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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目前共有22所省市级党校开设艾滋防治培训班，培训了3000名地、县级官员
“防止艾滋病扩散的惟一途径就是大力开展扫黄禁毒打非工作”——五年前，支持这一观点的官员约占64％；一年前，这个数字下降到50％；现在，这个数字不到35％。
一项针对党政干部的调查显示，绝大部分官员都认识到，艾滋病不仅仅通过吸毒和卖淫传播，扫黄打非至少不能杜绝输血导致的艾滋病扩散。
“虽然我们未能直接影响政府决策，但针对官员群体的艾滋病知识培训让一些官员的防艾理念发生了变化。”5年前就在中央党校开设艾滋病培训课的党校教授靳薇向《瞭望东方周刊》表示。
在她和同事的推动下，从去年9月到今年10月下旬，中央党校的艾滋病防治培训课，已经推广到全国17所省级党校、4所市级党校，约3000多名地、县级官员在各级党校接受了防治艾滋病知识、政策、策略等方面的培训。
防艾培训前后官员的微妙变化
培训开始前，中央党校对3000多名地方官员的问卷调查结果却很惊人。
这些地方官员中，有六成不知道艾滋病疫苗尚未问世，三成认为艾滋病人应该被隔离治疗，两成官员表示，若下属有人感染艾滋病就会采取开除、公布其病情等方式。
这些参与问卷调查的官员遍布全国15个省，学历均为大学本科以上，九成年龄低于50岁，其中四成年龄在25到40岁之间。
艾滋病在中国出现已有20多年，国家高层领导公开表示中国防艾局面严峻也已有3年多的时间，而基层官员对艾滋病知识、防艾工作策略的了解尚处在如此“懵懂”的状态，这个调查结果，让从2001年开始就对官员进行防治艾滋病培训的靳薇教授感到惊讶
五年前，靳薇以“防艾政策培训研讨”的形式，开始对在中央党校学习的省部级官员讲授防治艾滋病知识的培训课程。2001年6月到2004年，靳薇对参加学习的2000多名官员进行过几乎相同的问卷调查。她认为，与那次调查相比，目前官员对艾滋病知识的了解程度有所加深，但他们对艾滋病和艾滋病感染者的歧视和恐惧并未随之减少。
在河南艾滋病疫情被曝光、中央大力开展防治工作后，高耀洁医生告诉记者说：“一个分管防艾工作的副省长，还认为我手里的艾滋病感染者照片会传染病毒，吓得不敢靠近我。”
靳薇认为，不必过于责怪官员，公共卫生指标从未被纳入官员的政绩考核体系。此外，根据党校的调查，官员获取艾滋病信息的有效途径依次为电视、报纸、杂志，媒体对艾滋病问题的报道有限，客观上造成了官员获取信息的来源匮乏。
“四免一关怀”政策虽好，但缺乏操作性，提供给感染者的免费药物由谁出钱购买?中央不拨款，一些贫困的艾滋病高发地政府无力承担这笔费用。其次，病人在哪里?卫生部门须对艾滋感染者的身份保密，政府找不到感染者，有政策也没处用。
这样的讨论，在中央党校的课堂上时时出现。对国家政策，官员通常从务实的角度出发，讨论政策的可操作性。因此，给官员开设的防治艾滋病培训课中，除了请流行病学专家讲解艾滋病知识、形势、政策法律外，党校老师还会着重讲“艾滋病与决策者的关系”和“防治策略，’。
“就我们地方党校来说，讲课的内容完全结合地方实际情况，”河北省委党校教授王宇飞说，他们的课程就会分析河北省的艾滋病发病情况，省内的相关政策等。
老师授课后，学员会在稍后举行的研讨会上和老师展开讨论。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党校副教授杨立宾告诉本刊记者，很多官员一直认为艾滋病是个禁忌话题，刚开始讨论时会有些拘谨，但参加完培训，不少官员回单位上班后，还会和同事下属继续讨论相关问题，对他们周围的工作人员也能产生一定的影响。
