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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就像革命。”法新社称。从巴黎歌剧院到凯旋门前的福煦大街，从长长的里佛利街到奥斯曼大道，巴黎最富丽堂皇的街区成了城市游击战的舞台，香榭丽舍大道浓烟滚滚的照片传遍全球。
谁点燃了巴黎？是穿着黄背心的人群，是这些来自法兰西底层的人，是自视从不为巴黎所重视的人，是每月月底都为生计发愁的人，是他们被“环保税”引爆了愤怒。
“黄背心”撼动法兰西
弗洛里安·铎在折扣超市里徘徊，他的购物车里只有一包售价5.28欧元的香肠。这天是11月25日星期日，正值月底。“我的工资和我的老婆已经离开10天了。”他对《纽约时报》感叹道。
如何在一穷二白中熬到发薪日，是铎每个月都要面对的挑战。他生活在法国克勒兹省的首府盖雷市，和这里许许多多的人一样，每月有超过三分之一的日子为生计担忧。
这让他很生气。因此，他用仅存的积蓄驱车400公里，去巴黎参加如火如荼的抗议活动。首都的警察和宪兵用催泪瓦斯、水炮及橡皮子弹“热情欢迎”他。“我们知道他们被派来对付我们。”铎说，“我知道他们不是来当好好先生的。”但抗议者们发誓一步也不后退。
“黄背心”抗议运动是像铎这样的普通人发泄愤怒和不满的方式，他们想以此遏制不断侵蚀生活且日益严重的不平等。这场运动一开始被法国媒体称为“抗议”，之后变成“起义”，如今已演变为“1968年以来法国爆发的最大动乱”。
最初，人们为抗议汽车燃油税上涨而走上街头，但一个月来诉求逐渐加码，运动规模随之升级，并在11月24日达到了顶峰一一当天，全法有超过16万人参加抗议。
12月8日，第四波“黄背心”抗议有12.5万人参与。内政部宣布当天逮捕了1300余人，有135人受伤，伤者中17人是警察。
抗议蔓延到比利时和意大利，愤怒的抗议者围攻了布鲁塞尔的欧盟总部。在塞尔维亚，一名反对党代表在议会警告称：
“我们希望汽油价格正常，否则街道上会出现‘黄背心’。”
所有示威都没有明确的组织者。没有任何政党或工会组织能骄傲地自称他们领导着运动，他们顶多起到了“穿针引线”的作用。抗议者主要依靠社交媒体进行串联，自行上网采购他们能买到的最便宜的黄背心。自上个月开始，他们自发地从法国贫困的农村地区来到塞纳河畔，如今政府已无法忽视他们。
12月2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出现在巴黎街头，视察了被潦草涂鸦的纪念碑和受破坏最严重的商业街。彼时，抗议活动已在法国各地造成3人死亡、260多人受伤、数百人被捕。马克龙召开了危机内阁会议，讨论是否要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此前，他坚称自己的政府与过去不同，无论民众如何抵制，他都不会退缩。在法国推行改革或许比在其他任何西欧国家都困难，马克龙坚信自己需要展现“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气魄。
然而在抗议者看来，这是“富人的总统”冥顽不化，对民众的担忧充耳不闻。燃油税成为导火索
里佛利街、奥斯曼大道上破碎的玻璃橱窗和被烧毁的汽车引起了马克龙的注意，但这场运动实际上是从盖雷这样默默无闻的城镇起源的。在法国，这类城镇有独特的称呼：外省。自波旁王朝开始，在精华荟萃的巴黎眼中，外省就是“乡巴佬”的代名词。
盖雷有1.3万居民，是克勒兹省唯一人口上万的城市，名义上是省会，但更像个规模较大的村落。它位于法国中部的连绵山谷中，远离大城市，也远离繁荣和富裕。《纽约时报》记者来到盖雷时正逢周末的下午，市中心广场的咖啡馆里空无一人，被烧得焦黑的汽车骨架点缀在暮气沉沉的火车站前的小停车场上。
一种沉默的恐惧啃噬着每一户家庭：每月20日左右工资全花光时，会发生什么？账户余额为零，我还能往冰箱里填什么，又该拿什么来付电费账单？我今天该省掉哪顿饭？怎么跟妻子开口，告诉她这个周末也没法出门？
