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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手机能否进课堂是一个经年累月的焦点话题，直到教育部再次出手明令禁止手机进课堂。基于多源流理论并根植于中国的教育政策环境，通过系统考察禁止手机进课堂政策的内在逻辑，展现出以问题源流为基础、政策源流为依据、政治源流为环境的动态嵌套，阐释了手机进课堂何以成为焦点议题、政策共同体如何发挥作用以及政治层面如何体现国家意志，从而共同促成了禁止手机进课堂政策的出台。此外，对新政的认识还需从学校、教师、家长以及学生多角色立场考察其利弊。新禁令的出台，有利于学校营造风清气正的校园环境，使教师课堂管理至少不再受手机干扰，降低家长对学生手机成瘾的担心，有助于学生更加专注课堂学习。因此，禁止手机进课堂大有必要。
[关键词] 手机; 课堂教学; 政策过程; 多源流分析; 教育技术
[中图分类号] G434 [文献标志码] A
[作者简介] 李芒（1961—），男，北京人。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教育技术基本理论研究。E-mail：leemang@bnu.edu.cn。
手机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具标志性的人造物，即便它只是一个有着聚碳酸酯壳、屏幕发光的物件，但却没有任何制成品能够与之并驾齐驱，这一多变之物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极为普遍且不可或缺的“中介”，甚至成为直接嫁接在人类身上的网络器官[1]。在教育工具信息化的进程中，手机从单纯的人际通讯工具摇身变为智能学习工具，并且在移动学习、泛在学习等理论的加持下似乎成为宜于中小学教学的新技术。与此同时，关于手机在课堂教学中应用的研究论文也日渐增多，有学者从学理上表达了支持“手机进课堂”的意见，而反对的声音仅限于媒体的新闻报道和私下议论，在学理上得不到有力的支持[2]。
一、引 言
新冠肺炎的肆虐，使得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产品“临危受命”，成为师生在疫情期间可选的在线教学工具。与此同时，屏幕媒体给学生带来了注意力不集中、社交成瘾、沉迷手机游戏和短视频等诸多负面影响，手机的流弊赤裸裸地袒露在人们面前。于是，教师和家长对智能手机等电子产品的不满也随着它们向教育领域的快速渗透而达到顶点，最终以教育部、司法部的禁令找到表达的出口。2021年2月1日，教育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强中小学生手机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中小学生原则上不得将个人手机带入校园，禁止带入课堂[3];同年6月1日起实施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与9月1日起实施的《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也都明确规定，未经学校允许，未成年学生不得将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带入课堂，带入学校的应当统一保管[4-5]。这是继2018年《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6]、《中小学生减负措施的通知》[7]之后，政府时隔两年再次强调禁止中小学生带手机进课堂。这类政策一经发布即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反对手机进课堂的声音陡然高涨，但也不乏相关利益者仍大肆鼓吹手机用于课堂之教育功用，也有论者认为该政策“在管理上一刀切”“过于极端化”，此事“宜疏不宜堵”。对于以上议论，可作如下回应，这些新政必是为了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定会阻止手机对课堂学习的干扰与破坏，新政越严厉，说明问题越严重。作为教育技术学者，有责任从教育规律和教育理论层面，全面深入地帮助广大教育工作者明是非、辨事理、树正观、行正道。本文采用专门用于政策研究的多源流分析框架，重点阐释政府为何重新关注手机进课堂的问题、政策共同体在该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作用以及该政策在政治层面体现的国家意志，从而解析禁止手机进课堂政策出台的内在逻辑以及绝对的必要性和方向的正确性。
二、多源流分析框架的基本观点
多源流分析框架（The Multiple-Streams Framework，MS）由美国政策科学家约翰·金登提出，它将政策形成视为由行为者和过程的三个源头组成。一是由各种问题的数据以及各种问题界定内容所形成的问题源流;二是涉及政策问题解决方案内容的政策源流;三是由各种选举活动和被选举官员组成的政治源流[8]。一般情况下，问题、政策、政治源流相互独立运作并具有自身的动力和规则，只有当政策制定者推动其汇合而开启特定的“机会之窗”，三者共同作用才有可能形成一项政策。
多源流分析框架注重理解和解释政策而不是预测，对涉及教育等公共领域的政策制定过程有极强的描述力、分析力和解釋力[9]，可见该理论在总体上对教育政策的解读具有一定的适切性。但由于中美的政治制度、决策环境等多方面存在差异，如若完全按照金登的观点解读我国政策有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因此，笔者在应用该分析框架时根据我国情境作出一定的修正。第一，我国教育政策形成的问题、政策、政治三源流并不相互独立，三者之间会存在相互作用[8]。第二，金登提出的政治源流包括国民情绪、利益集团以及组织换届等，与我国实际情况并不相符，因此，将采用扎哈里尔迪斯修正后的观点，将政治源流的三维度整合为一个概念变量——执政党的意识形态[8]。笔者将采用修正后的多源流分析框架，从问题源流、政策源流和政治源流分析“禁止手机进课堂”政策，诠释其所承载的立场与目的，分析该政策背后所含之旨向。
