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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十一五”到“十二五”开局，中國的大遗址保护以星火燎原之势，初步形成以150处大遗址为支撑的全國性格局。过去三年，从2008年的西安到2009年的良渚、洛阳，再到2011年的荆州，历届大遗址论坛的主题形成了中國大遗址保护管理理念清晰的轨迹：从尝试性的大遗址示范园区到探索大遗址保护新模式、提出考古遗址公园概念、《國家考古遗址公园管理办法》出台、公布首批國家考古遗址公园……随着大明宫、秦始皇陵等國家考古遗址公园陆续开园，荆州论坛重提“政府主导”、“科学保护”，不无深意。國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说，大遗址保护必须坚持科学保护的理念不动摇，坚持全民共建的思路不动摇。
基于此，《大遗址保护荆州宣言》发出倡议：将大遗址保护纳入建设文化强國的國家战略；将大遗址保护纳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将发展文化产业作为大遗址保护的重要助力。这也是对“十一五”以来中國大遗址保护实践的深度审视以及今后工作的期待。
将大遗址保护纳入建设文化强國的國家战略，坚持政府主导不动摇。 2008年《大遗址保护西安共识》形成了一个重要认识“大遗址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资本和动力”，表明大遗址保护具有公益性质，政府主导责无旁贷，这是中國大遗址的“血统”：政府是全面推进大遗址保护工作、充分发挥大遗址社会效益的责任主体；保护不仅是部门的行为，更应该是國家行为；不仅是行业的行为，更应该是全社会的行为。坚持政府主导，进一步发挥中央政府的指导和引导作用，加强文物与发展改革、财政、國土等相关部门的沟通合作，从更宏观的角度把握大遗址保护工作的全局和方向，在涉及大遗址保护的法制建设、人财物投入、政策扶持上予以重点支持；同时要进一步发挥地方政府的主体作用，将大遗址保护纳入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城乡建设规划、财政预算、体制改革以及各级领导责任制，由此将大遗址保护提升为全民参与的重要行动。
在具体实践中，2011年湖北省人大通过的《湖北省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将“重点实施荆州片区國家大遗址保护示范项目”列为重要内容，使推进大遗址保护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明确目标。高句丽、殷墟、元上都、大运河沿线、茶马古道沿线、丝绸之路沿线大遗址，依托申遗，保护工作在各级政府的支持下得到快速推进，并按世界遗产的水准对公众展示。2006年以来，中央和陕西各级政府在陕西省累计投入大遗址保护专项资金12亿元。而大遗址保护领域的新兵，湖南省每年推动一个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南京市制定了大遗址保护展示与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五年行动计划”；山东省政府开始设立大遗址保护专项资金。各级政府的积极性还体现在：高峰论坛参会城市已经从西安的11个增加到荆州的40多个，地方主要党政领导坚持参会。國家发改委、國土资源部也派代表出席了荆州论坛。在这种轰轰烈烈的形势之下，更需牢记，150处核心大遗址代表了中华文明的根基，在鼓励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同时，勿忘“保护是前提、利用是过程、管理是手段、传承是目的”，厘清地方政府的职责所在，坚持大遗址管理机构的公益性原则。
将大遗址保护纳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坚持惠及民生不动摇。
