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起初一心尊奉清朝，对清廷失望后，在列强夹缝中艰难求存
　　蜜月难长久，人如此，国家也如是。19世纪中期，清朝开始衰落，与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这对长期以天朝上国自居的中国来说，对长期奉中国为至尊的朝鲜来说，都是强烈的冲击。如何调整中朝关系、面对外部世界，成为两国当政者面临的大问题。恰在此时，李鸿章和李熙分别走上了各自国家的权力中心。

松动的宗藩关系

　　1870年，李鸿章被任命为直隶总督，不久之后又兼任北洋大臣，这一职务将他推向了海防和外交第一线，直接主导对朝政策。几乎与此同时，朝鲜政局也发生了变化。1864年，12岁的王室旁支李熙在其父大院君的运作下，登上王位，便是后来的朝鲜高宗。李熙即位之初，大院君独揽大权。他给儿子物色了一门亲事，新娘是来自李熙母亲家族的闵妃，也就是日后为人熟知的明成皇后。大院君以为闵妃性格温顺，又出身自己妻子家族，容易控制。但他没想到，闵妃权力欲很强。1873年，她鼓动李熙亲政，还发动政变将大院君逼出了京城。政变虽然成功了，但李熙生性懦弱，亲政后对闵妃言听计从。
　　朝鲜发生的一切，李鸿章看在眼里。由于清朝一直有不轻易干涉藩属国内政的传统，李熙亲政后也未改变对清朝的态度，李鸿章便没有干涉朝鲜政局。但他深知朝鲜的重要性——不仅是最主要的藩属国，还是清朝的北方屏障。因此，他对朝鲜遭到的外部压力非常警惕。
　　其实，朝鲜一直奉行锁国政策。除了与中国保持密切关系、与日本偶有往来外，同西方国家毫无接触。1866年，法国借口法籍神父遭到迫害，派军舰来到朝鲜。大院君强硬地推行“攘夷”政策，法军被迫撤离。此后，西方国家多次试图与朝鲜通商，均遭拒绝。
　　真正的威胁来自日本。19世纪60年代，日本开始明治维新，迅速走上强国之路。清朝衰落使日本感到染指朝鲜的机会来了。明治维新之初，日本就派特使抵朝，试探朝鲜的态度。在文书中，日本表示与朝鲜“以归永好，万世不渝，是我皇上之诚意也”。这封看似语气诚恳的文书惹怒了朝鲜王室：我们只认清朝皇帝，除此之外再无“皇上”。朝鲜拒绝接受文书，也没有接待来使。不久，日本又派来特使，希望两国通商，依然遭到冷遇。
　　对于日本，李鸿章起初抱着欣赏的态度，称赞日本“欲强以御辱”，并在1871年主持签订了《中日修好条规》，规定“两国所属邦土……不可稍有侵越”。在李鸿章看来，这是“隐为朝鲜等国欲留地步”，就是告诉日本，朝鲜是清朝的藩属国，不能侵犯。不过，短短3年后，日本出兵台湾，最终以清朝支付赔款收场。看到清朝软弱，日本于第二年派军舰前往朝鲜挑衅。闵妃迫于日本的压力，也担心大院君借机再起，便准备与日本议和。
　　日本深知要解决与朝鲜的问题，绕不开清朝。1876年初，日本派特使拜会李鸿章。李鸿章说明了朝鲜在内治外交上的自主，但又强调朝鲜是中国的藩属国。得到李鸿章的答复后，日本与朝鲜签订了《江华条约》，第一款就写道：“朝鲜国乃自主之邦，保有与日本国平等之权。”这实际上是告诉清朝，在日本眼中，清朝与朝鲜的宗藩关系已经作废。但李鸿章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仍认为清朝的宗主国地位不可动摇。梁启超后来在《李鸿章传》中提到此事时，痛心疾首地说：“中日之战，起于朝鲜，推原祸始，不得不谓李鸿章外交遗恨也。”

李鸿章接连失算

　　李鸿章疏忽了，李熙和闵妃也没有想到《江华条约》包藏的隐患。日本进入朝鲜后势力发展很快，北方的沙俄更对朝鲜抱有极大野心，这引起了李熙的恐慌。从1876年开始，朝鲜元老李裕元多次向李鸿章呈递信函，寻求指点。5年间，双方往来信函多达17封。信函虽以李裕元的名义呈递，但多数回信都会送到李熙手中。此外，李熙还经常派使臣直接到天津或保定面见李鸿章。
　　接见朝鲜使者时，李鸿章总是关心日本在朝鲜的动向。他想到了一个办法：以西方国家牵制日本和沙俄。1879年，李鸿章奉清廷之令“委婉开导”朝鲜，希望李熙与西方立约通商。