三、问题源流：手机进课堂何以成为焦点议题
解决问题是制定政策的核心目的，因此，问题源流是三源流的逻辑起点，也是政策制定的关键触发机制，“决定哪些问题将成为政策问题甚至比决定哪些将成为解决方案还要重要”[10]。任何政策制定者自身的权限和资源都是有限的，并非所有问题都能自然成为政策议题，而能成为政策议题的问题必然是已经危及到人类生存发展的问题。问题源流是由社会环境中的社会问题形成的，其中不乏沉疴性的社会问题，包括一系列能反映问题存在与否和重要程度的指数、一些重大事件或突发性危机事件以及从现行的项目研究中获得的反馈。就“禁止手机进课堂”政策而言，重大事件的触发、重要指标的变化以及现有政策的反馈共同组成了问题源流。 首先，重大事件的触发。手机在课堂中长期累积的消极影响早已引起多方人士的警觉，学生一旦被手机胁持则将受到自制力的限制而不自觉地游走于教学场域之外，会严重扰乱课堂教学秩序。此问题本该早已得到有效解决，却因为缺少触发点而拖延至今。新冠肺炎的肆虐作为重大事件引发了人们对手机、平板等屏幕媒体过早、过深地侵蚀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的重大关注。虽然在疫情的分离式教学中，手机等屏幕媒体发挥了重大的教学作用，然而，大规模的、过猛的、单枪匹马式的线上教学，一定会出现负面效应，充分暴露了手机等屏幕媒体的教学之短，进而引发了课程与教学之外的社会性消极体验，使得学生、家长、教师对手机等屏幕媒体产生抗拒[11]。此外，经历了非常态的教学，教师加深了对信息技术的认识，获得了密集性使用网络教学的亲身体验，于是彻底揭去了网络技术的神秘面纱，同时也对常规课堂教学的不可替代性有了更加深切的认识[12]。在此需要特别指出，课堂教学形式的存在和延续，本就不是以手机为前提的，即便是技术辅助教育手段越来越多样化，在课堂教学中手机也并非主力媒体，任何一项课堂教学活动都并非缺其不可。反之，手机在课堂教学中看似时尚、便利且广阔，却存有隐患，在错用之时则是产生新教学问题的根源，正所谓长处即短处，优势即劣势。
其次，重要指标的变化。作为对事实现象的识别，指标的变化表明了事件的重大意义。一是未成年人群体互联网的渗透率不断提高，主要载体为手机。《中国未成年人互联网应用研究报告（2020）》指出，未成年人群体中互联网渗透率已高达99.2%，显著高于我国总体互联网普及率（64.5%），并且在使用设备方面，手机仍是未成年人上网的主要设备，超过80%的未成年人使用手机上网[13]。二是青少年近视率居高不下，主要诱因是过度使用电子设备。根据教育部公布的青少年视力调查数据显示，小学、初中、高中学生仅在2020上半年的近视率就增加了11.7%，小学增加最快为15.2%[14]。此外，因过度溺玩手机而导致的青少年网络成瘾综合症（Internet Addiction Disorder，IAD）比例也快速上升，游戏成瘾、色情成癮、视听成瘾、网络交友成瘾、信息超载成瘾等不同成瘾类型所导致的持续抑郁、躁狂等不良心理疾病在青少年群体中日益突出，甚至造成一些中小学生出现人身伤亡、违法犯罪等恶性事件[15]。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开展了事无前例、史无前例的大规模线上教学，增加了广大青少年接触手机、电脑等电子产品的时间。因此，进一步加强中小学手机管理工作尤为必要。
再者，现有政策的反馈。政府可以通过系统性的指标、评估或研究报告、相关政策等正式渠道以及网络媒体报道、公众舆论等非正式渠道得到相关信息的反馈，这是公共问题成为政策问题的关键环节[16]。自《实施方案》提出“严禁学生将个人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产品带入课堂”以来[6]，相关的防控工作进展一直在政府的监控范围之内。但在方案的具体落实中还存在问题，例如，当学校采取措施管理手机时，又引发了学生、家长和社会的不同声音，使得管理工作收效甚微，原因在于学校的管理权责不清。此外，儿童青少年近视率作为地方政府绩效考核的重要指标，导致政府必须高度关注青少年触屏时间的问题，而减少青少年触屏时间便成为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即成为政府的内生性需求。2020年，受疫情影响，手机进课堂的问题再度引发网络媒体报道和公众舆论热议，这些非正式的反馈渠道也引起了社会和政府的注意。正式和非正式的问题反馈渠道都有助于教育行政部门科学界定和识别手机进课堂的问题。
四、政策源流：政策共同体的多方助推
政策源流是问题的应对之道，主要来自由两会代表、专家学者、企业人员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等组成的政策共同体。政策共同体基于各自的利益诉求、价值标准、政治立场对问题给出政策建议和提案选择，并在讨论中给予修订，其中，符合价值可接受性和技术可行性的政策建议可引起国家的高度重视。禁止手机进课堂的政策源流主要是两会代表、专家学者的意见与建议，以及利益相关者的大力推动。
第一，会议代表的提议。我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意见能够直达核心领导层，他们的意见与建议在国家政策议程制定过程中能够充分发挥实质性效力。2019年以来，多位全国人大代表建言，规范中小学生在校期间使用手机的行为，甚至全面禁止智能手机进校园[17-19]，而非以往那样抽象化、模糊化的讨论，得到了教育部高度重视与积极回应。这是禁止手机进课堂的政策被提上国家议程的重要政策思想源流之一，是政策出台的重要助推器。
