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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世纪英国著名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发表了《一间自己的屋子》。人们根据自己的空间状况来安置自己的生活，生活空间（物理空间）锻造人们的习性，当然也决定他们的文学创作——写什么和怎么写。文学创作更需要有一间自己心灵的屋子——心灵空间。当今社会，女性作家年收入五百镑以及拥有一间“自己的屋子”已不在话下，她们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关注自己的心灵空间，使自己的心灵空间与生活空间互相促进、共同繁荣。
[关键词]弗吉尼亚·伍尔夫 《一间自己的屋子》 女性写作 物理空间 心灵空间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437（2013）09-0052-02
女性应该怎样生活？女性应该怎样写作？20世纪英国著名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屋子》里对此做了探讨，作为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的先驱者，她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一个平庸的结论——就是假使想写小说或是诗歌，一定先要有五百镑一年，还要有一间门上有一把锁的屋子”。[1]伍尔夫之所以为这本宣扬女性独立的小册子取名为《一间自己的屋子》，包含着她对女性作家创作条件的思考。她认为女性只有拥有独立的经济地位才能更好地进行自己的写作。这样看来，不管是“自己的屋子”还是“五百镑”都是女性经济独立的标志，但书中以“屋子”、“房间”为代表的空间的意象比比皆是，不由得让我们思考空间与女性写作的关系。
伍尔夫的《一间自己的屋子》发表于1929年，原本是她给英国纽南姆女子学院的艺术学会和葛登女子学院讲演时的讲演稿，后被修改和扩充并整理成书。书中虚实相间，伍尔夫假托一位名叫玛丽的女性的经历在书中写道：首先她在一条河岸上沉思“妇女和小说”这个讲演题目，后来她去那个“著名的图书馆”（即剑桥图书馆）被拒——女士们非得有一位剑桥大学的研究生陪同或是有一封介绍信才准走进这个图书馆，她走过教堂，由于上一次的被拒她已无兴趣进去，然后她去了餐厅，吃了一顿货真价实的粗茶淡饭，最后穿过黑暗的街道回到她住的小旅馆。这是玛丽那天的主要生活轨迹，由此她在想：“艺术作品的创造需要些什么条件？”[1]她认为在欧洲，一个年轻的男子可以和这个吉卜赛女人住两天，和那个贵妇人住两天，再跑上前线打两天仗，毫不受阻碍和非议地拾得各种丰富的人生经验。在他后来写书的时候，这些经验都是十分可贵和有用的。假使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和一位结了婚的太太孤独地住在修道院里或过着所谓的与世隔绝的生活，那么不管是多好的道德教训，伍尔夫认为恐怕托尔斯泰都不会写得出《战争与和平》（实际上伍尔夫前面所说的那些丰富的人生经验托尔斯泰都经历过）。
的确，生存空间决定了一个人的视野，也决定了一个人看问题的角度。正像古希腊戏剧家索福克勒斯的著名悲剧《安提戈涅》所写的主人公那样，安提戈涅不仅是女性，而且还是一位非常年轻的女性，她长期生活在王室，家庭关系和睦，作为女性的她无须操心政治，也无须关注城邦。“这不仅注定了她没有关于政治和城邦的经验，甚至注定了她只习惯于从亲情和家庭伦理的角度来看待和处理那些哪怕是涉及政治和城邦利益的亲情关系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环境中，她与世界的所有关系都是具体的、活生生的，而不是抽象的、一般的和冷酷的，因此，她对世界的理解一般也都是具体的。”