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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我国的教育技术取得了可喜成绩，但教育技术研究的学术品质却在一定程度上落后时代的发展和研究的需要。教育技术研究中，在文化传承、理论溯源和学派精神三个方面，存在着严重的缺失，这种情况正在制约着教育技术的发展。
[关键词] 教育技术研究； 文化； 理论溯源； 学派
[中图分类号] G40-057 [文献标志码] A
[作者简介] 李艺（1956—），男，山东临沂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教育技术哲学、教育游戏和信息技术教育研究。E-mail：yilisd@163.com。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技术在学科建设、指导实践、与其他学科对话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特别是进入21世纪，伴随着推动教育信息化发展的需求，教育技术更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逐渐被整个教育界所关注，在推动教育改革的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与此同时，回顾教育技术的发展，我们也看到不容忽视的严重问题，教育技术研究的学术品质落后于时代发展的需要，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教育技术的发展。形象地说，将教育技术比喻为一支队伍，在它初创时期，因安身立命的需要，要讲求实效，可以不拘形式，可以是一支游击队，可以打游击战。但当发展到一定规模，产生一定影响，承担“正面战场对敌”责任的时候，就必须是正规军了。这时候，教育技术必须在继承传统优秀品质的基础上，一扫游击队习气，将自己打造成一支在思想、技术及方法各方面都合格过硬的正规军。
历史责任落在了当前一代教育技术学人肩上，我们必须将教育技术带入一个由“游击队”向“正规军”转型的阶段之中并使其顺利地完成这个转变。而所谓“游击队”和“正规军”的差异，在教育技术研究上，表现在文化传承、思想溯源和科学精神的缺失与建构上。
一、教育技术研究文化传承的缺失
这些年我国教育技术的发展，无论是基本理论还是整个学科体系的建设，主要是依赖对国外理论的引进。类如叶澜教授指出，“中国教育学科的发展离‘根’离‘土’，长期未构筑起自己的‘家园’，长期保留着‘舶来品’这一从降生之日就带有的‘胎记’”。[1]在学科发展的初期，“引进”情结在所难免尚有情可原，但在后续的发展中，应避免习惯性地简单模仿和移植，应在借鉴参照的同时更强调根植于自身文化的健康发展。教育技术在走向成熟的过程中，在倾听、领会别人的文化精神时，更重要的是守护自己的文化家园，以本土问题为先导，借鉴先进国家学者的研究，建构本土的概念框架和理论路线。唯有如此，才能既更加有效指导本国实践，又在国际学术舞台上进行平等而有尊严的对话。
在教育技术研究中，缺乏文化传承的表现主要有两个方面。
1． 思想引进“食洋不化”
任何教育理论都有其生长的社会土壤，都会散发着浓郁的文化气息，不同民族的教育理论也都体现着不同价值观和思维方式。西方的教育技术理论，特别是美国的教育技术理论，其形成有深厚的本国教育实践背景，即先有教育实践，积累经验，然后再形成理论，深深地带有美国式的实用主义文化的烙印。无论是AECT几次对教育技术定义的更替，还是遍布美国本土的其他形形色色的派别思想的形成，都有其深厚的实践基础。范寿康曾说道：“美人论学，往往轻系统，重实利，其弊流域肤浅驳杂。”[2]美国学者如同美国公众一样，在享受着“冠誉”全球的“美国式”声望之时，对其崇尚的实用主义更是不假思索地全盘接受，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是渗透到其骨髓里。他们更热衷于在实践中解决问题，而无暇去寻求更加深邃的答案。实用主义有利弊两个方面：好处是可以不受概念和理论体系的困扰，将焦点放在分析和解决具体问题上；缺点是由于缺乏扎实稳固的思想支撑，限制了其对具体问题的超越，从而影响到对问题的深刻认识，在启发思考和引领发展方面就必然有所不足。因此，无论是拿其二百年文化成绩和人类数千年文明相比较，还是拿美式思想和林立全球的众多学派相比较，亦步亦趋、盲目地迷信而唯其为是，照搬照抄囫囵吞枣乃至逐字把玩，实在是非常不可取。
对于理论的引进，必须考虑理论的适应性和适用性两个问题。在适应性方面，我们需要考虑的是，引进的理论能否适应中国的教育实际。在教育技术领域，理论与实践“两张皮”的现象屡见不鲜，深层次的原因就是文化理念的不相容，在理论上盲目模仿，而在实践中却忽视了实际问题的文化情境，必然会遭到文化理念排斥，起不到解决问题的作用，这就造成了由于文化土壤不同而产生的“南橘北枳”现象。在理论适用性方面，我们会追问这个理论本身对问题解决的可满足性如何。卓有成效的理论学说会引领我们对问题认识的深入。近年来随着国际学术交流的深入，国外的许多理论被引入国内，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国内学术的发展，但有些理论的效用却被夸大了。如前所述AECT教育技术定义的引进和解读，就是典型的问题之一。同样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我国第八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后现代课程理论本是学术上的一家之言，却在我国上升为课程改革的国家意志，几乎没有深入考虑我国的文化背景、社会意识、管理体制及我国教育的发展诉求等诸多要害问题，不得不说是一个严重的失误。
2. 理论建设缺乏本土意识
理论具有鲜明的文化性。理论是对特定文化背景下的实践问题的抽象、论述和反思。我国的教育技术发展二十多年，问题争论无数，却陷于肤浅琐碎，引进大量理论但鲜有本土特色的理论创见，理论创新缺乏本土意识。略举一例，据南国农先生介绍，“日本的‘教育工学’这个名称，是在读过《天工开物》这本中国名著后受到启发而提出来的。并说，日本教育工学界的许多学者都把《天工开物》、《梦溪笔谈》作为必读的经典文献。”[3]这不禁让我们教育技术界的学者们羞愧不已，这个“工”，不是工业的工，是一个饱蘸着传统技、艺乃至思想的“工”。可以想象，一个“工”字，若被妥当地置于特定的文化背景之上，会给我国教育技术领域带来什么不同？遗憾的是，实际上我们为了一个“针尖上的天使”式的定义争论不休，我们拿着“教育”、“技术”、“Education”、“Technology”甚至“Technique”排来排去，却把自己拥有的文化遗产遗忘在脑后。如有学者所言，“一旦我们取消本土的自我反思能力，以西方的需要为需要，以西方的反思为反思，长期压制本土的真实需要的表达，就会导致在文化、心理、思想、精神诸方面成为西方的附庸”。[4]实际上，何止是附庸，更是不伦不类。
