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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的明媚早晨，初秋的缕缕阳光洒在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张效祥的书房里，记者有幸在这里采访到了这位中国计算机事业的拓荒人。他在上世纪50年代领导并主持开发了我国第一台大型通用电子计算机，他见证了我国计算机事业50年的发展历程。
这是我国德高望重的科学家，更是一位慈祥的老人。他的手边是一部翻开的《江泽民文选》，书桌上还摆放着他亲自担任主编的《计算机科学技术百科全书》。88岁高龄的张院士精神矍铄，不仅每天仍然坚持看书，还经常出现在自主研发的国产计算机科研项目的鉴定会和推广活动中，他依然关心着我国青年计算机学者。就在8月16日，他还亲自参加了由两院资深院士联谊会组织的“中国科学技术自主创新咨询”第三次研讨会，以拳拳赤子之心积极地为我国计算机事业献计献策。
作为我国计算机事业的创始人之一，张院士在回顾这50年来的风云变幻时感慨万千。面对这半个世纪的沧桑，他仍然记忆忧新的是我国计算机事业最艰苦的初创时期：那时的中国正百废待兴，那时的中国计算机事业才刚刚起步，那时的他正风华正茂……更重要的是，那时的许多经验和精神都是在50年后的今天值得继续借鉴和发扬的。
初创：从无到有的飞跃
记者：今年，中国计算机事业已经走过了５０个年头，作为我国计算机事业的创始人，回顾这半个世纪的历程，您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时候？
张效祥：是呀，一晃50年过去了，当时的我还不到40岁，现在的我都已经88岁了。回想起来，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国计算机事业最艰苦的初创时期，那时中国还没有计算机，而且计算机人才也非常少。中国计算机从无到有的最初10年，直到现在都是我经常怀念的记忆珍藏。
记者：回顾这段艰苦时期，您如何看待最初１０年所取得的成就？
张效祥：中国计算机从无到有本身就是质的飞跃。应该说，这些计算机后来为我国的国防事业包括“两弹一星”的顺利研制都提供了支持。但应该说，这其中还有更多的内容是更重要的，也是至今仍然借鉴的。
记者：那么当时有哪些经验是５０年后的今天还值得借鉴的呢？
张效祥：最突出的感受就是大家能够互相协作。国家提出要发展计算机，符合社会发展的需求，当时虽然大家都认为计算机重要，但是单靠一家是不可能把计算机做出来的，不管是企业、科研单位还是部队都不可能成功。在协作精神下，工业部门、中国科学院和部队三方面紧密结合起来。在中国没有计算机的情况下，就需要集中力量干大事。现在中国计算机行业要摆脱核心技术含量低的状况，同样需要大家协作的精神，因此协作精神是50年来最可贵的经验，它不但没有过时，到现在还应该继续发扬。
创新精神也是非常重要的。那时虽然没有像现在提得这么明确，但我们其实已经将这种精神融入了实践当中。在前苏联专家的帮助下，中国第一台数字电子计算机103机和中国第一台大型数字电子计算机104机相继诞生，它们都是仿制前苏联的计算机，但是我们并不满足于仿制，而是本着实验和学习的目的把它作为一种桥梁。在仿制104的同时，中国科学院和其他科研单位就开始自主研制计算机，并先后独立研制成功一些自行设计的、全部国产化的型号。我们自己一样可以搞出自己的计算机，但我们也不会放弃向别人学习。
人才：思想的栖息地
记者：我们在学习历史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小插曲。那就是在研制１０４机的时候，前苏联要求中国的专家在苏联研制，而您认为一定要有中国自己的计算机事业。
张效祥：当时我到苏联学习并参与了谈判。前苏联专家的意见是，中国当时不具备制造计算机的条件，所以应该在苏联设立计算机研究室，这样，苏联专家在身边，研制起来也会更为方便。但我认为不能这样，因为那时一个国家的计算机从无到有确实是飞跃，而我们的最终目的并非只是制造出一台计算机，而是要考虑并联系一系列关键问题：我们要培养自己的人才，这才是最重要的。仔细想来如果当时都在苏联研制，最多只能培养100人的研究队伍，但是仅有研究人员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形成生产能力，要有自己的工厂，能够批量生产计算机。因此，国家需要的是计算机事业的管理人才、制造人才等一系列配套人才。此外，我还考虑到，在国内研制可以让中国全社会都有计算机的概念，实现更广泛的影响效果，要让更多的中国人知道世界上有计算机这个概念。