培训课结束后，党校会向官员做第二次问卷调查。这个调查显示，经过培训，知道艾滋病疫苗尚未问世的比例增加了四成多；不同意“将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与健康人群隔离”、当下属感染时“替其保密，允许其继续工作”，以及认为艾滋病防治与自己工作“有关系”的比例均增加了一成以上。
艾滋病不仅仅是疾病，更是一个战略问题。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表示：“在中央党校和省市党校开展防治艾滋病培训课程，目的在于让各级政府官员提高处理公共卫生危机和其他社会危机的能力，提高管理社会、建设和谐社会能力”。
防艾误区亟待破解
今年10月，一场政府部门之间关于艾滋病防治的争论在哈尔滨市爆发。
事情起因于哈尔滨市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到娱乐场所为小姐群体提供防治艾滋病知识培训，这一举动遭到公安部门的反对。公安部门认为，疾控中心的培训活动是在暗示“小姐”身份的合法化，对公安部门的扫黄打非工作产生了干扰。
哈尔滨市疾控中心党委书记、副主任王健在接受采访时说，争论产生后，市领导都过问此事，让疾控中心感觉压力很大。
艾滋病，这种在中国目前至少波及84万人的疾病，一直挑战着人们的道德、伦理观念，防治工作单靠卫生部门有时显得相当乏力。杨立宾副教授认为，哈尔滨这次的事件就是实例，公安部门和卫生部门的防艾理念不一致，造成政府防艾工作的内耗。
而单由政府负责防艾工作的做法也不明智。国外的经验表明，防艾工作不仅仅是政府的职责，一个井然有序的社会，在面对社会危机时的化解手段其实很多元，政府、科研机构、民间社团组织甚至媒体都能参与。
靳薇说，从其他国家的经验来看，政府的反应往往最慢。
1981年美国出现第一例艾滋病感染者时，最早行动起来的是科研机构、医院和同性恋、妇女群体的社团组织。1985年，12岁的男孩莱安·怀特因输血感染艾滋病被学校开除，经媒体报道引起全美关注，而美国政府直到克林顿出任总统后，才开始公开高调干预艾滋病防治，这时距离艾滋病在这个国家第一次露面，已经10年之久。
中国目前的状况是，政府的防艾工作存在诸多误区，民间防艾社团的生存土壤脆弱，本身也不够成熟，防艾困难不少。清华大学艾滋病政策研究中心教授景军认为：“党校的艾滋培训课将在帮助政府走出防艾误区方面起到积极作用。”
坚持才有效果
宁夏自治区党校正在准备开设第二期艾滋病防治知识培训班，这次的培训对象从原来的县处级干部扩大到来党校参加培训的所有官员。杨立宾说，只要坚持开办培训课程，五年后，自治区内所有副处级以上官员都会受到培训，“影响将是持续的。”
对于这种目前还限于艾滋病常识的扫盲式培训，靳薇认为，其对政府决策和官员观念的影响仍然有限，不过她相信：“这种层面的变化是缓慢发生的，坚持下去才能看到效果。”
培训的执行者都有共识，影响官员才能改变政府目前在艾滋病防治工作中的种种误区，而党校系统正是影响官员的最有效途径之一。
对靳薇而言，坚持的手段就是扩大开设艾滋病防治知识培训课的党校数量，并培养成熟的师资力量。
去年6月，她曾培训了31所省级党校的52名教师，为在地方党校开设艾滋病防治知识培训课做准备。目前，已经顺利开设课程的省市级党校仅有22所，其中省级党校仅有17所。还有几乎一半数量的省级党校因为师资、资金等多方面原因，未能顺利开课。
经过靳薇和同事的努力，宁夏、云南、山西、河北四省党校已经决定自己出经费将培训课程继续下去，另外18所党校正在寻求继续开课的资金支持。此外，青海等之前未开设课程的党校将在这学期加入对官员培训艾滋病防治知识的行列中。
“我还在寻找资金，计划将之前培训的那批老师送到香港受训。”几年前，惊讶于香港伊丽莎白医院将艾滋病人和普通病人安置在一个房间内的靳薇，希望这些地方党校的老师也有机会像她当初一样，感受一下这种理念上的强大冲击。