在教育技术理论本土化的建设过程中，我们要充分认识到我国教育技术所具备的文化性，增强我们的本土文化意识。首先，守望与传承文化血脉也将成为当前理论研究与创新的生命之源。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也是民族认同的前提。文化传统可以为理论研究提供“支援意识”，它为新理论的创生和推广提供文化支撑，离开了文化传统，任何理论研究都将失去其赖以生存的根基，成为空洞之物。另一方面，新的理论需要经受文化传统的选择，特别是对外来移植的理论，“文化的新项目，不论来自一个社会的内部或外部，必须能为原有文化的意义所接受。如果这些意义完全是另一回事或不协调，那么新项目，不论是一个观念、一件人工制品、一种另一方信念或一种方式，都将直截了当地被拒绝。新项目也常常被接受，但在接受过程中必须对之进行诠释和修正，以适应原有的文化。”[5]
考虑到教育技术较多关心教学设计问题，不妨再以其为例谈谈这个问题。教学设计是西方理性与教学需求相结合的产物，旨在促进教学活动的程序化和精确化，提高教学的效率。上世纪80年代，教学设计被引进到我国，并在教师教育和培训中得以推广。在教学实践中，教师能对教学设计及其条款如数家珍，但对教学设计的理解和运用却显得机械而肤浅，正是因为该教学设计的理念没有很好地和中国文化融合，没有将教学设计的精华融入到教师的文化灵魂之中。教学设计理论要真正根植于中国的教育土壤，需要一个本土化的过程，要经过“借鉴—协同—融合—创新”的过程，若要生搬硬套，就必然会形成理论和实践的脱节。遗憾的是我们没有看到这个真正智慧的实施推动，看到的只是简单的抄搬和灌输。即便有少部分教师能对整个教学过程驾驭得得心应手，这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个人经验，归功于在其内部偶然顺利地完成了文化融合，而未必是对教学设计及其相关理论进行形式化“推销”的结果。或者说，凡有老师对教学设计的诠释有精到之处，多为渗透着浓郁传统精神以及面对我国特定教学文化的独到解读。
二、教育技术研究理论溯源的缺失
教育技术作为一个新兴、复杂的研究和实践领域，需要吸收多方面的理论养分，综合各种教育经验。一方面，需要接受教育学、心理学、哲学以及计算机科学等学科的知识的指导，另一方面，教育技术也在实践中丰富、发展这些学科知识。而目前教育技术研究和实践的理论基础相对薄弱，新概念、新模式、新策略层出不穷，却甚少审视本领域、本学科的理论基础。诚然，在理论积累不甚丰富，研究方法不甚完善时，理论研究不免会出现“摸着石头过河”的情景，但若要得到长足有效的发展，必须具备坚实的理论基础。教育技术研究理论基础的缺失表现以下两方面。
1. 基础理论研究的缺席与忽视
首先，技术哲学的缺席造成教育技术研究的理论缺失。桑新民教授指出，“教育技术学最深层次的基础理论应该是技术哲学和教育哲学，因为这决定了教育技术理论与实践工作者的技术观和教育观，并由此决定了他们的教育技术观。”[6]长时间以来，人们对技术的理解仅局限在“工具和活动”上。这种认识虽然有其合理性，但也“遮蔽”了技术的本质，也对教育技术的认识和实践造成了不良影响。“技术不同于技术之本质”，马克思主义技术观认为技术不仅展现了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展现了他的生活生产的直接过程，因而也展现了人的社会生产关系以及由他们而产生的文化表现。[7]技术哲学作为教育技术研究的理论基础，将会更全面地理解教育与技术的关系，有力地拓展教育技术研究的视野，丰富教育技术的内涵。所幸的是国内部分高校的一批学者，不盲从国外，主动开展了这个方面的思考并形成了一定的积累。
其次是教育技术研究对自身理论体系架构的忽视。教育技术作为一个研究和实践领域，使人们更热衷于其工具价值的追求，实践倾向较为明显，理论建设与研究则显得较为平淡。所谓理论，大多是教育学、心理学的简单的抄搬式的“借用”，或者是相关技术应用层面的经验总结，这样教育技术研究就成了教育的技术研究，成了研究教育技术。当然，我们也不完全排斥这样的研究，甚者认可其一定的合理性，但我们的最终目标不是教育的技术研究、研究教育技术，而是教育技术研究，前者是达到后者的途径和手段，这也如同将各个学科知识的各行其是的“独奏曲”变成教育技术的“交响乐”。
如何完成“交响乐”乐章的谱写?有学者提出的教育理论发展“分层模式”可供参考：“我们将研究分为三大类，并依次分为三大层面，第一层是事实研究，第二层是价值研究，第三层是技术研究。”[8]相应地，事实性研究即本体论研究，即对“教育技术是什么的研究”，旨在运用哲学、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等知识透过复杂的教育技术现象寻求本质。价值研究是对教育技术以“应该”的方式来追问的，是对人、技术与教育三者价值的追问，表现为教育与技术的价值关系、教育技术与人的发展的价值问题等，有助于树立良好的教育观、技术观和人的全面发展观。技术研究则应在实践领域展开，将先进的理论理念转化成实践的精神财富，也从实践中不断地丰富理论，促进理论与实践相互支持，教育技术研究的目的所在。
2. 理论引进的简单“拿来主义”
作为一个新领域，教育技术的创生和发展是各学科知识整合的结晶，是教育实践的需要，是时代精神孕育的结果。只有顺应时代发展和学科潮流，才能体现其独特的综合性和实践优势。20世纪初是科学大发展、思想大飞跃的时代，现代科技成果和思想逐步渗透到教育领域中，为教育技术的发展吹响了号角。随着学习心理学、传播学、系统科学以及其他理论的引进，教育技术逐渐走向成熟，这些独特的“基因”应该成为教育技术发展的优势所在，也成为教育技术研究的理论来源。而这些外围时代精神的变革及其所产生的教育技术理论内在的演化却未被我们所重视。
比如，大家比较认可教育传播学是教育技术学重要的理论基础之一，这个基础理论的建设远未完成。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教育技术领域内曾掀起一股传播学向教育移植的热潮，譬如有人认为“传播理论是全面研究人类进行信息传送、交换、加工的科学。它建立起来的传播过程模式的理论，传者、受者与传播媒体的理论，对教育过程有普遍的指导意义，用它解释教育过程产生了教育传播学，成为教育技术学的基本理论之一”，[9]其实多是对传播学的抄搬，并未就教育传播这样一个承担特定社会责任、有特定的组织形式、有特定的管理方法的特定“传播”的“特定性”进行深入思考，未能得到一个真正的“教育”的“教育传播学”。进入本世纪，教育传播学又颇受冷遇，恰好错过了教育信息化的高速发展期，面对网络等新传播媒体和网络教学等新教育传播模式的出现，教育传播学并没有与时俱进，紧随时代发展，严重滞后于教育实践的发展，从而对教育实践的解释和指导功能大为减弱。