记者：一个假设，如果当时我们接受了前苏联的建议会如何呢？
张效祥：当然，最后中国计算机事业还是要回到中国来，不可能一直在国外发展下去。如果当时接受了前苏联专家的建议，我们的计算机事业肯定会经历再重起炉灶的弯路。我当时认为，最重要的是要让中国有能够研制计算机的环境，这个环境包括精神和物质，而这个环境即使当时并不具备，也要靠自己创造出来的，这是必需的，在国外设立研究室是绝对无法替代的。
记者：人才需要思想的栖息地，那么我们后来又是如何培养中国自己的计算机人才的？
张效祥：当时的中国基本没有什么计算机人才，而现在很多大学都有计算机专业。那时，中国科学院刚刚成立计算技术、半导体、电子学及自动化四个研究所。当时的计算技术研究所筹备处由中国科学院、总参三部、国防五院（七机部）、二机部十局（四机部）四个单位联合成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也相应成立了计算数学专业和计算机专业。为了迅速培养计算机专业人才，这三个方面联合举办了第一届计算机和第一届计算数学训练班。这些人才现在都70岁了，他们都是中国计算机事业50年来最重要的骨干力量。
记者：我们知道，您近年来还在不遗余力地支持和培养青年计算机学者。您还是青年计算机科技论坛指导委员会的首席专家，对青年计算机学者寄予厚望。那么，您对现在的年轻人有什么期望和要求？
张效祥：我对年轻人没有很大奢望，就是要求青年计算机学者要有社会责任感，要有振兴中国计算机的雄心壮志。青年人最重要素质是需要有国家和民族观念，科技工作者虽然不是政治家，但要有政治头脑。具有国家和民族观念的科技工作者在具体做法上是有分别的，比如说一个爱国的科学家不会去做欺骗国家的事情，想尽各种方法要把科研成果做到最便宜又最好，而那些只想着自己名誉地位的人只管能否出名。任何做法都包含了年轻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有些人带着好多东西跑到国外赚钱去了，虽然我无法阻止，但我不欣赏。
遗憾：自主研发含量不高
记者：那么中国计算机事业的初创时期是否也存在不足？
张效祥：我认为那个10年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地方，也是给我印象非常深刻的10年。但是现在看来，当时也有很多不足的地方。那时的计算机应用和开发多用于国防、大地测量、天气预报等科研应用，商业应用很少。计算机的工业化不够，虽然科学工作者开发了很多型号的计算机，但没有形成大批量生产，对于工业化、产业来讲都是不够的。
记者：今年也是微机诞生２５周年的日子，计算机现在在很人眼里都是个人电脑（ＰＣ）了。我国计算机事业发展中后来也经历了这些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之后在几十年中，您认为又有哪些遗憾呢？
张效祥：在文革后的改革开放初期，大量的国外工业涌入中国，对中国计算机产业也产生了较大冲击。到了80年代中期，中国对计算机工业化问题下了很大力气，一开始是小型机，后来逐渐形成以微机为代表的工业化生产。以微机为核心的计算机工业化发展对计算机事业发展很重要，如联想、长城、浪潮、曙光等中国企业都迅速成长起来。但遗憾的是，现在我国自主研发的技术含量不高，很多知识产权在别人手里，生产一台计算机的利润很薄。但我们不能长期这样下去，所以国家提出自主开发，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计算机工业化是计算机事业的核心，但根本问题是技术创新为主的企业体系的形成，这方面未来恐怕还要花很大工夫，需要产学研紧密结合。
创新：全面理解企业是创新主体
记者：在最近的科技大会上，国家提出企业是创新主体。但是目前只有约１／３的中国企业有自己的研发部门，那么您如何理解未来的创新机制呢？
张效祥：在我国计算机事业的初创时期，计算机生产制造靠工厂，研究和开发是科研单位的事情，那时双方协作得非常好，到现在也是值得发扬的。现在，国家提出创新型国家的技术创新要以企业为主体，但是后面还有一句话，就是要产、学、研相结合。这很重要，因为创新并非靠企业一家就可以完成，必须要产业、高校和研究单位结合起来才能做好技术创新。我认为，前一阶段三方的协作并不理想，甚至有的地方是脱节的。科研单位的成果要转换成产品非常困难，而很多企业的产品又没有自主技术。