第二，专家学者的讨论。在我国政策制定过程中，不少专家、学者通过国家重要会议发言、论文著作发表等方式，为政府的科学决策提供重要参考，尤其是具有学者与会议代表双重身份的政策活动家更能够产生效力。在禁止手机进课堂政策的形成过程中，广大学者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如“中国网脉工程”子项目“中国未成年人互联网运用状况调查”自2006年启动至今，持续对中国未成年人的互联网运用状况进行监测、研究，取得众多研究成果，多次获得中央领导批示[20]。也有神经学者直指利用手机学习的弊端，认为类似读书或作业这样的学习，本应是依靠大脑与书本信息互动交流产生思考的过程，手机辅助学习虽然提供了很多便利，却在潜移默化中导致大脑思考能力的退化[21]。学生使用屏幕的时间对智商具有很大影响，当学生使用屏幕媒体时间过长，语言能力、注意力、记忆和文化等智力的根基和基础都会受到影响，致使学生智商和认知发展水平降低，最终出现人类智商隔代下降的趋势[22]。更有学者直接呼吁，禁止手机进中小学校园，这些从国家民族大义出发的学者所提出的建议必须予以支持。并且其他国家早已有了先例，例如，法国已经通过了禁止幼儿园、小学和初中学生使用手机的立法;日本禁止学生携带手机上学;英国规定除紧急情况外，16岁以下学生不准在学校使用手机;澳大利亚小学禁止手机入校[23]。
第三，利益相关者的参与。教育政策影响着不同方面的利益，并激发了许多利益集团的活动，因此，一些教育企业家为了维护自身企业的利益，也在政策源流中积极发声，希冀获得政府重视与社会支持。在线教育从业者表示，搭建服务于教学场景的学生终端一直是从业者希望达成的核心目标，该终端可以对学生提供智能化服务，承载基础的信息化功能，实现个性化学习以及对学生进行个性化分析，但“这个终端一定不会是手机”，尽管当下的智能手机在功能上完全可以充当学习终端，但问题在于，作为一个通用型的智能设备，“你但凡给孩子一部手机，他只要能用来玩游戏，就一定不会去上在线教育的课程”[24]。目前的网络游戏已经逐步演变为“精神鸦片”和“电子毒品”。可见，教育企业家也发现了手机对学生学习产生的负面影响，并支持禁止手机进课堂。手机的教育弊端能够激发企业家的创新欲望，使其不断开发专门用于学习的终端。这种专门化设计和开发的技术路线早已有之，但长期以来效果不佳，期待能够出现取而代之的学习终端。在此需要提醒企业家，必须将教育视为公益事业、良心事业和自我救赎的事业来做，如果没有这个源头意识，试图发教育的横财，则万不可涉足教育领域。 五、政治源流：技术使用需符合国家意志
围绕手机是否可以进课堂这个议题，社会舆论和专家研究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技术层面的效用与副效果，而直接审视技术与政治关系，特别是技术对我国人才培养规格以及教育方针所产生的重大影响却鲜有涉及。如果仅从技术层面探讨这个问题，定会言人人殊，因为技术的“双面”属性就决定了它在宣扬某些价值的同时又威胁其他的价值[25]，而站在国家的高度，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教育都必须培养合格的建设者和可靠的接班人。因此，在出台禁止手机进课堂政策的过程中，固然有问题源流和政策源流提供了基础，但更重要的推力是出于对政治权利的维护。而意识形态作为一种阶级意识，是政治权利的基础，是一定阶级利益和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党性[26]，具有不可撼动性。意识形态一经形成，就会在整个人类精神世界中起着统御一切灵魂的作用，并作为一种先在性的内部预存状态即精神内存，在社会实践中制约着人与世界关系能否及如何展开[27]。但在以往的日子里，却存在着以手机为代表的技术影响主流意识形态的暗流。
教育系统是我党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基础、前沿阵地及独特战线[28]。意识形态工作最突出、最核心的任务是赢得青少年，而青少年群体是最大的政治因变量。现代传播媒介拥有无与伦比的技术能量，媒介可以直接联系到每个个体，进行内部控制，实现身体殖民和意识殖民，从而实现对思想的绝对控制[29]。不难发现，当今的互联网已经成为敌对势力推销其意识形态的主要通道，而手机自然成为其以颠覆意识形态为目标的文化入侵、不良信息传播的有效载体，通过网络对尚未形成成熟、正确价值观的青少年进行潜移默化的意识形态渗透，将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和消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的影响力，严重危害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育人工作中坚持正确的意识形态导向，强调教育过程具有强意识形态属性，必须充分体现国家意志 [30]。因此，禁止手机进课堂政策的提出，也是落实立德树人工作的政治要求，能够最大限度降低或减少过度使用、不合理使用手机所带来的危害。
六、机会之窗的开启：必须禁止手机进课堂
如上所述，问题源流、政策源流及政治源流都已形成并相互影响，对政策出台各自发挥了不同程度的作用。多源流理论认为，促使政策出台的主要源流是问题源流或政治源流，并且两者亦相互关联，仅是问题源流或政治源流就可以建构政府议程，若再有政策源流中产生的备选方案加盟，便可促成“机会之窗”的开启。“机会之窗”是政策建议倡导者提出其最得意的解决办法的机会，或者是他们促使其特殊问题受到关注的机会[16]，即是表明国家想要以政策的形式对某些特定社会问题作出回应的时刻。因此，2021年2月1日，教育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强中小学生手机管理工作的通知》标志着“机会之窗”正式开启，三条源流最终实现合流。