　　起初，李熙顾虑重重，不愿扩大开放，但最终还是接受了李鸿章的“劝导”。1882年，李鸿章促成朝鲜与美国签订《朝美修好通商条约》。此后，清朝又促成朝鲜与英、法等国签订类似条约，朝鲜向西方国家打开了国门。李鸿章还建议朝鲜派人来华学习制造近代武器，并赠送新式装备。闵妃一心想要废除大院君时代的所有政策，积极表示要“开化自强”，效仿清朝的洋务运动进行改革。
　　不过，李鸿章失算了：开放政策没能遏制日俄，还激化了朝鲜国内矛盾。1882年7月，部分朝鲜军人因反感日本人在朝训练新式军队而哗变，史称“壬午兵变”。军人起事后，城市贫民加入其中，“兵变”转化为“民变”。赋闲多年的大院君趁乱将矛头引向闵妃。民众很快冲进王宫，闵妃装扮成宫女出逃。此外，朝鲜军民围攻日本使馆，日本公使仓皇逃走。李熙无奈之下将大院君召回王宫，收拾乱局。大院君很快恢复了锁国政策。
　　失势的闵妃希望清朝“派兵船前往观变”。清廷紧急召回了回乡奔丧的李鸿章，最终派淮军将领吴长庆等人率兵赴朝。吴长庆进入汉城，大院君被诱捕，押往天津，后被软禁在保定。此后，清军留驻朝鲜。
　　然而，清朝武装镇压“壬午兵变”引起了朝鲜“开化派”的反感。1884年，“开化派”发动“甲申政变”，引起骚乱，趁机要求李熙请日军前来保护。日本公使以此为由，带领日军来到王宫。此时，袁世凯负责留驻朝鲜的清军。起初，他考虑到王宫中有日军，不敢擅自行动。不久，在“开化派”刀下逃生的大臣跑到清军大营，痛哭流涕地要求清军出兵。袁世凯这才下定决心，率兵入宫镇压“开化派”，击败日军，救出李熙。 　　事件平息后，日本找到清朝交涉。当时，清朝忙于和法国的战争，采取了息事宁人的态度。1885年，清朝与日本签订协议，相约各自撤回驻朝军队，日后朝鲜有变，一方派兵要先通知对方。这等于确认了日本和清朝在朝鲜有同等地位，中朝宗藩关系彻底动摇了。然而，李鸿章依然乐观地认为，日军已撤，清军也没有必要留在朝鲜。事实证明，李鸿章又失算了。中国独享的宗主国权利，变成了中日两国分享。正如论者所言：“甲午战争的情况已在这时约定了。”

李熙和闵妃的末路

　　袁世凯平息“甲申政变”，让李鸿章喜出望外。1885年，袁世凯奉李鸿章之命，护送被扣押的大院君返回朝鲜，并被任命为驻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大臣”。再次来到朝鲜后，袁世凯察觉到了朝鲜王室态度的微妙变化——李熙和闵妃对清朝很失望，对日本很惧怕。表面上，李熙仍然依赖清朝，暗地里却将目光投向了沙俄，希望借沙俄平衡各国在朝鲜的势力。1885年和1886年，朝鲜两次试图与沙俄签订密约，求得保护。
　　李鸿章得知朝鲜“背华自主”的倾向，便去信质问李熙。李熙只得百般辩解道，密约之事是一些小人背着自己所为。李熙还表示，朝鲜200多年来“世蒙天朝恩庇，覆载高厚，山海崇深;至如近年以来，尤被恩造敝邦宗社几危复安者数矣”，怎会暗地里背离清朝呢？
　　李鸿章知道这是狡辩，但并未戳穿李熙。他只是提醒，朝鲜世代受大清恩德，万不可背离。在李鸿章眼里，李熙是“暗弱长厚”之人，他希望李熙自省：“贵国三年之中两遭大变，殿下惩前毖后，思所以致乱之由与所以靖难之功，则感激圣恩，痛戒党私，慎交与国。”
　　劝诫之余，李鸿章言辞婉转地以武力威慑李熙。朝鲜第二次秘密接触沙俄后，李鸿章在给李熙的信里开篇就说“水陆军将竟请为渡辽之师”，但自己不相信国王你有二心。这封信意味着李鸿章觉察到了中朝宗藩关系存在裂痕。为此，李鸿章授意袁世凯加强对李熙的控制。袁世凯很快就大体控制了朝鲜的宫廷事务。然而，袁世凯的一些高压和过激手段引起朝鲜王室反感。
　　中朝关系在暗流涌动中走到了1894年。那一年，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王室无力镇压，无奈之下，再次向清朝求援。李鸿章认为，朝鲜归清朝保护，“其内乱不能自我了结，求中国代其戡乱，自为上国体面”。在清军入朝后，日本也派兵入朝，并在起义平息后拒不撤军。
　　李熙对日本的恐惧已成惯性。1894年7月，日军突袭朝鲜王宫，挟持李熙。随后，日本在朝鲜丰岛海域袭击清军运兵船，甲午战争爆发。第二年，清朝战败，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控制，清朝势力完全退出朝鲜，中朝延续几个世纪的宗藩关系正式终结。

　　甲午战争之后，中国跌入谷底，李熙沦为日本的傀儡。闵妃在《马关条约》签订后，希望借助沙俄，对抗日本。1895年，日本浪人冲进王宫，将闵妃杀害。1897年，李熙改国号为“大韩帝国”，自己称帝，同时追谥闵妃为明成皇后。1907年，日本逼迫李熙退位，3年后，日本吞并朝鲜，朝鲜亡国。1919年，李熙在抑郁中去逝，民间则传言他是被日本人毒死的。
　　日本吞并朝鲜后，朝鲜独立运动从未间断，中国成了朝鲜独立运动的大本营。他们或在国民政府的支持下，成立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光复军;或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抗日联军的一部分，金日成便是其中一员。全面抗战爆发后，朝鲜义勇军活跃在八路军、新四军中，与中国军民共同战斗。最终，抗战结束，朝鲜迎来光复，却被一条“三八线”分隔成了两个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