再如，教育技术研究方法的探索也仍在迷茫之中。根据传统的学科范式要求，各学科有自己相对独特的研究方法。所谓独特的研究方法，一是根生于本学科的方法，二是从其他学科借鉴并作适应性改造的方法。当前教育技术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大多是从其他学科借鉴而来，教育技术研究者会无意识地、自发地借鉴与改造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的借鉴与改造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教育技术没有研究方法的问题，拓展了教育技术的研究视野与领域，但由于缺乏方法论的指导产生了一系列问题。比如存在研究方法的运用肤浅与研究视角散乱问题：由于不同学科的研发方法其衍生的知识背景不同，在相异的知识领域中会表现出不同的适用性或局限性，不考虑教育技术研究对象特征与情境的差别而机械套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势必会造成研究的肤浅；由于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造成的研究视角散乱，有人形象地把它称为“坑道视界”，研究者虽然同处一个教育技术学科和领域内，但由于存在不同的话语沟壑，彼此之间却难以展开对话，研究方向与方式也日趋分散。
三、教育技术研究学派精神的缺失
所谓的“学派”，是指一门学问中由于学说师承不同，学术观点、倾向、风格有别而形成的派别。[10]从某种意义上讲，科学史就是学派史，正是因为学派的争鸣才促进了科学的发展。波普尔认为，理论源于问题，“应该把科学设想为从问题到问题的不断进步——从问题到愈来愈深刻的问题。”同时，由于问题的复杂性和多面性，催生了不同的理论体系的诞生。“只有当理论的核心问题是重大的，独特的，并具有深刻的学理意义时，理论才可能成为范式，并形成一种主导话语。这种主导话语界定了理论研究的议程，而围绕这种主导话语也就形成了所谓的‘话语联盟（discourse coalitions）’或理论学派。”[11]从某种意义上说，学派的发展主导了科学的发展，足见学派及学派精神的重要性。而我国教育技术研究中的学派建设及学派精神是严重不足的，有下列表现。
1. 对“学派”朴素的误解
有论者指出教育技术存在若干学术流派，[12]诸如“电化教育学派”、“教育技术学派”、“计算机多媒体学派”与“教育应用技术学派”等。我们认为，当前我国的教育技术领域学派还未充分形成，因为学派除了具有师承性，还具有独立性、可持续性和对话性。
学派具有独立性。与学科强调制度性不同，学派更强调研究者的文化和精神认同。学派的立足点是追求真理，学派成员围绕自己的学术带头人，共同拥有相同或相近的理论核心，并具有鲜明的学术特色和风格，而且这些稳定的要素形成了学术上的内聚力和排他性。这种凝聚力一方面对学派内理论学说加以辩护，另一方面也能对其他研究者的观点加以排斥。古今中外的学术史上不乏学派的存在，学派的存在能积极地活跃学术气氛，有力地推动学科的发展。反思过去的教育技术研究缺乏丰富性和长久生命力，多以经验的表述为主，具有明显的随意性，学术话语中核心概念使用随意，核心概念之间亦未能形成有机的内在联系，没有形成内在的富有逻辑性的架构，如此种种，根本无法导致学派的诞生。
学派具有可持续性。学派的发展需要清晰的脉络。每种学派理论都具备一个理论硬核，起源于问题，并且永远不会完全脱离这一初始问题意识，在学派理论的演化过程中，也必然遵循“一以贯之”的主导话语体系和学术传统。在这一点上，我们在系统考察六十多年来美国教育技术学理论研究的发展过程，可以清晰地看到主要是“媒体派”和“学习派”两大学派的争鸣。“媒体派”更具学派特征，并形成了导师和博士生三代传承的查特斯（W. W. Charters）—戴尔（Edgar Dale）—芬恩（James Finn）—海涅克（Robert Heinich）谱系，美国印地安纳大学是此派的学术重镇。[13]
学派具有对话性。学派具有独立性，并不意味着学派就是封闭的，一方面，学派需要一个良好的学派生态系统，需要健康适宜的学术环境，对于教育技术学派来讲，这显得尤为重要。正确处理哲学、心理学、教育学和计算机等学科学派以及教育技术学派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学派之间“生态链”的平衡，这对促进教育技术学派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任何学派都有理论盲点，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因此，各个学派不是替代、倾轧关系，而是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另一方面，学派间需要良好的对话，学派是在对话与磨砺中成长的。各学派间往往在对话中立足于本学派的基础上取长补短，吸取其他学派的理论学说或者受到其他学派的启发，不断充实、丰富、扩展自己的理论体系、思维方式和话语体系。因此，这是“平等式”对话而不是简单机械的套用。有类似描述为：“真正的教育学学派必定是这样的：它虽然难以拒绝相关学科学派资源的诱惑，但并不把这种外来资源当做‘根基性资源’，它试图将其纳入到教育学的语境中加以转化、再生。”[14]
2. 学派精神及其缺失的表现
我国的教育技术，学派意识的淡漠与学派精神的缺失相伴随。可以认为，学派精神是学派组织、活动及其学术成果的精神积淀，学派精神主要体现在“求真”和“创新”两方面。“求真”是学派创生和发展的灵魂，在“求真”精神的鼓舞下，具有共同学术旨趣的研究者在对问题探索过程中形成相对稳定、独立的理论立场；“创新”精神是学派发展的立足点，“学派的核心思想必须是对传统理论的重大突破，或者是对一个全新领域的开拓。它给人们提供了一幅新的视野图景，使人们具有通过进一步工作而获得成功的巨大希望。”[15]创新也是学派发展的根本动力。
教育技术学派精神的缺失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第一，教育技术研究问题零散，形不成理论硬核。如前所述，教育技术研究的游击习气不利于对理论体系的探索与完善，对问题的“浅尝辄止”式的描述又阻碍了对真理的发现。第二，教育技术研究没有形成统一的话语体系。学派精神的存在也是研究者聚集并开展研究的精神动力，也只有具有学派精神才能真正促使学术团队向学术流派的转化。目前在教育技术领域存在为数不少的研究团体，但仍然缺乏研究的合力，“散沙式”的研究难以形成统一的话语。第三，教育技术理论研究的原创性不足，缺乏创新性，教育技术研究的现状就是“引进多，原创少；成果多，精品少；问题多，思想少”。教育技术学派精神的缺失严重影响了其研究的理论品位的提升与学科的发展。