禁止手机进课堂不仅是多方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也是学校、教师、家长的共同心愿。媒体对2012名受访者进行的调查显示，76.4%的受访者支持幼儿园和中小学禁手机，参与调查的受访者中，83.5%的人是幼儿园或中小学学生家长[31]。第一，从学校的角度看，该政策只是禁止手机进课堂，并没有禁止学生在校园以外的场所使用手机，宣示了学校作为教育主阵地的立场，保障了干净纯洁的育人环境，营造了风清气正的教育生态，体现了对学生成长的关心与呵护。人们只有在空间和时间的条件下才能设想任何真实的事物，世界上没有任何事物能够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32]。任何教育都是时空限制下的灵魂培育，如果学生处于纯净时空，就更有益于其健康发展，因此，学校教育有必要坚决清除手机在校园或课堂中的负面干扰，利用教育的正向影响“占有”学生的在校时间，使学生在一定时间和空间内远离“病原体”，在内容和时间上帮助学生合理使用手机，从而规避风险。第二，从教师的角度看，课堂管理是教学秩序与质量的基本保证，如果将手机排除在课堂之外，尽管依然需要调控影响教学的其他因素，但至少不再受扰于具有“非凡魔力”的手机。因此，禁止手机进课堂不仅可以有效地避免学生分心，还给教师留出更多时间开展高效教学。第三，从家长的角度看，尽管手机对于学生的危害仍然存在，但禁止手机进课堂能够大大减少学生接触手机的时间，因此，有助于降低学生罹患手机成瘾症的风险。使用手机产生的行为上瘾比物质成瘾更加危险而不自知，后者至少有法律约束和惩戒，而前者的产品设计者则不需要承担任何风险[33]。按照设计伦理学家的说法，手机成瘾问题并不出自人缺乏意志力，而在于“屏幕那边有数千人在努力工作，为的就是破坏你的自律”[33]。因此，手机成瘾绝不仅仅是学生个人意志力强弱的问题，杜绝以及改变这一行为仅依靠学生自律，或凭借劝说方式对学生加以疏导皆无济于事。面对顽瘴痼疾，为了我们的孩子，只能“对沉疴、下猛药”——坚决禁止手机进课堂。在此，面对手机所带来的严重教育问题，与其发布和风细雨式的通知，不如果断出台具有刮骨疗毒功效的政策，这也正是实事求是的最佳方式。
那么，对新政的认识亦需考察学习者是否从中受益，这是评判政策是否得利的重要方面。首先，需要思考的问题是，手机是否可能作为一种学习工具而存在于课堂中？总體而言，手机对不同个体具有不同的作用，学段、学习风格、发展水平、上瘾程度都会影响学生对手机的使用倾向与效果，有学生定会从手机中受益，能够加强学习的广度与深度，促进深度学习。但实践表明，学生的正式学习需长时间保持精力的高度集中，提高课堂学习效益的前提在于确保学生将手机用于课堂学习任务，而这种前提的出现是不可能的。因为“媒介的魔力在人们接触媒介的瞬间就会产生”[34]，手机的“魔法”可轻易笼罩学生的心境。研究表明，手机比笔记本计算机更容易让人分心，即便学生不浏览互联网或者使用应用程序，也会存在被通知、广告打断的风险，因为手机的设计初衷就是为了“抢夺”人们稀缺而昂贵的注意力，即使处于关机状态，也会干扰学生的学习[35]。
其次，尽管手机可帮助人类随时获取最新信息，但对于教室里的学生而言，这却是一个大禁忌。由于手机可上互联网，学生便能轻易快速地获取问题答案，导致学生无需动脑，不问过程只取结果，长期如此养成了习惯，大脑得不到训练，不利于培养思维能力和刻苦钻研的精神，极易助长好逸恶劳的倾向。此外，甚至有论者宣称：“百度一下就出来了，何必花时间去记呢？”细想起来，这类言论经不起推敲。原本是一个心理学中常识性的老问题，当前却成为了教育技术的“新问题”。记忆在人的整个心理活动中处于突出地位，人类凭借记忆得以积累知识并加以运用，任何心理活动和心理现象，从认知到情绪情感以及个性都离不开记忆的参与[36]，有机体一切未来的反应都依赖于这些记忆所产生的印迹系列[32]。可以说，怎么强调记忆的重要性都不过分，因为记忆知识是学生一切发展的前提，是通往理念、思想、精神、灵魂的正道，是一切心理过程的基础，无知焉能知未知。大脑中无材料，即便有网络，也不知何寻，如同图书馆储藏百万书籍，在读者不知书名之时，便与读者没有任何关系，即大脑之外的知识与个体毫不相关。必须意识到没有记忆，经验无法积累，一切学习将成为不可能[37]。没有记忆就没有判断，就无法推理，就无法思考，更奢谈创新。目前，教育领域存在着一股严重轻视和诋毁学生记忆的思潮，致使学习者存在严重的知识外化现象，应引起人们的高度警惕。此时，绝无必要将人类与机器的记忆能力相比较，机器再能记，人类也必须自己动脑进行记忆活动。其实，并非只是记下了就一了百了，关键在于记下的内容是重要的思维材料与线索，进而实现记忆材料的观念化、组织化和综合化。信息背后隐含的是深层的道德、心理和哲学的价值，是构建正在发展中的思维和人格的原材料，而不是需要的时候就可调用的外部信息。如若学生只是习惯于从互联网中获取信息而不是记忆与思考信息，则将有百害而无一利。脑袋只会越用越灵光，世上没有毁于用脑过度的人[38]。 再者，虽然手机可以通过不同的渠道鼓励学生参与课堂互动，但也会导致减少面对面口语交流的机会。师生、生生分明在同一间教室内，却只能缄口不语，学生被要求使用手机敲键与他人互动。学习是人的天性，交流是人学习的天性，而面对面交流是人交流的天性[12]，进而，面对面口语交流则是人面对面交流的天性。与他人面对面口语交流本是课堂教学的核心优势，但携手机而弃其优势则是舍近求远，遮蔽了课堂教学的亮点。
七、结 语
任何发展都会有代价，任何改革都会有牺牲。因此，追求发展与改革利益最大化，并将其代价与牺牲最小化，是人类进步的基本准则。禁止手机进课堂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总体而言，禁止手机进课堂利大于弊，因此，必须贯彻执行。需要强调的是，禁令并非反对学生使用信息技术学习，也不影响学生学习信息技术。即便课堂无手机，学生也可在信息技术课程或信息化教室中使用信息技术学习和学习信息技术。信息化学习方式只是众多可供选择的学习方式中的一种方式而已，并不是唯一的、压倒一切的、最理想的学习方式[39]，因此，今日或未来的课堂教学并非是以使用信息技术为必需。此外，尽管该禁令会影响到既得利益者的商业利益，但从教育的公益性原则出发，也不能放任以手机为代表的信息技术破坏教育教学生态，而应严格控制资本过度涌入课堂，以防借机敛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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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手机; 课堂教学; 政策过程; 多源流分析; 教育技术