每年中有两次，莉缇蒂亚·德波特当农夫的父亲会给她一些肉，这份馈赠冻在她家的冰柜里，是这个六口之家仅有的肉食来源。山区的最低气温已接近零度，乔尔·迪科和妻子洛斯里纳靠砍柴取暖，因为他们买不起天然气。
但在巴黎的林荫大道上引发骚乱的原因，并不是贫困。不断折磨着众多小城镇的不安，才是愤怒的根源。这些贫穷的地区被称为“另一个法国”。
“我们生活在压力之下。”46岁的法布里斯·吉拉尔丹对法国《世界报》说。他原本是装修工人，如今靠替人照顾宠物为生。“每个月的月底我们都要问自己，食物够吃吗？”
200多年前，这些法国老百姓的祖先问过同样的
问题。他们掀起法国大革命，以“无套裤汉”之名被载入史册。如今，服装再次成为抗争者的象征符号。黄背心是底层劳动者在街头工作时穿的安全背心，“无套裤汉”们的后代“黄背心”们是卡车和校车司机、护士、失业的电工、家庭主妇、仓库搬运工、兼职公务员、建筑工人，以及拿残疾补助的失业者。
铎的儿子9岁了，从未度过假。作为仓库经理，铎每月挣1300欧元，工资到账后“立即从账户上消失”——缴完所得税和电费等高昂的公共事业费用之后，便所剩无几。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法国2017年每月实得工资中位数约为1700欧元，意味着该国一半劳动者的工资低于这个数字。法国拥有世界上最慷慨的社会安全网之一，其经济产出的三分之一以上用于社会福利，比其他欧洲国家都多。但这同时要求法国劳动者支付全欧洲最高的税，大多数商品和服务须缴纳20%的增值税。马克龙宣布的上调燃油税计划，每升柴油仅涨价5.7欧分、汽油2.5欧分，还是成了点燃巴黎的导火索。
问题的根源是“不公平”
点燃愤怒的是燃油税，但“黄背心”是在发泄他们对政治、税收、薪资的不满，以及“总统已经与民众失去联系”的沮丧。《世界报》称，民意调查显示，77%的法国人支持这一运动。“黄背心”运动似乎是法国社会深层矛盾的体现。抗议者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和专业背景，他们唯一的共同点是对政府尤其是对总统的愤怒。“他们代表的不是一个阶级，而是一个群体。”语言学家阿尔宾·瓦格纳在法国《回声报》的专栏中写道。
白天，铎和其他示威者在盖雷城外的环形交叉路口中间抗议，晚上住在临时搭建的防水布遮蔽物和帐篷里。简陋的营地上拉着横幅，潦草地写着“人民的爱丽舍宫”。“马克龙，他跟老板是一头儿的。马克龙，他跟人民过不去。”一位歌手伴着收音机的音乐哼唱着。
铎已经待在这里几周了。来往的汽车以鸣笛向他们表达同情，但抗议者们知道，他们的呼聲在权力中心那里依然微不可闻，这就是他们决定去巴黎的原因。12月7日，他们又一次登上开往首都的长途汽车，包里装着抵御催泪弹伤害的护目镜。
盖雷的抗议者大多觉得“政客们都一样”。《纽约时报》称，当盖雷市长米歇尔·福涅尔来看望抗议者时，没有多少人理睬他。
“只要运动继续下去，我们就会一直追随。”德波特说。她和丈夫一起参加了12月2日的抗议。“我们活着，但我们活得小心翼翼。我们没钱进餐厅，生活中所有的小乐趣都消失了。”她丈夫说。他的父母一生劳苦，却还是坠人贫困，如今父亲住在养老院，母亲依赖慈善机构提供三餐。
而铎的愿望是唤醒法国精神一一自由，平等，博爱。如今，这些价值观的具体代表是燃油税。他觉得“黄背心”成功地难倒了政府，“他们（政府）不知道该怎么做，他们真的很恐慌”。
在他看来，政府的回应使情况变得更糟。“人民要求减税，他们却回答‘环保更重要’。”
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总统似乎也感到这有些讽刺。“人们不想支付大笔金钱……去保护环境。”12月8日，特朗普抓住时机，在推特上再次批评美国已经退出的《巴黎气候协定》。
实际上，抗议者不是不想付钱，他们只是无法理解，为什么穷人要为开车付更多钱，而经常乘飞机、制造了更多污染的富人却能享受到马克龙政府的减税。