3. 从“逻辑起点”到“学派”
建设教育技术学派，对于我国的教育技术发展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既是教育技术学发展的内在驱动，也是理论研究的必然要求。众所周知，教育学对其“逻辑起点”的讨论众说纷纭的气氛也感染到了教育技术学领域，对教育技术学逻辑起点的讨论一时间风生水起。参与讨论的学者们虽未能最终就逻辑起点究竟是何达成共识，但都默认了教育技术学的逻辑起点具有“唯一性”，并机械地套用了教育学的逻辑起点及其探讨的思路来探讨教育技术学的逻辑起点。然而，我们认为这种观点的合理性值得探讨。
我们先辨析“科学”与“学科”两个概念。蔡曙山指出“科学研究是以问题为基础，或者说是以问题为中心的……学科是科学研究发展成熟的产物。并不是所有的研究领域最后都能发展成为新学科……学科以规范化为目标，英文的‘学科’一词，本身就含有‘规范’、‘纪律’这样的意思。从学科的这种特性可以看出，在时间上它相对于科学而言是滞后的，在空间上它相对于科学研究是不连续的，仅仅是若干科学研究领域的集合”，“在科学与学科的相互关系和矛盾运动中，科学是第一性的、决定的方面；学科则是第二性的、被决定的方面。这个关系不能颠倒”。[16]从上述两个概念的辨析看开来，我们更倾向所谓逻辑起点应该是针对教育技术“科学”的，而不是教育技术“学科”的。科学是以“问题”为中心，需要有形成专门的说理系统及专门的特定的“逻辑起点”，而学科是“容器”，其间可以容纳不同的学说或派系。逻辑起点针对科学理论流派而言是必然的，即它在某一理论流派具有唯一性，逻辑起点不仅因理论体系而异，更是该理论体系中特定的部分。具体到教育技术，作为我国的一个学科，首先应该有关于不同学说和流派的包容性，即使当前教育技术领域的学说和流派仍在迷雾之中未能清晰显形，也万勿轻率遑谈什么唯一的逻辑起点。可以看出，我国教育技术领域中关于逻辑起点的讨论，首先是学派和学派精神发展不够成熟而致的模糊认识，其次是对“科学”和“学科”两个概念区分不清所致。
我们也关注到教育学领域关于逻辑起点的讨论，也在默认教育学学科的逻辑起点唯一的基础上进行，如有参与该问题讨论的学者就含混了科学和学科的差异，称逻辑起点“是指一门科学或学科结构的起始范畴。是指理论体系的始自对象，是使整个逻辑体系由以开展和得以丰富完成的一个最初的规定。”[17]似这也是教育技术界学者们在关于自身逻辑起点讨论中默认其为“唯一”的重要原因之一。笔者考察，在我国建国后的教育发展历程中，一直坚持的是“党的教育方针”，尽管在不同时代党的教育方针也在发生细微调整，但其作为我国教育思想及教育实践的灵魂却一直是不变的。就是说，我国的当代教育，从毛泽东同志倡导的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到《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描述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与所谓教育是“使人成为人”的本质描述不同，是在倡导“使人成为人才”，这是我国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之需导致的，实际上可称之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教育”。在这种特立独行思想的指导下，我国的教育有着延绵不绝的传统继承，有着锲而不舍的价值追求，它就是一个学派！所以，它的逻辑起点有唯一性！
再说到教育技术的逻辑起点问题上来。在我国的官方规定的体制中，教育技术学是教育学的一个二级学科，从属于教育，但放眼全球实践，教育技术既是与教育高度相关又是一个似有着某种特立独行品质的领域。因此，要讨论我国教育技术的逻辑起点，首先要从这里开问，即在它是否是一个学派的基础上开问，而不是在默认“唯一性”的基础上盲目地自说自话。
中国教育技术问题必须由中国学者来解决，必须怀着一颗“中国心”深入生活，面对中国客观存在，关注研究解决中国教育技术的实际问题。历史赋教育技术以重任，然而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教育技术研究学术品质的建设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1] 叶澜.中国教育学发展世纪问题的审视[J].教育研究，2004，（7）:6~16.
[2] 黄济．教育哲学通论[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1:293．
[3] 南国农.参与历史研究 共创美好明天[J].电化教育研究，2008，（11）:5~10.
[4] 李承先，陈学飞.话语权与教育本土化[J].教育研究，2008，（6）：14~18.
[5] 郑金洲.教育文化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176 ～ 177，102.
[6] 桑新民.技术—教育—人的发展[J].电化教育研究，1999，（2）：3~7.
[7] 许良.技术哲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57.
[8] 周皓波.教育哲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275.
[9] 李运林，李克东.电化教育导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6:54.
[10] 陈燮君.学科学导论[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1:413.
[11] 秦亚青.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与中国学派的生成[J].中国社会科学，2005，（3）:165~176.
[12] 陶立志.电化教育学派之说[J].电化教育研究，2001，（3）：3~8.
[13] 桑新民，李曙华.教育技术学范畴体系建模研究及其方法论[J].中国电化教育，2007，（11）：1~8.
[14] 李政涛.论中国教育学学派创生的意义及其基本路径[J].教育研究，2004，（1）：6~10.
[15] 郭贵春. 学派建设与社会科学的理论创新[J].中国高等教育，2006，（10）：35~38.
[16] 蔡曙山.学科制度建设笔谈[J].中国社会科学，2002，（3）：74~91.
[17] 瞿葆奎.教育学逻辑起点:昨天的观点与今天的认识[J].上海教育科研，1998，（3）:2~9.
