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中国的潜在增长率进入了下行通道，这个问题可以表达为供给效率不高、供给质量不高，也可以表达为资本的误配置。解决的关键就是着力推进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
　　进入本世纪初以来，经济增速不断下行，其基本原因是什么？我们可以说是效率不高，也可以说配置资源的结构发生了扭曲，即资源误配。资源误配的结果就是效率低下，这是在判断中第一次出现结构问题，我们就需要实现结构的调整，或者叫资源的再配置。
　　那么，结构如何才能够改善？这是第二个问题。结构的改善要通过体制的改善实现，体制怎样才能改善？通过结构性改革。我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法实际上有两个含义不同的“结构”。当我们从供给侧去探究中国经济减速的原因时，我们就发现供给侧最主要、最核心的问题就是效率不高。从供给侧分析经济走势的话，主要是三个基本的内容：劳动、资本、效率。
　　依靠“看不见的手”
　　而如今，人们常常把这两个“结构”搞混了。这两次出现的“结构”含义不同，前一个“结构”是供给侧的问题，在于结构的扭曲、资源配置的扭曲，这是讲“经济结构”。后面一个“结构”是讲改革，要进行“结构性改革”，这里是“体制结构”。如果把这两个问题混在一起，它经常就会用结构的调整去取代结构的改革。
　　为了解决第一个问题，现在的重点任务就是“三去一降一补”，借此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问题是如何再配置？如果直接用政府手里的各种行政工具去配置，那么改革就不会再出现了。
　　调整结构，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有两种不同的途径。一种是按照政策计划、政府的规划、政府政策要求，通过行政命令来调整；另外一种是在反映资源相对稀缺程度的价格信号的引导下，通过市场交换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我们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是用第一种办法解决问题的，但是历史的实践证明这个方法几乎是无效的，甚至是有反效果的。
　　过去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一定要靠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才能解决这样的问题。我们要实现结构优化，现在重点的任务就是“三去一降一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三去一降一补”到底要做什么事情呢？就是要实现资源的优化再配置。而要实现这一点，不管根据理论还是实践经验，都只能主要依靠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当然也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这里对于市场的作用和政府的作用都要有准确的定位。
　　为什么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呢？因为市场有两个主要的功能，一个是能够实现资源的优化再配置；第二个是建立起能够激发创新创业积极性的激励机制。“三去一降一补”要实现的事情其实就是这两件事，靠行政命令很难去解决。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要发挥市场的作用，政府要起什么样的作用呢？政府要起的作用不是直接出手去调结构，而是提供公共品；不是直接操控市场干预微观经济，而是为市场的运作提供更好的条件，为企业、创业者、创新者提供一个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和法治环境。
　　如果理论和实践上表明要完成结构调整和结构优化的目标，应该主要依靠市场的力量和机制。那我们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呢？就在于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体制并没有完全建立起来，这需要有体制基础，否则它只是一个口号，一个认识上的目标，而不是经济的实践。
　　在这种情况下，唯一的出路就是要努力地全面推进深化改革，尽快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制度基础建立起来。人们常常以为所谓“结构性改革”这个提法是中国的特殊提法，其实并不是这样的。这是一个长时期以来，在市场经济国家通用的说法，当一个国家的市场经济已经建立起来以后，可能其中的某些制度架构仍然存在问题，所以它就需要对这些不够完善的、存在缺陷的制度架构进行改革，这种改革就叫“结构性改革”。
　　紧推六方面改革
　　这样就需要来观察和分析，我们现在的改革面临什么样的任务。为了实现结构的优化，为了要改变经济增速下行而效率又没有能够提高的被动状态，我认为有6个方面的改革特别需要抓紧进行：
　　第一，制定和执行市场准入的负面清单。