“法国必须保护环境，是的，但每个人都必须做出改变，不仅仅是劳动人民。”出租车司机帕万对《华盛顿邮报》说，“为什么小人物掏钱，大人物不掏？人们觉得不公平。我不知道这一切将如何收场。”
摘自《音年参考》
谁点燃了巴黎？是穿着黄背心的人群，是这些来自法兰西底层的人，是自视从不为巴黎所重视的人，是每月月底都为生计发愁的人，是他们被“环保税”引爆了愤怒。
“黄背心”撼动法兰西
弗洛里安·铎在折扣超市里徘徊，他的购物车里只有一包售价5.28欧元的香肠。这天是11月25日星期日，正值月底。“我的工资和我的老婆已经离开10天了。”他对《纽约时报》感叹道。
如何在一穷二白中熬到发薪日，是铎每个月都要面对的挑战。他生活在法国克勒兹省的首府盖雷市，和这里许许多多的人一样，每月有超过三分之一的日子为生计担忧。
这让他很生气。因此，他用仅存的积蓄驱车400公里，去巴黎参加如火如荼的抗议活动。首都的警察和宪兵用催泪瓦斯、水炮及橡皮子弹“热情欢迎”他。“我们知道他们被派来对付我们。”铎说，“我知道他们不是来当好好先生的。”但抗议者们发誓一步也不后退。
“黄背心”抗议运动是像铎这样的普通人发泄愤怒和不满的方式，他们想以此遏制不断侵蚀生活且日益严重的不平等。这场运动一开始被法国媒体称为“抗议”，之后变成“起义”，如今已演变为“1968年以来法国爆发的最大动乱”。
最初，人们为抗议汽车燃油税上涨而走上街头，但一个月来诉求逐渐加码，运动规模随之升级，并在11月24日达到了顶峰一一当天，全法有超过16万人参加抗议。
12月8日，第四波“黄背心”抗议有12.5万人参与。内政部宣布当天逮捕了1300余人，有135人受伤，伤者中17人是警察。
抗议蔓延到比利时和意大利，愤怒的抗议者围攻了布鲁塞尔的欧盟总部。在塞尔维亚，一名反对党代表在议会警告称：
“我们希望汽油价格正常，否则街道上会出现‘黄背心’。”
所有示威都没有明确的组织者。没有任何政党或工会组织能骄傲地自称他们领导着运动，他们顶多起到了“穿针引线”的作用。抗议者主要依靠社交媒体进行串联，自行上网采购他们能买到的最便宜的黄背心。自上个月开始，他们自发地从法国贫困的农村地区来到塞纳河畔，如今政府已无法忽视他们。
12月2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出现在巴黎街头，视察了被潦草涂鸦的纪念碑和受破坏最严重的商业街。彼时，抗议活动已在法国各地造成3人死亡、260多人受伤、数百人被捕。马克龙召开了危机内阁会议，讨论是否要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此前，他坚称自己的政府与过去不同，无论民众如何抵制，他都不会退缩。在法国推行改革或许比在其他任何西欧国家都困难，马克龙坚信自己需要展现“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气魄。
然而在抗议者看来，这是“富人的总统”冥顽不化，对民众的担忧充耳不闻。燃油税成为导火索
里佛利街、奥斯曼大道上破碎的玻璃橱窗和被烧毁的汽车引起了马克龙的注意，但这场运动实际上是从盖雷这样默默无闻的城镇起源的。在法国，这类城镇有独特的称呼：外省。自波旁王朝开始，在精华荟萃的巴黎眼中，外省就是“乡巴佬”的代名词。
盖雷有1.3万居民，是克勒兹省唯一人口上万的城市，名义上是省会，但更像个规模较大的村落。它位于法国中部的连绵山谷中，远离大城市，也远离繁荣和富裕。《纽约时报》记者来到盖雷时正逢周末的下午，市中心广场的咖啡馆里空无一人，被烧得焦黑的汽车骨架点缀在暮气沉沉的火车站前的小停车场上。
一种沉默的恐惧啃噬着每一户家庭：每月20日左右工资全花光时，会发生什么？账户余额为零，我还能往冰箱里填什么，又该拿什么来付电费账单？我今天该省掉哪顿饭？怎么跟妻子开口，告诉她这个周末也没法出门？
每年中有两次，莉缇蒂亚·德波特当农夫的父亲会给她一些肉，这份馈赠冻在她家的冰柜里，是这个六口之家仅有的肉食来源。山区的最低气温已接近零度，乔尔·迪科和妻子洛斯里纳靠砍柴取暖，因为他们买不起天然气。