更 正
《电化教育研究》2012年第2期所刊陈曦的文章《基于项目管理的高校教师教育技术培训实践与启示——以某大学为例》一文中，作者单位更正为：“南方医科大学 教育技术与新闻信息中心，广东 广州 510515”。
[关键词] 教育技术研究； 文化； 理论溯源； 学派
[中图分类号] G40-057 [文献标志码] A
[作者简介] 李艺（1956—），男，山东临沂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教育技术哲学、教育游戏和信息技术教育研究。E-mail：yilisd@163.com。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技术在学科建设、指导实践、与其他学科对话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特别是进入21世纪，伴随着推动教育信息化发展的需求，教育技术更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逐渐被整个教育界所关注，在推动教育改革的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与此同时，回顾教育技术的发展，我们也看到不容忽视的严重问题，教育技术研究的学术品质落后于时代发展的需要，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教育技术的发展。形象地说，将教育技术比喻为一支队伍，在它初创时期，因安身立命的需要，要讲求实效，可以不拘形式，可以是一支游击队，可以打游击战。但当发展到一定规模，产生一定影响，承担“正面战场对敌”责任的时候，就必须是正规军了。这时候，教育技术必须在继承传统优秀品质的基础上，一扫游击队习气，将自己打造成一支在思想、技术及方法各方面都合格过硬的正规军。
历史责任落在了当前一代教育技术学人肩上，我们必须将教育技术带入一个由“游击队”向“正规军”转型的阶段之中并使其顺利地完成这个转变。而所谓“游击队”和“正规军”的差异，在教育技术研究上，表现在文化传承、思想溯源和科学精神的缺失与建构上。
一、教育技术研究文化传承的缺失
这些年我国教育技术的发展，无论是基本理论还是整个学科体系的建设，主要是依赖对国外理论的引进。类如叶澜教授指出，“中国教育学科的发展离‘根’离‘土’，长期未构筑起自己的‘家园’，长期保留着‘舶来品’这一从降生之日就带有的‘胎记’”。[1]在学科发展的初期，“引进”情结在所难免尚有情可原，但在后续的发展中，应避免习惯性地简单模仿和移植，应在借鉴参照的同时更强调根植于自身文化的健康发展。教育技术在走向成熟的过程中，在倾听、领会别人的文化精神时，更重要的是守护自己的文化家园，以本土问题为先导，借鉴先进国家学者的研究，建构本土的概念框架和理论路线。唯有如此，才能既更加有效指导本国实践，又在国际学术舞台上进行平等而有尊严的对话。
在教育技术研究中，缺乏文化传承的表现主要有两个方面。
1． 思想引进“食洋不化”
任何教育理论都有其生长的社会土壤，都会散发着浓郁的文化气息，不同民族的教育理论也都体现着不同价值观和思维方式。西方的教育技术理论，特别是美国的教育技术理论，其形成有深厚的本国教育实践背景，即先有教育实践，积累经验，然后再形成理论，深深地带有美国式的实用主义文化的烙印。无论是AECT几次对教育技术定义的更替，还是遍布美国本土的其他形形色色的派别思想的形成，都有其深厚的实践基础。范寿康曾说道：“美人论学，往往轻系统，重实利，其弊流域肤浅驳杂。”[2]美国学者如同美国公众一样，在享受着“冠誉”全球的“美国式”声望之时，对其崇尚的实用主义更是不假思索地全盘接受，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是渗透到其骨髓里。他们更热衷于在实践中解决问题，而无暇去寻求更加深邃的答案。实用主义有利弊两个方面：好处是可以不受概念和理论体系的困扰，将焦点放在分析和解决具体问题上；缺点是由于缺乏扎实稳固的思想支撑，限制了其对具体问题的超越，从而影响到对问题的深刻认识，在启发思考和引领发展方面就必然有所不足。因此，无论是拿其二百年文化成绩和人类数千年文明相比较，还是拿美式思想和林立全球的众多学派相比较，亦步亦趋、盲目地迷信而唯其为是，照搬照抄囫囵吞枣乃至逐字把玩，实在是非常不可取。
对于理论的引进，必须考虑理论的适应性和适用性两个问题。在适应性方面，我们需要考虑的是，引进的理论能否适应中国的教育实际。在教育技术领域，理论与实践“两张皮”的现象屡见不鲜，深层次的原因就是文化理念的不相容，在理论上盲目模仿，而在实践中却忽视了实际问题的文化情境，必然会遭到文化理念排斥，起不到解决问题的作用，这就造成了由于文化土壤不同而产生的“南橘北枳”现象。在理论适用性方面，我们会追问这个理论本身对问题解决的可满足性如何。卓有成效的理论学说会引领我们对问题认识的深入。近年来随着国际学术交流的深入，国外的许多理论被引入国内，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国内学术的发展，但有些理论的效用却被夸大了。如前所述AECT教育技术定义的引进和解读，就是典型的问题之一。同样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我国第八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后现代课程理论本是学术上的一家之言，却在我国上升为课程改革的国家意志，几乎没有深入考虑我国的文化背景、社会意识、管理体制及我国教育的发展诉求等诸多要害问题，不得不说是一个严重的失误。
2. 理论建设缺乏本土意识
理论具有鲜明的文化性。理论是对特定文化背景下的实践问题的抽象、论述和反思。我国的教育技术发展二十多年，问题争论无数，却陷于肤浅琐碎，引进大量理论但鲜有本土特色的理论创见，理论创新缺乏本土意识。略举一例，据南国农先生介绍，“日本的‘教育工学’这个名称，是在读过《天工开物》这本中国名著后受到启发而提出来的。并说，日本教育工学界的许多学者都把《天工开物》、《梦溪笔谈》作为必读的经典文献。”[3]这不禁让我们教育技术界的学者们羞愧不已，这个“工”，不是工业的工，是一个饱蘸着传统技、艺乃至思想的“工”。可以想象，一个“工”字，若被妥当地置于特定的文化背景之上，会给我国教育技术领域带来什么不同？遗憾的是，实际上我们为了一个“针尖上的天使”式的定义争论不休，我们拿着“教育”、“技术”、“Education”、“Technology”甚至“Technique”排来排去，却把自己拥有的文化遗产遗忘在脑后。如有学者所言，“一旦我们取消本土的自我反思能力，以西方的需要为需要，以西方的反思为反思，长期压制本土的真实需要的表达，就会导致在文化、心理、思想、精神诸方面成为西方的附庸”。[4]实际上，何止是附庸，更是不伦不类。
