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中国的奶业是个“矛盾体”，这里有最激烈的市场搏杀和最自由的企业竞争，但权力的力量也足以左右利益的分配和行业的浮沉。这里更是一个江湖，三聚氰胺的邪恶和资本游戏的贪婪，一度是江湖的现实写照。如今，三聚氰胺的阴影逐渐散去，但奶农却需要为资本当初的贪婪埋单，“倒奶”风波，是他们最悲情的抗议方式。
　　可以说，在资本、商人、地方官和有关部门的多方利益博弈之中，两个群体成为了这场游戏最终的成本负担者，一是消费者，二是奶农。身在“自由市场”的奶农，远没有处在“高度管制”之中的粮农幸运，他们只能短暂地沐浴自由市场的春光，大部分时间则只能在这个行业“伤农”的怪圈中徘徊。

无奈的农业部

　　在亲朋和邻居围观下，在堆积着杂物的后院、马路边或者牛栏旁，刷刷地倒掉白花花的生牛奶，脸上露出无奈和悲伤的表情，这一幕幕奶农“倒奶”的新闻画面，是中国当下最紧迫的“民生”问题。
　　但有些事的确是注定的：在潮湿的岭南、贫瘠的华北，每户几十头的散户养殖模式，如何能与澳洲、北美大陆那些现代化的大牧场抗衡？当进口的管制被去除，力量的悬殊便瞬间转化为中国奶农的损失。
　　来自业内的权威数据显示，在2014年底，国产乳粉的价格约为4.4万/吨，而进口的新西兰、澳大利亚乳粉只要2万/吨。
　　乳粉是制作乳饮品的主要原料，国内那些天花乱坠的广告大部分都是针对乳饮品。在主要原料上，差价超过1倍，那么对于品牌企业来说，选择已不言自明。
　　于是，品牌企业不再从加工企业那里收购乳粉，而加工企业不再收购生牛奶，更不会和奶农续约。因此，奶农只能“倒奶”抗议。
　　原本和奶农有着“合作关系”的奶业品牌巨头辩解说，分散养殖的奶源质量控制不严，国内消费不振。当然，成本也是主要考虑因素。换言之，“自然禀赋”的不同造成了国产奶源和海外奶源在成本上的巨大差异。
　　养奶牛是一个“重资产”的行业，即先期投入巨大，但回报期漫长。在2014年，引进一头国产奶牛价格为1.8万～2万，进口奶牛为2.5万，而牛舍成本约为2万/头，综合成本为每头四五万元。也就是说，即便是几十头的散户养殖，先期投入都超过百万。
　　“有些养殖户可能是借高息贷款，现在等于把他们逼上了绝路。”西部乳业发展协会顾问王丁棉对《南风窗》记者说，品牌奶企突然停止收购，这对奶农不公平。
　　实际上，奶农做出倒奶这样极具视觉和新闻冲击力的事，的确是迫不得已。《南风窗》记者了解到，在华北的农村地区，不少养殖户都是金融机构贷款或者村民集资养牛。这等于说，在生奶价格高企，品牌企业收购畅旺的时段，普通农民在放手一搏。
　　按照业内数据，在我国华北地区，一个普通奶牛场的回本时间在8年以上，南方地区稍短，但也在6年以上。在三聚氰胺事件之后，在“国奶自强”的号召之下，国内又兴起了新一轮的养牛热。也就是说，相当多的奶农目前还在还本期。
　　考虑到问题的严重，1月7日，农业部紧急下发了《关于协调处理卖奶难稳定奶业生产的紧急通知》的内部明电，要求各级地方农牧部门在当地政府领导下，迅速行动，全力以赴协调处理“卖奶难”。
　　但问题没有这么简单。“农业部门管不了品牌企业，他们归工信部门和经贸部门管，怎么办？”王丁棉说。

