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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我来解读女权主义,就是男女和谐地相处,所有主张男女平等的人都该是女权主义者
《小康》:通过做《后村的女人们》的调查,你觉得农村女性过着怎样的生活?
李银河:由观念习俗所主宰的乡村日常生活仍带有强烈的男权制色彩,而这种男权制体现在农村女性生命周期中的各个阶段:作为女儿,她们在营养、教育、医疗、继承权等方面拥有的机会和资源较少;作为妻子和母亲,她们在性、生育、家事的决定、外遇与离婚、家庭暴力、丧偶与改嫁等方面,也都与男性有不同的境遇,处于较为不利的一方;作为劳动者,她们无论是在劳动分工、收入还是在村庄的政治参与方面也都与男性的对比中处于劣势。
在我所调查的村庄,村里唯一的一个女强人开了一个地毯厂,效益很好。但她男人很窝囊,是个“扶不起的刘阿斗”。村里有个习俗是女人吃饭不上桌,所以来了客户,刘华不能光明正大地去跟人家在饭桌上谈生意,所以她每次都要提前教她老公,怎么说、怎么谈。从这里也不难看出,其实农村妇女本身也具有典型的自我排斥、自我贬低倾向。
《小康》:你觉得造成农村“男尊女卑”的根源在何处?
李银河:中国农村婚姻制度中一个延续了几千年的习俗是“婚后从夫居住制”(即女人在结婚后住在丈夫家,与公婆同住)。这种居住制度本身就造成了妇女的低下地位:结婚不单纯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结合,而是两群人甚至两个村庄,通过“女人”这个渠道进行的一场交易——男方要交彩礼钱,他们“买”到了一个女人。在这个交易中,女人沦为了一个“物”。
这次我在做调查时发现村里有个外地媳妇,她17岁时几乎是被人连蒙带骗弄到这里给一个30多岁的单身汉做了老婆。12年后,她才第一次回娘家,离家十几年,差点找不到娘家的门。
《小康》:你认为对于女性而言,习俗与法律的作用分别是什么?
李银河:中国在法律上保障妇女权益,在全球走得比较靠前。然而难改的是习俗,社会学上有个“文化滞后”理论,文化和价值观的发展要比政治经济都慢一步。
尤其是在农村,法律和习俗最大的矛盾就体现在《继承法》。为何人们观念上认定,就该是男孩继承?这是因为“婚后从夫居住制”造成了男孩负责养老。因此,若想实现“男女一样继承”,就要改变养老模式,改变“婚后从夫居住制”。
《小康》:你一直对弱势人群抱有关注。在你看来,什么样的社会才是好的、理想的?
李银河:一个合理的社会应当是其中每一个成员都能受到最小的压抑,每一个人都最大限度地获得快乐和实现自我。特别是女人,因为女人所受的压抑一直比男人深重得多。
《小康》:你一直认为农村要男女平等,根本出路是都市化。但是,在已然都市化的环境下,男女仍然是不平等的。
李银河:在我们这个持续了几千年的男权制社会中,在性规范上其实盛行男女的双重标准,用通俗的语言表述就是:男人的性活动越多越好,女人的性活动越少越好。如果一个男人有很多性经验,多半说明他有钱有权;如果一个女人有很多性经验,则说明她放荡轻贱。在一桩明明是双方自愿实行的行为中,传统的观念却认定男方必然是赚,女方注定是赔,这就是性行为的“赚赔逻辑”。而“赚赔逻辑”形成的根源在于,女人是男人的私有财产,并不是一个独立于世间的个人。
《小康》:你应当是一位绝对的女权主义者吧?
李銀河:我觉得女权主义在中国被妖魔化了,认为女权主义就是彻底摆脱男人、仇视男人。我其实既不主张男尊女卑,也不主张女尊男卑。要我来解读女权主义,就是男女和谐地相处。所有主张男女平等的人都该是女权主义者。
《小康》:一直以来,你的前卫言论总能在社会上引起很大争议,比如“一夫一妻模式显得过于单调”、“一夜情在道德上没有问题”。
李银河:有些问题大家觉得是天经地义的,比如婚姻制度,可实际上,婚姻制度未见得就那么永恒。在那些比较看重个人的社会,比如在北欧,有一半的人基本上不进入婚姻,而是选择一些其他的方式。我只是把客观的统计数字和趋势描述了一下,事实就是事实。
关于“一夜情没有什么道德问题”,我是有一个前提的,双方必须是单身,而且要建立在自愿的基础上。但如果一夜情发生在已婚的人身上,这就违反婚姻道德了,这是不对的。而且我还加了好多限制,比如一夜情是很容易传播性病的。
我承认,我的很多观点是对习俗的挑战,但我说到底是为了每一个人的权利,无论他(她)是同性恋抑或异性恋,无论他有什么欲望、什么怪癖,只要不伤害他人,我为他们的权利辩护。
(实习生于靖园对本文亦有贡献)
李银河争议言行录
2005年6月,针对都市白领族的“闪婚”,李银河表示支持。
2005年12月,李银河的“广州婚前性行为达86%”的观点引发争议。在另一次讲话中,指出“70%的北京人有婚前性行为”。
2005年8月,主张实行卖淫非罪化,根治性工作者犯罪。
2006年3月,李银河的“同性婚姻方法”提案第三次受挫,仍表示继续提交。
2006年3月,声援女子上班被强奸按工伤索赔。
2006年“两会”期间,提出“采访15分钟内免费,1小时以上按每小时500元收费”,引发争议。
2006年7月,李银河为一夜情和“多边恋”正名。
2009年2月,李银河指赵本山小品《不差钱》侮辱同性恋。
《小康》:通过做《后村的女人们》的调查,你觉得农村女性过着怎样的生活?