在教育技术理论本土化的建设过程中，我们要充分认识到我国教育技术所具备的文化性，增强我们的本土文化意识。首先，守望与传承文化血脉也将成为当前理论研究与创新的生命之源。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也是民族认同的前提。文化传统可以为理论研究提供“支援意识”，它为新理论的创生和推广提供文化支撑，离开了文化传统，任何理论研究都将失去其赖以生存的根基，成为空洞之物。另一方面，新的理论需要经受文化传统的选择，特别是对外来移植的理论，“文化的新项目，不论来自一个社会的内部或外部，必须能为原有文化的意义所接受。如果这些意义完全是另一回事或不协调，那么新项目，不论是一个观念、一件人工制品、一种另一方信念或一种方式，都将直截了当地被拒绝。新项目也常常被接受，但在接受过程中必须对之进行诠释和修正，以适应原有的文化。”[5]
考虑到教育技术较多关心教学设计问题，不妨再以其为例谈谈这个问题。教学设计是西方理性与教学需求相结合的产物，旨在促进教学活动的程序化和精确化，提高教学的效率。上世纪80年代，教学设计被引进到我国，并在教师教育和培训中得以推广。在教学实践中，教师能对教学设计及其条款如数家珍，但对教学设计的理解和运用却显得机械而肤浅，正是因为该教学设计的理念没有很好地和中国文化融合，没有将教学设计的精华融入到教师的文化灵魂之中。教学设计理论要真正根植于中国的教育土壤，需要一个本土化的过程，要经过“借鉴—协同—融合—创新”的过程，若要生搬硬套，就必然会形成理论和实践的脱节。遗憾的是我们没有看到这个真正智慧的实施推动，看到的只是简单的抄搬和灌输。即便有少部分教师能对整个教学过程驾驭得得心应手，这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个人经验，归功于在其内部偶然顺利地完成了文化融合，而未必是对教学设计及其相关理论进行形式化“推销”的结果。或者说，凡有老师对教学设计的诠释有精到之处，多为渗透着浓郁传统精神以及面对我国特定教学文化的独到解读。
二、教育技术研究理论溯源的缺失
教育技术作为一个新兴、复杂的研究和实践领域，需要吸收多方面的理论养分，综合各种教育经验。一方面，需要接受教育学、心理学、哲学以及计算机科学等学科的知识的指导，另一方面，教育技术也在实践中丰富、发展这些学科知识。而目前教育技术研究和实践的理论基础相对薄弱，新概念、新模式、新策略层出不穷，却甚少审视本领域、本学科的理论基础。诚然，在理论积累不甚丰富，研究方法不甚完善时，理论研究不免会出现“摸着石头过河”的情景，但若要得到长足有效的发展，必须具备坚实的理论基础。教育技术研究理论基础的缺失表现以下两方面。
1. 基础理论研究的缺席与忽视
首先，技术哲学的缺席造成教育技术研究的理论缺失。桑新民教授指出，“教育技术学最深层次的基础理论应该是技术哲学和教育哲学，因为这决定了教育技术理论与实践工作者的技术观和教育观，并由此决定了他们的教育技术观。”[6]长时间以来，人们对技术的理解仅局限在“工具和活动”上。这种认识虽然有其合理性，但也“遮蔽”了技术的本质，也对教育技术的认识和实践造成了不良影响。“技术不同于技术之本质”，马克思主义技术观认为技术不仅展现了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展现了他的生活生产的直接过程，因而也展现了人的社会生产关系以及由他们而产生的文化表现。[7]技术哲学作为教育技术研究的理论基础，将会更全面地理解教育与技术的关系，有力地拓展教育技术研究的视野，丰富教育技术的内涵。所幸的是国内部分高校的一批学者，不盲从国外，主动开展了这个方面的思考并形成了一定的积累。
其次是教育技术研究对自身理论体系架构的忽视。教育技术作为一个研究和实践领域，使人们更热衷于其工具价值的追求，实践倾向较为明显，理论建设与研究则显得较为平淡。所谓理论，大多是教育学、心理学的简单的抄搬式的“借用”，或者是相关技术应用层面的经验总结，这样教育技术研究就成了教育的技术研究，成了研究教育技术。当然，我们也不完全排斥这样的研究，甚者认可其一定的合理性，但我们的最终目标不是教育的技术研究、研究教育技术，而是教育技术研究，前者是达到后者的途径和手段，这也如同将各个学科知识的各行其是的“独奏曲”变成教育技术的“交响乐”。
如何完成“交响乐”乐章的谱写?有学者提出的教育理论发展“分层模式”可供参考：“我们将研究分为三大类，并依次分为三大层面，第一层是事实研究，第二层是价值研究，第三层是技术研究。”[8]相应地，事实性研究即本体论研究，即对“教育技术是什么的研究”，旨在运用哲学、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等知识透过复杂的教育技术现象寻求本质。价值研究是对教育技术以“应该”的方式来追问的，是对人、技术与教育三者价值的追问，表现为教育与技术的价值关系、教育技术与人的发展的价值问题等，有助于树立良好的教育观、技术观和人的全面发展观。技术研究则应在实践领域展开，将先进的理论理念转化成实践的精神财富，也从实践中不断地丰富理论，促进理论与实践相互支持，教育技术研究的目的所在。
2. 理论引进的简单“拿来主义”
作为一个新领域，教育技术的创生和发展是各学科知识整合的结晶，是教育实践的需要，是时代精神孕育的结果。只有顺应时代发展和学科潮流，才能体现其独特的综合性和实践优势。20世纪初是科学大发展、思想大飞跃的时代，现代科技成果和思想逐步渗透到教育领域中，为教育技术的发展吹响了号角。随着学习心理学、传播学、系统科学以及其他理论的引进，教育技术逐渐走向成熟，这些独特的“基因”应该成为教育技术发展的优势所在，也成为教育技术研究的理论来源。而这些外围时代精神的变革及其所产生的教育技术理论内在的演化却未被我们所重视。
比如，大家比较认可教育传播学是教育技术学重要的理论基础之一，这个基础理论的建设远未完成。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教育技术领域内曾掀起一股传播学向教育移植的热潮，譬如有人认为“传播理论是全面研究人类进行信息传送、交换、加工的科学。它建立起来的传播过程模式的理论，传者、受者与传播媒体的理论，对教育过程有普遍的指导意义，用它解释教育过程产生了教育传播学，成为教育技术学的基本理论之一”，[9]其实多是对传播学的抄搬，并未就教育传播这样一个承担特定社会责任、有特定的组织形式、有特定的管理方法的特定“传播”的“特定性”进行深入思考，未能得到一个真正的“教育”的“教育传播学”。进入本世纪，教育传播学又颇受冷遇，恰好错过了教育信息化的高速发展期，面对网络等新传播媒体和网络教学等新教育传播模式的出现，教育传播学并没有与时俱进，紧随时代发展，严重滞后于教育实践的发展，从而对教育实践的解释和指导功能大为减弱。
