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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款”，是指在书画鉴赏中对作品款题的审视，其内容包括款题文字和印章。鉴赏书画只有在审视了作品上的款题，才能按款、印来鉴别作品的名实是否相符，从而作出真伪判断。因此，如果是无款作品，那么也就不存在真伪鉴别，但可以明是非，断时代。题款的书法风貌特征、文字内容，也是鉴别真伪的重要依据。因此，可以说“看款”在书画鉴别中的作用至关重要。
画上的款题可分为本人的题款和他人的题识（如观款、题首跋尾等）。内容包括记事、纪年、姓名字号等等。书画作伪造假，题款为其重要内容，如作伪伎俩中的“加款”、“改款”等，花样实亦不少。因此，在“看款”时必须做到精审细察，不能放过任何蛛丝马迹。除了鉴辨款字的书法风貌特征之外，对所题文字、内容都要有清楚的认识和正确的理解。遇到疑难，要认真思考、分析，或作考辨，还要结合实际尽可能多掌握和了解相关作者（书画家）的生卒年月、艺能、师承、艺历、交游等情况，作为考察款题内容和鉴别书画真伪的依据。为能具体地说明“看款”的重要性和应该注意的一些方法，笔者将近年来在书画拍卖市场中出现的一些实例列述如下，聊资书画收藏爱好者参考。
一、“看款”正误
徐邦达《松溪高逸图》（图1）。
以下为拍卖公司对该图的注解：立轴。设色纸本。43.5×44.5厘米。估价：RMB 30,000-50,000元。款识：“季迁近得王叔明妙迹，背拟得此，殊为（笔者按：应系“有”字的草体）神会，爰为识之。徐邦达。”钤印：徐邦达（白文）；鉴藏印：王季迁（朱白文）。
其实，读了这件拍品上的款题文字，正确理解了款题内容，便可知道这件《松溪高逸图》（图1）的图画作者应该是王季迁，而非徐邦达。对此，把纠误的依据和理由说一下。
1.从徐邦达的题识中可知《松溪高逸图》，是因为友人王季迁获得了王叔明（蒙）的一件画迹后，背临而得。而题识者（徐邦达）则是在观赏这件友人尚未题款的作品后认为，此作虽然是“背拟”（背临），但从中可以看出作者对王蒙山水画妙诣的心领神会而自有所得，于是把观感题识在友人的这件作品上。这便是徐题的缘由和题识内容的本意。
2.有关“鉴藏印：王季迁（朱白文）”。对此可以试想，如果《松溪高逸图》的作者是徐邦达，王季迁系收藏者的话。那么，作为大名鼎鼎的书画鉴藏家的王季迁岂会把自己的姓名印章“王季迁”钤于友人的作品上，而不钤用如“季迁心赏”之类的鉴藏章？鉴此，这方“王季迁”姓名印章，恰好可作为证明王季迁确是《松溪高逸图》作者的依据。
3.从书画鉴定的主要依据，即画笔的风貌特征来看，《松溪高逸图》的画笔难合徐邦达画笔的“轻松秀润”，而与王季迁画笔相对“厚重苍润”的风格正堪相合。故通过以上对照、比较，便可进一步证明拍品《松溪高逸图》的作者确是王季迁，而徐邦达则是题识者。
诸健秋《花鸟》图轴（图2）。纸本；95×39厘米。说明：钱松题。估价：RMB 28,000-38,000元。
其实，只须审视了这件拍品左上方诸健秋的一则题识（图右下方另有胡汀鹭学生画家钱松的题识），便可知道这件作品的作者应该是胡汀鹭（振），而非诸健秋。兹先将诸健秋的题识全文录出，以供读者明鉴。诸氏题曰：
“汀鹭先生笔致沈雄，有白阳气息。往日谈诗论艺，昕夕相从。每当夕阳在山，斗兰（笔者注：斗，指品茗；兰，系茶室名，在今无锡市城中公园内），抵掌剧谈古今事，三十年如一日。今先生作古人，披图相对，不禁泫然。癸未（1943年）重九节后三日。诸健秋识于归砚斋。”
从上引文字中可知，这件《花鸟》图应系诸氏画友胡汀鹭遗作。因原本无款，由于“今先生作古人，披图相对，不禁泫然”，诸氏遂为之题识如上。
为了进一步证明拍品《花鸟》的作者是胡汀鹭，下面把诸、胡二人的交谊和题识的背景简略地加以介绍。