　　政府的机制改革、简政放权进行到第一步。其实我们在21世纪初期就进行过一轮简政放权，到了2013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简政放权采取了世界通行的做法——制定负面清单，而不是一项一项地去增加正面清单的项目。政府也布置了两个清单，一个是市场进入的负面清单，一个是政府授权的正面清单。
　　第二，金融改革。
　　金融改革在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市场化这两项上，前一时期进行得比较顺利，甚至超出了原来的预期。但仅有这两个重要的价格改革，还不能保证整个金融体系的改革成功。比如金融市场的监管体系、利率的传导机制，都需要其他方面的配合。而金融市场的不完善，在当前杠杆率这么高的情况之下，民间的投资意愿低落。而人们在资产负债表出现某种衰退的情况之下，不愿意把资金放到流动性比较低的领域，不愿意放到实体经济中去，这种情况之下金融的加快改革有更重要的意义。
　　第三，国有经济改革。
　　国有经济的改革已经有一个非常重大的突破，就是要把对国有资产、国有企业的管理上由直接管企业转变为管资本，这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国有经济虽然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例已经下降了很多，仅占整个经济活动的三分之一左右，但并不是因此就可以认为国有经济的改革不重要了。国有经济的比重虽然没有绝对优势，但它掌握的资源是最重要的资源，而且它所处的行业往往是在国民经济中具有居高临下地位的，对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状况和效率有着重大的影响。
　　第四，抓紧竞争政策的贯彻。
　　我们过去也把竞争政策叫做“反垄断”，但“反垄断”的提法可能不如“竞争政策的贯彻”来得更加准确、更加全面。在我们近来生活当中，违反公平竞争的现象时有发生，这就需要对违反公平竞争原则的体制规定和政策规定做出审查和调整。从7月1日开始，对于新设立的一些体制规定和政策规定要预先进行公平竞争审查，然后就要对原有的各种制度和政策的设定进行审查，要消除违反公平竞争政策的体制和政策。 　　第五，关于自贸区的试验。
　　自贸区的试验现在已经推广到好几个地区，但是进度看来并不是很顺利。根据中央领导人的说法，自贸区的意义在于营造一个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能够适应贸易和投资规则的进一步提高，这是一个世界性的趋势。而这个试验不但在对外经济关系上有意义，而且直接可以影响到国内“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的建立。所以，这方面的试验应该要加快进行，特别要防止把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的试验回到过去的一种税收优惠、政策优惠这些低层次的做法。
　　第六，建设法治国家。
　　一个良好的市场体系一定要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之上。自“依法治国”的决定做出后，现在看起来这方面的进展仍然不快，如此一来市场竞争体系就缺乏一个规则的基础。所以，不管是依法（特别是执法上），还是如何建设一个符合法治的市场经济的要求，这个问题都必须要抓紧、加快。
　　以上六个方面的改革，不能只是提出任务、口号，而是需要抓紧推行，需要加快推行。但是还要思考改革为什么会发生思想上的摇摆，步骤上的迟缓，要针对这些因素采取措施。
　　消除三项因素阻碍
　　今年以来，深改小组开了三次会，在最近的一次会议上特别指出，全面深化改革是一次革命，必须要真刀真枪地干。但怎么才能真刀真枪地推进改革呢？我觉得有以下三个方面需要认真地取得突破，首要问题还是思想认识上的问题，必须要形成共识。
　　拿国企改革为例，包括我自己在内的许多人都觉得国企改革似乎进展得太慢。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国企改革提出的，由国有资本代表机关直接管企业、管人、管事、管资产转向管资本为主，设立若干资本经营公司对原有的国有企业作为投资主体掌握股权，而政府的管理机构要对所有企业一视同仁。
　　这个问题在认识上还有不同，比如有些熟人是在国企部门的，他们就认为管人、管事、管资产还是非常重要的。这种情况之下，作为现代公司制度的核心，公司治理怎么能够建立起来呢？所以，首先要在认识问题上求得统一和共识，这恐怕是能够迈开步子往前走的一个前提条件。
　　其他方面的改革也是这样，比如刚刚讲到的竞争政策。有的人认为平等竞争本身就是一种错误的口号，不同所有制主体、不同企业不能够平等竞争。正因为有这样的观念，平等竞争那是无本之木，无从说起。
　　第二个问题，要落实责任主体。以竞争政策审查为例，审查是以自我审查为主，而没有规定社会监督和上级监督是怎么进行的。比如要投诉某一个政策规定不符合竞争政策，那么谁来接受投诉？这时就要求主体责任落实到具体的单位。
　　第三个问题，要拧紧责任螺丝。对负有责任的机构，要完善对它们的督办、督察和责任追查工作机制，而且要落实到人员的任免上，形成一种改革者上、不改革者下的用人导向。
　　只有这样才能算是“真刀真枪”地把这些重点的改革推进下去，使得我们市场体系逐步完善起来，使得市场能够在结构优化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从而更好地完成结构调整、结构优化再配置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