惠及民生被视为检验大遗址保护工作是否卓有成效的一个重要标准。“改善遗址所在地民众的生活水平；美化当地民众的生活空间；丰富民众的精神生活”是大遗址在惠及民生方面的贡献。西安结合棚户区改造项目，采用市场运作方式筹集资金，于2010年10月建成了大明官國家考古遗址公园，取得了遗址环境和群众居住状态的双赢。开园后，遗址区三分之二区域免费对游客和市民开放，2010國庆期间接待游客100多万人次，目前对周边区域发展的辐射带动作用正迅速显现。鸿山國家考古遗址公园先后启动“万顷良田”建设项目、高科技农业研发项目，实现了向生态农业及湿地旅游的成功转型。陕西省在大遗址所在地共聘请了4300余名群众文物保护员，保护遗址安全并增加了就业机会；汉长安城遗址东南城墙的保护展示与防洪治污水利工程相结合，建成了1031亩的汉城湖园林景观开放。辽宁大石桥市在金牛山遗址所在地植树造林，有效地保护了山体。周口店遗址通过媒体向社会公开征集猿人洞保护方案。汉阳陵东阙门考古发掘在社会招募志愿者参与，让社会了解考古和文物保护工作。桂林甑皮岩遗址策划“从娃娃抓起”，举办系列模拟考古科普活动，创新了考古遗址公园参与、互动、体验为特点的青少年科普教育新模式。新疆在坎儿井保护方面的工作，充分发挥了大遗址保护在维护民族团结及促进民生发展方面的积极作用。在楚故都纪南城國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启动仪式上，几千位周围群众自发来到现场，他们的围观既是对活动的好奇，更是对遗址和未来生活的关注。因此单霁翔局长一再说，要感谢遗产地人民对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充分理解和关注，惠及民生将是大遗址保护工作长期的任务。
将发展文化产业作为大遗址保护的重要助力，坚持改革创新不动摇。
单霁翔局长指出，今后五年是大遗址保护全面发展的历史机遇期，关系到大遗址保护事业的成败兴衰。无论是保护展示理念的创新、管理体制机制和手段的完善，还是发展利用的恰当把握，大遗址保护亟须再上新台阶。
2011年上半年，國家文物局与有关部门一起集中调研了12家國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情况，从法律地位、土地政策、总体规划、管理体制、经费保障等方面深刻剖析大遗址保护和國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的现状、存在问题。发现当前我國大遗址保护的法律法规体系、规划和管理、资金投入、土地政策等方面仍然存在不足，特别是研究深度不够、保护思路单一、展示手段单调，缺少有新意、有品位、能够让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产品，这些瓶颈问题使得大遗址保护仍任重而道远。
同时不能回避的是，经济发达地区用地指标稀缺；一些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中存在投资大、回报慢的特点。以良渚國家考古遗址公园为例，据测算建成后年运行成本需数亿元，单靠自身的旅游经营收入维持运行是有难度的。
因此，改革创新将是大遗址的必由之路。先行者西安，仍在领跑，可贵之处在于它不重复已有的经验，大遗址保护利用除了已有的五种模式(國家公园模式、集团运作模式、市民公园模式、民营建设模式、退耕还林模式)，在2011年开创性地设立了汉长安城大遗址保护特区。湖北省将大遗址保护荆州片区建设与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相结合。无锡市围绕阖间城策划了影视基地建设；鸿山國家考古遗址公园的有机衣作物、千亩生态葡萄园及衍生的农业生态之旅已初具规模，对外开放一年共计接待海内外游客20万人次，带动了餐饮、住宿、休闲、购物等一列旅游配套产业。同时，社会力量利用其灵活的机制开始为大遗址保护带来新鲜的活力。大明宫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前后投入的80亿资金中，國家和地方政府投入仅占5％。内黄三杨庄遗址周围规划的1.17万亩森林公园，16亿资金来自河南投资集团。我们应该认识到，考古遗址公园是大遗址展示的特色，但不是唯一的方式。在大遗址价值兑现期到来之前，展示利用的方式还有很多可能性。
作为独具中國特色的文化遗产概念，过去十几年，大遗址从概念启蒙到实践高潮，保护理念一直追随國家社会发展变化和公众诉求。國家和地方政府对大遗址保护在经费投入上都可圈可点，但基础研究以及管理展示手段的探索不足。随着首批國家考古遗址公园陆续建成开放，新的问题在实践中逐渐凸显，比如在经济欠发达地区，考古遗址公园被寄予了过高的经济回报期望；比如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中对“让大遗址像公园般美丽”的误读：过度美化、“泛公园化”；比如保护与利用的边界界定不清；比如对考古和遗址的重视和突出仍不足，等等。很多地方大张旗鼓建设國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同时，可能并未很好理解其本质和精髓，真正领会其精神和特质。今天如果重新解读《大遗址保护西安共识》、《关于建设考古遗址公园的良渚共识》，也就理解了國家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将“科学保护大遗址全民共建惠民生”作为荆州论坛的主题的理由——不能让大遗址在保护利用的过程中失去个性，失去特色，失去吸引力。更需警惕大遗址高峰论坛演变为“政府秀”。