再如，教育技术研究方法的探索也仍在迷茫之中。根据传统的学科范式要求，各学科有自己相对独特的研究方法。所谓独特的研究方法，一是根生于本学科的方法，二是从其他学科借鉴并作适应性改造的方法。当前教育技术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大多是从其他学科借鉴而来，教育技术研究者会无意识地、自发地借鉴与改造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的借鉴与改造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教育技术没有研究方法的问题，拓展了教育技术的研究视野与领域，但由于缺乏方法论的指导产生了一系列问题。比如存在研究方法的运用肤浅与研究视角散乱问题：由于不同学科的研发方法其衍生的知识背景不同，在相异的知识领域中会表现出不同的适用性或局限性，不考虑教育技术研究对象特征与情境的差别而机械套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势必会造成研究的肤浅；由于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造成的研究视角散乱，有人形象地把它称为“坑道视界”，研究者虽然同处一个教育技术学科和领域内，但由于存在不同的话语沟壑，彼此之间却难以展开对话，研究方向与方式也日趋分散。
三、教育技术研究学派精神的缺失
所谓的“学派”，是指一门学问中由于学说师承不同，学术观点、倾向、风格有别而形成的派别。[10]从某种意义上讲，科学史就是学派史，正是因为学派的争鸣才促进了科学的发展。波普尔认为，理论源于问题，“应该把科学设想为从问题到问题的不断进步——从问题到愈来愈深刻的问题。”同时，由于问题的复杂性和多面性，催生了不同的理论体系的诞生。“只有当理论的核心问题是重大的，独特的，并具有深刻的学理意义时，理论才可能成为范式，并形成一种主导话语。这种主导话语界定了理论研究的议程，而围绕这种主导话语也就形成了所谓的‘话语联盟（discourse coalitions）’或理论学派。”[11]从某种意义上说，学派的发展主导了科学的发展，足见学派及学派精神的重要性。而我国教育技术研究中的学派建设及学派精神是严重不足的，有下列表现。
1. 对“学派”朴素的误解
有论者指出教育技术存在若干学术流派，[12]诸如“电化教育学派”、“教育技术学派”、“计算机多媒体学派”与“教育应用技术学派”等。我们认为，当前我国的教育技术领域学派还未充分形成，因为学派除了具有师承性，还具有独立性、可持续性和对话性。
学派具有独立性。与学科强调制度性不同，学派更强调研究者的文化和精神认同。学派的立足点是追求真理，学派成员围绕自己的学术带头人，共同拥有相同或相近的理论核心，并具有鲜明的学术特色和风格，而且这些稳定的要素形成了学术上的内聚力和排他性。这种凝聚力一方面对学派内理论学说加以辩护，另一方面也能对其他研究者的观点加以排斥。古今中外的学术史上不乏学派的存在，学派的存在能积极地活跃学术气氛，有力地推动学科的发展。反思过去的教育技术研究缺乏丰富性和长久生命力，多以经验的表述为主，具有明显的随意性，学术话语中核心概念使用随意，核心概念之间亦未能形成有机的内在联系，没有形成内在的富有逻辑性的架构，如此种种，根本无法导致学派的诞生。
学派具有可持续性。学派的发展需要清晰的脉络。每种学派理论都具备一个理论硬核，起源于问题，并且永远不会完全脱离这一初始问题意识，在学派理论的演化过程中，也必然遵循“一以贯之”的主导话语体系和学术传统。在这一点上，我们在系统考察六十多年来美国教育技术学理论研究的发展过程，可以清晰地看到主要是“媒体派”和“学习派”两大学派的争鸣。“媒体派”更具学派特征，并形成了导师和博士生三代传承的查特斯（W. W. Charters）—戴尔（Edgar Dale）—芬恩（James Finn）—海涅克（Robert Heinich）谱系，美国印地安纳大学是此派的学术重镇。[13]
学派具有对话性。学派具有独立性，并不意味着学派就是封闭的，一方面，学派需要一个良好的学派生态系统，需要健康适宜的学术环境，对于教育技术学派来讲，这显得尤为重要。正确处理哲学、心理学、教育学和计算机等学科学派以及教育技术学派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学派之间“生态链”的平衡，这对促进教育技术学派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任何学派都有理论盲点，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因此，各个学派不是替代、倾轧关系，而是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另一方面，学派间需要良好的对话，学派是在对话与磨砺中成长的。各学派间往往在对话中立足于本学派的基础上取长补短，吸取其他学派的理论学说或者受到其他学派的启发，不断充实、丰富、扩展自己的理论体系、思维方式和话语体系。因此，这是“平等式”对话而不是简单机械的套用。有类似描述为：“真正的教育学学派必定是这样的：它虽然难以拒绝相关学科学派资源的诱惑，但并不把这种外来资源当做‘根基性资源’，它试图将其纳入到教育学的语境中加以转化、再生。”[14]
2. 学派精神及其缺失的表现
我国的教育技术，学派意识的淡漠与学派精神的缺失相伴随。可以认为，学派精神是学派组织、活动及其学术成果的精神积淀，学派精神主要体现在“求真”和“创新”两方面。“求真”是学派创生和发展的灵魂，在“求真”精神的鼓舞下，具有共同学术旨趣的研究者在对问题探索过程中形成相对稳定、独立的理论立场；“创新”精神是学派发展的立足点，“学派的核心思想必须是对传统理论的重大突破，或者是对一个全新领域的开拓。它给人们提供了一幅新的视野图景，使人们具有通过进一步工作而获得成功的巨大希望。”[15]创新也是学派发展的根本动力。
教育技术学派精神的缺失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第一，教育技术研究问题零散，形不成理论硬核。如前所述，教育技术研究的游击习气不利于对理论体系的探索与完善，对问题的“浅尝辄止”式的描述又阻碍了对真理的发现。第二，教育技术研究没有形成统一的话语体系。学派精神的存在也是研究者聚集并开展研究的精神动力，也只有具有学派精神才能真正促使学术团队向学术流派的转化。目前在教育技术领域存在为数不少的研究团体，但仍然缺乏研究的合力，“散沙式”的研究难以形成统一的话语。第三，教育技术理论研究的原创性不足，缺乏创新性，教育技术研究的现状就是“引进多，原创少；成果多，精品少；问题多，思想少”。教育技术学派精神的缺失严重影响了其研究的理论品位的提升与学科的发展。
3. 从“逻辑起点”到“学派”
