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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6日，中国向菲律宾国防部提供价值300万美元的反恐装备，包括机枪、子弹和瞄准镜等。这已是中国年内第二次向菲律宾赠送武器装备，标志着中菲军事关系的升温。实际上，除中国之外，菲律宾近年来与美国的军事同盟关系进一步强化，与日本、俄罗斯等国的军事合作也不断发展。菲律宾上述动向及背后动因和对地区安全的影響，值得关注。
菲律宾积极谋求与外部大国发展军事关系，主要是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菲律宾面临着复杂严峻的内外安全形势。菲律宾不仅与邻国存在领土海洋争端，国内也饱受叛乱活动和恐怖活动之苦。这些问题久拖不决，严重妨碍了菲律宾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从领土海洋争端来说，最主要的就是南海问题。杜特尔特总统在2016年7月上任后，扭转了前任在南海问题上的做法，但南海问题依然是菲律宾在安全方面的重要关切。在南海问题有所降温的同时，菲律宾国内安全形势却趋向恶化。长期以来，菲律宾南部存在着“新人民军”“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摩洛民族解放阵线”“阿布沙耶夫武装”等组织的叛乱活动。近年来，这些叛乱分子开始与“伊斯兰祈祷团”“基地组织”“伊斯兰国”等恐怖组织相勾连，发动恐怖袭击或从事海盗活动，进一步加剧了菲国内安全形势的严峻性。参与菲律宾恐怖活动的恐怖分子不仅来自菲律宾，还来自印尼、马来西亚等其他国家，表明“伊斯兰国”已经较深地渗透到菲律宾乃至整个东南亚地区。
其二，菲律宾军力薄弱难以独立应对安全威胁。首先，菲军人数较少，规模有限。菲正规军总兵力约12.3万人，其中陆军约8.7万人，海军2万人，空军1.6万人。其次，菲律宾是群岛国家，由7000多个岛屿组成，且分布零散，海岸线漫长，管辖海域面积广大，这种独特的地理特点进一步加大了国土防御的难度。再次，菲军的武器装备陈旧落后，多数仍是越战时期甚至二战时期遗留下来的。加之菲律宾军队长期专注于国内反叛作战，侧重于陆军发展，海空军力量严重不足。
为此，菲律宾曾于1995年通过了一个《武装部队现代化法案》，但由于预算无法到位，该法案基本没有落实。2012年12月，菲律宾议会通过新的《武装部队现代化法案》，并在该计划的第一个5年中，拨款750亿比索（约18亿美元），推动武装部队能力升级。根据上述计划，菲军现代化建设近年来明显提速。在阿基诺三世任期内，菲律宾对外装备采购力度很大。杜特尔特就任总统后，尽管将更多注意力转向内部安全问题，但他也表示，将继续推进武装部队现代化计划。
尽管近年来菲律宾加大了装备采购力度，但由于底子太薄，大型海空军装备从采购到列装再到真正形成战斗力的时间周期较长，而菲律宾面临的安全问题又多元复杂，菲律宾单靠自身力量难以应对。为此，菲律宾在发展自身军力时，迫切希望外部力量，特别是域外大国能够向其提供军事援助和支持。
在这方面，美国是菲律宾最重要的盟国和合作伙伴。美菲自20世纪50年代建立同盟关系，一直保持着较为密切的军事合作。冷战结束后，美菲军事关系虽一度由于美军被迫撤出菲律宾军事基地而有所冷淡，但1995年美济礁事件后，双方关系又逐渐回暖。进入21世纪，先是出于反恐需要，美国加强了与菲律宾在反恐方面的军事合作。此后，为应对中国崛起及南海问题，美国又将菲律宾视为“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重要支点。美菲于2014年签署《强化防务合作协议》。该协议允许美国使用菲律宾军事基地，在菲律宾轮换部署和预置武器装备。2016年初双方又根据协议就美国使用菲律宾五处军事基地达成共识，标志着美菲军事关系的进一步强化。杜特尔特上任后，调整了前任阿基诺三世的“对美一边倒”政策，且与美国在打击毒品犯罪等问题上出现摩擦，美菲军事关系受到一些影响，双方中止了部分联合军事演习。但是，菲律宾的军事体制、装备发展及军官培训长期受到美国的影响，军队内部亲美势力占主流，美菲军事关系的基础依然牢固。杜特尔特虽然想在美国与其他大国之间进行新的平衡，但绝非要放弃美菲同盟。菲律宾在反恐、反叛乱、维护海上安全等方面仍需要美国的支持和帮助。例如，在马拉维行动中，美军第一时间向菲律宾提供了无人机等装备和情报支援。美菲军事关系近期出现回暖的迹象，双方于10月举行了“卡曼达格”联合军演，明年双方还将恢复举行多场军事演习。
