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那位爱繁华，好精舍美婢，好娈童鲜衣，好美食骏马，好华灯烟火，好梨园鼓吹，好古董花鸟的张岱，在笔记《陶庵梦忆》里写过一篇小文字《方物》。所谓“方物”，乃是各地名产。张岱笔下的“方物”，有北京的苹婆果，山东的羊肚菜，福建的福桔，苏州的山楂糕、松子糖，杭州的鸡豆子、花下藕、塘栖蜜桔等，不可胜数。早年亦是纨绔子弟的张岱，自陈对这些方物极为耽溺，日为口腹谋，而今深感罪孽深重。
　　张岱的悔罪之感究竟是真是假，固不必论，倒是这篇记述明代物产的小文字使我们得以对丰富的晚明物质文化景观稍窥一二。就我自己浅薄的闻见来说，明代文人确实特别热衷对于日常风物的记录与描述。即就饮食而言，张岱笔下的“方物”之外，李诩《戒庵老人漫笔》记嘉定南翔产的嘴、足、皮毛皆为黄色的三黄鸡，不仅味美，且可疗疾;蒋一葵《长安客话》记卢龙塞外有一种毛色深黄的黄羊，乃野味珍品;福建以荔枝、蛎房、子鱼和紫菜并称“四美”;辽东的海参明代已颇具名气，认为其性足可与人参媲美。
　　对于日常事物的好奇与关注，自与所谓“一事不知，儒者之耻”的文化传统相合，但另一方面，文人著述中大量出现的关于日用风物的甄别赏鉴，也确实表现出自明中期以来的中国社会所出现的一系列新因素：人口的急剧增长、纺织业的兴盛、商品专门化的出现、奢侈消费的习尚以及整个社会重商意识的增强。而与这些社会现象的变化相呼应的，则是明代文化景观的一系列转变。
　　商业变革是否会从根本上改变大众和个人生活的行为方式？在物质生产日益丰富的情境下，人们又是如何理解、看待围绕在身边的琳琅之物？不同种类的“物”又在中国文化以及文人群体的日常生活中扮演何种角色？牛津大学知名艺术史教授柯律格即在代表作《长物》中，以明代文震亨《长物志》一书为例，透过对于诸如书画、青铜器、瓷器、玉器之类文人雅玩之于明代士绅菁英文化生活的重要意涵的分析，进而为我们展现出早期现代中国的物质文化与社会状况。
　　所谓“长物”，典出《世说新语·德行》篇中王恭的故事，相传其为人“清廉贵峻，志存格正”，故一身之外，别无“长物”，是以“长物”之称，即意指“多余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