记者：我们看到，近年来您仍然经常出现在自主研发项目的鉴定会上，并在很多公开的场合一直表达对自主创新型国产企业的支持，并曾多次表示了对政府采购的担心。
张效祥：我认为中国计算机事业需要政、产、学、研、用五个方面的结合：政就是政府、产就是产业、学就是高等院校，研就是研究机构，用就是广大用户，五个方面共同倡导这个事业，缺一不可。特别是政府，一方面要引导产业发展方向，一方面也是重要的用户，所以我对政府采购非常关心。政府采购是我国计算机产业非常好的国内市场，应该是自主创新的优秀产品主导，而不应该被国外产品占领。政府采购必须以政府采购法为依据，首先要优先购买国产的优秀产品。我们的国产产品有的不比国外差，甚至比国外产品好，政府如果都不用是不可以的。这个问题要解决，因为它对长期的创新机制很有必要。因为成果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应用，不用还不如不开发，浪费了经费和人力。毕竟创新成果的最后归宿就是市场，而政府对市场起着引导作用。这五个环节如果可以结合得更好，我国计算机产业也肯定能做得更为出色，但现在这五个环节的结合得不是很紧密。
记者：中国计算机学会１９６２年成立，您后来连任三届理事长，现在还是名誉理事长，在目前企业是创新主体的情况下，学会本身有没有角色转换？
张效祥：我很关心计算机学会的发展。这是一个很超脱的组织，一切从学术出发，没有任何偏见，从公正态度看待计算机事业。未来我同样非常坚持地认为，学会仍要以学术为中心，这点不能离开，但是要坚持这点不是很容易，学会不能产业化，虽然现在也有企业进行赞助，但是学会不能变成企业。当然从另一方面看，学术界包括院校、研究单位，也非常欢迎企业来参加学术活动，因为技术不能脱离产业。
记者：如果我们比较中国与美国的计算机发展模式，作为计算机的发源地，美国的发展模式有哪些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
张效祥：美国的创新力量非常强大，计算机领域几乎所有技术都有美国的身影，而他们的很多企业有很强的研发机构，甚至投入研究10～20年后的前瞻性课题。此外，他们的学校和企业的关系非常密接，如加州的圣荷塞附近除了有硅谷的很多计算机企业，也有很多著名学府如斯坦福大学、伯克利大学等。美国有很多地方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至少创新力度就非常值得我们思考。
引进：新拿来主义
记者：在创新过程中，我们发现自己有时不得不引进很多技术，这与创新有冲突吗？如何理解创新与引进之间的关系？
张效祥：我感觉在信息产业中不创新是没有生路的，哪怕采取跟进策略紧随其后也不行，至少要齐头并进，甚至超越领先，走这条路必须要自主创新，但我也不反对引进。几十年来我一直认为，在中国计算机事业中，引进必须建立在自主创新的基础之上，就是自己要先有创新的思考。80年代，我曾经受国家委托在全国调查，看到很多部门引进的都是国外不要的落后产品，甚至有的连桌椅板凳都是“引进”，花了很多冤枉钱，也无法起到任何效果。为什么很多引进项目失败？是因为他们事先自己不做研究，不发现问题，引进以后自己也无法消化吸收，所以引进也要与创新相结合。同时，技术转让问题也很重要，这也很复杂，比如会涉及知识产权问题，国家还要有配套的法律法规。
记者：计算机行业与社会的各行各业有着千丝万屡的联系，计算机行业渗透性很强，可以说哪个行业都离不开计算机，那么如何成功实现行业的信息化？
张效祥：信息化工作我印象很深，1982年我参加过国家计算机领导小组专家顾问组，应该说20多年前国家就开始重视信息化了，当然真正信息化的全面启动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国家成立信息化领导小组。现在，国家又把信息化提高到国家战略的高度，这个非常重要。因为信息化对计算机很重要，它的核心问题就是计算机应用。信息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就是计算机行业的工作。国家信息化实际是要大规模应用计算机，对计算机事业的影响非常大。
但是中国的计算机产业对它的支撑程度还不够，不论是硬件还是软件，很多都是外国产品。计算机事业应该加强对中国信息化的支持，信息化要靠本国信息力量的支持。我国的计算机事业要下工夫想办法，对信息化形成强大支持，这样才能形成良性循环。