[2]但令人遗憾的是世界上的问题并不是都能够界定清楚的，许多问题并不只属于家庭，或只属于城邦，而往往会涉及不同领域。但人们在遇到事件时，总是习惯于首先从自己已有的经验、视角和感受出发。许多时候，这些不同的判断是可以兼容的，但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主要被自己的生活空间、视角所支配的人会排斥其他人对同一问题做出的不同理解、判断和行动，这有可能导致势不两立的局面，发生或大或小的悲剧，安提戈涅的人生悲剧就是如此。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她的生存空间决定了她的人生悲剧。
实际上，“不同的阶层，一定会占据着不同的空间，但是，这些差异性的空间本身，反过来又再生产着这种阶层差异”。[3]因为人们是根据自己的空间状况来安置自己的生活的，生活空间在锻造人们的习性，锻造他们的言谈、姿态、表情、举止、节奏和趣味的同时，当然也决定了他们的文学创作——写什么和怎么写。比如说简·奥斯丁出生并大半生都生活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传统思想习俗比较顽固的英国农村，她的生活圈子局限于乡村的中等阶层，于是“乡间村庄里的三四户人家”便成了她得心应手的好材料，她在谈到自己的创作时还把它称为“二寸象牙上的描绘”。奥斯丁并非不知道在“三四户人家”的琐事之外还有一个更广大的世界，事实上，她在自己的一生中目睹了“一个帝国的建立（即印度归属英帝国）和一个国家的丢失（指美国宣告独立）”，她的一位亲戚在法国大革命中上了断头台，她有两个兄弟在英国皇家海军中任要职，对于国内外的政治风云，她怎么会无所知晓呢？但这是她的生活空间造成的，她只能在这有限的小天地里，“琢磨出她那些独具风格的、纤巧精致的、意味无穷的小说佳作”。[4]
英国“妇女在19世纪上半叶的地位，和年轻的简·奥斯丁所处的18世纪末几乎一样”，[5]生活的空间依旧狭窄。对那些上流社会的妇女来说，工作并不是她们的选项之一 ——她们只能结婚，或者终生成为父亲的责任。其他处于这两个极端之间的妇女也只有很少的选择余地：她们只能在学校里教书，或到一个大家族里当私人家庭教师。1842年，夏洛蒂·勃朗特和艾米莉·勃朗特出发到比利时布鲁塞尔的埃热寄宿学校上学，夏洛蒂没有想到，她在那里将会遇到一个让她狂热、着魔般爱上的男人，也不会想到在那里的经历将会成为她四部小说其中三部的素材。艾米莉像她的姐姐夏洛蒂一样，在其短暂的一生中，始终在多重劣势之下从事文学实践。所谓多重劣势，主要包括家境清贫，常需为生活出路忧心；生为女性，常遭受性别歧视和家务之累，生活环境离群索居；此外，就是穷困和疾病带来的早夭。尽管直到艾米莉29岁去世那年，爱情从来没有垂青过她，但她懂得爱情，她的话题渗透到爱情最难渗透的秘密中。正因为她有非凡的内心生活空间，她才写出了《呼啸山庄》这样深刻独特的爱情绝唱。不管是简·奥斯丁还是勃朗特姐妹，我们从她们的文学创作中可以看到：狭窄的生活空间既囚禁了她们，又滋养了她们；既造就了她们作品的题材，又铸成了她们的风格；有的和环境相辅相成，有的走向了另一面——现实激发了想象力，就如作用力和反作用力一样。 “任何人除了生存空间外，都有自己隐秘的心灵空间。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文明社会的人类区分于野蛮物种的最重要特质。而且，他们的心灵空间还非得要与生存空间达成某种平衡，才会在风刀霜剑的人世中走完他们的全部岁月。”[6]法国当代女作家妙莉叶·芭贝里的小说《刺猬的优雅》中的女主人公勒妮，即使身为一个低微的门房，她都有一间自己的小屋——走廊深处的一个小房间，在那里她度过了大部分闲暇时间，那里没有嘈杂声和恶臭味，她可以做回她自己，“在神秘的小屋中眼含泪光，为艺术的奇迹而如痴如醉”。[7]但是勒妮并不动手创作，她仅仅在内心铸造着非凡的优雅。