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搬的家因有人来访而提前收拾好，左侧几乎高至天花板的木质书架整齐有序地摆放着《杜甫全集校注》《金圣叹全集》等书籍，先生在纽约大学教书，这学期正在教《左传》，那都是他的收藏。另一边的墙面稍显空洞——女主人一再解释，还有好多东西没来得及放出来——地上躺着母亲生前使用多年的皮箱，上面架着长宽一米的相框，展示的是一件从巴黎淘回来的纯白蕾丝童裙，手工绣制，已有近百年历史。
　　老物件让这个空间沉静下来，于晓丹在客厅中央，配合摄影师转变着坐姿与位置。她临时化了妆，穿着深灰家居鞋、宽松的长裤与条纹上衣，显得妥帖而舒适，指间亮眼的红宝石戒指恰当地透出装扮的心思。学服装设计的年轻助理在一旁帮忙打光，买完菜回来的教授因近几个月每天凌晨4点上网课而略带疲惫。
　　客厅拍摄完毕，作为道具的人台被搬进与卧室相连的工作间，于晓丹从一排样衣中挑出无袖白色睡裙，接着又套上一件同样淡雅的芥末黄日式睡袍以作展示。她提起常有人说她的设计不够bold（大胆），不够夸张，拍出来上杂志视觉效果会受影响。她表示认同，却不肯做出改动，依然希望自己的作品“肯定不花哨、不炫目，干净、简单、充满难以一眼就能看到的细节”。
　　面对淘宝店铺上新的催促，也不着急，仍旧慢慢来，“炖一锅鸡汤需要一两个小时，车好一件衣服（即使是流水线作业）也需要四五个小时，往远了说，19世纪西方的年轻女人为自己准备一箱嫁妆甚至要付出所有的青春时光。如果不尊重这种局限，那得到的就只能是一鍋鸡精汤、一件垃圾成衣，或者更惨烈的，一个嫁不出去的命运。想通了这一点，每当我着急的时候，都会问问自己：垃圾，你也要吗？”

梭织棉

　　30岁时，她放下“国内翻译《洛丽塔》及雷蒙德·卡佛第一人”的身份，转身成为纽约时装学院的学生，令社科院的前同事以及诗人西川等发小都意想不到地在异国做起了内衣设计师。十几年间，看过不少秀场的梦幻，但身处一线，体验更深的是时装这门工业体系中“你死我活”的锤炼。她将感触写进专栏，“创意设计从来不是空穴来风，最终也不能天马行空，没有机会用指尖触碰这些布料、花边、缎带，创意从何而来？不使用那些挑线器、打孔和钉扣机，不真的动用剪刀、针头线脑裁剪缝制，即使有创意，做出来的恐怕也只能是一堆不能穿的垃圾吧。”
　　刚入行时，添加一个褶或者一个小蝴蝶结都需向老板说清设计缘由，解释不出来，就说明不是合理的设计;每月的销售总结例会，如果某一款式得到的订单不足1200件，就会被老板扔进废纸篓。
　　在这种高压与快节奏中，她换了无数次工作。为防经验干扰，美国的求职简历上不准写年龄，全靠portfolio（作品集）说话，对方一看立马就知道眼前的人在这行做了多久，做到什么程度。“我觉得时装这一行其实是很实打实的，没有那么玄虚，所以应该实打实地对待它。我写任何时尚文章都试图解决一个问题，或者说至少让大家能够理解一个问题。”
　　2015年，于晓丹创立自己的内衣品牌Emily Yu，追求典雅、返璞归真的风格，如同卡佛的小说，简洁得没有任何花活。“我不喜欢玩花活的设计，美国小说作者托马斯·沃尔夫对向他学习写作的学生说过，‘别耍廉价的花招。’这句话用来说设计师也非常恰当，而且更容易让人理解。好的设计一定要有其内在的基本逻辑，这比文字的要求更具体和实际，因为文字大不了就是看不懂，可衣服就完全没办法穿了。”
　　适穿是首要准则，合适且舒适。好比美国品牌Eileen West，主打以白色为主的老祖母式宽身睡袍，与华丽、性感通通无关，却能一再得到包括美艳明星安吉丽娜·朱莉的青睐。朱莉在抱着第一个新生女儿以及2008年《人物》杂志花1400万美元买下的那帧举世闻名的家庭照片里，穿的都是它。
　　和Eileen West一样，于晓丹在个人品牌里也大量选用传统的梭织棉布料。“一些女性会觉得梭织棉很舒服。像我们现在穿的大部分针织的、有弹力的棉，其实都没有省道（sǎng道，英文为dart，通过捏进和折叠面料边缘，让面料形成隆起或者凹进的特殊立体效果的结构设计），也没有拼缝了，它就一块，但古典文胸就是拼缝特别多，拼缝越多，立体感越强，包裹性越好。”母亲去世后，于晓丹和姐弟三人断断续续花了近半年时间才清理完遗物。太多成衣根本没打开过，最后只好当垃圾处理，唯独一款梭织棉内衣，母亲买了三件，且都穿烂了。
　　虽然传统老派，但制作起来并不简单。“很多店铺为什么都在做三角杯这种所谓的‘法式内衣’，是因为它对工艺要求的门槛最低，几乎所有的工厂都可以做。但如果你做拼杯，并不是所有厂家都愿意做、有能力做。你要多了解，懂了以后你再简化，而不是说一上来只做三角杯。那样的话你对内衣不会有很多贡献，不会有更多更丰富的款式出来。”
　　展开来讲，梭织棉可以有大罩杯，4/4、3/4杯，2/4、1/4杯，1/2杯、2/3杯，平杯……业外人也许听得头晕，很难想象，看似平凡无奇的一根蕾丝也经历过从上千种样品中脱颖而出的残酷竞争。对设计师而言，用心之处不一定显而易见，但一定会在使用过程中靠这些细节战胜时间。于晓丹一向认为，挑剔是消费者应尽的责任，她期待购买Emily Yu的人群是愿意欣赏和享受细节的女性，能和她一样感受到，“一件好的文胸、内裤、睡衣或客厅装，真正打动你、让你爱不释手、越穿越喜欢的一定是它的细节。”
　　“好的文艺作品也是这样，一定有它独特的细节。”翻译《洛丽塔》的时候，于晓丹刚走出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校门，在阴冷的筒子楼里工作了一年，虽然过程艰苦，瘦了十几斤，以至于让她重新选择已未必还有接下这个任务的勇气，但也带给了她延续至今的获益。“那会儿完全就是在吸收各种东西的时候，所以它给了我让我安下心来精读一本好书的过程，你会感觉到一个作家对人敏感到什么程度，他对语言的要求到什么程度，有时候一句话里所有的单词都是同一个字母开头。而且我觉得他还给了我一个特别特别好的教育，就是写小说绝非完全凭空想象，他写《洛丽塔》的时候做了很多研究，研究美国小女孩的心理，她们的生活方式、购物方式，书中提到她们穿什么衣服，甚至提到了穿什么睡衣。这些细节都非常有力量，你会觉得，作家除了本能感性的东西，还是要有一点理性的东西，要做这些功课，这是对我很大的教育。”