张效祥院士简介
１９１８年出生于浙江海宁。１９４３年毕业于武汉大学电机系，１９５６年至１９５８年在苏联科学院精密机械及计算技术研究所进修。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第５６所所长、总工程师，国务院电子振兴领导小组计算机顾问，国家发明奖评审委员会委员，国家“８６３计划”监督小组成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计算机学科评审组组长，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专家委员等职。现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计算技术研究所研究员，中国计算机学会名誉理事长，清华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理工大学兼职教授等职。１９９１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穴学部委员?雪。
张效祥院士是我国计算机事业创始人之一。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末领导了我国第一台大型通用电子计算机的仿制。在此后的３５年中，先后组织领导并亲自参加了我国自行设计的从电子管、晶体管到大规模集成电路各代大型计算机的研制，为中国计算机事业的创建、开拓和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期，在他的领导和直接参与下，率先在我国开展多处理并行计算机系统国家重大项目的探索与研制工作。经过多年努力，于１９８５年胜利完成我国第一台亿次巨型并行计算机系统，为我国巨型机的研制开拓了新的技术途径，也对我国跟踪当代国际计算机向多处理器化发展的趋势起到了重要的推进作用。由他主持撰写的《中国计算机学会关于发展我国大型通用机的建议》和最近由他主编的《计算机科学技术百科全书》，都在我国计算机界产生很大影响。他曾先后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总参谋部科技进步奖一等奖，荣立军队一等功。他被国家科委授予“为国家８６３高技术计划的实施作出特殊贡献的专家”荣誉证书。
这是我国德高望重的科学家，更是一位慈祥的老人。他的手边是一部翻开的《江泽民文选》，书桌上还摆放着他亲自担任主编的《计算机科学技术百科全书》。88岁高龄的张院士精神矍铄，不仅每天仍然坚持看书，还经常出现在自主研发的国产计算机科研项目的鉴定会和推广活动中，他依然关心着我国青年计算机学者。就在8月16日，他还亲自参加了由两院资深院士联谊会组织的“中国科学技术自主创新咨询”第三次研讨会，以拳拳赤子之心积极地为我国计算机事业献计献策。
作为我国计算机事业的创始人之一，张院士在回顾这50年来的风云变幻时感慨万千。面对这半个世纪的沧桑，他仍然记忆忧新的是我国计算机事业最艰苦的初创时期：那时的中国正百废待兴，那时的中国计算机事业才刚刚起步，那时的他正风华正茂……更重要的是，那时的许多经验和精神都是在50年后的今天值得继续借鉴和发扬的。
初创：从无到有的飞跃
记者：今年，中国计算机事业已经走过了５０个年头，作为我国计算机事业的创始人，回顾这半个世纪的历程，您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时候？
张效祥：是呀，一晃50年过去了，当时的我还不到40岁，现在的我都已经88岁了。回想起来，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国计算机事业最艰苦的初创时期，那时中国还没有计算机，而且计算机人才也非常少。中国计算机从无到有的最初10年，直到现在都是我经常怀念的记忆珍藏。
记者：回顾这段艰苦时期，您如何看待最初１０年所取得的成就？
张效祥：中国计算机从无到有本身就是质的飞跃。应该说，这些计算机后来为我国的国防事业包括“两弹一星”的顺利研制都提供了支持。但应该说，这其中还有更多的内容是更重要的，也是至今仍然借鉴的。
记者：那么当时有哪些经验是５０年后的今天还值得借鉴的呢？