诸健秋（1891-1965年），江苏无锡人。曾师从吴观岱学画。画善人物、山水，间作花卉（折枝）蔬果，兼擅书法。1925年襄助执教于由胡汀鹭创办的私立无锡美术专科学校。1935年，邑人组织“云林书画社”，胡汀鹭被公推为该社社长，诸氏为副社长与社友共研艺事。
胡汀鹭（1884-1943年），名振，江苏无锡人。画善山水、花鸟，兼善指墨。“花卉（鸟）初学张熊、任颐，上追徐渭、陈淳，参以写生，浑厚秀逸，兼而有之。”（《中国美术辞典》）历任省立第三师范（钱松早年拜胡氏为师即在此期间）、南京美专、上海昌明艺专等校教职。1925年创办私立无锡美术专科学校。1943年秋，因患急诊病殁在是年农历癸未八月二十七日。留有不少未竟画作（大多为未加款题），后均由其生前友好、学生题识。在此选取胡氏《桃柳八哥图》遗作（图３，原系无款，1984年由胡氏生前友好画家王个题识），以用与拍品《花鸟》图从画笔上加以比较。通过以上对照、比较，便可益证拍品《花鸟》图的作者确为胡汀鹭无疑。
上述两例，尽管与“误定时代、作者（多以说近为古，小名家定为大名家来渔利）”（徐邦达《古书画鉴定概论》）的情况有所不同，但它足以反映由于在鉴阅书画时“看款”只看名款，又缺乏相关的专业知识而产生的错误。
二、“看款”辨伪
吕凤子《四阿罗汉图》（图4）。以下为拍卖公司对该图的注解：镜心。设色纸本。作者：吕凤子。尺寸：76×134厘米。估价：RMB 50,000-80,000元。款识：“四阿罗汉。甲卯（笔者按：无此纪年，盖系“甲申”之误）造像。凤先生辟心。”钤印：江南凤（文）、大品寿主（白文）。
观看了以上拍品图片上的题款文字和字迹，以及标注的款识后，只需对画家吕凤子的从艺经历，及其《四阿罗汉图》的创作背景有所了解，便可知这件所谓“吕凤子《四阿罗汉图》”的拍品必伪无疑。故在下面把吕凤子《四阿罗汉图》的创作背景简要地加以介绍。
吕凤子的《四阿罗汉图》作于1942年。1937年“七·七”事变后，作者率正则学校部分师生员工自江苏丹阳辗转西迁四川，亲自体验到国破家亡的苦难遭遇，激起他抗战救国的爱国热情，也给他的艺术创作增添了新的题材和内容，为他的人物画创作开辟了新的途径。在此期间，他作为艺术家以画笔来反映中华民族在日寇铁蹄下遭受的灾难，人民大众因战争而逃亡的苦难，或借佛教人物故事来嘲讽、抨击时弊，为民众呼喊……作品有《流亡图》、《敌机又来矣》、《纤夫》、《逃难》（前两图于1939年由教育部选送苏联参加展出，作者被誉为“人民艺术家”）等。最为著名的便是《四阿罗汉图》（该图曾在重庆举行的第3届全国美展中获得一等奖，这是战时唯一的最高美术奖励），作品借取佛学中悲天悯人的故事，以四阿罗汉喜、怒、悲、愤的情态来嘲讽战时当局政事的腐败和不恤民意。他作为艺术教育家，1938年在四川璧山县重建私立江苏省正则职业学校。1940年，受教育部委派出任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校长。1941年病倒入重庆歌乐山中央医院。1942年，经教育部批准，在璧山创办正规艺术专科学校。故在同年创作的《四阿罗汉图》的题款中有“三十一年（1942年）十月凤先生病起辟（璧）山”之语。这些便是吕凤子《四阿罗汉图》创作的大致背景。
然而，由于作伪者昧于对上述背景的了解，加上于书画尚未入门道，所以对吕凤子独具风神的“凤体”草篆书法的款字也就实难摹写了。遂将原指地名的“辟（璧）山”，竟误作为“辟心”。因此，按此一字之错，便可断此拍品必伪无疑了。
其实，吕凤子先生的《四阿罗汉图》现藏于江苏美术馆。该图系纸本、设色，纵76.5厘米，横105厘米。曾于2001年9月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行的“百年中国画展”中展出，又曾被收入多种画册出版。