基于此，《大遗址保护荆州宣言》发出倡议：将大遗址保护纳入建设文化强國的國家战略；将大遗址保护纳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将发展文化产业作为大遗址保护的重要助力。这也是对“十一五”以来中國大遗址保护实践的深度审视以及今后工作的期待。
将大遗址保护纳入建设文化强國的國家战略，坚持政府主导不动摇。 2008年《大遗址保护西安共识》形成了一个重要认识“大遗址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资本和动力”，表明大遗址保护具有公益性质，政府主导责无旁贷，这是中國大遗址的“血统”：政府是全面推进大遗址保护工作、充分发挥大遗址社会效益的责任主体；保护不仅是部门的行为，更应该是國家行为；不仅是行业的行为，更应该是全社会的行为。坚持政府主导，进一步发挥中央政府的指导和引导作用，加强文物与发展改革、财政、國土等相关部门的沟通合作，从更宏观的角度把握大遗址保护工作的全局和方向，在涉及大遗址保护的法制建设、人财物投入、政策扶持上予以重点支持；同时要进一步发挥地方政府的主体作用，将大遗址保护纳入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城乡建设规划、财政预算、体制改革以及各级领导责任制，由此将大遗址保护提升为全民参与的重要行动。
在具体实践中，2011年湖北省人大通过的《湖北省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将“重点实施荆州片区國家大遗址保护示范项目”列为重要内容，使推进大遗址保护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明确目标。高句丽、殷墟、元上都、大运河沿线、茶马古道沿线、丝绸之路沿线大遗址，依托申遗，保护工作在各级政府的支持下得到快速推进，并按世界遗产的水准对公众展示。2006年以来，中央和陕西各级政府在陕西省累计投入大遗址保护专项资金12亿元。而大遗址保护领域的新兵，湖南省每年推动一个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南京市制定了大遗址保护展示与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五年行动计划”；山东省政府开始设立大遗址保护专项资金。各级政府的积极性还体现在：高峰论坛参会城市已经从西安的11个增加到荆州的40多个，地方主要党政领导坚持参会。國家发改委、國土资源部也派代表出席了荆州论坛。在这种轰轰烈烈的形势之下，更需牢记，150处核心大遗址代表了中华文明的根基，在鼓励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同时，勿忘“保护是前提、利用是过程、管理是手段、传承是目的”，厘清地方政府的职责所在，坚持大遗址管理机构的公益性原则。
将大遗址保护纳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坚持惠及民生不动摇。
惠及民生被视为检验大遗址保护工作是否卓有成效的一个重要标准。“改善遗址所在地民众的生活水平；美化当地民众的生活空间；丰富民众的精神生活”是大遗址在惠及民生方面的贡献。西安结合棚户区改造项目，采用市场运作方式筹集资金，于2010年10月建成了大明官國家考古遗址公园，取得了遗址环境和群众居住状态的双赢。开园后，遗址区三分之二区域免费对游客和市民开放，2010國庆期间接待游客100多万人次，目前对周边区域发展的辐射带动作用正迅速显现。鸿山國家考古遗址公园先后启动“万顷良田”建设项目、高科技农业研发项目，实现了向生态农业及湿地旅游的成功转型。陕西省在大遗址所在地共聘请了4300余名群众文物保护员，保护遗址安全并增加了就业机会；汉长安城遗址东南城墙的保护展示与防洪治污水利工程相结合，建成了1031亩的汉城湖园林景观开放。辽宁大石桥市在金牛山遗址所在地植树造林，有效地保护了山体。周口店遗址通过媒体向社会公开征集猿人洞保护方案。汉阳陵东阙门考古发掘在社会招募志愿者参与，让社会了解考古和文物保护工作。桂林甑皮岩遗址策划“从娃娃抓起”，举办系列模拟考古科普活动，创新了考古遗址公园参与、互动、体验为特点的青少年科普教育新模式。新疆在坎儿井保护方面的工作，充分发挥了大遗址保护在维护民族团结及促进民生发展方面的积极作用。在楚故都纪南城國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启动仪式上，几千位周围群众自发来到现场，他们的围观既是对活动的好奇，更是对遗址和未来生活的关注。因此单霁翔局长一再说，要感谢遗产地人民对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充分理解和关注，惠及民生将是大遗址保护工作长期的任务。