张效祥：最突出的感受就是大家能够互相协作。国家提出要发展计算机，符合社会发展的需求，当时虽然大家都认为计算机重要，但是单靠一家是不可能把计算机做出来的，不管是企业、科研单位还是部队都不可能成功。在协作精神下，工业部门、中国科学院和部队三方面紧密结合起来。在中国没有计算机的情况下，就需要集中力量干大事。现在中国计算机行业要摆脱核心技术含量低的状况，同样需要大家协作的精神，因此协作精神是50年来最可贵的经验，它不但没有过时，到现在还应该继续发扬。
创新精神也是非常重要的。那时虽然没有像现在提得这么明确，但我们其实已经将这种精神融入了实践当中。在前苏联专家的帮助下，中国第一台数字电子计算机103机和中国第一台大型数字电子计算机104机相继诞生，它们都是仿制前苏联的计算机，但是我们并不满足于仿制，而是本着实验和学习的目的把它作为一种桥梁。在仿制104的同时，中国科学院和其他科研单位就开始自主研制计算机，并先后独立研制成功一些自行设计的、全部国产化的型号。我们自己一样可以搞出自己的计算机，但我们也不会放弃向别人学习。
人才：思想的栖息地
记者：我们在学习历史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小插曲。那就是在研制１０４机的时候，前苏联要求中国的专家在苏联研制，而您认为一定要有中国自己的计算机事业。
张效祥：当时我到苏联学习并参与了谈判。前苏联专家的意见是，中国当时不具备制造计算机的条件，所以应该在苏联设立计算机研究室，这样，苏联专家在身边，研制起来也会更为方便。但我认为不能这样，因为那时一个国家的计算机从无到有确实是飞跃，而我们的最终目的并非只是制造出一台计算机，而是要考虑并联系一系列关键问题：我们要培养自己的人才，这才是最重要的。仔细想来如果当时都在苏联研制，最多只能培养100人的研究队伍，但是仅有研究人员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形成生产能力，要有自己的工厂，能够批量生产计算机。因此，国家需要的是计算机事业的管理人才、制造人才等一系列配套人才。此外，我还考虑到，在国内研制可以让中国全社会都有计算机的概念，实现更广泛的影响效果，要让更多的中国人知道世界上有计算机这个概念。
记者：一个假设，如果当时我们接受了前苏联的建议会如何呢？
张效祥：当然，最后中国计算机事业还是要回到中国来，不可能一直在国外发展下去。如果当时接受了前苏联专家的建议，我们的计算机事业肯定会经历再重起炉灶的弯路。我当时认为，最重要的是要让中国有能够研制计算机的环境，这个环境包括精神和物质，而这个环境即使当时并不具备，也要靠自己创造出来的，这是必需的，在国外设立研究室是绝对无法替代的。
记者：人才需要思想的栖息地，那么我们后来又是如何培养中国自己的计算机人才的？
张效祥：当时的中国基本没有什么计算机人才，而现在很多大学都有计算机专业。那时，中国科学院刚刚成立计算技术、半导体、电子学及自动化四个研究所。当时的计算技术研究所筹备处由中国科学院、总参三部、国防五院（七机部）、二机部十局（四机部）四个单位联合成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也相应成立了计算数学专业和计算机专业。为了迅速培养计算机专业人才，这三个方面联合举办了第一届计算机和第一届计算数学训练班。这些人才现在都70岁了，他们都是中国计算机事业50年来最重要的骨干力量。
记者：我们知道，您近年来还在不遗余力地支持和培养青年计算机学者。您还是青年计算机科技论坛指导委员会的首席专家，对青年计算机学者寄予厚望。那么，您对现在的年轻人有什么期望和要求？
张效祥：我对年轻人没有很大奢望，就是要求青年计算机学者要有社会责任感，要有振兴中国计算机的雄心壮志。青年人最重要素质是需要有国家和民族观念，科技工作者虽然不是政治家，但要有政治头脑。具有国家和民族观念的科技工作者在具体做法上是有分别的，比如说一个爱国的科学家不会去做欺骗国家的事情，想尽各种方法要把科研成果做到最便宜又最好，而那些只想着自己名誉地位的人只管能否出名。任何做法都包含了年轻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有些人带着好多东西跑到国外赚钱去了，虽然我无法阻止，但我不欣赏。
遗憾：自主研发含量不高
记者：那么中国计算机事业的初创时期是否也存在不足？
张效祥：我认为那个10年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地方，也是给我印象非常深刻的10年。但是现在看来，当时也有很多不足的地方。那时的计算机应用和开发多用于国防、大地测量、天气预报等科研应用，商业应用很少。计算机的工业化不够，虽然科学工作者开发了很多型号的计算机，但没有形成大批量生产，对于工业化、产业来讲都是不够的。
