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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9年4月16日
地点：北京国际饭店
采访者：贾学妮（女，山西吕梁人，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博士研究生）
受访者：西尔扎提·牙合甫（男，维吾尔族，新疆乌鲁木齐人，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美术系美术设计专业，国家一级导演，现任天山电影制片厂导演。2006年开始执导影片，曾先后执导《吐鲁番的情歌》（联合执导）《买买提的2008》《鲜花》《乌鲁木齐的天空》《平壤之约》《真爱》《塔克拉玛干的鼓声》等影片，多次荣获国际国内大奖。2019年执导的《音乐家》，获第九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入围影片，并作为开幕影片首映）
一、《音乐家》：音乐谱写的中哈友谊
贾学妮：电影《音乐家》在第九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作为开幕影片首映，我昨天看电影的时候特別感动，影片到了后半段部分，全场都是此起彼伏的抽泣的声音。制片人沈健介绍这部影片筹备了5年时间，什么样的契机让您去拍摄这部中哈合拍片？
西尔扎提：首先是习近平主席2013年去哈萨克斯坦访问，访问的时候，在纳扎尔巴耶夫大学里面演讲。演讲当中，讲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音乐家冼星海同哈萨克斯坦音乐家拜卡达莫夫友谊故事，习主席比较了解。而且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他设想两国之间就把这个弄成文化交流的一件事。他讲完以后，沈总（指制片人沈健）就开始挖掘，从立项到剧本就是两年，我进入这个项目已经到了第三年。那时候国家电影总局考虑到哈萨克斯坦和中国合拍，我懂哈萨克语，也拍过一些哈萨克题材的电影，所以广电总局委派我去完成这个任务，就这样我就接了这个工作。
贾学妮：您是第一次合拍吗，还是以前还有过合拍的经历？
西尔扎提：没有，我之前是去过哈萨克斯坦，因为之前我的电影都在哈萨克斯坦放过，反响很大，《鲜花》《真爱》等，之前还有一个小微电影叫《阿里木疆》，后来就是《鲜花》《真爱》都获了大奖，我比较熟悉哈萨克斯坦。
贾学妮：在合拍的过程中与哈方是怎样的一个合作过程，有没有需要磨合的地方？
西尔扎提：首先是剧本，在剧本阶段就去了解当时的历史。首先采访到了卡利娅，现在80多岁了，跟她见面，聊一些关于冼星海的故事。冼星海离开的时候卡利娅才6岁，她也不太知道这些历史，就是模模糊糊、朦朦胧胧的对冼星海的印象。在两个小时的讲述过程中，老人不停地讲述了她的妈妈后来给她说的关于冼星海的事情，她希望能早一点看到电影，因为她老了，身体非常弱，走路也不方便，老人摸着我的手问能不能早点完成这个作品？
后来就是跟哈萨克斯坦方说这个故事，冼星海在哈萨克斯坦是非常有影响力的，他们都知道冼星海，也知道这段历史。所以我们在创作方向、创作思路上是没有分歧的。在拍摄阶段，存在一些制度不同的地方，哈萨克斯坦是按照8小时上班，星期六、星期天要休息，一天只干几个小时，就不干了。我们国内是连轴转的，全是一口气，创作上不能断，所以刚开始要磨合。
创作方面，肯定我要给他们说清楚，我要什么样的一个电影，我要表现什么样的电影，什么样风格的电影，我们从哪个角度切入，哪个角度要出，这些一定要向他们说清楚。所以一切就是要听我的，还有我们对冼星海这个人物在影片里面所占的比例，按照哈方的说法，巴赫德让也是伟大的音乐家，巴赫德让在影片里面应当与冼星海占同样的比重。不过这部影片主要讲述的还是冼星海的故事，所以在最后同意了我的观点。
贾学妮：在观影的过程中，有两组蒙太奇镜头我印象特别深刻，第一组就是冼星海在哈萨克斯坦教小姑娘唱儿歌，同时由袁泉饰演他的爱人在祖国教女儿唱儿歌;第二组就是《黄河大合唱》的蒙太奇剪辑。您之前的影片《鲜花》《真爱》《买买提的2008》比较少用这种感性的、引导观众情绪的剪辑方式，所以我就想这个是不是也有一些商业化的考量？
西尔扎提：这部影片开始剪辑的时候包括拍摄手法风格是质朴简洁的，没有那么多特技因素，并没有按照商业电影来考虑，按照历史人物电影构思。文艺片这种类型的影片在国内市场并不是很大，后来按照电影市场去重新剪辑，这种剪法也可以，这类的电影，它有自己的群体，有它自己的观众，我觉得只要进到电影院，观众就不会退场。我们市场是要需要这种类型的电影，也缺乏这样的电影。中国是电影大国，中国观众需要这种暖流电影，中国观众也一定要看这种电影。