除美国之外，近年来菲律宾与日本的军事合作也引人关注。菲日军事关系的全面推进始于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上任之后。两国基于海上安全方面的“共同利益”，不断强化相关合作。2011年9月，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访日期间，两国同意加强海洋安全部门之间的合作与协调，日本将向菲律宾派遣海上保安厅的巡逻船，向菲海岸警卫队提供培训以及支持其能力建设。双方还决定加强防务机构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如推动日本海上自卫队舰艇对菲律宾港口进行访问以及举行菲日海军参谋长会议。菲日军事演习也逐渐增多，并从共同参与多边框架下的演习发展到小范围的三边、双边演习，演练科目更为聚焦海上安全需求。此外，日本积极推动向菲律宾出口武器装备，如向菲律宾提供10艘巡逻艇及租借5架TC-90教练机，以强化菲律宾海上能力。
杜特尔特总统上任后，菲律宾积极发展与中国及俄罗斯的军事关系。这与杜特尔特的对外政策调整有关，也是菲律宾推进装备采购多元化的重要举措之一。事实上，中菲军事关系在阿罗约政府时期曾经有过一段较快发展的历史，当时中国曾向菲律宾提供了军事工程装备等援助。但后来中菲关系因南海问题而趋向恶化，双方的军事合作陷入停滞。杜特尔特上任后，两国关系的总体升温为军事关系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杜特尔特多次表达了希望从中国采购装备的意愿，同时还邀请中国帮助菲律宾打击南部海域的海盗活动。菲律宾对发展与俄罗斯的军事关系也持积极态度。2016年9月，菲律宾负责财务与军械的国防部副部长在莫斯科参加2016年陆军国际军事—技术论坛时，与俄罗斯国防部副部长安东诺夫举行了会谈，双方表达了推进菲俄军事接触的意愿。2017年1月，俄罗斯“特里布茨海军上将”号反潜驱逐舰和“鲍里斯·布托马”号补给舰访问了马尼拉。9月，菲律宾外交部长卡耶塔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菲律宾计划购买俄罗斯武器。双方还可能在今年11月签署相关的军事技术合作协议。
菲律宾与大国发展军事关系，主要目的之一是从这些大国获得军事援助和军事装备，以强化其军事能力，从而更好地打击国内叛乱和恐怖活动。从这点上来说，美、中、俄等国向菲律宾提供军事上的支持，有利于菲律宾国内形势的稳定，也有利于防止恐怖活动在东南亚地区的蔓延。
但是，也要看到，菲律宾与美、日等国的军事合作侧重于海上安全方面，显然有针对中国的一面。例如，美国通过与菲律宾达成《强化防务合作协议》，增强了干预南海危机事态的能力。美国还强调要帮助菲律宾建设海岸雷达监视系统，其实质是要加强对南海海域的监控，并与菲律宾共享情报资源。此外，美国和日本积极向菲律宾提供巡逻舰和巡逻艇等装备，并对菲海岸警卫队进行人员培训，目的是使其在南海争端中与中国抗衡。
因此，尽管在一定程度上菲律宾与中俄的军事合作有所增加，但基于其战略和安全利益上的考量，菲律宾的“大国平衡”仅是相对的，它在军事上仍将向美日倾斜。菲律宾与中俄的军事合作只是刚刚起步，仅限于舰艇访问和有限的军事援助、军事采购，而菲律宾与美国的合作程度是其他军事关系所无法比拟的，涵盖的范围和合作的深度都决定了菲律宾很难摆脱美国的军事影响。菲律宾与日本的军事合作也已发展到军事装备和技术合作、联合军事演习等较为深入的阶段，今后还可能继续深化。因此，我们一方面要利用中菲关系改善的契机，逐步扩大与菲律宾的军事合作，增强对菲军事安全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也要有战略耐心，并对合作的发展有合理预期，要预见到中菲军事合作可能面临的挑战，并积极加以应对，尽可能使中菲合作不断向前推进。
（作者为军事科学院战争研究院副研究员）
菲律宾难以独自应对复杂的安全问题
菲律宾积极谋求与外部大国发展军事关系，主要是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菲律宾面临着复杂严峻的内外安全形势。菲律宾不仅与邻国存在领土海洋争端，国内也饱受叛乱活动和恐怖活动之苦。这些问题久拖不决，严重妨碍了菲律宾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从领土海洋争端来说，最主要的就是南海问题。杜特尔特总统在2016年7月上任后，扭转了前任在南海问题上的做法，但南海问题依然是菲律宾在安全方面的重要关切。在南海问题有所降温的同时，菲律宾国内安全形势却趋向恶化。长期以来，菲律宾南部存在着“新人民军”“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摩洛民族解放阵线”“阿布沙耶夫武装”等组织的叛乱活动。近年来，这些叛乱分子开始与“伊斯兰祈祷团”“基地组织”“伊斯兰国”等恐怖组织相勾连，发动恐怖袭击或从事海盗活动，进一步加剧了菲国内安全形势的严峻性。参与菲律宾恐怖活动的恐怖分子不仅来自菲律宾，还来自印尼、马来西亚等其他国家，表明“伊斯兰国”已经较深地渗透到菲律宾乃至整个东南亚地区。