记者：今年也是微机诞生２５周年的日子，计算机现在在很人眼里都是个人电脑（ＰＣ）了。我国计算机事业发展中后来也经历了这些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之后在几十年中，您认为又有哪些遗憾呢？
张效祥：在文革后的改革开放初期，大量的国外工业涌入中国，对中国计算机产业也产生了较大冲击。到了80年代中期，中国对计算机工业化问题下了很大力气，一开始是小型机，后来逐渐形成以微机为代表的工业化生产。以微机为核心的计算机工业化发展对计算机事业发展很重要，如联想、长城、浪潮、曙光等中国企业都迅速成长起来。但遗憾的是，现在我国自主研发的技术含量不高，很多知识产权在别人手里，生产一台计算机的利润很薄。但我们不能长期这样下去，所以国家提出自主开发，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计算机工业化是计算机事业的核心，但根本问题是技术创新为主的企业体系的形成，这方面未来恐怕还要花很大工夫，需要产学研紧密结合。
创新：全面理解企业是创新主体
记者：在最近的科技大会上，国家提出企业是创新主体。但是目前只有约１／３的中国企业有自己的研发部门，那么您如何理解未来的创新机制呢？
张效祥：在我国计算机事业的初创时期，计算机生产制造靠工厂，研究和开发是科研单位的事情，那时双方协作得非常好，到现在也是值得发扬的。现在，国家提出创新型国家的技术创新要以企业为主体，但是后面还有一句话，就是要产、学、研相结合。这很重要，因为创新并非靠企业一家就可以完成，必须要产业、高校和研究单位结合起来才能做好技术创新。我认为，前一阶段三方的协作并不理想，甚至有的地方是脱节的。科研单位的成果要转换成产品非常困难，而很多企业的产品又没有自主技术。
记者：我们看到，近年来您仍然经常出现在自主研发项目的鉴定会上，并在很多公开的场合一直表达对自主创新型国产企业的支持，并曾多次表示了对政府采购的担心。
张效祥：我认为中国计算机事业需要政、产、学、研、用五个方面的结合：政就是政府、产就是产业、学就是高等院校，研就是研究机构，用就是广大用户，五个方面共同倡导这个事业，缺一不可。特别是政府，一方面要引导产业发展方向，一方面也是重要的用户，所以我对政府采购非常关心。政府采购是我国计算机产业非常好的国内市场，应该是自主创新的优秀产品主导，而不应该被国外产品占领。政府采购必须以政府采购法为依据，首先要优先购买国产的优秀产品。我们的国产产品有的不比国外差，甚至比国外产品好，政府如果都不用是不可以的。这个问题要解决，因为它对长期的创新机制很有必要。因为成果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应用，不用还不如不开发，浪费了经费和人力。毕竟创新成果的最后归宿就是市场，而政府对市场起着引导作用。这五个环节如果可以结合得更好，我国计算机产业也肯定能做得更为出色，但现在这五个环节的结合得不是很紧密。
记者：中国计算机学会１９６２年成立，您后来连任三届理事长，现在还是名誉理事长，在目前企业是创新主体的情况下，学会本身有没有角色转换？
张效祥：我很关心计算机学会的发展。这是一个很超脱的组织，一切从学术出发，没有任何偏见，从公正态度看待计算机事业。未来我同样非常坚持地认为，学会仍要以学术为中心，这点不能离开，但是要坚持这点不是很容易，学会不能产业化，虽然现在也有企业进行赞助，但是学会不能变成企业。当然从另一方面看，学术界包括院校、研究单位，也非常欢迎企业来参加学术活动，因为技术不能脱离产业。
记者：如果我们比较中国与美国的计算机发展模式，作为计算机的发源地，美国的发展模式有哪些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
张效祥：美国的创新力量非常强大，计算机领域几乎所有技术都有美国的身影，而他们的很多企业有很强的研发机构，甚至投入研究10～20年后的前瞻性课题。此外，他们的学校和企业的关系非常密接，如加州的圣荷塞附近除了有硅谷的很多计算机企业，也有很多著名学府如斯坦福大学、伯克利大学等。美国有很多地方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至少创新力度就非常值得我们思考。