贾学妮：这部片子也会在哈萨克斯坦上映吗？
西尔扎提：会。
二、电影《音乐家》拍摄花絮
贾学妮：您的电影有一种属于您个人的智慧化的处理方式。比如说《乌鲁木齐的天空》中羊自杀的处理方式，很智慧化又很民族化的叙事方式，在《音乐家》中 一些戏剧冲突较强的地方都会有小女孩角色的介入化解矛盾，小女孩的角色设置让整个影片落脚在伦理情感上，我觉得您的很多影片都有这样的落脚点，如《鲜花》《真爱》等，您在创作剧本之初对影片有怎样整体构想？
西尔扎提：我觉得不管是拍什么样的电影，就是要给观众精神上的暖流，这是我的理念。不管什么样的题材，都要严肃地去对待，电影就是艺术，电影不能搞成快餐，电影还是电影，就是一种艺术，而且是非常高位的一种艺术。所以按照投资的条件，在有限的创作方向，在这种空间里面能做多少，能把一部电影按照电影的规律来完成。不能光想着赚钱，不管电影给后面的人留下什么，所以我是注重比较美好，比较美丽，比较正能量的东西。
我对剧本处理，有一套自己的写作方式，这种写作方式就是并非围绕着一条线、一位主人公去发展情节，我不是这样的处理方式，我经常会进行散文式的创作，比如说这个人好像与主线没什么关系，我岔出去，岔出去说这个人物的时候又回到主线上，我岔出去又插进来，这些完全还是为了一个主题，为了一个内容服务的。我觉得这种处理方式是比较高级一点的处理方式。说故事的时候可以按照多用多样的方式讲清楚，好的作品是让观众看完后会想导演为什么从这个角度讲故事，是会给观众留下反思的空间，给观众反思的空间越大，越是比较好的作品，要在故事里面与观众的情绪一起去发展，这是我的一种理念。 比如说在《音乐家》的开始，火车里面就是苏联红军把一个犯人送到包间里面，两个人拥抱，这个跟故事是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影片传递了一个信息，一位军官过来问，他是我们的敌人，你为什么要抱他，另一位军官说他们恐怕以后再见不到。这是人心的一种表达方式，即使是战争，再怎么是敌人，但他们也都是人。
贾学妮：影片对冼星海这个人物形象的处理特别符合我理想中知识分子的形象，比较寡言、埋头苦干，但是有着一心为国，渴望回到祖国。影片在后半部分冼星海去了离中国很近的小乡村之后，他经常坐在山坡上远眺祖国。您的电影里面都有着这样的向心力主题，就是从边缘对中心的向往，比如说像《买买提的2008》，就是对北京的向往，这个是源于您的少数民族身份还是我过度解读了？
西尔扎提：对，这与我从小生活的家庭氛围有关系。我的母親跟她的爸爸和妈妈在14岁的时候分开了，她的父母、全部亲戚都在当时的苏联，我的母亲在新疆乌鲁木齐，她就一直渴望跟父母 见面，最后她的父母去世了也没有实现，这种伤感一直伴随着我成长， 我一直看着母亲的眼泪，这种伤感肯定也传染到身上。所以这种心理肯定是会存在的，就是每个人的梦想，每个人的愿望能实现，能得到解决。我是搞电影的，这种因素会不知不觉体现在电影里面，所以这种东西也是我比较也是追求。
三、创作历程与艺术风格
贾学妮：您是在北京电影学院读书，然后毕业之后就回到天山电影厂？
西尔扎提：是的。
贾学妮：您那会是定向吗？
西尔扎提：定向的。
贾学妮：您当时为什么会从事电影这个行业？
西尔扎提：我小时候想学文学，想写小说。我在小学的时候，会经常写一些诗歌在学校的广播上播，这是我的特长。后来我想继续写下去，最后考到电影学院美术系，学的是美术，毕业的时候我就想回去。当时电影学院老师也希望我留到北影厂，北影厂当时也是国营单位。但是我们家里面就我一个孩子，把父母放到那么远地方，我不放心，就回到天影厂，回到厂里面先是做美术工作，后来才慢慢发展导演。
贾学妮：您的电影特别具有主旋律的电影意识形态，新疆是一个多民族地区，天影厂现在还是国有体制。您在影片中是怎样将民族化的叙事与地域特色相结合，并体现出电影的艺术特色？
西尔扎提：我觉得我拍主旋律电影，我敢说我是成功的。因为我们是国家的单位，全部国家扶持把钱给你，我不可能拿这个钱去搞个人作品，个人作品是什么？就是那种想拍什么就拍什么？不是的，不是这样的概念，所以国家也不敢也不给。我觉得主旋律电影是不分民族的，也不分类型化的电影模式。我是按照主旋律电影能不能通过文艺的形式来处理，就是能不能回归到人性上、回归到人性方面。宗教也罢，主流也罢，归根结底要讲善，讲好人好事。但是可不可以很质朴的，很朴实的讲善，引起跟观众的共鸣，喊口号、高大全这个我做不到，我是诚意地去做电影。
我的那些电影为什么能在国际上获奖？澳大利亚、韩国、印度、美国，还有欧洲一些地方，对《真爱》《鲜花》都给了奖项。他们没有说这些电影主旋律，他们也没有主旋律概念，他们觉得这种处理方式也是一种处理方式，也是挺质朴的一个电影。我当时也没想到这些电影能在国外获奖，最后获得也挺多的，而且观众对电影的认可度很高，评价也很高，每次我去电影院都是满的。