但在巴黎的林荫大道上引发骚乱的原因，并不是贫困。不断折磨着众多小城镇的不安，才是愤怒的根源。这些贫穷的地区被称为“另一个法国”。
“我们生活在压力之下。”46岁的法布里斯·吉拉尔丹对法国《世界报》说。他原本是装修工人，如今靠替人照顾宠物为生。“每个月的月底我们都要问自己，食物够吃吗？”
200多年前，这些法国老百姓的祖先问过同样的
问题。他们掀起法国大革命，以“无套裤汉”之名被载入史册。如今，服装再次成为抗争者的象征符号。黄背心是底层劳动者在街头工作时穿的安全背心，“无套裤汉”们的后代“黄背心”们是卡车和校车司机、护士、失业的电工、家庭主妇、仓库搬运工、兼职公务员、建筑工人，以及拿残疾补助的失业者。
铎的儿子9岁了，从未度过假。作为仓库经理，铎每月挣1300欧元，工资到账后“立即从账户上消失”——缴完所得税和电费等高昂的公共事业费用之后，便所剩无几。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法国2017年每月实得工资中位数约为1700欧元，意味着该国一半劳动者的工资低于这个数字。法国拥有世界上最慷慨的社会安全网之一，其经济产出的三分之一以上用于社会福利，比其他欧洲国家都多。但这同时要求法国劳动者支付全欧洲最高的税，大多数商品和服务须缴纳20%的增值税。马克龙宣布的上调燃油税计划，每升柴油仅涨价5.7欧分、汽油2.5欧分，还是成了点燃巴黎的导火索。
问题的根源是“不公平”
点燃愤怒的是燃油税，但“黄背心”是在发泄他们对政治、税收、薪资的不满，以及“总统已经与民众失去联系”的沮丧。《世界报》称，民意调查显示，77%的法国人支持这一运动。“黄背心”运动似乎是法国社会深层矛盾的体现。抗议者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和专业背景，他们唯一的共同点是对政府尤其是对总统的愤怒。“他们代表的不是一个阶级，而是一个群体。”语言学家阿尔宾·瓦格纳在法国《回声报》的专栏中写道。
白天，铎和其他示威者在盖雷城外的环形交叉路口中间抗议，晚上住在临时搭建的防水布遮蔽物和帐篷里。简陋的营地上拉着横幅，潦草地写着“人民的爱丽舍宫”。“马克龙，他跟老板是一头儿的。马克龙，他跟人民过不去。”一位歌手伴着收音机的音乐哼唱着。
铎已经待在这里几周了。来往的汽车以鸣笛向他们表达同情，但抗议者们知道，他们的呼聲在权力中心那里依然微不可闻，这就是他们决定去巴黎的原因。12月7日，他们又一次登上开往首都的长途汽车，包里装着抵御催泪弹伤害的护目镜。
盖雷的抗议者大多觉得“政客们都一样”。《纽约时报》称，当盖雷市长米歇尔·福涅尔来看望抗议者时，没有多少人理睬他。
“只要运动继续下去，我们就会一直追随。”德波特说。她和丈夫一起参加了12月2日的抗议。“我们活着，但我们活得小心翼翼。我们没钱进餐厅，生活中所有的小乐趣都消失了。”她丈夫说。他的父母一生劳苦，却还是坠人贫困，如今父亲住在养老院，母亲依赖慈善机构提供三餐。
而铎的愿望是唤醒法国精神一一自由，平等，博爱。如今，这些价值观的具体代表是燃油税。他觉得“黄背心”成功地难倒了政府，“他们（政府）不知道该怎么做，他们真的很恐慌”。
在他看来，政府的回应使情况变得更糟。“人民要求减税，他们却回答‘环保更重要’。”
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总统似乎也感到这有些讽刺。“人们不想支付大笔金钱……去保护环境。”12月8日，特朗普抓住时机，在推特上再次批评美国已经退出的《巴黎气候协定》。
实际上，抗议者不是不想付钱，他们只是无法理解，为什么穷人要为开车付更多钱，而经常乘飞机、制造了更多污染的富人却能享受到马克龙政府的减税。
“法国必须保护环境，是的，但每个人都必须做出改变，不仅仅是劳动人民。”出租车司机帕万对《华盛顿邮报》说，“为什么小人物掏钱，大人物不掏？人们觉得不公平。我不知道这一切将如何收场。”
摘自《音年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