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多年前，中国人是怎样在海外游览的？历史学家对此做了细致的考证：复旦大学历史系吴以义教授那本绝妙的小书《海客述奇》，向我们展示的就是晚清中国旅行者在英国的种种珍奇见闻。
　　古代圣贤训诫说：“父母在，不远游。”所以在19世纪晚期的中国，“出境旅行”远非赏心乐事，而往往是被动接受的派遣使命：近代中国的第一批“赴外游客”，多数是肩负外交任务的政府官员。他们离开父母之邦，与不乏敌意的“异族番鬼”打交道，心中的万千感触自不待言；当年的文官又勤于动笔，以网友发微博般的热情写下了卷帙浩繁的日记——这些都成了后世学者们最好的研究素材。
　　只消打开这本《海客述奇》略翻几页，我们就能发现，一百多年之前的清朝旅行者在英国游览的名胜，不少仍是今天人们最常去的地方：大英博物馆、邱园、伦敦天文台等处，都曾给“海客”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似乎对伦敦动物园（或者用他们的说法，“万兽园”）格外感兴趣，因为其中的长颈鹿、鸸鹋、河马都是华夏帝国闻所未闻的异兽。细心的研究者指出，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在当时的英国引起了极为激烈的争论，而引导中国官员们参观的英国人中，恰恰有几位达尔文学说的早期支持者，他们向客人们介绍了包括古生物化石在内的多种前沿成果。而我们的前辈旅行者却似乎没有做好见证历史的准备，他们对眼前涉及物种起源的热烈讨论几乎无动于衷，而是把目光转向了另一种色彩鲜艳的鸟类标本——他们兴奋地指出，英国人认为已经灭绝的毛里求斯渡渡鸟，正是每个中国人都熟悉的神鸟凤凰。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曾宣称，中国文明，乃至整个东方文明，都完全外在于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历史”。这个论断一方面体现出传统西方中心式思维的倨傲与粗暴，一方面也反映了令人无奈的实情：满清帝国确曾长期缺席于世界文明的全面交流，并也因此饱尝苦果。当“海客”们第一次走入英国全盛时期的大都会伦敦，他们要么是反应过度，要么则反应麻木，形成了《海客述奇》所记载的那一出出奇特场景。而这也正是我们爱读各类游记的原因：不仅是为了其中呈现的真实世界，更是为了在记叙中熠熠生辉的那些饱含偏见、误解和幻想的片段。
　　伦敦奥运会将在本月开幕，一百多年前那些“海客”的中国后辈们无疑会以更加从容的姿态重访他们曾经游览的胜地。我们乐于听到，一个全新的时代从它的游记中发出自己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