贾学妮：您的电影在海外传播什么样情况，现在资料特别少，现在整个媒介生态对于边缘题材电影，报道特别少。所以您的片子在国外的情况，除了获奖，大部分会在哪些地区上映？
西尔扎提：就说《买买提的2008》，瑞士、印度还有很多国家展映，他们（指海外放映商人）自己看完以后拿过去放映，并不是国家要宣传，不是的。《买买提的2008》拿到了体育题材金奖，后来是《鲜花》，《鲜花》获的奖项挺多，在澳大利亚获最佳影片，亚洲电影节也是最佳影片。还有哈萨克斯坦、加拿大等五六个国家都放映了。
贾学妮：海外观众看完之后，会有一些文化折扣存在吗？比如说您在与海外观众做沟通交流的时候，他们会有一些由于文化的原因造成的误解，或者不是很看懂的地方吗？
西尔扎提：《鲜花》这部电影讲述的是新时代文明与传统文明的冲突，影片中的女孩只是想留在她父母身边，留在草原，但是她的男朋友想去城市里面发展，她的男朋友认为冬不拉应该走出去在城市里面发展，那个女孩就比较保守，她说冬不拉不能离开草原，离开了草原，冬不拉就失去了它的意义，冬不拉就在草原是冬不拉，在城市里面它不算什么东西。这样的冲突，最后两个人分开，这种处理方式海外的观众看得太懂了，反而中国观众还不太看懂这些东西。所以我的一些电影就是海外发行的非常好。这部电影在美国也是，美国买了版权，在美国放映了。
贾学妮：资料显示您最早拍摄的影片是《吐鲁番情歌》，但是关于这部电影的资料比较少，您能介绍一下吗？
西尔扎提：《吐鲁番情歌》是我与金丽妮导演联合导演的，不是我纯粹的个人作品。网上不知道怎么回事，把《吐鲁番情歌》当作我的代表作，你能给我纠正过来更好，《吐鲁番情歌》是怎么回事呢？当时金丽妮导演得了癌症，得了癌症以后天影厂就把我抽到她的身边，联合导演，她这个导演是非常开朗，风风火火的一位女导演。
她得了癌症以后身体不好，我的全部创作态度就是尊重金丽妮导演，圆了她的梦。这个电影很活泼，挺不像我电影的风格。所以我按她意思来完成这个电影，拍摄、剪辑方面都是按照金丽妮导演的思路去弄的，她有些时候在现场，有些时候不在，这部影片后来也获华表奖了。所以这个电影就是看起来两张皮，有金丽妮导演风格，还有加上我的一些风格，所以这部电影不是一个风格作品，是比较阳光的电影。《买买提的2008》是我独立导演的第一部作品。
贾学妮：我觉得您的电影里面有特别强烈的女性意识，《买买提的2008》中小女孩执意加入足球队，《音乐家》中在那个食不果腹的年代，妈妈把整个土豆给冼星海，觉得男人就该多吃点，但是冼星海还是把土豆分给了小女孩。 西尔扎提：是，我给女人讲故事，讲女人战斗的故事。《买买提的2008》在印度火了，2009年左右的时候，印度的一位女长官邀请我去她的家宴，她就说，你就是为女人讲故事的一个导演，《买买提的2008》就应该在印度大规模播放，这个电影太启发女人的精神。在我们印度，小学女孩不能踢足球，这是规定的，而且女孩也不能当教练。你为女人们，尤其是给印度的女人们争口气，我们应该要去做大量的宣传，女人要也参与体育，你这个电影讲得特别好。
贾学妮：现在很多媒介都说您是“西部暖流派”的代表人物，包括近期关于《音乐家》的报道，很多媒体都这样介绍您，您对“西部暖流派”是怎么理解的？
西尔扎提：“暖流”这个概念我觉得提得非常好。为什么？哪个人不喜欢这个暖流？谁喜欢那种寒流的东西，从地球的一个植物开始到每个动物，每个人类都喜欢暖流，这种理念从西部传到内地，再从内地传到全世界，不是挺好的一件事吗？“暖流”还是讲人善的一面，就是说好人好事，所以人家才起的暖流。这个《音乐家》也是，你說这个是西部暖流，这个更是中国暖流，不是西部暖流，这个概念已经不是一个少数民族的问题，这不是从通过研究少数民族的课题来研究，这个完全是民族的灵魂，通过民族灵魂来传达精神，这是中华民族的灵魂。
冼星海就有这种灵魂，他活了仅仅40岁，在东方战场上，他发挥了他自己的能量，就是抵抗法西斯，到了欧洲战场，又发挥他自己的本能，又让哈萨克人去按他的音乐来抵抗法西斯，这些全都是暖流，为了人类的和平，为了民族的解放，他们是做出这种暖流的东西。我觉得这种暖流的东西不是从我身上就发出，是从我的笔墨、电影里面发出的东西。
贾学妮：您是隶属于天影厂的，是一位体制内的导演，您的影片也有许多历史和现实的穿透力，比如说在《乌鲁木齐的天空》，刘沛一直怀疑文革的时候 是他的邻居告发他害得他残疾，不能再画画，我认为这也与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氛围有关系，再比如说去年获得华表奖最佳少数民族题材的电影《塔克拉玛干的鼓声》，也会涉及到宗教极端势力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影响。您是怎么权衡体制内的导演的身份与历史现实的关系，尤其是对待历史的灰暗面怎么进行处理？