有形的手

　　事实上，农业部门对奶农的拯救既是职责所在，也是一项政治任务。但奶农要走出困境，光靠这个弱势部门的一纸文件根本无济于事。
　　地方政府的作用不可小视。《南风窗》记者了解到，在广东等经济发达的南方地区，尽管收购难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但奶农“倒奶”的极端做法已经得到缓解。原因在于，奶农的基数本身不大，政府经济资源较多，所以有能力解决问题。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南方地区是奶业消费的主要市场，也是品牌企业主战场，地方政府和品牌企业有较强的“议价能力”。后者出于市场方面的考虑，也愿意动用企业自身资源解决奶农“倒奶”的问题。
　　但在华北地区，问题要严重得多。在这些地区，奶牛存栏量大，仅以河北省为例，其在2014年的奶牛存栏量就超过了200万头，而广东作为全国牛奶消耗第一大省，奶牛存栏量不过五六万头。广东乳业知情人士对《南风窗》记者透露，广州“倒奶”的问题已得到妥善解决，“北方的奶农就麻烦了”。
　　一直以来，中国的奶业格局呈现出产地和产区的错配，即奶源地主要在北方，而消费地主要在南方。业内认为，这种错配也是鲜牛奶，比如必须低温保存的巴氏杀菌奶消费不振，而可以长期保存的高温杀菌奶和乳粉制品更热销的“地理原因”。
　　综合各地畜牧部门的数据可以发现，仅河北、河南和山东等地的奶牛存栏量总和，就超过400万头，接近于新西兰全国的奶牛存栏量。这些地区是粮食产区，和新疆、内蒙等地不同，并没有大规模养殖奶牛的优越条件，养奶牛很大程度是“副业”。青壮年外出打工，留守的老年人成为了养牛的主力之一，粮食作物和麦秆、玉米秆则是天然的饲料。可以说，在需求畅旺的时段，这些地区最初养牛不过是一种因地制宜的创收方式。
　　但养奶牛最后几乎成为了一种“运动”，背后原因是乳企和地方政府的合力推动。本世纪初到2008年的三聚氰胺事件之前，这是中国奶业高速扩张的时期，海外资本和民营资本蜂拥进入乳业。一些品牌企业为抢市场，扩奶源，纷纷在各地推广“企业 奶农”的合作模式，但这种模式仅是一种松散的合作，企业只负责收购奶农的牛奶，而生奶价格涨跌的风险则由奶农承担。而奶农出于质检和成本的考虑，必然对生奶质量“把关不严”，这种合作被业内称为“互坑”模式，也被认为是造成三聚氰胺事件的重要因素。 　　在这一时期，在华北部分地区，几乎所有的地级市和县政府都会出台相关的措施鼓励农民养奶牛，比如，引进一头奶牛，政府会给予农户几十元的补贴。《南风窗》记者查阅资料发现，各地的补贴并不高，一般多为几十元到一百元数百元，最多不过一两千元，但上千元的补贴并不多。这种补贴相对于上万的奶牛引进费用而言，并不算多，但对质朴的中国农民来说，政府的提倡是最好的特效刺激药。
　　对地方政府来说，鼓励奶牛养殖，最直接的作用是能解决农村富余人员就业，获得一定政绩。但奶农却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即进入容易，退出难。政府的补贴仅仅是一种鼓励性的补贴，而不是补偿性的补贴。换言之，政府会用少量资金撬动民间的资金去养牛，而养牛之后奶价下降，政府却无法对奶农进行补偿。奶农需要“后果自负”。实际上，在这些地方，政府的资金并不充裕，比如每头200元的补贴，很可能都是“省财政负担60%，市、县级财政负担40%”。
　　对比国外，政府对奶农的补贴多是补偿性的。比如，匈牙利农业部部长日前就表示，为提高匈牛肉和牛奶产品在欧盟内的竞争力，政府将大幅提高养牛补贴。2015年起，政府每年将补贴奶牛饲养农户6900万欧元，增长55%，每头奶牛补贴353欧元。对中国来说，要像匈牙利这样实现全面的大幅度补贴，显然不现实。