即使这样，她都需要自己独处的物理空间；那么，必须动手创作的作家更需要有自己的物理意义上的写作空间，也更需要有一间自己心灵的屋子——心灵空间。据简·奥斯丁的侄子在回忆录中所述，奥斯丁没有一间从事文学创作的自己的屋子，她的大部分作品都是躲在公共起居室里完成的。当有人进入起居室时，她就将手头的创作悄悄地藏起来，以免遭到耻笑，有时还不得不放下手头的写作去干家务。为避免干扰，她很小心地不让佣人或是家庭以外的任何人疑心到她在写作。就是在这种尴尬的处境中，她创作出了精彩的文学珍品。实际上，勃朗特姐妹也面临着类似的尴尬、艰难处境，但是她们都做到了在最小的生存空间（物理空间）里挖掘出最大的心灵空间，写出了流芳百世的文学佳作。毕竟，文学创作虽离不开现实生活，但它还需要作家的虚构、想象、激情。今天，女性作家生活的物理空间扩大了，她们进任何一个图书馆都不需要什么研究生陪同或者带一封介绍信，她们可以住大旅馆，品尝各种美味佳肴，她们甚至可以和男性一样“上天入地”，从事各种职业，年收入五百镑和拥有“一间自己的屋子”更是不在话下，但她们的创作水准却鲜有超过简·奥斯丁、勃朗特姐妹以及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如果不存在与文学创作相关的神秘的其他空间的话，那么，今天的女性作家是否更应关注自己的心灵空间，使自己的心灵空间与生活空间互相促进、共同繁荣呢？
[ 参 考 文 献 ]
[1] 伍尔夫，王还译.一间自己的屋子[M].北京：三联书店，1992.
[2] 苏力.法律与文学：以中国传统戏剧为材料[M].北京：三联书店，2008.
[3] 汪民安.身体、空间与后现代性[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
[4] 朱虹.英国小说的黄金时代[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5] 简·奥尼尔，叶婉华译.勃朗特姐妹的世界——她们的生平、时代与作品[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4.
[6] 谢宗玉.《刺猬的优雅》：生存空间与心灵空间的比值平衡[J].随笔，2013，（1）.
[7] 妙莉叶·芭贝里，史妍、刘阳译.刺猬的优雅[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
[责任编辑：刘凤华]
[关键词]弗吉尼亚·伍尔夫 《一间自己的屋子》 女性写作 物理空间 心灵空间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437（2013）09-0052-02
女性应该怎样生活？女性应该怎样写作？20世纪英国著名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屋子》里对此做了探讨，作为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的先驱者，她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一个平庸的结论——就是假使想写小说或是诗歌，一定先要有五百镑一年，还要有一间门上有一把锁的屋子”。[1]伍尔夫之所以为这本宣扬女性独立的小册子取名为《一间自己的屋子》，包含着她对女性作家创作条件的思考。她认为女性只有拥有独立的经济地位才能更好地进行自己的写作。这样看来，不管是“自己的屋子”还是“五百镑”都是女性经济独立的标志，但书中以“屋子”、“房间”为代表的空间的意象比比皆是，不由得让我们思考空间与女性写作的关系。