西尔扎提：是，我是体制内导演，我是国家的一个宣传工作者，宣传员。所以我的电影肯定是要做主旋律电影，我是以非常严肃的态度对待电影创作的，我还是按照艺术的规律进行创作，电影就是一部电影。由于历史的原因，改变了人的这种命运，以及带来了一些悲哀，这些东西是从事电影行业的人要关注的，关注人后面的社会背及人与社会这种关系，是需要关注的。
我不是批判式地去讲故事，历史的某个时间段给人类带来了什么？有好处也有坏处。这些是让观众自己去思考的，让观众去自己判断为什么？你去挖掘，你去翻资料，你去翻那些历史，你要去找这些东西，我不可能说这个事情是错的，这个事情是对的。我不是从批判者的角度来讲。这种情况是在历史的某个阶段存在的，它必须按照当时样的政策来处理社会问题。
贾学妮：嗯，因此我观看您电影有时候有一些叙事方式、视听语言特别像郑洞天导演、谢飞导演他们的风格，对于历史与现实就不完全是第五代、第六代那种批判反思式的，天影厂会由于体制原因对于您创作有一些限制吗？
西尔扎提：这肯定是有的。创作上就是有些时候参与得比较多，我可以按照主旋律来，完全可以做，非常好的。他们有些时候不理解，就开始阻碍这种写法，我在这个方面也是冷处理，非常冷处理。我是因为这种冷处理，慢慢处理，慢慢淡化这些东西。
四、民族文化融合与共生
贾学妮：关于少数民族电影应不应该商业化，有些人认为少数民族电影应该实行“文化例外”，现在的观众尤其是年轻一代的观众他们的口味是好莱坞电影培养起来的，把少数民族电影放到电影市场上，未必能经得起考验;也有人认为少数民族电影应该商业化，应该进入到电影市场发展，接受市场的考验，还有人认为少数民族电影应该类型化，就像在十七年电影时期，少数民族电影的辉煌与当时电影的类型化因素密切相关，您认为少数民族电影要不要商业化？
西尔扎提：少数民族电影要去发展，一定要进入主流，这种方向是肯定的。世界在发展，社会在发展，周围都在发生变化，何况电影。如果还是按照少数民族保守的方式来叙事，老是那种原生态方式讲自己的民族，我是不太赞成那种方式太保守的电影，利用少数民族的自然人文风情，甚至也有揭露少数民族的负面的东西来搞民族文化，作为一种特色与灵魂讲述，我不太赞成。
民族的东西，好的东西肯定要保留，不好的东西也一定要改，不改，就不会发展，就进入不到主流，保守派认为外界的文化不能进入到民族文化，这种想法是非常严重错误的想法。时间在流逝，文化在发展，人类的思想在融合，现在欧洲的一些时尚女孩，与我们这里的时尚女孩有什么差别了，思想上、打扮装饰上都没有区别，有些意识形态方面也是没有什么区别的。人类必将最后融合在一起，这是必然的。少数民族一定要去接受好的、优秀的文化，一定要去改变自己的保守思想，接纳好的给人类带来温暖的民族文化。当然，自己的文化肯定也要保护、要保留，并且传给其他民族。
文化应该是互相的交流、应该是互相的碰撞。互相融合完了以后，再形成一种好的新的文化，这是我的理念。民族的电影只能出在自己的本民族手里，这个观念我是不同意的。民族的东西任何人都可以拍，任何人都可以写，只要他懂得民族的灵魂，不管是小说、电影还是其它文艺类型都可以进行表达。我的电影一般请的都是外面的摄影、外面的作曲来做我的本民族的这些东西。在创作的过程我找本民族的一些音乐作曲来做，他们就是保守，认为都塔尔（注：新疆的一种乐器）与扬琴洋乐器是不能结合的，是违规的，什么是违规的？就是不能弹，这是我们的民族规矩，民族的就是民族的，那个是扬琴就是扬琴的。但是，我跟你说，两个声音合起来，能直抵人的人心，把人心的最底层的情感纠结出来，这就是我们的目的，就是艺术的目的。我从广东找作曲来做我的电影，广东的文化与新疆的文化是两种不同的文化，他们一点不熟悉我们民族的东西，但是研究一下，通过其它民族的眼光来认识民族，别人怎么看待我的民族的东西，你的表达心灵方式是什么，怎么样的表达？
《真爱》《鲜花》全都是这种模式，不是本民族的人做的，在全世界范围内，观众看完很感动，他们的感受觉得这就是对的，艺术的魅力，艺术的感染力是不会分民族的。好东西是看完以后，听了以后，才去认识它的作者或者它的创作者，这时候我没有民族概念，如果我有民族概念，我就不看了。首先是作品能打动我，再去研究民族，研究它的文化。
贾学妮：您对少数民族文化的态度是开放的、具有现代化的文化理念，这种理念也融入到您的影片中，所以影片都体现出很强烈的现代性，在《乌鲁木齐的天空》《真爱》中都渗透着现代观念。
西尔扎提：只做民族性的东西局限性太大，最后是肯定是保不住的。所以我的电影与主流文化融入在一起，我的电影为什么能跟胡军、袁泉这些明星合作，因为我就是以这种趋势去发展。最后我还是回归到本民族，把这些大的主流文化东西吸引进来，吸引进来就会有大的明星去研究民族的一些东西，这不是更好吗？影响力更大。
贾学妮：这部片子之后您还有其他的什么计划？
西尔扎提：肯定是有。不过就是要看看什么样的题材。我年龄也不小了，想做一些有意义的事。到现在为止，做这些电影，我也没有挣什么钱，今后我也不指望挣钱，我自己喜欢愿意干我就接了。现在有好多剧本给我，但是我要做好的题材。