[中图分类号] G434 [文献标志码] A
[作者简介] 李芒（1961—），男，北京人。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教育技术基本理论研究。E-mail：leemang@bnu.edu.cn。
手机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具标志性的人造物，即便它只是一个有着聚碳酸酯壳、屏幕发光的物件，但却没有任何制成品能够与之并驾齐驱，这一多变之物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极为普遍且不可或缺的“中介”，甚至成为直接嫁接在人类身上的网络器官[1]。在教育工具信息化的进程中，手机从单纯的人际通讯工具摇身变为智能学习工具，并且在移动学习、泛在学习等理论的加持下似乎成为宜于中小学教学的新技术。与此同时，关于手机在课堂教学中应用的研究论文也日渐增多，有学者从学理上表达了支持“手机进课堂”的意见，而反对的声音仅限于媒体的新闻报道和私下议论，在学理上得不到有力的支持[2]。
一、引 言
新冠肺炎的肆虐，使得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产品“临危受命”，成为师生在疫情期间可选的在线教学工具。与此同时，屏幕媒体给学生带来了注意力不集中、社交成瘾、沉迷手机游戏和短视频等诸多负面影响，手机的流弊赤裸裸地袒露在人们面前。于是，教师和家长对智能手机等电子产品的不满也随着它们向教育领域的快速渗透而达到顶点，最终以教育部、司法部的禁令找到表达的出口。2021年2月1日，教育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强中小学生手机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中小学生原则上不得将个人手机带入校园，禁止带入课堂[3];同年6月1日起实施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与9月1日起实施的《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也都明确规定，未经学校允许，未成年学生不得将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带入课堂，带入学校的应当统一保管[4-5]。这是继2018年《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6]、《中小学生减负措施的通知》[7]之后，政府时隔两年再次强调禁止中小学生带手机进课堂。这类政策一经发布即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反对手机进课堂的声音陡然高涨，但也不乏相关利益者仍大肆鼓吹手机用于课堂之教育功用，也有论者认为该政策“在管理上一刀切”“过于极端化”，此事“宜疏不宜堵”。对于以上议论，可作如下回应，这些新政必是为了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定会阻止手机对课堂学习的干扰与破坏，新政越严厉，说明问题越严重。作为教育技术学者，有责任从教育规律和教育理论层面，全面深入地帮助广大教育工作者明是非、辨事理、树正观、行正道。本文采用专门用于政策研究的多源流分析框架，重点阐释政府为何重新关注手机进课堂的问题、政策共同体在该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作用以及该政策在政治层面体现的国家意志，从而解析禁止手机进课堂政策出台的内在逻辑以及绝对的必要性和方向的正确性。
二、多源流分析框架的基本观点
多源流分析框架（The Multiple-Streams Framework，MS）由美国政策科学家约翰·金登提出，它将政策形成视为由行为者和过程的三个源头组成。一是由各种问题的数据以及各种问题界定内容所形成的问题源流;二是涉及政策问题解决方案内容的政策源流;三是由各种选举活动和被选举官员组成的政治源流[8]。一般情况下，问题、政策、政治源流相互独立运作并具有自身的动力和规则，只有当政策制定者推动其汇合而开启特定的“机会之窗”，三者共同作用才有可能形成一项政策。
多源流分析框架注重理解和解释政策而不是预测，对涉及教育等公共领域的政策制定过程有极强的描述力、分析力和解釋力[9]，可见该理论在总体上对教育政策的解读具有一定的适切性。但由于中美的政治制度、决策环境等多方面存在差异，如若完全按照金登的观点解读我国政策有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因此，笔者在应用该分析框架时根据我国情境作出一定的修正。第一，我国教育政策形成的问题、政策、政治三源流并不相互独立，三者之间会存在相互作用[8]。第二，金登提出的政治源流包括国民情绪、利益集团以及组织换届等，与我国实际情况并不相符，因此，将采用扎哈里尔迪斯修正后的观点，将政治源流的三维度整合为一个概念变量——执政党的意识形态[8]。笔者将采用修正后的多源流分析框架，从问题源流、政策源流和政治源流分析“禁止手机进课堂”政策，诠释其所承载的立场与目的，分析该政策背后所含之旨向。
三、问题源流：手机进课堂何以成为焦点议题