汤贻汾《鱼西水榭图》（图5）。以下是拍卖公司对该图的注解：纸本设色。横披。钤印：雨生画印、雨生词翰。款识：“鱼西水榭图，拟董思翁为叔明三兄属画，雨生汤贻汾。”引首：“鱼西水榭图，道光丁未仲夏，叔明光生属子毅何绍业员。”钤印：何绍业、子毅、龙山琴隐。跋：“泉唐叔美钱杜。”33×300厘米。估价：RMB 22,000-28,000。
从这件拍品的尺幅以及图前有何绍业用篆书题写图名的引首，在图后（拖尾）有汤贻汾、钱杜书跋来看，以书画形制而言，应系手卷而非“横披”。审视了拍品中的引首、跋尾上所题的文字、内容，就不能不使人对这件拍品书画手迹的真实性大加置疑。在此笔者把考察到的情况择要略说如下：
1.图前引首由何绍业篆书“鱼西水榭图”，以行书题款“道光丁未仲夏，叔明先生属。子毅何绍业”。对此，从落款“道光丁未仲夏”来看，显然可知这件引首的书写时间应该在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即农历丁未年五月（仲夏）。然而，《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俞剑华编）、《宋元明清书画家年表》（郭味蕖编），以及近年出版的《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续编）》（陈玉堂编,浙江古籍出版社2001年12月第1版）等多种辞书均记载：“何绍业（子毅）公元1799年（嘉庆四年，己未）与兄绍基（子贞）为孪生；卒于公元1839年（道光十九年，己亥），年四十一”。据此来看，拍品引首上的书迹竟然是何绍业（子毅）下世后八年所题，对此怎能不令人置疑称奇？
2.在图后有汤贻汾书跋，其中略云：“道光丁未初秋，叔明渡江而来，过访白门。适鱼西水榭落成，友人多载酒称贺，余偕叔明亦至斯处，同人集流连……次晨天气放晴，浮岚积翠，野鸟相逐，秋色争妍。得此佳趣，爰对景画之，即赠叔明三兄雅鉴。贻汾草记时年七十”。从中可了解汤氏绘《鱼西水榭图》的缘起，并可知该图（款题中无年款）绘于道光丁未（1847年）初秋。由此联系上述，可知拍品中由何绍业题写图名的引首题写在前（道光丁未仲夏），而汤贻汾的绘画在后（道光丁未初秋）。此种情况鉴于前述汤氏书跋中所述及的绘图缘起来看，也难以合乎情理。而更为值得注意的是，在随汤跋之后同纸上，另有“泉唐叔美钱杜”所题诗跋一则，在款题中有“时道光丁未秋”之语，故堪证钱杜的诗跋作于道光丁未（1847年）之秋。然而，查检在上述提到的多种辞书中均记载画家钱杜（叔美）的生卒年为：“1763-1844年，一作1764-1845年”。那么，据此看来拍品卷末钱杜的诗跋竟然也是在他亡故至少两年后所书，与上述何绍业题写图名引首的情况如出一辙。考察至此，显而易见拍品中何绍业所题引首，钱杜的书跋均是伪作。至于拍品中“汤贻汾《鱼西水榭图》”画迹，及其书跋的名实是否相符？对此有必要再略为说一下。
鉴于拍品上的书画作者共有三人，依次为何绍业、汤贻汾、钱杜。三人的艺事活动主要在清嘉庆、道光时期。以三人当时的社会地位和在艺苑中的名望而言，汤贻汾声名最著。了解了这些，再以书画作伪造假伎俩中只有利用小名家的绘画真迹，配上伪造大名家的题跋，以此来抬高身价牟利，绝无在大名家的真迹上加配伪造小名家的题跋的情况。除此之外，最多的便是画本身是伪作，加配的题跋同样出于伪造。按照这些情况来看，如果拍品中汤贻汾的《鱼西水榭图》确是真迹的话，那么不论出于何种目的（为收藏自赏或者惑人牟利），都不会把伪造的何绍业题引首，托名钱杜的书跋加配在汤氏画迹的前后。通过以上辨析，再结合汤氏在画上款题中有“拟董思翁（董其昌）”所明示的作画师法来看，图中的笔墨构成难见董其昌山水的面貌。而汤贻汾书画俱学董其昌，可以说其画笔的“韵致疏秀”，即从董其昌而来。再从图中山石的皴笔，树木形式来看，倒是略参黄公望遗范，故与画迹上所明示的“拟董思翁”也不能相合。鉴于上述便可进一步说明，这件拍品事实上是一件作伪造假的产物。