地点：北京国际饭店
采访者：贾学妮（女，山西吕梁人，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博士研究生）
受访者：西尔扎提·牙合甫（男，维吾尔族，新疆乌鲁木齐人，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美术系美术设计专业，国家一级导演，现任天山电影制片厂导演。2006年开始执导影片，曾先后执导《吐鲁番的情歌》（联合执导）《买买提的2008》《鲜花》《乌鲁木齐的天空》《平壤之约》《真爱》《塔克拉玛干的鼓声》等影片，多次荣获国际国内大奖。2019年执导的《音乐家》，获第九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入围影片，并作为开幕影片首映）
一、《音乐家》：音乐谱写的中哈友谊
贾学妮：电影《音乐家》在第九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作为开幕影片首映，我昨天看电影的时候特別感动，影片到了后半段部分，全场都是此起彼伏的抽泣的声音。制片人沈健介绍这部影片筹备了5年时间，什么样的契机让您去拍摄这部中哈合拍片？
西尔扎提：首先是习近平主席2013年去哈萨克斯坦访问，访问的时候，在纳扎尔巴耶夫大学里面演讲。演讲当中，讲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音乐家冼星海同哈萨克斯坦音乐家拜卡达莫夫友谊故事，习主席比较了解。而且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他设想两国之间就把这个弄成文化交流的一件事。他讲完以后，沈总（指制片人沈健）就开始挖掘，从立项到剧本就是两年，我进入这个项目已经到了第三年。那时候国家电影总局考虑到哈萨克斯坦和中国合拍，我懂哈萨克语，也拍过一些哈萨克题材的电影，所以广电总局委派我去完成这个任务，就这样我就接了这个工作。
贾学妮：您是第一次合拍吗，还是以前还有过合拍的经历？
西尔扎提：没有，我之前是去过哈萨克斯坦，因为之前我的电影都在哈萨克斯坦放过，反响很大，《鲜花》《真爱》等，之前还有一个小微电影叫《阿里木疆》，后来就是《鲜花》《真爱》都获了大奖，我比较熟悉哈萨克斯坦。
贾学妮：在合拍的过程中与哈方是怎样的一个合作过程，有没有需要磨合的地方？
西尔扎提：首先是剧本，在剧本阶段就去了解当时的历史。首先采访到了卡利娅，现在80多岁了，跟她见面，聊一些关于冼星海的故事。冼星海离开的时候卡利娅才6岁，她也不太知道这些历史，就是模模糊糊、朦朦胧胧的对冼星海的印象。在两个小时的讲述过程中，老人不停地讲述了她的妈妈后来给她说的关于冼星海的事情，她希望能早一点看到电影，因为她老了，身体非常弱，走路也不方便，老人摸着我的手问能不能早点完成这个作品？
后来就是跟哈萨克斯坦方说这个故事，冼星海在哈萨克斯坦是非常有影响力的，他们都知道冼星海，也知道这段历史。所以我们在创作方向、创作思路上是没有分歧的。在拍摄阶段，存在一些制度不同的地方，哈萨克斯坦是按照8小时上班，星期六、星期天要休息，一天只干几个小时，就不干了。我们国内是连轴转的，全是一口气，创作上不能断，所以刚开始要磨合。
创作方面，肯定我要给他们说清楚，我要什么样的一个电影，我要表现什么样的电影，什么样风格的电影，我们从哪个角度切入，哪个角度要出，这些一定要向他们说清楚。所以一切就是要听我的，还有我们对冼星海这个人物在影片里面所占的比例，按照哈方的说法，巴赫德让也是伟大的音乐家，巴赫德让在影片里面应当与冼星海占同样的比重。不过这部影片主要讲述的还是冼星海的故事，所以在最后同意了我的观点。
贾学妮：在观影的过程中，有两组蒙太奇镜头我印象特别深刻，第一组就是冼星海在哈萨克斯坦教小姑娘唱儿歌，同时由袁泉饰演他的爱人在祖国教女儿唱儿歌;第二组就是《黄河大合唱》的蒙太奇剪辑。您之前的影片《鲜花》《真爱》《买买提的2008》比较少用这种感性的、引导观众情绪的剪辑方式，所以我就想这个是不是也有一些商业化的考量？
西尔扎提：这部影片开始剪辑的时候包括拍摄手法风格是质朴简洁的，没有那么多特技因素，并没有按照商业电影来考虑，按照历史人物电影构思。文艺片这种类型的影片在国内市场并不是很大，后来按照电影市场去重新剪辑，这种剪法也可以，这类的电影，它有自己的群体，有它自己的观众，我觉得只要进到电影院，观众就不会退场。我们市场是要需要这种类型的电影，也缺乏这样的电影。中国是电影大国，中国观众需要这种暖流电影，中国观众也一定要看这种电影。
贾学妮：这部片子也会在哈萨克斯坦上映吗？
西尔扎提：会。
二、电影《音乐家》拍摄花絮