将发展文化产业作为大遗址保护的重要助力，坚持改革创新不动摇。
单霁翔局长指出，今后五年是大遗址保护全面发展的历史机遇期，关系到大遗址保护事业的成败兴衰。无论是保护展示理念的创新、管理体制机制和手段的完善，还是发展利用的恰当把握，大遗址保护亟须再上新台阶。
2011年上半年，國家文物局与有关部门一起集中调研了12家國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情况，从法律地位、土地政策、总体规划、管理体制、经费保障等方面深刻剖析大遗址保护和國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的现状、存在问题。发现当前我國大遗址保护的法律法规体系、规划和管理、资金投入、土地政策等方面仍然存在不足，特别是研究深度不够、保护思路单一、展示手段单调，缺少有新意、有品位、能够让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产品，这些瓶颈问题使得大遗址保护仍任重而道远。
同时不能回避的是，经济发达地区用地指标稀缺；一些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中存在投资大、回报慢的特点。以良渚國家考古遗址公园为例，据测算建成后年运行成本需数亿元，单靠自身的旅游经营收入维持运行是有难度的。
因此，改革创新将是大遗址的必由之路。先行者西安，仍在领跑，可贵之处在于它不重复已有的经验，大遗址保护利用除了已有的五种模式(國家公园模式、集团运作模式、市民公园模式、民营建设模式、退耕还林模式)，在2011年开创性地设立了汉长安城大遗址保护特区。湖北省将大遗址保护荆州片区建设与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相结合。无锡市围绕阖间城策划了影视基地建设；鸿山國家考古遗址公园的有机衣作物、千亩生态葡萄园及衍生的农业生态之旅已初具规模，对外开放一年共计接待海内外游客20万人次，带动了餐饮、住宿、休闲、购物等一列旅游配套产业。同时，社会力量利用其灵活的机制开始为大遗址保护带来新鲜的活力。大明宫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前后投入的80亿资金中，國家和地方政府投入仅占5％。内黄三杨庄遗址周围规划的1.17万亩森林公园，16亿资金来自河南投资集团。我们应该认识到，考古遗址公园是大遗址展示的特色，但不是唯一的方式。在大遗址价值兑现期到来之前，展示利用的方式还有很多可能性。
作为独具中國特色的文化遗产概念，过去十几年，大遗址从概念启蒙到实践高潮，保护理念一直追随國家社会发展变化和公众诉求。國家和地方政府对大遗址保护在经费投入上都可圈可点，但基础研究以及管理展示手段的探索不足。随着首批國家考古遗址公园陆续建成开放，新的问题在实践中逐渐凸显，比如在经济欠发达地区，考古遗址公园被寄予了过高的经济回报期望；比如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中对“让大遗址像公园般美丽”的误读：过度美化、“泛公园化”；比如保护与利用的边界界定不清；比如对考古和遗址的重视和突出仍不足，等等。很多地方大张旗鼓建设國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同时，可能并未很好理解其本质和精髓，真正领会其精神和特质。今天如果重新解读《大遗址保护西安共识》、《关于建设考古遗址公园的良渚共识》，也就理解了國家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将“科学保护大遗址全民共建惠民生”作为荆州论坛的主题的理由——不能让大遗址在保护利用的过程中失去个性，失去特色，失去吸引力。更需警惕大遗址高峰论坛演变为“政府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