（责编：唐陌楚）
画上的款题可分为本人的题款和他人的题识（如观款、题首跋尾等）。内容包括记事、纪年、姓名字号等等。书画作伪造假，题款为其重要内容，如作伪伎俩中的“加款”、“改款”等，花样实亦不少。因此，在“看款”时必须做到精审细察，不能放过任何蛛丝马迹。除了鉴辨款字的书法风貌特征之外，对所题文字、内容都要有清楚的认识和正确的理解。遇到疑难，要认真思考、分析，或作考辨，还要结合实际尽可能多掌握和了解相关作者（书画家）的生卒年月、艺能、师承、艺历、交游等情况，作为考察款题内容和鉴别书画真伪的依据。为能具体地说明“看款”的重要性和应该注意的一些方法，笔者将近年来在书画拍卖市场中出现的一些实例列述如下，聊资书画收藏爱好者参考。
一、“看款”正误
徐邦达《松溪高逸图》（图1）。
以下为拍卖公司对该图的注解：立轴。设色纸本。43.5×44.5厘米。估价：RMB 30,000-50,000元。款识：“季迁近得王叔明妙迹，背拟得此，殊为（笔者按：应系“有”字的草体）神会，爰为识之。徐邦达。”钤印：徐邦达（白文）；鉴藏印：王季迁（朱白文）。
其实，读了这件拍品上的款题文字，正确理解了款题内容，便可知道这件《松溪高逸图》（图1）的图画作者应该是王季迁，而非徐邦达。对此，把纠误的依据和理由说一下。
1.从徐邦达的题识中可知《松溪高逸图》，是因为友人王季迁获得了王叔明（蒙）的一件画迹后，背临而得。而题识者（徐邦达）则是在观赏这件友人尚未题款的作品后认为，此作虽然是“背拟”（背临），但从中可以看出作者对王蒙山水画妙诣的心领神会而自有所得，于是把观感题识在友人的这件作品上。这便是徐题的缘由和题识内容的本意。
2.有关“鉴藏印：王季迁（朱白文）”。对此可以试想，如果《松溪高逸图》的作者是徐邦达，王季迁系收藏者的话。那么，作为大名鼎鼎的书画鉴藏家的王季迁岂会把自己的姓名印章“王季迁”钤于友人的作品上，而不钤用如“季迁心赏”之类的鉴藏章？鉴此，这方“王季迁”姓名印章，恰好可作为证明王季迁确是《松溪高逸图》作者的依据。
3.从书画鉴定的主要依据，即画笔的风貌特征来看，《松溪高逸图》的画笔难合徐邦达画笔的“轻松秀润”，而与王季迁画笔相对“厚重苍润”的风格正堪相合。故通过以上对照、比较，便可进一步证明拍品《松溪高逸图》的作者确是王季迁，而徐邦达则是题识者。
诸健秋《花鸟》图轴（图2）。纸本；95×39厘米。说明：钱松题。估价：RMB 28,000-38,000元。
其实，只须审视了这件拍品左上方诸健秋的一则题识（图右下方另有胡汀鹭学生画家钱松的题识），便可知道这件作品的作者应该是胡汀鹭（振），而非诸健秋。兹先将诸健秋的题识全文录出，以供读者明鉴。诸氏题曰：
“汀鹭先生笔致沈雄，有白阳气息。往日谈诗论艺，昕夕相从。每当夕阳在山，斗兰（笔者注：斗，指品茗；兰，系茶室名，在今无锡市城中公园内），抵掌剧谈古今事，三十年如一日。今先生作古人，披图相对，不禁泫然。癸未（1943年）重九节后三日。诸健秋识于归砚斋。”
从上引文字中可知，这件《花鸟》图应系诸氏画友胡汀鹭遗作。因原本无款，由于“今先生作古人，披图相对，不禁泫然”，诸氏遂为之题识如上。
为了进一步证明拍品《花鸟》的作者是胡汀鹭，下面把诸、胡二人的交谊和题识的背景简略地加以介绍。
诸健秋（1891-1965年），江苏无锡人。曾师从吴观岱学画。画善人物、山水，间作花卉（折枝）蔬果，兼擅书法。1925年襄助执教于由胡汀鹭创办的私立无锡美术专科学校。1935年，邑人组织“云林书画社”，胡汀鹭被公推为该社社长，诸氏为副社长与社友共研艺事。