解决问题是制定政策的核心目的，因此，问题源流是三源流的逻辑起点，也是政策制定的关键触发机制，“决定哪些问题将成为政策问题甚至比决定哪些将成为解决方案还要重要”[10]。任何政策制定者自身的权限和资源都是有限的，并非所有问题都能自然成为政策议题，而能成为政策议题的问题必然是已经危及到人类生存发展的问题。问题源流是由社会环境中的社会问题形成的，其中不乏沉疴性的社会问题，包括一系列能反映问题存在与否和重要程度的指数、一些重大事件或突发性危机事件以及从现行的项目研究中获得的反馈。就“禁止手机进课堂”政策而言，重大事件的触发、重要指标的变化以及现有政策的反馈共同组成了问题源流。 首先，重大事件的触发。手机在课堂中长期累积的消极影响早已引起多方人士的警觉，学生一旦被手机胁持则将受到自制力的限制而不自觉地游走于教学场域之外，会严重扰乱课堂教学秩序。此问题本该早已得到有效解决，却因为缺少触发点而拖延至今。新冠肺炎的肆虐作为重大事件引发了人们对手机、平板等屏幕媒体过早、过深地侵蚀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的重大关注。虽然在疫情的分离式教学中，手机等屏幕媒体发挥了重大的教学作用，然而，大规模的、过猛的、单枪匹马式的线上教学，一定会出现负面效应，充分暴露了手机等屏幕媒体的教学之短，进而引发了课程与教学之外的社会性消极体验，使得学生、家长、教师对手机等屏幕媒体产生抗拒[11]。此外，经历了非常态的教学，教师加深了对信息技术的认识，获得了密集性使用网络教学的亲身体验，于是彻底揭去了网络技术的神秘面纱，同时也对常规课堂教学的不可替代性有了更加深切的认识[12]。在此需要特别指出，课堂教学形式的存在和延续，本就不是以手机为前提的，即便是技术辅助教育手段越来越多样化，在课堂教学中手机也并非主力媒体，任何一项课堂教学活动都并非缺其不可。反之，手机在课堂教学中看似时尚、便利且广阔，却存有隐患，在错用之时则是产生新教学问题的根源，正所谓长处即短处，优势即劣势。
其次，重要指标的变化。作为对事实现象的识别，指标的变化表明了事件的重大意义。一是未成年人群体互联网的渗透率不断提高，主要载体为手机。《中国未成年人互联网应用研究报告（2020）》指出，未成年人群体中互联网渗透率已高达99.2%，显著高于我国总体互联网普及率（64.5%），并且在使用设备方面，手机仍是未成年人上网的主要设备，超过80%的未成年人使用手机上网[13]。二是青少年近视率居高不下，主要诱因是过度使用电子设备。根据教育部公布的青少年视力调查数据显示，小学、初中、高中学生仅在2020上半年的近视率就增加了11.7%，小学增加最快为15.2%[14]。此外，因过度溺玩手机而导致的青少年网络成瘾综合症（Internet Addiction Disorder，IAD）比例也快速上升，游戏成瘾、色情成癮、视听成瘾、网络交友成瘾、信息超载成瘾等不同成瘾类型所导致的持续抑郁、躁狂等不良心理疾病在青少年群体中日益突出，甚至造成一些中小学生出现人身伤亡、违法犯罪等恶性事件[15]。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开展了事无前例、史无前例的大规模线上教学，增加了广大青少年接触手机、电脑等电子产品的时间。因此，进一步加强中小学手机管理工作尤为必要。
再者，现有政策的反馈。政府可以通过系统性的指标、评估或研究报告、相关政策等正式渠道以及网络媒体报道、公众舆论等非正式渠道得到相关信息的反馈，这是公共问题成为政策问题的关键环节[16]。自《实施方案》提出“严禁学生将个人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产品带入课堂”以来[6]，相关的防控工作进展一直在政府的监控范围之内。但在方案的具体落实中还存在问题，例如，当学校采取措施管理手机时，又引发了学生、家长和社会的不同声音，使得管理工作收效甚微，原因在于学校的管理权责不清。此外，儿童青少年近视率作为地方政府绩效考核的重要指标，导致政府必须高度关注青少年触屏时间的问题，而减少青少年触屏时间便成为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即成为政府的内生性需求。2020年，受疫情影响，手机进课堂的问题再度引发网络媒体报道和公众舆论热议，这些非正式的反馈渠道也引起了社会和政府的注意。正式和非正式的问题反馈渠道都有助于教育行政部门科学界定和识别手机进课堂的问题。
四、政策源流：政策共同体的多方助推
政策源流是问题的应对之道，主要来自由两会代表、专家学者、企业人员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等组成的政策共同体。政策共同体基于各自的利益诉求、价值标准、政治立场对问题给出政策建议和提案选择，并在讨论中给予修订，其中，符合价值可接受性和技术可行性的政策建议可引起国家的高度重视。禁止手机进课堂的政策源流主要是两会代表、专家学者的意见与建议，以及利益相关者的大力推动。
第一，会议代表的提议。我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意见能够直达核心领导层，他们的意见与建议在国家政策议程制定过程中能够充分发挥实质性效力。2019年以来，多位全国人大代表建言，规范中小学生在校期间使用手机的行为，甚至全面禁止智能手机进校园[17-19]，而非以往那样抽象化、模糊化的讨论，得到了教育部高度重视与积极回应。这是禁止手机进课堂的政策被提上国家议程的重要政策思想源流之一，是政策出台的重要助推器。