贾学妮：您的电影有一种属于您个人的智慧化的处理方式。比如说《乌鲁木齐的天空》中羊自杀的处理方式，很智慧化又很民族化的叙事方式，在《音乐家》中 一些戏剧冲突较强的地方都会有小女孩角色的介入化解矛盾，小女孩的角色设置让整个影片落脚在伦理情感上，我觉得您的很多影片都有这样的落脚点，如《鲜花》《真爱》等，您在创作剧本之初对影片有怎样整体构想？
西尔扎提：我觉得不管是拍什么样的电影，就是要给观众精神上的暖流，这是我的理念。不管什么样的题材，都要严肃地去对待，电影就是艺术，电影不能搞成快餐，电影还是电影，就是一种艺术，而且是非常高位的一种艺术。所以按照投资的条件，在有限的创作方向，在这种空间里面能做多少，能把一部电影按照电影的规律来完成。不能光想着赚钱，不管电影给后面的人留下什么，所以我是注重比较美好，比较美丽，比较正能量的东西。
我对剧本处理，有一套自己的写作方式，这种写作方式就是并非围绕着一条线、一位主人公去发展情节，我不是这样的处理方式，我经常会进行散文式的创作，比如说这个人好像与主线没什么关系，我岔出去，岔出去说这个人物的时候又回到主线上，我岔出去又插进来，这些完全还是为了一个主题，为了一个内容服务的。我觉得这种处理方式是比较高级一点的处理方式。说故事的时候可以按照多用多样的方式讲清楚，好的作品是让观众看完后会想导演为什么从这个角度讲故事，是会给观众留下反思的空间，给观众反思的空间越大，越是比较好的作品，要在故事里面与观众的情绪一起去发展，这是我的一种理念。 比如说在《音乐家》的开始，火车里面就是苏联红军把一个犯人送到包间里面，两个人拥抱，这个跟故事是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影片传递了一个信息，一位军官过来问，他是我们的敌人，你为什么要抱他，另一位军官说他们恐怕以后再见不到。这是人心的一种表达方式，即使是战争，再怎么是敌人，但他们也都是人。
贾学妮：影片对冼星海这个人物形象的处理特别符合我理想中知识分子的形象，比较寡言、埋头苦干，但是有着一心为国，渴望回到祖国。影片在后半部分冼星海去了离中国很近的小乡村之后，他经常坐在山坡上远眺祖国。您的电影里面都有着这样的向心力主题，就是从边缘对中心的向往，比如说像《买买提的2008》，就是对北京的向往，这个是源于您的少数民族身份还是我过度解读了？
西尔扎提：对，这与我从小生活的家庭氛围有关系。我的母親跟她的爸爸和妈妈在14岁的时候分开了，她的父母、全部亲戚都在当时的苏联，我的母亲在新疆乌鲁木齐，她就一直渴望跟父母 见面，最后她的父母去世了也没有实现，这种伤感一直伴随着我成长， 我一直看着母亲的眼泪，这种伤感肯定也传染到身上。所以这种心理肯定是会存在的，就是每个人的梦想，每个人的愿望能实现，能得到解决。我是搞电影的，这种因素会不知不觉体现在电影里面，所以这种东西也是我比较也是追求。
三、创作历程与艺术风格
贾学妮：您是在北京电影学院读书，然后毕业之后就回到天山电影厂？
西尔扎提：是的。
贾学妮：您那会是定向吗？
西尔扎提：定向的。
贾学妮：您当时为什么会从事电影这个行业？
西尔扎提：我小时候想学文学，想写小说。我在小学的时候，会经常写一些诗歌在学校的广播上播，这是我的特长。后来我想继续写下去，最后考到电影学院美术系，学的是美术，毕业的时候我就想回去。当时电影学院老师也希望我留到北影厂，北影厂当时也是国营单位。但是我们家里面就我一个孩子，把父母放到那么远地方，我不放心，就回到天影厂，回到厂里面先是做美术工作，后来才慢慢发展导演。
贾学妮：您的电影特别具有主旋律的电影意识形态，新疆是一个多民族地区，天影厂现在还是国有体制。您在影片中是怎样将民族化的叙事与地域特色相结合，并体现出电影的艺术特色？
西尔扎提：我觉得我拍主旋律电影，我敢说我是成功的。因为我们是国家的单位，全部国家扶持把钱给你，我不可能拿这个钱去搞个人作品，个人作品是什么？就是那种想拍什么就拍什么？不是的，不是这样的概念，所以国家也不敢也不给。我觉得主旋律电影是不分民族的，也不分类型化的电影模式。我是按照主旋律电影能不能通过文艺的形式来处理，就是能不能回归到人性上、回归到人性方面。宗教也罢，主流也罢，归根结底要讲善，讲好人好事。但是可不可以很质朴的，很朴实的讲善，引起跟观众的共鸣，喊口号、高大全这个我做不到，我是诚意地去做电影。
我的那些电影为什么能在国际上获奖？澳大利亚、韩国、印度、美国，还有欧洲一些地方，对《真爱》《鲜花》都给了奖项。他们没有说这些电影主旋律，他们也没有主旋律概念，他们觉得这种处理方式也是一种处理方式，也是挺质朴的一个电影。我当时也没想到这些电影能在国外获奖，最后获得也挺多的，而且观众对电影的认可度很高，评价也很高，每次我去电影院都是满的。
贾学妮：您的电影在海外传播什么样情况，现在资料特别少，现在整个媒介生态对于边缘题材电影，报道特别少。所以您的片子在国外的情况，除了获奖，大部分会在哪些地区上映？