特别想写小说

　　1999到2009在纽约最忙的那10年，于晓丹完全放下了写作，电脑里连中文输入软件都没有。在美国一年至少要推出六季内衣，一个季度要设计4组到8组，有的品牌甚至要12组，“工作特别饱和”，以至于能够摆脱办公室的出差就是最大的幸福，“经常在去机场的路上就睡着了，累到那种程度。”

　　像陀螺般不停歇地转了十年以后，于晓丹辞去全职，一方面是不堪重负，另一个因素是那几年，突然之间互联网把以前的同学都给聚集了起来，毕业近20年，大家通过BBS天南海北地畅所欲言。她猛地回首过往在北京的生活，感到天翻地覆，青春的疼痛感再度泛起，又多了些许沧桑感，百感交集，“就很想写点东西”。
　　小说第一稿写得很快，仅用了半年，起初的名字比较晦涩，后来在出版社的建议下，把《棣棠》换成了《1980的情人》。“‘棣棠’两个字来自《诗经》，‘燕我弟兄，载咏棣棠韡韡。’不过，关于棣棠还有另外一些传说，比如，说它是由落入山谷中的黄金变成的，所以花黄。最美好又哀伤的是日本幕府时代的‘山吹之花’，山吹即为棣棠，讲的是大将军太田道灌发奋学习和歌的轶事。故事中的女人做事很含蓄，跟我小说的调子很像。”
　　十年前，这本书刚出版，导演梅峰就联系了她，表示想拍成电影，但当时囿于没有太多主动权，便一度搁浅。等拍了《不成问题的问题》以后，开始有投资人主动上门，梅峰第一时间“又拎起来这个了”。2020年10月31日，这部名为《恋曲1980》的电影在东京电影节上映。
　　作家于晓丹的抱负远不止于此，她内心希望至少写出三部曲。一个80年代，一个90年代，再写一个世纪之后。疫情期间她写了十几万字，按规模其实已达到可以发表的程度，出版社的编辑们也一再表示希望一睹为快，但她至今不敢拿出来。“写作真的就是不断怀疑自己的过程，纳博科夫当年也差点烧掉《洛丽塔》。因为那完全是你自己虚构出来的东西，你得有多强大的神经才能完全认可。稍微有一点点偏差，逻辑上行不通的，你马上就想扔掉它，甚至想一夜之间完全推翻重来。”
　　小说讲述的是一个设计师在纽约的生活与成长。“我觉得很多人对时尚业有误解，老觉得你最后的成功就是走T台，其实我觉得真的不是。很多好的设计师可能终年就是在公司里做大众市场，但一点都不说明他们不成功。”
　　主人公却是一个从事心理教育的男人，“不知道为什么，让我直接写女生，我会有障碍。反而觉得通过男生的眼光去看这个女孩子，好像写得更流畅。反正两次了我都这么发现，我一从男的角度写，就写得很快，而且很容易写出来。试过很多次从女生角度，无论你表现她的快乐，或是痛苦，都觉得很做作。”
　　《1980的情人》里的男主角汇聚了许多她在大学时期错过的男同学的形象，神秘、游离，有值得想象的空间。“我当时是觉得，如果直接写这个女孩子的悲剧，我会无法解释她的一些选择。但如果我从男生的角度写就特别容易了。他就是不知道怎么回事，因此可以把一些特戏剧化的情节通过语言来平衡掉。”
　　于晓丹的80年代，内向、敏感，在大学里跟90%的同学没说过一句话。在文化爆发的时期，她也听歌、看展，但投入时间最多的，是富有时代气息的活动——织毛衣。她从一岁多开始就跟着姨妈长大，姨妈以织毛衣为生，因为技法好，常有演员或是临出国前的外交官特地到地安门平房那一片找她织。
　　耳濡目染下，于晓丹也练就了这一本领。等她长大后，喜欢谁就给谁织毛衣，越强烈就织得越快，花样也越复杂。亲戚、朋友、恋爱对象，“每个人都织过”。给最要好的朋友织过两件，其中一件她依然记得，“黑色的，带两个方袖子，又短又大的廓形。而且不是一般的毛线织的，是用的马海毛，还挺有悬垂感，特别时髦。”