症结在哪？

　　“有形的手”有足够能力鼓励国产奶源进行“飞跃式发展”，但这只“手”却管不了其他的权力部门，更无法左右市场的变化。
　　“倒奶”风波发生后，业界最普遍的一个观点是，国内奶农受损最直接的原因是国内品牌企业只采购海外奶源，而国家对海外奶粉原料的进口没有采取限制措施，对国内奶源缺乏足够的“保护”。1月21日，商务部例行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对此予以了回应，其表示不一定都是进口的冲击，跟国内乳制品产业整体水平较低及消费者对国产乳制品信心不足可能有很大关系。
　　事实上，长期以来，我国的监管部门一直处在对洋奶粉的双重情感之中。一方面，洋奶粉原料多为大厂家生产、质量稳定，作为国内厂家的原材料引进，其价格也不高，消费者最终会受益;但另一方面是，如果不采取一定管制，洋奶粉必然会摧毁国内孱弱而分散的奶牛养殖业。因此，相关政策也一直在反复和博弈之中。可以说，我国目前对洋奶粉的进口有限制，但也没有对国内奶源采取足够的贸易保护。
　　因此，一旦市场变化足够猛烈，对国内奶源的冲击将前所未有。
　　人民日报微信评论中的文章意味深长地指出，“发挥好国有企业的作用，奶业中的国有资本不少，可直接服从国家宏观调控，承担社会责任”。一直以来，国资控股曾被习惯性地指责缺乏效率，但换个角度看，国资控股的政策效果也很明显。目前，我国的乳制品巨头已大部分实现了“国有化”。伊利一直是内蒙古的省属国企，而蒙牛也被央企中粮集团纳入麾下，也成为国企。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乳业这个曾经混乱的江湖大有国有资本一统天下的趋势。
　　但国企也是企业，而且多数品牌乳业企业都成为了上市公司，要对所有的股东负责。当市场的变化太突然，价格的下降太迅猛，企业采购转向便成为一个自然而然的“理性”行为。此时，曾鼓励奶农积极进取，扩张生产的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开始束手无策，而悲情的“倒奶”，成为了奶农心中最能赢得关注和同情的应对方式。
　　同为“弱势群体”的粮农，遭遇却有所不同。不久前，媒体曝出了江西种粮大户给80余位粮农发放288.9万元年终奖，并组团海南游的消息。据称，种粮大户4年来发放的年终奖金额总计近683万元，其中一位粮农去年个人独得35.9万元，超过北上广大多数白领的年收入。
　　事实上，粮农的喜悦来自于粮食领域的彻底管制。从2004年开始，我国实行了全面的粮食直补政策，该政策按照“谁种地补给谁”的原则对粮食生产进行补偿，以尽量确保种地能赚钱。此外，国家粮食政策的另一条主线是粮食储备收购政策，其出发点是满足农民售粮需要。简而言之，农民种粮要卖，必须有人要买，而且要以较高的价格购买，那么只能国家力量介入。如果粮价大跌，但收购价不能降，收购单位亏损怎么办？不要紧，国家还有农业政策性金融政策，以农发行为代表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将会为收购者提供低成本的贷款，甚至还可以为亏损埋单。
　　粮价是“百价之基”，粮食价格一涨，便会带动物价飞涨，造成通货膨胀;而粮价低又伤害农民种粮积极性，尤其对一个人口超过13亿的国家来说，粮食安全的重要性再怎么强调也不过分。因此可以说，粮农的喜悦，只不过是国家对粮食领域严格管制和“慷慨”政策扶持的副产品。
　　对一个以小农为农业部门主体的国家来说，奶源行业和粮食领域面临的“国际竞争形式”是一样的，而奶农和粮农遭遇的差异，只源于牛奶和粮食的重要性的不同。显而易见，当一个弱势的生产部门对接完全竞争的流通部门，加上缺乏贸易保护的国际竞争格局，生产部门的困境在所难免，奶业江湖的“伤农”怪圈，暂时还没有彻底的解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