引进：新拿来主义
记者：在创新过程中，我们发现自己有时不得不引进很多技术，这与创新有冲突吗？如何理解创新与引进之间的关系？
张效祥：我感觉在信息产业中不创新是没有生路的，哪怕采取跟进策略紧随其后也不行，至少要齐头并进，甚至超越领先，走这条路必须要自主创新，但我也不反对引进。几十年来我一直认为，在中国计算机事业中，引进必须建立在自主创新的基础之上，就是自己要先有创新的思考。80年代，我曾经受国家委托在全国调查，看到很多部门引进的都是国外不要的落后产品，甚至有的连桌椅板凳都是“引进”，花了很多冤枉钱，也无法起到任何效果。为什么很多引进项目失败？是因为他们事先自己不做研究，不发现问题，引进以后自己也无法消化吸收，所以引进也要与创新相结合。同时，技术转让问题也很重要，这也很复杂，比如会涉及知识产权问题，国家还要有配套的法律法规。
记者：计算机行业与社会的各行各业有着千丝万屡的联系，计算机行业渗透性很强，可以说哪个行业都离不开计算机，那么如何成功实现行业的信息化？
张效祥：信息化工作我印象很深，1982年我参加过国家计算机领导小组专家顾问组，应该说20多年前国家就开始重视信息化了，当然真正信息化的全面启动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国家成立信息化领导小组。现在，国家又把信息化提高到国家战略的高度，这个非常重要。因为信息化对计算机很重要，它的核心问题就是计算机应用。信息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就是计算机行业的工作。国家信息化实际是要大规模应用计算机，对计算机事业的影响非常大。
但是中国的计算机产业对它的支撑程度还不够，不论是硬件还是软件，很多都是外国产品。计算机事业应该加强对中国信息化的支持，信息化要靠本国信息力量的支持。我国的计算机事业要下工夫想办法，对信息化形成强大支持，这样才能形成良性循环。
张效祥院士简介
１９１８年出生于浙江海宁。１９４３年毕业于武汉大学电机系，１９５６年至１９５８年在苏联科学院精密机械及计算技术研究所进修。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第５６所所长、总工程师，国务院电子振兴领导小组计算机顾问，国家发明奖评审委员会委员，国家“８６３计划”监督小组成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计算机学科评审组组长，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专家委员等职。现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计算技术研究所研究员，中国计算机学会名誉理事长，清华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理工大学兼职教授等职。１９９１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穴学部委员?雪。
张效祥院士是我国计算机事业创始人之一。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末领导了我国第一台大型通用电子计算机的仿制。在此后的３５年中，先后组织领导并亲自参加了我国自行设计的从电子管、晶体管到大规模集成电路各代大型计算机的研制，为中国计算机事业的创建、开拓和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期，在他的领导和直接参与下，率先在我国开展多处理并行计算机系统国家重大项目的探索与研制工作。经过多年努力，于１９８５年胜利完成我国第一台亿次巨型并行计算机系统，为我国巨型机的研制开拓了新的技术途径，也对我国跟踪当代国际计算机向多处理器化发展的趋势起到了重要的推进作用。由他主持撰写的《中国计算机学会关于发展我国大型通用机的建议》和最近由他主编的《计算机科学技术百科全书》，都在我国计算机界产生很大影响。他曾先后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总参谋部科技进步奖一等奖，荣立军队一等功。他被国家科委授予“为国家８６３高技术计划的实施作出特殊贡献的专家”荣誉证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