是风毛麟角，但总得有人努力来做，我们的国家才有希望。
《南》你把你自己看成哪一种?
杨：我说了这么多抱怨的话，其实我蛮幸运的。作为新华社记者，多年以来，我是有某种特权的，可以接触其他人无法接触的社会层面。毫不讳言，我曾经自觉不自觉地干过违背良心的事情，当我明白了这些，这种耻辱感就推动着我努力去做第三种人。
《南》：你这样也算一种大彻大悟吧?
杨：是呀，历史给我们这个民族的教训太深刻了。我们新闻记者就是对历史负责的人，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中国古代史学家强调“史德”。他们在修史时忠于史职，忠于史实，坚持善恶必书，书必直言，为了保持史家的情操，有的人不惜以生命作为代价，这就是社会良心的体现。
我自己走了很多弯路，从最初的热血青年，到感到失落消沉，进而开始怀疑，直到90年代中期开始接触一些国外的书籍，才开拓了视野，真正开始思想层面的痛苦反思。今天的中国和“文革”年代相比有了很多进步，盛行一时的“事实为政治服务”的做法遭到了唾弃，“舆论一律”也被打破了。更应该有一些传媒知识分子拿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史家情怀，比我们这一代人做得更好。
《南风窗》(以下简称《南》)：我看你的择业，是讲究对口分配的，你一个记者怎么会是这种专业的?是你自己选择的么?
杨继绳(以下简称杨)：说起来是40多年以前了，我中学时代的理想就是成为一名记者。那时记者在我心中是个神圣、崇高的字眼，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以及我尊敬的一些历史人物都是办过报纸，写过稿子的人。做记者不仅可以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更重要的是能为老百姓伸张正义，上初中时有一次语文老师在班上读了我的一篇作文后说，“杨继绳将来能做记者”，下课时有个调皮的同学弓着腰，撅着屁股，在我面前一边蹦着一边喊“记者，咔嚓!记者，咔嚓!”我想，记者在人们心巾怎么会是这种形象呢?要是将来我做了记者，一定要力图改变记者这种肤浅形象。我小时候，村上在一千地土家里抄家，弄出来很多书，我偷偷看了不少，特别羡慕小说里的那些侠客，我想武侠我是做不了，当记者就算是文侠吧。我本是打算报考新闻系的，可1960年高考那年，当时全国仅有的复旦和人大新闻系在湖北一所不招生，另一所只招调干生，学校就让我报考了清华。
《南》：你在清华大学一定也耳濡目染，受了一些人文熏陶吧?
杨：很遗憾，我的青年时代在清华没有感受到什么人文熏陶，就是学了造拖拉机，其他什么也不知道。我们将来就是做一颗社会主义螺丝钉，还要这么多熏陶干嘛。
记得我一进学校，就参观清华大学反右派展览，进行忠诚教育。接着下乡劳动50多天，一方面接受劳动教育，一方面开展保卫“二面红旗”的辩论。现在回想起来我们那一代在中国顶尖大学受到的教育也就是两条：“实用主义加功利主义”，记得当时蒋南翔(时任清华校长)在大会上说：你们要在这个社会上立足，就是两条，第一，要听话，第二，要能出活儿。现在回想起米，这个话作为父亲告诉孩子的人生经验还是可以的．但是作为一个大学校长，一个教育家教育学生就有些不伦不类了。
《南》：但毕竟清华大学是一所有文化传统的大学，至少是过去的留美预备班，有开放的视野，理工科学校也讲究要追求真理呀?
杨：这就是那个年代政治可怕的地方，我在学校的时候，图书馆里过去的书基本没有了，只有马克思主义著作。我曾经半开玩笑地说：“文革’’前的政治经济学讲资本主义可归纳为四个字——“造反有理”，讲社会主义可以归纳为五个字———“社会主义好”，学生掌握了这九个字，教育的日的就达到了。所以我们这些清华大学的学生，在学校里从来没听说过王国维，陈寅恪；很多年以后才知道这是清华历史上的大师。我们学校的主旋律就是又红又专，红是最重要的，记得那时候校友杨振宁，李政道得了诺贝尔奖，学校里党支部就组织大家批判，要我们千万别学这两个人走白专道路。我当时特别积极，还是团支部书记。
我说这个话不是谦虚，确实是实际情况，我们这一代人从进入社会开始，知识结构、人格结构都是有欠缺的。
30年懂得一个道理：
说真话，求真理，做真人。
《南》：那你是怎么走上记者道路的呢?