胡汀鹭（1884-1943年），名振，江苏无锡人。画善山水、花鸟，兼善指墨。“花卉（鸟）初学张熊、任颐，上追徐渭、陈淳，参以写生，浑厚秀逸，兼而有之。”（《中国美术辞典》）历任省立第三师范（钱松早年拜胡氏为师即在此期间）、南京美专、上海昌明艺专等校教职。1925年创办私立无锡美术专科学校。1943年秋，因患急诊病殁在是年农历癸未八月二十七日。留有不少未竟画作（大多为未加款题），后均由其生前友好、学生题识。在此选取胡氏《桃柳八哥图》遗作（图３，原系无款，1984年由胡氏生前友好画家王个题识），以用与拍品《花鸟》图从画笔上加以比较。通过以上对照、比较，便可益证拍品《花鸟》图的作者确为胡汀鹭无疑。
上述两例，尽管与“误定时代、作者（多以说近为古，小名家定为大名家来渔利）”（徐邦达《古书画鉴定概论》）的情况有所不同，但它足以反映由于在鉴阅书画时“看款”只看名款，又缺乏相关的专业知识而产生的错误。
二、“看款”辨伪
吕凤子《四阿罗汉图》（图4）。以下为拍卖公司对该图的注解：镜心。设色纸本。作者：吕凤子。尺寸：76×134厘米。估价：RMB 50,000-80,000元。款识：“四阿罗汉。甲卯（笔者按：无此纪年，盖系“甲申”之误）造像。凤先生辟心。”钤印：江南凤（文）、大品寿主（白文）。
观看了以上拍品图片上的题款文字和字迹，以及标注的款识后，只需对画家吕凤子的从艺经历，及其《四阿罗汉图》的创作背景有所了解，便可知这件所谓“吕凤子《四阿罗汉图》”的拍品必伪无疑。故在下面把吕凤子《四阿罗汉图》的创作背景简要地加以介绍。
吕凤子的《四阿罗汉图》作于1942年。1937年“七·七”事变后，作者率正则学校部分师生员工自江苏丹阳辗转西迁四川，亲自体验到国破家亡的苦难遭遇，激起他抗战救国的爱国热情，也给他的艺术创作增添了新的题材和内容，为他的人物画创作开辟了新的途径。在此期间，他作为艺术家以画笔来反映中华民族在日寇铁蹄下遭受的灾难，人民大众因战争而逃亡的苦难，或借佛教人物故事来嘲讽、抨击时弊，为民众呼喊……作品有《流亡图》、《敌机又来矣》、《纤夫》、《逃难》（前两图于1939年由教育部选送苏联参加展出，作者被誉为“人民艺术家”）等。最为著名的便是《四阿罗汉图》（该图曾在重庆举行的第3届全国美展中获得一等奖，这是战时唯一的最高美术奖励），作品借取佛学中悲天悯人的故事，以四阿罗汉喜、怒、悲、愤的情态来嘲讽战时当局政事的腐败和不恤民意。他作为艺术教育家，1938年在四川璧山县重建私立江苏省正则职业学校。1940年，受教育部委派出任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校长。1941年病倒入重庆歌乐山中央医院。1942年，经教育部批准，在璧山创办正规艺术专科学校。故在同年创作的《四阿罗汉图》的题款中有“三十一年（1942年）十月凤先生病起辟（璧）山”之语。这些便是吕凤子《四阿罗汉图》创作的大致背景。
然而，由于作伪者昧于对上述背景的了解，加上于书画尚未入门道，所以对吕凤子独具风神的“凤体”草篆书法的款字也就实难摹写了。遂将原指地名的“辟（璧）山”，竟误作为“辟心”。因此，按此一字之错，便可断此拍品必伪无疑了。
其实，吕凤子先生的《四阿罗汉图》现藏于江苏美术馆。该图系纸本、设色，纵76.5厘米，横105厘米。曾于2001年9月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行的“百年中国画展”中展出，又曾被收入多种画册出版。
汤贻汾《鱼西水榭图》（图5）。以下是拍卖公司对该图的注解：纸本设色。横披。钤印：雨生画印、雨生词翰。款识：“鱼西水榭图，拟董思翁为叔明三兄属画，雨生汤贻汾。”引首：“鱼西水榭图，道光丁未仲夏，叔明光生属子毅何绍业员。”钤印：何绍业、子毅、龙山琴隐。跋：“泉唐叔美钱杜。”33×300厘米。估价：RMB 22,000-28,000。