西尔扎提：就说《买买提的2008》，瑞士、印度还有很多国家展映，他们（指海外放映商人）自己看完以后拿过去放映，并不是国家要宣传，不是的。《买买提的2008》拿到了体育题材金奖，后来是《鲜花》，《鲜花》获的奖项挺多，在澳大利亚获最佳影片，亚洲电影节也是最佳影片。还有哈萨克斯坦、加拿大等五六个国家都放映了。
贾学妮：海外观众看完之后，会有一些文化折扣存在吗？比如说您在与海外观众做沟通交流的时候，他们会有一些由于文化的原因造成的误解，或者不是很看懂的地方吗？
西尔扎提：《鲜花》这部电影讲述的是新时代文明与传统文明的冲突，影片中的女孩只是想留在她父母身边，留在草原，但是她的男朋友想去城市里面发展，她的男朋友认为冬不拉应该走出去在城市里面发展，那个女孩就比较保守，她说冬不拉不能离开草原，离开了草原，冬不拉就失去了它的意义，冬不拉就在草原是冬不拉，在城市里面它不算什么东西。这样的冲突，最后两个人分开，这种处理方式海外的观众看得太懂了，反而中国观众还不太看懂这些东西。所以我的一些电影就是海外发行的非常好。这部电影在美国也是，美国买了版权，在美国放映了。
贾学妮：资料显示您最早拍摄的影片是《吐鲁番情歌》，但是关于这部电影的资料比较少，您能介绍一下吗？
西尔扎提：《吐鲁番情歌》是我与金丽妮导演联合导演的，不是我纯粹的个人作品。网上不知道怎么回事，把《吐鲁番情歌》当作我的代表作，你能给我纠正过来更好，《吐鲁番情歌》是怎么回事呢？当时金丽妮导演得了癌症，得了癌症以后天影厂就把我抽到她的身边，联合导演，她这个导演是非常开朗，风风火火的一位女导演。
她得了癌症以后身体不好，我的全部创作态度就是尊重金丽妮导演，圆了她的梦。这个电影很活泼，挺不像我电影的风格。所以我按她意思来完成这个电影，拍摄、剪辑方面都是按照金丽妮导演的思路去弄的，她有些时候在现场，有些时候不在，这部影片后来也获华表奖了。所以这个电影就是看起来两张皮，有金丽妮导演风格，还有加上我的一些风格，所以这部电影不是一个风格作品，是比较阳光的电影。《买买提的2008》是我独立导演的第一部作品。
贾学妮：我觉得您的电影里面有特别强烈的女性意识，《买买提的2008》中小女孩执意加入足球队，《音乐家》中在那个食不果腹的年代，妈妈把整个土豆给冼星海，觉得男人就该多吃点，但是冼星海还是把土豆分给了小女孩。 西尔扎提：是，我给女人讲故事，讲女人战斗的故事。《买买提的2008》在印度火了，2009年左右的时候，印度的一位女长官邀请我去她的家宴，她就说，你就是为女人讲故事的一个导演，《买买提的2008》就应该在印度大规模播放，这个电影太启发女人的精神。在我们印度，小学女孩不能踢足球，这是规定的，而且女孩也不能当教练。你为女人们，尤其是给印度的女人们争口气，我们应该要去做大量的宣传，女人要也参与体育，你这个电影讲得特别好。
贾学妮：现在很多媒介都说您是“西部暖流派”的代表人物，包括近期关于《音乐家》的报道，很多媒体都这样介绍您，您对“西部暖流派”是怎么理解的？
西尔扎提：“暖流”这个概念我觉得提得非常好。为什么？哪个人不喜欢这个暖流？谁喜欢那种寒流的东西，从地球的一个植物开始到每个动物，每个人类都喜欢暖流，这种理念从西部传到内地，再从内地传到全世界，不是挺好的一件事吗？“暖流”还是讲人善的一面，就是说好人好事，所以人家才起的暖流。这个《音乐家》也是，你說这个是西部暖流，这个更是中国暖流，不是西部暖流，这个概念已经不是一个少数民族的问题，这不是从通过研究少数民族的课题来研究，这个完全是民族的灵魂，通过民族灵魂来传达精神，这是中华民族的灵魂。
冼星海就有这种灵魂，他活了仅仅40岁，在东方战场上，他发挥了他自己的能量，就是抵抗法西斯，到了欧洲战场，又发挥他自己的本能，又让哈萨克人去按他的音乐来抵抗法西斯，这些全都是暖流，为了人类的和平，为了民族的解放，他们是做出这种暖流的东西。我觉得这种暖流的东西不是从我身上就发出，是从我的笔墨、电影里面发出的东西。
贾学妮：您是隶属于天影厂的，是一位体制内的导演，您的影片也有许多历史和现实的穿透力，比如说在《乌鲁木齐的天空》，刘沛一直怀疑文革的时候 是他的邻居告发他害得他残疾，不能再画画，我认为这也与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氛围有关系，再比如说去年获得华表奖最佳少数民族题材的电影《塔克拉玛干的鼓声》，也会涉及到宗教极端势力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影响。您是怎么权衡体制内的导演的身份与历史现实的关系，尤其是对待历史的灰暗面怎么进行处理？
西尔扎提：是，我是体制内导演，我是国家的一个宣传工作者，宣传员。所以我的电影肯定是要做主旋律电影，我是以非常严肃的态度对待电影创作的，我还是按照艺术的规律进行创作，电影就是一部电影。由于历史的原因，改变了人的这种命运，以及带来了一些悲哀，这些东西是从事电影行业的人要关注的，关注人后面的社会背及人与社会这种关系，是需要关注的。