第二，专家学者的讨论。在我国政策制定过程中，不少专家、学者通过国家重要会议发言、论文著作发表等方式，为政府的科学决策提供重要参考，尤其是具有学者与会议代表双重身份的政策活动家更能够产生效力。在禁止手机进课堂政策的形成过程中，广大学者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如“中国网脉工程”子项目“中国未成年人互联网运用状况调查”自2006年启动至今，持续对中国未成年人的互联网运用状况进行监测、研究，取得众多研究成果，多次获得中央领导批示[20]。也有神经学者直指利用手机学习的弊端，认为类似读书或作业这样的学习，本应是依靠大脑与书本信息互动交流产生思考的过程，手机辅助学习虽然提供了很多便利，却在潜移默化中导致大脑思考能力的退化[21]。学生使用屏幕的时间对智商具有很大影响，当学生使用屏幕媒体时间过长，语言能力、注意力、记忆和文化等智力的根基和基础都会受到影响，致使学生智商和认知发展水平降低，最终出现人类智商隔代下降的趋势[22]。更有学者直接呼吁，禁止手机进中小学校园，这些从国家民族大义出发的学者所提出的建议必须予以支持。并且其他国家早已有了先例，例如，法国已经通过了禁止幼儿园、小学和初中学生使用手机的立法;日本禁止学生携带手机上学;英国规定除紧急情况外，16岁以下学生不准在学校使用手机;澳大利亚小学禁止手机入校[23]。
第三，利益相关者的参与。教育政策影响着不同方面的利益，并激发了许多利益集团的活动，因此，一些教育企业家为了维护自身企业的利益，也在政策源流中积极发声，希冀获得政府重视与社会支持。在线教育从业者表示，搭建服务于教学场景的学生终端一直是从业者希望达成的核心目标，该终端可以对学生提供智能化服务，承载基础的信息化功能，实现个性化学习以及对学生进行个性化分析，但“这个终端一定不会是手机”，尽管当下的智能手机在功能上完全可以充当学习终端，但问题在于，作为一个通用型的智能设备，“你但凡给孩子一部手机，他只要能用来玩游戏，就一定不会去上在线教育的课程”[24]。目前的网络游戏已经逐步演变为“精神鸦片”和“电子毒品”。可见，教育企业家也发现了手机对学生学习产生的负面影响，并支持禁止手机进课堂。手机的教育弊端能够激发企业家的创新欲望，使其不断开发专门用于学习的终端。这种专门化设计和开发的技术路线早已有之，但长期以来效果不佳，期待能够出现取而代之的学习终端。在此需要提醒企业家，必须将教育视为公益事业、良心事业和自我救赎的事业来做，如果没有这个源头意识，试图发教育的横财，则万不可涉足教育领域。 五、政治源流：技术使用需符合国家意志
围绕手机是否可以进课堂这个议题，社会舆论和专家研究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技术层面的效用与副效果，而直接审视技术与政治关系，特别是技术对我国人才培养规格以及教育方针所产生的重大影响却鲜有涉及。如果仅从技术层面探讨这个问题，定会言人人殊，因为技术的“双面”属性就决定了它在宣扬某些价值的同时又威胁其他的价值[25]，而站在国家的高度，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教育都必须培养合格的建设者和可靠的接班人。因此，在出台禁止手机进课堂政策的过程中，固然有问题源流和政策源流提供了基础，但更重要的推力是出于对政治权利的维护。而意识形态作为一种阶级意识，是政治权利的基础，是一定阶级利益和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党性[26]，具有不可撼动性。意识形态一经形成，就会在整个人类精神世界中起着统御一切灵魂的作用，并作为一种先在性的内部预存状态即精神内存，在社会实践中制约着人与世界关系能否及如何展开[27]。但在以往的日子里，却存在着以手机为代表的技术影响主流意识形态的暗流。
教育系统是我党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基础、前沿阵地及独特战线[28]。意识形态工作最突出、最核心的任务是赢得青少年，而青少年群体是最大的政治因变量。现代传播媒介拥有无与伦比的技术能量，媒介可以直接联系到每个个体，进行内部控制，实现身体殖民和意识殖民，从而实现对思想的绝对控制[29]。不难发现，当今的互联网已经成为敌对势力推销其意识形态的主要通道，而手机自然成为其以颠覆意识形态为目标的文化入侵、不良信息传播的有效载体，通过网络对尚未形成成熟、正确价值观的青少年进行潜移默化的意识形态渗透，将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和消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的影响力，严重危害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育人工作中坚持正确的意识形态导向，强调教育过程具有强意识形态属性，必须充分体现国家意志 [30]。因此，禁止手机进课堂政策的提出，也是落实立德树人工作的政治要求，能够最大限度降低或减少过度使用、不合理使用手机所带来的危害。
六、机会之窗的开启：必须禁止手机进课堂
如上所述，问题源流、政策源流及政治源流都已形成并相互影响，对政策出台各自发挥了不同程度的作用。多源流理论认为，促使政策出台的主要源流是问题源流或政治源流，并且两者亦相互关联，仅是问题源流或政治源流就可以建构政府议程，若再有政策源流中产生的备选方案加盟，便可促成“机会之窗”的开启。“机会之窗”是政策建议倡导者提出其最得意的解决办法的机会，或者是他们促使其特殊问题受到关注的机会[16]，即是表明国家想要以政策的形式对某些特定社会问题作出回应的时刻。因此，2021年2月1日，教育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强中小学生手机管理工作的通知》标志着“机会之窗”正式开启，三条源流最终实现合流。