“防止艾滋病扩散的惟一途径就是大力开展扫黄禁毒打非工作”——五年前，支持这一观点的官员约占64％；一年前，这个数字下降到50％；现在，这个数字不到35％。
一项针对党政干部的调查显示，绝大部分官员都认识到，艾滋病不仅仅通过吸毒和卖淫传播，扫黄打非至少不能杜绝输血导致的艾滋病扩散。
“虽然我们未能直接影响政府决策，但针对官员群体的艾滋病知识培训让一些官员的防艾理念发生了变化。”5年前就在中央党校开设艾滋病培训课的党校教授靳薇向《瞭望东方周刊》表示。
在她和同事的推动下，从去年9月到今年10月下旬，中央党校的艾滋病防治培训课，已经推广到全国17所省级党校、4所市级党校，约3000多名地、县级官员在各级党校接受了防治艾滋病知识、政策、策略等方面的培训。
防艾培训前后官员的微妙变化
培训开始前，中央党校对3000多名地方官员的问卷调查结果却很惊人。
这些地方官员中，有六成不知道艾滋病疫苗尚未问世，三成认为艾滋病人应该被隔离治疗，两成官员表示，若下属有人感染艾滋病就会采取开除、公布其病情等方式。
这些参与问卷调查的官员遍布全国15个省，学历均为大学本科以上，九成年龄低于50岁，其中四成年龄在25到40岁之间。
艾滋病在中国出现已有20多年，国家高层领导公开表示中国防艾局面严峻也已有3年多的时间，而基层官员对艾滋病知识、防艾工作策略的了解尚处在如此“懵懂”的状态，这个调查结果，让从2001年开始就对官员进行防治艾滋病培训的靳薇教授感到惊讶
五年前，靳薇以“防艾政策培训研讨”的形式，开始对在中央党校学习的省部级官员讲授防治艾滋病知识的培训课程。2001年6月到2004年，靳薇对参加学习的2000多名官员进行过几乎相同的问卷调查。她认为，与那次调查相比，目前官员对艾滋病知识的了解程度有所加深，但他们对艾滋病和艾滋病感染者的歧视和恐惧并未随之减少。
在河南艾滋病疫情被曝光、中央大力开展防治工作后，高耀洁医生告诉记者说：“一个分管防艾工作的副省长，还认为我手里的艾滋病感染者照片会传染病毒，吓得不敢靠近我。”
靳薇认为，不必过于责怪官员，公共卫生指标从未被纳入官员的政绩考核体系。此外，根据党校的调查，官员获取艾滋病信息的有效途径依次为电视、报纸、杂志，媒体对艾滋病问题的报道有限，客观上造成了官员获取信息的来源匮乏。
“四免一关怀”政策虽好，但缺乏操作性，提供给感染者的免费药物由谁出钱购买?中央不拨款，一些贫困的艾滋病高发地政府无力承担这笔费用。其次，病人在哪里?卫生部门须对艾滋感染者的身份保密，政府找不到感染者，有政策也没处用。
这样的讨论，在中央党校的课堂上时时出现。对国家政策，官员通常从务实的角度出发，讨论政策的可操作性。因此，给官员开设的防治艾滋病培训课中，除了请流行病学专家讲解艾滋病知识、形势、政策法律外，党校老师还会着重讲“艾滋病与决策者的关系”和“防治策略，’。
“就我们地方党校来说，讲课的内容完全结合地方实际情况，”河北省委党校教授王宇飞说，他们的课程就会分析河北省的艾滋病发病情况，省内的相关政策等。
老师授课后，学员会在稍后举行的研讨会上和老师展开讨论。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党校副教授杨立宾告诉本刊记者，很多官员一直认为艾滋病是个禁忌话题，刚开始讨论时会有些拘谨，但参加完培训，不少官员回单位上班后，还会和同事下属继续讨论相关问题，对他们周围的工作人员也能产生一定的影响。
培训课结束后，党校会向官员做第二次问卷调查。这个调查显示，经过培训，知道艾滋病疫苗尚未问世的比例增加了四成多；不同意“将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与健康人群隔离”、当下属感染时“替其保密，允许其继续工作”，以及认为艾滋病防治与自己工作“有关系”的比例均增加了一成以上。
