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用“吃了么”打招呼的民族，到了年节，自然少不了吃。过年要吃喝，这是大多数中国人难以抗拒的风俗习惯。在中国文人看来，谈吃是雅事，“吃”是生活的艺术，“吃”是人生的乐趣。
　　周作人和林语堂都写过论喝谈吃的小品、随笔。周作人的《故乡的野菜》《苋菜梗》，借回忆故乡的风土习俗，把吃与思乡的情绪结合起来，写得既淡雅隽永，又富于人文内涵。而林语堂的小品《中国人的饮食》则在娓娓道来的聊天气氛中，使我们“真正地享受了吃的欢乐”。文人的文字让我们明白，吃里有文化，有艺术，也有科学，美食也是值得人们研究的。
　　梁实秋谈吃谈得更多的是文化，是历史。在《煎馄饨》中，他极力推崇致美斋的煎馄饨，因其“每个馄饨都包得非常俏式，薄薄的皮子挺拔舒翘，像是天主教修女的白布帽子”。在《韭菜篓》中，他认为东兴楼的韭菜包子最为特别，面皮洁白无疵，细褶匀称，盛在盘里一个个高壮耸立，像是竹篓似的骨力挺拔，非常美观。在《铁锅蛋》中，他说厚德福的炒鸡蛋别具风味，用那口大底小的黑铁锅炒鸡蛋，由于铁锅保温，上了桌还有■■响的滚沸声，如果换用新式的电炉烤箱，就少了原始粗犷的风味。读之，在品美食的同时，既能增长知识，又能娱乐身心。
　　钱钟书曾在《吃饭》一文中，深情赞美过吃：“可口好吃的菜还是值得赞美的。这个世界给人弄得混乱颠倒，到处是摩擦冲突，只有两件最和谐的事物总算是人造的：音乐和烹调。”钱钟书和杨绛在英国留学时，受不了房东的粗劣食物而搬了家。迁居后的第一個早晨，钱钟书亲自做了奶茶和烤面包端到床前，杨绛一跃而起，兴奋不已，看来美食的力量在某些时候真是压倒一切的。杨绛说，钱钟书是一个很懂得吃的人，他喜欢带家人去品尝各种馆子，亲自点菜，而且绝对不会失手，这也可算得上是一大本事了。
　　汪曾祺是一位地道的美食家，他喜欢亲近庖厨，并有心为之，才使得他的文字自在如意，即使随手写下“菜谱”，也充满了诗意。如“拌萝卜丝”是这样写的：“小红水萝卜，南方叫‘杨花萝卜’，因为是杨花飘时上市的。洗净，去根须，不可去皮。斜切成薄片，再切为细丝，愈细愈好。加少糖，略腌，即可装盘，轻红嫩白。临吃，浇以三合油（酱油、醋、香油）。”他在家做饭招待美籍华人女作家聂华苓夫妇，其中有一大碗煮干丝。只见“华苓吃得淋漓尽致，最后端起碗来把剩余的汤汁都喝了”。
　　专栏作家沈宏非，是以其美食文章而风靡大江南北的。他将人们对美食的认识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层次，达到了身体和精神的高度统一。在沈的《饮食男女》中，并不仅仅着眼于“饮食”，而是把笔触伸向了“男女”。沈宏非坚持一贯的游戏文风，写饮食男女和男女饮食，既不动声色，娴雅从容，又冷隽幽默，入木三分，如《安能辨我食雌雄》《鸳鸯茶》《霸王别鸡》《男左女右》《惹火尤物》等篇章，将饮食的活色生香与男女的欲说还休表达得津津有味，令人捧腹之余，又满口余香。
　　由此看来，文人谈吃是从一种较高的文化层面上去渲染，他们在平日品吃时，可谓是一边“品着历史”，一边“品着文化”，以一种士大夫式的恬淡娓娓道来。他们写吃更写情，读起来真是有味道，令人口齿生津，馋涎欲滴，欲罢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