建设教育技术学派，对于我国的教育技术发展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既是教育技术学发展的内在驱动，也是理论研究的必然要求。众所周知，教育学对其“逻辑起点”的讨论众说纷纭的气氛也感染到了教育技术学领域，对教育技术学逻辑起点的讨论一时间风生水起。参与讨论的学者们虽未能最终就逻辑起点究竟是何达成共识，但都默认了教育技术学的逻辑起点具有“唯一性”，并机械地套用了教育学的逻辑起点及其探讨的思路来探讨教育技术学的逻辑起点。然而，我们认为这种观点的合理性值得探讨。
我们先辨析“科学”与“学科”两个概念。蔡曙山指出“科学研究是以问题为基础，或者说是以问题为中心的……学科是科学研究发展成熟的产物。并不是所有的研究领域最后都能发展成为新学科……学科以规范化为目标，英文的‘学科’一词，本身就含有‘规范’、‘纪律’这样的意思。从学科的这种特性可以看出，在时间上它相对于科学而言是滞后的，在空间上它相对于科学研究是不连续的，仅仅是若干科学研究领域的集合”，“在科学与学科的相互关系和矛盾运动中，科学是第一性的、决定的方面；学科则是第二性的、被决定的方面。这个关系不能颠倒”。[16]从上述两个概念的辨析看开来，我们更倾向所谓逻辑起点应该是针对教育技术“科学”的，而不是教育技术“学科”的。科学是以“问题”为中心，需要有形成专门的说理系统及专门的特定的“逻辑起点”，而学科是“容器”，其间可以容纳不同的学说或派系。逻辑起点针对科学理论流派而言是必然的，即它在某一理论流派具有唯一性，逻辑起点不仅因理论体系而异，更是该理论体系中特定的部分。具体到教育技术，作为我国的一个学科，首先应该有关于不同学说和流派的包容性，即使当前教育技术领域的学说和流派仍在迷雾之中未能清晰显形，也万勿轻率遑谈什么唯一的逻辑起点。可以看出，我国教育技术领域中关于逻辑起点的讨论，首先是学派和学派精神发展不够成熟而致的模糊认识，其次是对“科学”和“学科”两个概念区分不清所致。
我们也关注到教育学领域关于逻辑起点的讨论，也在默认教育学学科的逻辑起点唯一的基础上进行，如有参与该问题讨论的学者就含混了科学和学科的差异，称逻辑起点“是指一门科学或学科结构的起始范畴。是指理论体系的始自对象，是使整个逻辑体系由以开展和得以丰富完成的一个最初的规定。”[17]似这也是教育技术界学者们在关于自身逻辑起点讨论中默认其为“唯一”的重要原因之一。笔者考察，在我国建国后的教育发展历程中，一直坚持的是“党的教育方针”，尽管在不同时代党的教育方针也在发生细微调整，但其作为我国教育思想及教育实践的灵魂却一直是不变的。就是说，我国的当代教育，从毛泽东同志倡导的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到《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描述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与所谓教育是“使人成为人”的本质描述不同，是在倡导“使人成为人才”，这是我国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之需导致的，实际上可称之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教育”。在这种特立独行思想的指导下，我国的教育有着延绵不绝的传统继承，有着锲而不舍的价值追求，它就是一个学派！所以，它的逻辑起点有唯一性！
再说到教育技术的逻辑起点问题上来。在我国的官方规定的体制中，教育技术学是教育学的一个二级学科，从属于教育，但放眼全球实践，教育技术既是与教育高度相关又是一个似有着某种特立独行品质的领域。因此，要讨论我国教育技术的逻辑起点，首先要从这里开问，即在它是否是一个学派的基础上开问，而不是在默认“唯一性”的基础上盲目地自说自话。
中国教育技术问题必须由中国学者来解决，必须怀着一颗“中国心”深入生活，面对中国客观存在，关注研究解决中国教育技术的实际问题。历史赋教育技术以重任，然而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教育技术研究学术品质的建设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1] 叶澜.中国教育学发展世纪问题的审视[J].教育研究，2004，（7）:6~16.
[2] 黄济．教育哲学通论[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1:293．
[3] 南国农.参与历史研究 共创美好明天[J].电化教育研究，2008，（11）:5~10.
[4] 李承先，陈学飞.话语权与教育本土化[J].教育研究，2008，（6）：14~18.
[5] 郑金洲.教育文化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176 ～ 177，102.
[6] 桑新民.技术—教育—人的发展[J].电化教育研究，1999，（2）：3~7.
[7] 许良.技术哲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57.
[8] 周皓波.教育哲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275.
[9] 李运林，李克东.电化教育导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6:54.
[10] 陈燮君.学科学导论[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1:413.
[11] 秦亚青.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与中国学派的生成[J].中国社会科学，2005，（3）:165~176.
[12] 陶立志.电化教育学派之说[J].电化教育研究，2001，（3）：3~8.
[13] 桑新民，李曙华.教育技术学范畴体系建模研究及其方法论[J].中国电化教育，2007，（11）：1~8.
[14] 李政涛.论中国教育学学派创生的意义及其基本路径[J].教育研究，2004，（1）：6~10.
[15] 郭贵春. 学派建设与社会科学的理论创新[J].中国高等教育，2006，（10）：35~38.
[16] 蔡曙山.学科制度建设笔谈[J].中国社会科学，2002，（3）：74~91.
[17] 瞿葆奎.教育学逻辑起点:昨天的观点与今天的认识[J].上海教育科研，1998，（3）:2~9.
更 正
《电化教育研究》2012年第2期所刊陈曦的文章《基于项目管理的高校教师教育技术培训实践与启示——以某大学为例》一文中，作者单位更正为：“南方医科大学 教育技术与新闻信息中心，广东 广州 5105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