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中华民族的历史，有两个大事件构成了中华民族大一统的基础，并且打造了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标识。一是秦始皇统一六国;二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将天下大权集于中央，统一了文字、货币和度量衡，建立了郡县制。不过秦始皇没有完成价值观的一统，甚至通过焚书坑儒的方式去完成对国民思想的禁锢与统治，这是一种不明智的选择。
　　而汉朝建立之后，虽前有刘邦再次一统天下，后有“文景之治”。但是在政治思想领域并没有大的作为，他们还是靠历史的惯性和老臣的忠贞，以及不断改善人民生活的现实手段来维系国家的安定团结。
　　直至汉武帝执政，国家如何实现长治久安成为摆在汉武帝面前的一个重大的战略问题。因此，汉武帝登基后马上下达诏书，要求各地向朝庭举荐贤良方正、有德有才之士。各地送上的有名的儒生不下百人，汉武帝将这些名士召集，逐一寻问治国良策。经过一番交流和了解，汉武帝最欣赏的便是董仲舒。董仲舒在景帝时便是博士，以治《春秋》为名，天下学子都奉其为经师，他对汉武帝提出了“治理天下，道法归一，定为一尊”，也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
　　董仲舒给汉武帝讲了如何归乎大道、治理天下的三大要素：
　　一是上承天意，以顺天命。董仲舒还对汉武帝说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圣人法天而立道，亦博爱而无私。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爱也;夏者天之所以长也，德之君之所以养也;霜者天之所以杀也，刑者君之所以罚也。故孔子作《春秋》，上揆天道，下质人情，书邦家之过，兼灾异之变。”细品一下，这句话更多的是道家的思想：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由此可见，董仲舒的“独尊儒术”，并不是单纯的儒家学术思維，而是百家思想的汇集，他实际上是为君王建立了一种更权威和更系统的价值观。所以，董仲舒所谓的儒术是官学之儒，并非学术之儒，也并非百家争鸣时的儒家。也正因如此，儒术虽然从此成为官学，但是，其他学术源流也从来没有消亡过。
　　二是明教化民，以成其性。一定要重视教育，通过教育来统一全国人民的思想，提升全民族的精神层次和认知维度。董仲舒讲：“天地之性，人为贵，明于天性，知自贵于物，然后知仁义，知仁义而后重礼节，重礼节然后安处善，安处善而后乐循礼，乐循礼然后为君子”。说到底，就是把人从一个自然人变为一个社会人。
　　三是正法度之宜，别上下之序，以防止一个社会欲望无限膨胀。董仲舒认为，历史一路走来，都是遵循天道，无道不立，因此希望汉武帝能够认真研究历朝历代的制度，在此基础上建立符合时代需要的大汉治理机制。其核心就是继承周朝的礼制和秦朝的法制，通过礼法，建立有效的社会治理机制，控制好人的欲望。并且，在给汉武帝上书中，董仲舒给汉武帝讲了鲁国宰相公仪休的事迹。公仪休不仅清正廉洁，更以身作则，他不仅不许妻子纺织卖钱，甚至看见院中有葵菜也要拔掉。《史记》言“使食禄者不得与下民争利，受大者不得取小”说的就是公仪休。
　　董仲舒的建议让汉武帝非常认可，全盘接受下来。在推行儒学的过程中，虽然遭受了奶奶窦太后的抵制，但汉武帝坚持将董仲舒的思想固化于他对天下的治理之中。从那个时候开始，无论历史如何变迁，儒学都成了中国历代统治者治理社会、修身养德、培植民族精神和价值观的重要的思想体系，也奠定了中华民族重要的价值导向和道德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