杨：我那一届恰好中央媒体来清华招毕业生，当时招记者就三个条件：“党员；贫下巾农出身，能写”，我都符合，老师就推荐我去了。
《南》：这下终于实现你的理想了。
杨：哪里呀，这才刚刚发现离理想有多远。那时候我觉得当记者是很神圣的，脑海里都是邵飘萍，范长汀这些榜样，觉得当记者可以指点江山。1968年1月10日我去天津分社报到，刚去就失望了。见到一批记者，他们的工作和我的理想差得很远，把“听话”放在第一位。个别老记者看到我满腔热情就劝我，“我是走错路了，没办法，你年轻，有文化，你别干这行，浪费一辈子。”我呆了3天就受不了了，卷铺盖回北京要求重新分配，但是老师说已经分配完了，你得自己找单位。我没办法找到天津内燃机研究所一个师兄那里，心想这里我总能发挥专业特长厂。结果他反过来劝我：别以为我们这里能搞什么研究，这里整天乱七八糟的，不务正业，你千万别来，要不然耽误一辈子。我最后只好认命了，灰溜溜地回新华社当记者。
《南》：这些年来你是怎么适应这种情况，并且有后来的成就啊?
杨：我大致把我当记者的这30几年以10年为期分为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68年到1977年，我在新华社天津分社工作。那时候比较年轻，以见报率为荣，发了稿子就很受鼓舞。那10年就是紧跟形势跑，拼命写，发表了许多跟潮流的稿子。粉碎“四人帮”后，我把这个时期的稿子盘点，发现90％的都应该付之一炬。能留下来的稿子只有两篇，一是1972年与马杰合写的《天津驻军大量占用民房严重影响军民关系》，另一篇是《天津劳动生产力调查》，这两篇不是跟潮流，是根据老百姓的呼声写的。10年的教训使我学会4个字：实事求是，这四个字我虽然早就认识，但真正理解它还是花了10年青春的代价。
第二个阶段是改革开放后的10年。改革带来了中国新闻界的黄金时代，新闻事业出现了生动活泼的局面。这个时期我写的稿子虽然有一些仍算是应景之作，但有一大半确实是自己独立思考的结果。虽然不能完全讲真话，但可以不讲假话。
第三个阶段是90年代，职称评完了，到顶了，没什么后顾之忧，连那些不真不假的应景之作也很少写了。这10年我尽可能讲真话，力争让自己的文字对得起历史，真正实现了一个记者的最大追求：说真话，求真理，做真人。
被无知和恐惧所驱使的年代
《南》：很多人就这样过来了，你为什么会是不一样的一个?
杨：总的说来，这30多年是一个由盲目到自觉，由幼稚到成熟的过程，是不断追求的过程。
这个过程也是很痛苦的，是一个否定自己的过程，特别是否定那些被别人看成是自己成绩的东西。在我说的第一个10年，曾经有一年上过《人民日报》的11个头条。姚文元讲话，我们就跑到工厂里，找几个丁人谈深受鼓舞的体会，回来就整一篇稿子。这叫什么新闻记者呀?这段历史我感觉特别忻隗。当时记者小强凋客观，如果你追求客观就是站错了立场。而新闻也被当工具来利用，我有一个朋友报道了焦裕禄，说焦裕禄床头放着两本书，一本是《毛选》，一本是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修养》，后来刘少奇被打倒了，就改成了放一本书是《毛选》，再后来刘少奇平反了，又成了两本书。那个时候当记者付出的人格代价太沉重了。
《南》：那个时代，我们国家遭受灾难，你在当时做那些歌颂报道，有没有怀疑过?