艾滋病不仅仅是疾病，更是一个战略问题。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表示：“在中央党校和省市党校开展防治艾滋病培训课程，目的在于让各级政府官员提高处理公共卫生危机和其他社会危机的能力，提高管理社会、建设和谐社会能力”。
防艾误区亟待破解
今年10月，一场政府部门之间关于艾滋病防治的争论在哈尔滨市爆发。
事情起因于哈尔滨市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到娱乐场所为小姐群体提供防治艾滋病知识培训，这一举动遭到公安部门的反对。公安部门认为，疾控中心的培训活动是在暗示“小姐”身份的合法化，对公安部门的扫黄打非工作产生了干扰。
哈尔滨市疾控中心党委书记、副主任王健在接受采访时说，争论产生后，市领导都过问此事，让疾控中心感觉压力很大。
艾滋病，这种在中国目前至少波及84万人的疾病，一直挑战着人们的道德、伦理观念，防治工作单靠卫生部门有时显得相当乏力。杨立宾副教授认为，哈尔滨这次的事件就是实例，公安部门和卫生部门的防艾理念不一致，造成政府防艾工作的内耗。
而单由政府负责防艾工作的做法也不明智。国外的经验表明，防艾工作不仅仅是政府的职责，一个井然有序的社会，在面对社会危机时的化解手段其实很多元，政府、科研机构、民间社团组织甚至媒体都能参与。
靳薇说，从其他国家的经验来看，政府的反应往往最慢。
1981年美国出现第一例艾滋病感染者时，最早行动起来的是科研机构、医院和同性恋、妇女群体的社团组织。1985年，12岁的男孩莱安·怀特因输血感染艾滋病被学校开除，经媒体报道引起全美关注，而美国政府直到克林顿出任总统后，才开始公开高调干预艾滋病防治，这时距离艾滋病在这个国家第一次露面，已经10年之久。
中国目前的状况是，政府的防艾工作存在诸多误区，民间防艾社团的生存土壤脆弱，本身也不够成熟，防艾困难不少。清华大学艾滋病政策研究中心教授景军认为：“党校的艾滋培训课将在帮助政府走出防艾误区方面起到积极作用。”
坚持才有效果
宁夏自治区党校正在准备开设第二期艾滋病防治知识培训班，这次的培训对象从原来的县处级干部扩大到来党校参加培训的所有官员。杨立宾说，只要坚持开办培训课程，五年后，自治区内所有副处级以上官员都会受到培训，“影响将是持续的。”
对于这种目前还限于艾滋病常识的扫盲式培训，靳薇认为，其对政府决策和官员观念的影响仍然有限，不过她相信：“这种层面的变化是缓慢发生的，坚持下去才能看到效果。”
培训的执行者都有共识，影响官员才能改变政府目前在艾滋病防治工作中的种种误区，而党校系统正是影响官员的最有效途径之一。
对靳薇而言，坚持的手段就是扩大开设艾滋病防治知识培训课的党校数量，并培养成熟的师资力量。
去年6月，她曾培训了31所省级党校的52名教师，为在地方党校开设艾滋病防治知识培训课做准备。目前，已经顺利开设课程的省市级党校仅有22所，其中省级党校仅有17所。还有几乎一半数量的省级党校因为师资、资金等多方面原因，未能顺利开课。
经过靳薇和同事的努力，宁夏、云南、山西、河北四省党校已经决定自己出经费将培训课程继续下去，另外18所党校正在寻求继续开课的资金支持。此外，青海等之前未开设课程的党校将在这学期加入对官员培训艾滋病防治知识的行列中。
“我还在寻找资金，计划将之前培训的那批老师送到香港受训。”几年前，惊讶于香港伊丽莎白医院将艾滋病人和普通病人安置在一个房间内的靳薇，希望这些地方党校的老师也有机会像她当初一样，感受一下这种理念上的强大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