从这件拍品的尺幅以及图前有何绍业用篆书题写图名的引首，在图后（拖尾）有汤贻汾、钱杜书跋来看，以书画形制而言，应系手卷而非“横披”。审视了拍品中的引首、跋尾上所题的文字、内容，就不能不使人对这件拍品书画手迹的真实性大加置疑。在此笔者把考察到的情况择要略说如下：
1.图前引首由何绍业篆书“鱼西水榭图”，以行书题款“道光丁未仲夏，叔明先生属。子毅何绍业”。对此，从落款“道光丁未仲夏”来看，显然可知这件引首的书写时间应该在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即农历丁未年五月（仲夏）。然而，《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俞剑华编）、《宋元明清书画家年表》（郭味蕖编），以及近年出版的《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续编）》（陈玉堂编,浙江古籍出版社2001年12月第1版）等多种辞书均记载：“何绍业（子毅）公元1799年（嘉庆四年，己未）与兄绍基（子贞）为孪生；卒于公元1839年（道光十九年，己亥），年四十一”。据此来看，拍品引首上的书迹竟然是何绍业（子毅）下世后八年所题，对此怎能不令人置疑称奇？
2.在图后有汤贻汾书跋，其中略云：“道光丁未初秋，叔明渡江而来，过访白门。适鱼西水榭落成，友人多载酒称贺，余偕叔明亦至斯处，同人集流连……次晨天气放晴，浮岚积翠，野鸟相逐，秋色争妍。得此佳趣，爰对景画之，即赠叔明三兄雅鉴。贻汾草记时年七十”。从中可了解汤氏绘《鱼西水榭图》的缘起，并可知该图（款题中无年款）绘于道光丁未（1847年）初秋。由此联系上述，可知拍品中由何绍业题写图名的引首题写在前（道光丁未仲夏），而汤贻汾的绘画在后（道光丁未初秋）。此种情况鉴于前述汤氏书跋中所述及的绘图缘起来看，也难以合乎情理。而更为值得注意的是，在随汤跋之后同纸上，另有“泉唐叔美钱杜”所题诗跋一则，在款题中有“时道光丁未秋”之语，故堪证钱杜的诗跋作于道光丁未（1847年）之秋。然而，查检在上述提到的多种辞书中均记载画家钱杜（叔美）的生卒年为：“1763-1844年，一作1764-1845年”。那么，据此看来拍品卷末钱杜的诗跋竟然也是在他亡故至少两年后所书，与上述何绍业题写图名引首的情况如出一辙。考察至此，显而易见拍品中何绍业所题引首，钱杜的书跋均是伪作。至于拍品中“汤贻汾《鱼西水榭图》”画迹，及其书跋的名实是否相符？对此有必要再略为说一下。
鉴于拍品上的书画作者共有三人，依次为何绍业、汤贻汾、钱杜。三人的艺事活动主要在清嘉庆、道光时期。以三人当时的社会地位和在艺苑中的名望而言，汤贻汾声名最著。了解了这些，再以书画作伪造假伎俩中只有利用小名家的绘画真迹，配上伪造大名家的题跋，以此来抬高身价牟利，绝无在大名家的真迹上加配伪造小名家的题跋的情况。除此之外，最多的便是画本身是伪作，加配的题跋同样出于伪造。按照这些情况来看，如果拍品中汤贻汾的《鱼西水榭图》确是真迹的话，那么不论出于何种目的（为收藏自赏或者惑人牟利），都不会把伪造的何绍业题引首，托名钱杜的书跋加配在汤氏画迹的前后。通过以上辨析，再结合汤氏在画上款题中有“拟董思翁（董其昌）”所明示的作画师法来看，图中的笔墨构成难见董其昌山水的面貌。而汤贻汾书画俱学董其昌，可以说其画笔的“韵致疏秀”，即从董其昌而来。再从图中山石的皴笔，树木形式来看，倒是略参黄公望遗范，故与画迹上所明示的“拟董思翁”也不能相合。鉴于上述便可进一步说明，这件拍品事实上是一件作伪造假的产物。
（责编：唐陌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