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笔者以拜伦《哀希腊》在晚清民初时期的汉译为例，探讨了在近代中国历史语境下《哀》诗的翻译文化功能及其翻译伦理功能。
　　关键词：《哀希腊》汉译；功能解读
　　作者简介：任宋莎（1989-），女，四川省阆中人，硕士，助教，现任职于西华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翻译研究。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獻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17--01
　　一、《哀希腊》的汉译
　　翻译为译入语文化提供了一个“他者”视角，以供后者比较，反思，借鉴和改善。在翻译中，通过对源语文本的改写，有意地对异文化的误读，进行本体文化的建构，其积极影响便是可以促进译入语文化的文学和社会系统的改革（Lefevere， 1992），可见改写与误读联系十分紧密。从“改写”到“改革”，从翻译“文本”到“文化”，这个动态的演变过程绝不仅仅是两种语言的转换，它涉及两种文化里“语境、历史和习俗等更宏观因素”（同上）。同时，译者受译入语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和主流诗学所制约，其翻译活动实质上就是一种被“操控”的改写。
　　这正如《哀希腊》在晚清民初时的汉译的情形一样。《哀》原诗意在激起当时被土耳其统治的希腊人民奋身反抗，重获自由，而当时中国的社会各个方面都在经历着重大的变革，不少文人学士受到其充满反叛个性和革命精神的影响，认为此诗情境是十分契合中国当时的社会境地。近代中国的文人学士，如梁启超、苏曼殊、马君武和胡适等，都不约而同对《哀希腊》进行了翻译，与其说是翻译不说是在改写原文，有意地在翻译中对原文进行误读，以期许从而达到建构本土文化的目的。
　　如梁只摘译了原诗，仅关注此诗的政治内容和革命行动，几乎完全忽视了诗的文学成就。他认为与其他议题比起来，政治最为重要；苏翻译《哀》诗以此来表达他对于自己国家未来的担忧，其中夹杂着他自己对拜伦诗歌的理解，对原作做了一些改动，却正是符合了中国人民在五四运动中“救亡图存”的呼喊；马改写了这首诗，嵌入了他自己的观点，呼吁中国人民奋起抗争，拯救中国，为其说教目的服务；胡认为翻译必须为社会和人民服务，他翻译或改写的《哀》的一些诗节弥漫着强烈爱国主义情感。同时，在五四运动发生前的晚清时期，用古文所著的文学作品仍然占主流地位，因为考虑到译本在译入语文化中的可接受性，他们各自的翻译都采用了中国传统诗歌形式，如梁译采用了元曲，苏译是五言古诗体，马译是七言古诗体，胡译采用了骚体。以上译者们无不例外地对在译作中对原诗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写，其积极影响是起到了建构了中国本土文化的功能；而从翻译伦理角度来看，其影响又是消极的。
　　二、翻译文化功能的解读
　　作为文学知识分子的译者们深受中国的命运的困扰，企图扭转局面。他们可以做的便是用自己手中的笔墨来启发那些被统治阶级长期压迫且思想落后的国人。此外，在“西学东渐”的影响下，他们自然会从西方文学来寻找他们所需要的内容；他们翻译自己认为最契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的作品也是很自然的，只有这样，他们的翻译才能为大多数未接受过西学影响的中国人所接受。因此，在他们的翻译中，他们对主题的选择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呼应，他们选择的形式确保了他们的翻译作品在译入语文化中被接受。正如奈达的“动态等价”（Nid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