伍尔夫的《一间自己的屋子》发表于1929年，原本是她给英国纽南姆女子学院的艺术学会和葛登女子学院讲演时的讲演稿，后被修改和扩充并整理成书。书中虚实相间，伍尔夫假托一位名叫玛丽的女性的经历在书中写道：首先她在一条河岸上沉思“妇女和小说”这个讲演题目，后来她去那个“著名的图书馆”（即剑桥图书馆）被拒——女士们非得有一位剑桥大学的研究生陪同或是有一封介绍信才准走进这个图书馆，她走过教堂，由于上一次的被拒她已无兴趣进去，然后她去了餐厅，吃了一顿货真价实的粗茶淡饭，最后穿过黑暗的街道回到她住的小旅馆。这是玛丽那天的主要生活轨迹，由此她在想：“艺术作品的创造需要些什么条件？”[1]她认为在欧洲，一个年轻的男子可以和这个吉卜赛女人住两天，和那个贵妇人住两天，再跑上前线打两天仗，毫不受阻碍和非议地拾得各种丰富的人生经验。在他后来写书的时候，这些经验都是十分可贵和有用的。假使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和一位结了婚的太太孤独地住在修道院里或过着所谓的与世隔绝的生活，那么不管是多好的道德教训，伍尔夫认为恐怕托尔斯泰都不会写得出《战争与和平》（实际上伍尔夫前面所说的那些丰富的人生经验托尔斯泰都经历过）。
的确，生存空间决定了一个人的视野，也决定了一个人看问题的角度。正像古希腊戏剧家索福克勒斯的著名悲剧《安提戈涅》所写的主人公那样，安提戈涅不仅是女性，而且还是一位非常年轻的女性，她长期生活在王室，家庭关系和睦，作为女性的她无须操心政治，也无须关注城邦。“这不仅注定了她没有关于政治和城邦的经验，甚至注定了她只习惯于从亲情和家庭伦理的角度来看待和处理那些哪怕是涉及政治和城邦利益的亲情关系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环境中，她与世界的所有关系都是具体的、活生生的，而不是抽象的、一般的和冷酷的，因此，她对世界的理解一般也都是具体的。”[2]但令人遗憾的是世界上的问题并不是都能够界定清楚的，许多问题并不只属于家庭，或只属于城邦，而往往会涉及不同领域。但人们在遇到事件时，总是习惯于首先从自己已有的经验、视角和感受出发。许多时候，这些不同的判断是可以兼容的，但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主要被自己的生活空间、视角所支配的人会排斥其他人对同一问题做出的不同理解、判断和行动，这有可能导致势不两立的局面，发生或大或小的悲剧，安提戈涅的人生悲剧就是如此。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她的生存空间决定了她的人生悲剧。
实际上，“不同的阶层，一定会占据着不同的空间，但是，这些差异性的空间本身，反过来又再生产着这种阶层差异”。[3]因为人们是根据自己的空间状况来安置自己的生活的，生活空间在锻造人们的习性，锻造他们的言谈、姿态、表情、举止、节奏和趣味的同时，当然也决定了他们的文学创作——写什么和怎么写。比如说简·奥斯丁出生并大半生都生活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传统思想习俗比较顽固的英国农村，她的生活圈子局限于乡村的中等阶层，于是“乡间村庄里的三四户人家”便成了她得心应手的好材料，她在谈到自己的创作时还把它称为“二寸象牙上的描绘”。奥斯丁并非不知道在“三四户人家”的琐事之外还有一个更广大的世界，事实上，她在自己的一生中目睹了“一个帝国的建立（即印度归属英帝国）和一个国家的丢失（指美国宣告独立）”，她的一位亲戚在法国大革命中上了断头台，她有两个兄弟在英国皇家海军中任要职，对于国内外的政治风云，她怎么会无所知晓呢？但这是她的生活空间造成的，她只能在这有限的小天地里，“琢磨出她那些独具风格的、纤巧精致的、意味无穷的小说佳作”。[4]