李银河:由观念习俗所主宰的乡村日常生活仍带有强烈的男权制色彩,而这种男权制体现在农村女性生命周期中的各个阶段:作为女儿,她们在营养、教育、医疗、继承权等方面拥有的机会和资源较少;作为妻子和母亲,她们在性、生育、家事的决定、外遇与离婚、家庭暴力、丧偶与改嫁等方面,也都与男性有不同的境遇,处于较为不利的一方;作为劳动者,她们无论是在劳动分工、收入还是在村庄的政治参与方面也都与男性的对比中处于劣势。
在我所调查的村庄,村里唯一的一个女强人开了一个地毯厂,效益很好。但她男人很窝囊,是个“扶不起的刘阿斗”。村里有个习俗是女人吃饭不上桌,所以来了客户,刘华不能光明正大地去跟人家在饭桌上谈生意,所以她每次都要提前教她老公,怎么说、怎么谈。从这里也不难看出,其实农村妇女本身也具有典型的自我排斥、自我贬低倾向。
《小康》:你觉得造成农村“男尊女卑”的根源在何处?
李银河:中国农村婚姻制度中一个延续了几千年的习俗是“婚后从夫居住制”(即女人在结婚后住在丈夫家,与公婆同住)。这种居住制度本身就造成了妇女的低下地位:结婚不单纯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结合,而是两群人甚至两个村庄,通过“女人”这个渠道进行的一场交易——男方要交彩礼钱,他们“买”到了一个女人。在这个交易中,女人沦为了一个“物”。
这次我在做调查时发现村里有个外地媳妇,她17岁时几乎是被人连蒙带骗弄到这里给一个30多岁的单身汉做了老婆。12年后,她才第一次回娘家,离家十几年,差点找不到娘家的门。
《小康》:你认为对于女性而言,习俗与法律的作用分别是什么?
李银河:中国在法律上保障妇女权益,在全球走得比较靠前。然而难改的是习俗,社会学上有个“文化滞后”理论,文化和价值观的发展要比政治经济都慢一步。
尤其是在农村,法律和习俗最大的矛盾就体现在《继承法》。为何人们观念上认定,就该是男孩继承?这是因为“婚后从夫居住制”造成了男孩负责养老。因此,若想实现“男女一样继承”,就要改变养老模式,改变“婚后从夫居住制”。
《小康》:你一直对弱势人群抱有关注。在你看来,什么样的社会才是好的、理想的?
李银河:一个合理的社会应当是其中每一个成员都能受到最小的压抑,每一个人都最大限度地获得快乐和实现自我。特别是女人,因为女人所受的压抑一直比男人深重得多。
《小康》:你一直认为农村要男女平等,根本出路是都市化。但是,在已然都市化的环境下,男女仍然是不平等的。
李银河:在我们这个持续了几千年的男权制社会中,在性规范上其实盛行男女的双重标准,用通俗的语言表述就是:男人的性活动越多越好,女人的性活动越少越好。如果一个男人有很多性经验,多半说明他有钱有权;如果一个女人有很多性经验,则说明她放荡轻贱。在一桩明明是双方自愿实行的行为中,传统的观念却认定男方必然是赚,女方注定是赔,这就是性行为的“赚赔逻辑”。而“赚赔逻辑”形成的根源在于,女人是男人的私有财产,并不是一个独立于世间的个人。
《小康》:你应当是一位绝对的女权主义者吧?
李銀河:我觉得女权主义在中国被妖魔化了,认为女权主义就是彻底摆脱男人、仇视男人。我其实既不主张男尊女卑,也不主张女尊男卑。要我来解读女权主义,就是男女和谐地相处。所有主张男女平等的人都该是女权主义者。
《小康》:一直以来,你的前卫言论总能在社会上引起很大争议,比如“一夫一妻模式显得过于单调”、“一夜情在道德上没有问题”。
李银河:有些问题大家觉得是天经地义的,比如婚姻制度,可实际上,婚姻制度未见得就那么永恒。在那些比较看重个人的社会,比如在北欧,有一半的人基本上不进入婚姻,而是选择一些其他的方式。我只是把客观的统计数字和趋势描述了一下,事实就是事实。
关于“一夜情没有什么道德问题”,我是有一个前提的,双方必须是单身,而且要建立在自愿的基础上。但如果一夜情发生在已婚的人身上,这就违反婚姻道德了,这是不对的。而且我还加了好多限制,比如一夜情是很容易传播性病的。
我承认,我的很多观点是对习俗的挑战,但我说到底是为了每一个人的权利,无论他(她)是同性恋抑或异性恋,无论他有什么欲望、什么怪癖,只要不伤害他人,我为他们的权利辩护。
(实习生于靖园对本文亦有贡献)
李银河争议言行录
2005年6月,针对都市白领族的“闪婚”,李银河表示支持。
2005年12月,李银河的“广州婚前性行为达86%”的观点引发争议。在另一次讲话中,指出“70%的北京人有婚前性行为”。
2005年8月,主张实行卖淫非罪化,根治性工作者犯罪。
2006年3月,李银河的“同性婚姻方法”提案第三次受挫,仍表示继续提交。
2006年3月,声援女子上班被强奸按工伤索赔。
2006年“两会”期间,提出“采访15分钟内免费,1小时以上按每小时500元收费”,引发争议。
2006年7月,李银河为一夜情和“多边恋”正名。
2009年2月,李银河指赵本山小品《不差钱》侮辱同性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