禁止手机进课堂不仅是多方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也是学校、教师、家长的共同心愿。媒体对2012名受访者进行的调查显示，76.4%的受访者支持幼儿园和中小学禁手机，参与调查的受访者中，83.5%的人是幼儿园或中小学学生家长[31]。第一，从学校的角度看，该政策只是禁止手机进课堂，并没有禁止学生在校园以外的场所使用手机，宣示了学校作为教育主阵地的立场，保障了干净纯洁的育人环境，营造了风清气正的教育生态，体现了对学生成长的关心与呵护。人们只有在空间和时间的条件下才能设想任何真实的事物，世界上没有任何事物能够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32]。任何教育都是时空限制下的灵魂培育，如果学生处于纯净时空，就更有益于其健康发展，因此，学校教育有必要坚决清除手机在校园或课堂中的负面干扰，利用教育的正向影响“占有”学生的在校时间，使学生在一定时间和空间内远离“病原体”，在内容和时间上帮助学生合理使用手机，从而规避风险。第二，从教师的角度看，课堂管理是教学秩序与质量的基本保证，如果将手机排除在课堂之外，尽管依然需要调控影响教学的其他因素，但至少不再受扰于具有“非凡魔力”的手机。因此，禁止手机进课堂不仅可以有效地避免学生分心，还给教师留出更多时间开展高效教学。第三，从家长的角度看，尽管手机对于学生的危害仍然存在，但禁止手机进课堂能够大大减少学生接触手机的时间，因此，有助于降低学生罹患手机成瘾症的风险。使用手机产生的行为上瘾比物质成瘾更加危险而不自知，后者至少有法律约束和惩戒，而前者的产品设计者则不需要承担任何风险[33]。按照设计伦理学家的说法，手机成瘾问题并不出自人缺乏意志力，而在于“屏幕那边有数千人在努力工作，为的就是破坏你的自律”[33]。因此，手机成瘾绝不仅仅是学生个人意志力强弱的问题，杜绝以及改变这一行为仅依靠学生自律，或凭借劝说方式对学生加以疏导皆无济于事。面对顽瘴痼疾，为了我们的孩子，只能“对沉疴、下猛药”——坚决禁止手机进课堂。在此，面对手机所带来的严重教育问题，与其发布和风细雨式的通知，不如果断出台具有刮骨疗毒功效的政策，这也正是实事求是的最佳方式。
那么，对新政的认识亦需考察学习者是否从中受益，这是评判政策是否得利的重要方面。首先，需要思考的问题是，手机是否可能作为一种学习工具而存在于课堂中？总體而言，手机对不同个体具有不同的作用，学段、学习风格、发展水平、上瘾程度都会影响学生对手机的使用倾向与效果，有学生定会从手机中受益，能够加强学习的广度与深度，促进深度学习。但实践表明，学生的正式学习需长时间保持精力的高度集中，提高课堂学习效益的前提在于确保学生将手机用于课堂学习任务，而这种前提的出现是不可能的。因为“媒介的魔力在人们接触媒介的瞬间就会产生”[34]，手机的“魔法”可轻易笼罩学生的心境。研究表明，手机比笔记本计算机更容易让人分心，即便学生不浏览互联网或者使用应用程序，也会存在被通知、广告打断的风险，因为手机的设计初衷就是为了“抢夺”人们稀缺而昂贵的注意力，即使处于关机状态，也会干扰学生的学习[35]。
其次，尽管手机可帮助人类随时获取最新信息，但对于教室里的学生而言，这却是一个大禁忌。由于手机可上互联网，学生便能轻易快速地获取问题答案，导致学生无需动脑，不问过程只取结果，长期如此养成了习惯，大脑得不到训练，不利于培养思维能力和刻苦钻研的精神，极易助长好逸恶劳的倾向。此外，甚至有论者宣称：“百度一下就出来了，何必花时间去记呢？”细想起来，这类言论经不起推敲。原本是一个心理学中常识性的老问题，当前却成为了教育技术的“新问题”。记忆在人的整个心理活动中处于突出地位，人类凭借记忆得以积累知识并加以运用，任何心理活动和心理现象，从认知到情绪情感以及个性都离不开记忆的参与[36]，有机体一切未来的反应都依赖于这些记忆所产生的印迹系列[32]。可以说，怎么强调记忆的重要性都不过分，因为记忆知识是学生一切发展的前提，是通往理念、思想、精神、灵魂的正道，是一切心理过程的基础，无知焉能知未知。大脑中无材料，即便有网络，也不知何寻，如同图书馆储藏百万书籍，在读者不知书名之时，便与读者没有任何关系，即大脑之外的知识与个体毫不相关。必须意识到没有记忆，经验无法积累，一切学习将成为不可能[37]。没有记忆就没有判断，就无法推理，就无法思考，更奢谈创新。目前，教育领域存在着一股严重轻视和诋毁学生记忆的思潮，致使学习者存在严重的知识外化现象，应引起人们的高度警惕。此时，绝无必要将人类与机器的记忆能力相比较，机器再能记，人类也必须自己动脑进行记忆活动。其实，并非只是记下了就一了百了，关键在于记下的内容是重要的思维材料与线索，进而实现记忆材料的观念化、组织化和综合化。信息背后隐含的是深层的道德、心理和哲学的价值，是构建正在发展中的思维和人格的原材料，而不是需要的时候就可调用的外部信息。如若学生只是习惯于从互联网中获取信息而不是记忆与思考信息，则将有百害而无一利。脑袋只会越用越灵光，世上没有毁于用脑过度的人[38]。 再者，虽然手机可以通过不同的渠道鼓励学生参与课堂互动，但也会导致减少面对面口语交流的机会。师生、生生分明在同一间教室内，却只能缄口不语，学生被要求使用手机敲键与他人互动。学习是人的天性，交流是人学习的天性，而面对面交流是人交流的天性[12]，进而，面对面口语交流则是人面对面交流的天性。与他人面对面口语交流本是课堂教学的核心优势，但携手机而弃其优势则是舍近求远，遮蔽了课堂教学的亮点。
七、结 语
任何发展都会有代价，任何改革都会有牺牲。因此，追求发展与改革利益最大化，并将其代价与牺牲最小化，是人类进步的基本准则。禁止手机进课堂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总体而言，禁止手机进课堂利大于弊，因此，必须贯彻执行。需要强调的是，禁令并非反对学生使用信息技术学习，也不影响学生学习信息技术。即便课堂无手机，学生也可在信息技术课程或信息化教室中使用信息技术学习和学习信息技术。信息化学习方式只是众多可供选择的学习方式中的一种方式而已，并不是唯一的、压倒一切的、最理想的学习方式[39]，因此，今日或未来的课堂教学并非是以使用信息技术为必需。此外，尽管该禁令会影响到既得利益者的商业利益，但从教育的公益性原则出发，也不能放任以手机为代表的信息技术破坏教育教学生态，而应严格控制资本过度涌入课堂，以防借机敛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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