我不是批判式地去讲故事，历史的某个时间段给人类带来了什么？有好处也有坏处。这些是让观众自己去思考的，让观众去自己判断为什么？你去挖掘，你去翻资料，你去翻那些历史，你要去找这些东西，我不可能说这个事情是错的，这个事情是对的。我不是从批判者的角度来讲。这种情况是在历史的某个阶段存在的，它必须按照当时样的政策来处理社会问题。
贾学妮：嗯，因此我观看您电影有时候有一些叙事方式、视听语言特别像郑洞天导演、谢飞导演他们的风格，对于历史与现实就不完全是第五代、第六代那种批判反思式的，天影厂会由于体制原因对于您创作有一些限制吗？
西尔扎提：这肯定是有的。创作上就是有些时候参与得比较多，我可以按照主旋律来，完全可以做，非常好的。他们有些时候不理解，就开始阻碍这种写法，我在这个方面也是冷处理，非常冷处理。我是因为这种冷处理，慢慢处理，慢慢淡化这些东西。
四、民族文化融合与共生
贾学妮：关于少数民族电影应不应该商业化，有些人认为少数民族电影应该实行“文化例外”，现在的观众尤其是年轻一代的观众他们的口味是好莱坞电影培养起来的，把少数民族电影放到电影市场上，未必能经得起考验;也有人认为少数民族电影应该商业化，应该进入到电影市场发展，接受市场的考验，还有人认为少数民族电影应该类型化，就像在十七年电影时期，少数民族电影的辉煌与当时电影的类型化因素密切相关，您认为少数民族电影要不要商业化？
西尔扎提：少数民族电影要去发展，一定要进入主流，这种方向是肯定的。世界在发展，社会在发展，周围都在发生变化，何况电影。如果还是按照少数民族保守的方式来叙事，老是那种原生态方式讲自己的民族，我是不太赞成那种方式太保守的电影，利用少数民族的自然人文风情，甚至也有揭露少数民族的负面的东西来搞民族文化，作为一种特色与灵魂讲述，我不太赞成。
民族的东西，好的东西肯定要保留，不好的东西也一定要改，不改，就不会发展，就进入不到主流，保守派认为外界的文化不能进入到民族文化，这种想法是非常严重错误的想法。时间在流逝，文化在发展，人类的思想在融合，现在欧洲的一些时尚女孩，与我们这里的时尚女孩有什么差别了，思想上、打扮装饰上都没有区别，有些意识形态方面也是没有什么区别的。人类必将最后融合在一起，这是必然的。少数民族一定要去接受好的、优秀的文化，一定要去改变自己的保守思想，接纳好的给人类带来温暖的民族文化。当然，自己的文化肯定也要保护、要保留，并且传给其他民族。
文化应该是互相的交流、应该是互相的碰撞。互相融合完了以后，再形成一种好的新的文化，这是我的理念。民族的电影只能出在自己的本民族手里，这个观念我是不同意的。民族的东西任何人都可以拍，任何人都可以写，只要他懂得民族的灵魂，不管是小说、电影还是其它文艺类型都可以进行表达。我的电影一般请的都是外面的摄影、外面的作曲来做我的本民族的这些东西。在创作的过程我找本民族的一些音乐作曲来做，他们就是保守，认为都塔尔（注：新疆的一种乐器）与扬琴洋乐器是不能结合的，是违规的，什么是违规的？就是不能弹，这是我们的民族规矩，民族的就是民族的，那个是扬琴就是扬琴的。但是，我跟你说，两个声音合起来，能直抵人的人心，把人心的最底层的情感纠结出来，这就是我们的目的，就是艺术的目的。我从广东找作曲来做我的电影，广东的文化与新疆的文化是两种不同的文化，他们一点不熟悉我们民族的东西，但是研究一下，通过其它民族的眼光来认识民族，别人怎么看待我的民族的东西，你的表达心灵方式是什么，怎么样的表达？
《真爱》《鲜花》全都是这种模式，不是本民族的人做的，在全世界范围内，观众看完很感动，他们的感受觉得这就是对的，艺术的魅力，艺术的感染力是不会分民族的。好东西是看完以后，听了以后，才去认识它的作者或者它的创作者，这时候我没有民族概念，如果我有民族概念，我就不看了。首先是作品能打动我，再去研究民族，研究它的文化。
贾学妮：您对少数民族文化的态度是开放的、具有现代化的文化理念，这种理念也融入到您的影片中，所以影片都体现出很强烈的现代性，在《乌鲁木齐的天空》《真爱》中都渗透着现代观念。
西尔扎提：只做民族性的东西局限性太大，最后是肯定是保不住的。所以我的电影与主流文化融入在一起，我的电影为什么能跟胡军、袁泉这些明星合作，因为我就是以这种趋势去发展。最后我还是回归到本民族，把这些大的主流文化东西吸引进来，吸引进来就会有大的明星去研究民族的一些东西，这不是更好吗？影响力更大。
贾学妮：这部片子之后您还有其他的什么计划？
西尔扎提：肯定是有。不过就是要看看什么样的题材。我年龄也不小了，想做一些有意义的事。到现在为止，做这些电影，我也没有挣什么钱，今后我也不指望挣钱，我自己喜欢愿意干我就接了。现在有好多剧本给我，但是我要做好的题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