　　从那时起，她就爱用中性色（如今在北京的家里，随便拎出十件衣服，大约六七件都是素雅的JNBY），唯一一件色彩跳脱的，是用翠绿的线在水粉色上面织了很多小细节，比如苹果、茶壶、眼镜、自行车，甚至还有一棵白菜。复杂的图案得织上两天两夜，不断重复的过程漫长而无聊，但也磨炼了人的耐心，而且和后来做衣服一样，“结果都让人非常喜悦，因为很难预知。”
　　辞去全职工作后，她在做设计之余，也会写散文和专栏，但内心最渴望的仍是写小说。“小说就是不一样，你可以写人性非常黑暗的那一面。”直到如今依然有很多人问她对《洛丽塔》的看法，两年前，她的随笔集《各色》在成都办发布会，有人当场发难，认为在MeToo运动的背景下，这本书传递的是很不道德的一个（现象）。
　　她冷静地回应道，“但你说《洛丽塔》有多少人真的仿效吗？纳博科夫写的方式非常冷静，不是一般的文学作品，其实是做了大量的研究，包括洛丽塔不同阶段的穿着，包括内衣方面，写得非常符合逻辑和现实，更像是一个科学作品。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制造出来的东西，用一会幽默一会揶揄、讽刺的手法让读者跟他保持距离。只有到最后的时刻，你才真的发自内心地被那种痛苦给打动了。直到最后一刻，他开着车逆行到山上，听见了山下有孩子在玩，在笑。他说，那一刻，觉得不是洛丽塔没有了，而是她的声音不在那群孩子里头了。那一刻，我才觉得他真的动情了。”
　　“况且，呈现人性的丰富本来就是文学的责任，可能这种东西是不能用散文、用报告文学来写，但是你的人性就存在这些东西里，不用文学的手段表现，还能用什么手段表现呢？所以我觉得文学就应该表现最深刻的痛苦和那些最隐秘的、不能跟别人在光天化日之下讲的那些事情，这才是文学最大的贡献。”萨特告诉我们，文学并非单纯用来取乐，文学是读者理解现实的武器，因为它拓展了读者在伦理道德方面的视野。
　　写作对读者是帮助，同时也是作者的救赎。在时装场域体味了多年的眼目餍足，于晓丹依然将写作视为终极幸福。“实际上我真正内心的东西口头表达不出来，需要写下来。”她尤其喜欢舍伍德·安德森的一句话：writing is a cure for disease called living（写作是治愈生活中任何疾病的良药）。“我真的是这么感觉。如果我不会写作，我可能就是一个抑郁症患者。”
　　于晓丹
　　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今北京外国语大学），后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任 《外国文学评论》 编辑，在社科院研究生院取得英美文学硕士学位，其间翻译了纳博科夫的《洛丽塔》《菲雅尔塔的春天》 以及雷蒙德·卡佛的 《你在圣弗兰西斯科做什么》。20世纪90年代中期移居纽约，毕业于纽约时装学院，曾为Maidenform、 Elle、Vera Wang Princess、 Vanity Fair等内衣或睡衣品牌担任设计师。出版长篇小说 《1980的情人》 以及专栏文章集《内秀》《我的纽约香色行》 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