杨：很少怀疑，或者说觉得有问题也不敢往深入怀疑。说起来你会觉得奇怪，我父亲就是给“3年自然灾害”饿死的，而我当年还歌颂大跃进呢。 直到今天我的悔恨也无法弥补，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强烈。而我最惭愧的是当时我内心竟然没有很大的痛苦，我相信当时公开讲的那些理由，说是苏修逼债、自然灾害，所以“少数地方”发生了饥荒。那个时代的人思维方式都被扭曲了，整天热血沸腾的样子，但连父亲都被饿死了居然也没有太多的痛苦，唯有牺牲多壮志么。
《南》：但毕竟人是有思考能力的，为什么会这样?
杨：一种原因是出于无知，那个时候的中国人确实对世界上在发生什么毫不了解，对自己的国家发生了什么也非常懵懂，那个年代的人确实非常单纯。记得我在天津采访工人家庭的时候，他们生活非常苦，一家3口住5平方米的房子，家里就一辆自行车值钱，还得挂在屋里墙上，就过这种生活，他们还觉得自己是主人翁；比美国工人阶级幸福多了。
除了无知以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人们根本不敢怀疑，我也是这样。谁独立思考就要被淘汰，很多残酷事实就在眼前发生。有一个比我高一届的同学，因称赞铁托一篇批评“社会主义阵营”的长篇讲话，失去了考大学的机会。他考初中时是全县第一名，我是继他之后的第，名，所以我们很熟悉。他学习成绩优异，读书多而勤于思考，才17岁就因独立思考失去了前程。
新闻记者就是对历史负责的人
《南》：在那种年代一个有良知的记者，难道一点发挥自己能动性的机会都没有么?
杨：在那个时代，很多时候要说真话非常难。首先我前面说了，当记者的往往自己就给真相吓住了，不敢写了，就算记者敢写，组长害怕了也不行，组长上面还有采编主任，分社社长，总社编辑，国内部值班室，一层层地过滤，一层层地“顾全大局”，不跟着政治潮流走的声音要能发出来那是奇迹，多少真相就被这个冷酷的系统“自律”掉了。
当然也不能说一点能动性都没有，比如在1972年，我写的《天津驻军大量占用民房严重影响军民关系》一稿得到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批示，作为中共中央文件转发全国，并责令全军退出所占大量民房，称得上是为民请愿了。当时是轰轰烈烈的，仅北京军区就退出了所占民房39万平方米。当时我曾一度飘飘然，后来细想起来记者的作用是有限的。
《南》：除了适应这种环境，还有没有别的选择?
杨：那种体制下只有三种人，一种是“适应的人”，不仅主动迎合，还可以创造发明，他们混得如鱼得水；第二种是“消沉的人”，我惹不起你，就躲着你，消极怠工；第三种人是敢于抗争，力图改变的人，这样的人在我们的文化中是风毛麟角，但总得有人努力来做，我们的国家才有希望。
《南》你把你自己看成哪一种?
杨：我说了这么多抱怨的话，其实我蛮幸运的。作为新华社记者，多年以来，我是有某种特权的，可以接触其他人无法接触的社会层面。毫不讳言，我曾经自觉不自觉地干过违背良心的事情，当我明白了这些，这种耻辱感就推动着我努力去做第三种人。
《南》：你这样也算一种大彻大悟吧?
杨：是呀，历史给我们这个民族的教训太深刻了。我们新闻记者就是对历史负责的人，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中国古代史学家强调“史德”。他们在修史时忠于史职，忠于史实，坚持善恶必书，书必直言，为了保持史家的情操，有的人不惜以生命作为代价，这就是社会良心的体现。
我自己走了很多弯路，从最初的热血青年，到感到失落消沉，进而开始怀疑，直到90年代中期开始接触一些国外的书籍，才开拓了视野，真正开始思想层面的痛苦反思。今天的中国和“文革”年代相比有了很多进步，盛行一时的“事实为政治服务”的做法遭到了唾弃，“舆论一律”也被打破了。更应该有一些传媒知识分子拿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史家情怀，比我们这一代人做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