英国“妇女在19世纪上半叶的地位，和年轻的简·奥斯丁所处的18世纪末几乎一样”，[5]生活的空间依旧狭窄。对那些上流社会的妇女来说，工作并不是她们的选项之一 ——她们只能结婚，或者终生成为父亲的责任。其他处于这两个极端之间的妇女也只有很少的选择余地：她们只能在学校里教书，或到一个大家族里当私人家庭教师。1842年，夏洛蒂·勃朗特和艾米莉·勃朗特出发到比利时布鲁塞尔的埃热寄宿学校上学，夏洛蒂没有想到，她在那里将会遇到一个让她狂热、着魔般爱上的男人，也不会想到在那里的经历将会成为她四部小说其中三部的素材。艾米莉像她的姐姐夏洛蒂一样，在其短暂的一生中，始终在多重劣势之下从事文学实践。所谓多重劣势，主要包括家境清贫，常需为生活出路忧心；生为女性，常遭受性别歧视和家务之累，生活环境离群索居；此外，就是穷困和疾病带来的早夭。尽管直到艾米莉29岁去世那年，爱情从来没有垂青过她，但她懂得爱情，她的话题渗透到爱情最难渗透的秘密中。正因为她有非凡的内心生活空间，她才写出了《呼啸山庄》这样深刻独特的爱情绝唱。不管是简·奥斯丁还是勃朗特姐妹，我们从她们的文学创作中可以看到：狭窄的生活空间既囚禁了她们，又滋养了她们；既造就了她们作品的题材，又铸成了她们的风格；有的和环境相辅相成，有的走向了另一面——现实激发了想象力，就如作用力和反作用力一样。 “任何人除了生存空间外，都有自己隐秘的心灵空间。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文明社会的人类区分于野蛮物种的最重要特质。而且，他们的心灵空间还非得要与生存空间达成某种平衡，才会在风刀霜剑的人世中走完他们的全部岁月。”[6]法国当代女作家妙莉叶·芭贝里的小说《刺猬的优雅》中的女主人公勒妮，即使身为一个低微的门房，她都有一间自己的小屋——走廊深处的一个小房间，在那里她度过了大部分闲暇时间，那里没有嘈杂声和恶臭味，她可以做回她自己，“在神秘的小屋中眼含泪光，为艺术的奇迹而如痴如醉”。[7]但是勒妮并不动手创作，她仅仅在内心铸造着非凡的优雅。即使这样，她都需要自己独处的物理空间；那么，必须动手创作的作家更需要有自己的物理意义上的写作空间，也更需要有一间自己心灵的屋子——心灵空间。据简·奥斯丁的侄子在回忆录中所述，奥斯丁没有一间从事文学创作的自己的屋子，她的大部分作品都是躲在公共起居室里完成的。当有人进入起居室时，她就将手头的创作悄悄地藏起来，以免遭到耻笑，有时还不得不放下手头的写作去干家务。为避免干扰，她很小心地不让佣人或是家庭以外的任何人疑心到她在写作。就是在这种尴尬的处境中，她创作出了精彩的文学珍品。实际上，勃朗特姐妹也面临着类似的尴尬、艰难处境，但是她们都做到了在最小的生存空间（物理空间）里挖掘出最大的心灵空间，写出了流芳百世的文学佳作。毕竟，文学创作虽离不开现实生活，但它还需要作家的虚构、想象、激情。今天，女性作家生活的物理空间扩大了，她们进任何一个图书馆都不需要什么研究生陪同或者带一封介绍信，她们可以住大旅馆，品尝各种美味佳肴，她们甚至可以和男性一样“上天入地”，从事各种职业，年收入五百镑和拥有“一间自己的屋子”更是不在话下，但她们的创作水准却鲜有超过简·奥斯丁、勃朗特姐妹以及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如果不存在与文学创作相关的神秘的其他空间的话，那么，今天的女性作家是否更应关注自己的心灵空间，使自己的心灵空间与生活空间互相促进、共同繁荣呢？
[ 参 考 文 献 ]
[1] 伍尔夫，王还译.一间自己的屋子[M].北京：三联书店，1992.
[2] 苏力.法律与文学：以中国传统戏剧为材料[M].北京：三联书店，2008.
[3] 汪民安.身体、空间与后现代性[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
[4] 朱虹.英国小说的黄金时代[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5] 简·奥尼尔，叶婉华译.勃朗特姐妹的世界——她们的生平、时代与作品[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4.
[6] 谢宗玉.《刺猬的优雅》：生存空间与心灵空间的比值平衡[J].随笔，2013，（1）.
[7] 妙莉叶·芭贝里，史妍、刘阳译.刺猬的优雅[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
[责任编辑：刘凤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