其二，菲律宾军力薄弱难以独立应对安全威胁。首先，菲军人数较少，规模有限。菲正规军总兵力约12.3万人，其中陆军约8.7万人，海军2万人，空军1.6万人。其次，菲律宾是群岛国家，由7000多个岛屿组成，且分布零散，海岸线漫长，管辖海域面积广大，这种独特的地理特点进一步加大了国土防御的难度。再次，菲军的武器装备陈旧落后，多数仍是越战时期甚至二战时期遗留下来的。加之菲律宾军队长期专注于国内反叛作战，侧重于陆军发展，海空军力量严重不足。
为此，菲律宾曾于1995年通过了一个《武装部队现代化法案》，但由于预算无法到位，该法案基本没有落实。2012年12月，菲律宾议会通过新的《武装部队现代化法案》，并在该计划的第一个5年中，拨款750亿比索（约18亿美元），推动武装部队能力升级。根据上述计划，菲军现代化建设近年来明显提速。在阿基诺三世任期内，菲律宾对外装备采购力度很大。杜特尔特就任总统后，尽管将更多注意力转向内部安全问题，但他也表示，将继续推进武装部队现代化计划。
依靠对外合作弥补力量不足
尽管近年来菲律宾加大了装备采购力度，但由于底子太薄，大型海空军装备从采购到列装再到真正形成战斗力的时间周期较长，而菲律宾面临的安全问题又多元复杂，菲律宾单靠自身力量难以应对。为此，菲律宾在发展自身军力时，迫切希望外部力量，特别是域外大国能够向其提供军事援助和支持。
在这方面，美国是菲律宾最重要的盟国和合作伙伴。美菲自20世纪50年代建立同盟关系，一直保持着较为密切的军事合作。冷战结束后，美菲军事关系虽一度由于美军被迫撤出菲律宾军事基地而有所冷淡，但1995年美济礁事件后，双方关系又逐渐回暖。进入21世纪，先是出于反恐需要，美国加强了与菲律宾在反恐方面的军事合作。此后，为应对中国崛起及南海问题，美国又将菲律宾视为“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重要支点。美菲于2014年签署《强化防务合作协议》。该协议允许美国使用菲律宾军事基地，在菲律宾轮换部署和预置武器装备。2016年初双方又根据协议就美国使用菲律宾五处军事基地达成共识，标志着美菲军事关系的进一步强化。杜特尔特上任后，调整了前任阿基诺三世的“对美一边倒”政策，且与美国在打击毒品犯罪等问题上出现摩擦，美菲军事关系受到一些影响，双方中止了部分联合军事演习。但是，菲律宾的军事体制、装备发展及军官培训长期受到美国的影响，军队内部亲美势力占主流，美菲军事关系的基础依然牢固。杜特尔特虽然想在美国与其他大国之间进行新的平衡，但绝非要放弃美菲同盟。菲律宾在反恐、反叛乱、维护海上安全等方面仍需要美国的支持和帮助。例如，在马拉维行动中，美军第一时间向菲律宾提供了无人机等装备和情报支援。美菲军事关系近期出现回暖的迹象，双方于10月举行了“卡曼达格”联合军演，明年双方还将恢复举行多场军事演习。
除美国之外，近年来菲律宾与日本的军事合作也引人关注。菲日军事关系的全面推进始于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上任之后。两国基于海上安全方面的“共同利益”，不断强化相关合作。2011年9月，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访日期间，两国同意加强海洋安全部门之间的合作与协调，日本将向菲律宾派遣海上保安厅的巡逻船，向菲海岸警卫队提供培训以及支持其能力建设。双方还决定加强防务机构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如推动日本海上自卫队舰艇对菲律宾港口进行访问以及举行菲日海军参谋长会议。菲日军事演习也逐渐增多，并从共同参与多边框架下的演习发展到小范围的三边、双边演习，演练科目更为聚焦海上安全需求。此外，日本积极推动向菲律宾出口武器装备，如向菲律宾提供10艘巡逻艇及租借5架TC-90教练机，以强化菲律宾海上能力。
杜特尔特总统上任后，菲律宾积极发展与中国及俄罗斯的军事关系。这与杜特尔特的对外政策调整有关，也是菲律宾推进装备采购多元化的重要举措之一。事实上，中菲军事关系在阿罗约政府时期曾经有过一段较快发展的历史，当时中国曾向菲律宾提供了军事工程装备等援助。但后来中菲关系因南海问题而趋向恶化，双方的军事合作陷入停滞。杜特尔特上任后，两国关系的总体升温为军事关系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杜特尔特多次表达了希望从中国采购装备的意愿，同时还邀请中国帮助菲律宾打击南部海域的海盗活动。菲律宾对发展与俄罗斯的军事关系也持积极态度。2016年9月，菲律宾负责财务与军械的国防部副部长在莫斯科参加2016年陆军国际军事—技术论坛时，与俄罗斯国防部副部长安东诺夫举行了会谈，双方表达了推进菲俄军事接触的意愿。2017年1月，俄罗斯“特里布茨海军上将”号反潜驱逐舰和“鲍里斯·布托马”号补给舰访问了马尼拉。9月，菲律宾外交部长卡耶塔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菲律宾计划购买俄罗斯武器。双方还可能在今年11月签署相关的军事技术合作协议。
菲律宾的“大国平衡”是相对的
菲律宾与大国发展军事关系，主要目的之一是从这些大国获得军事援助和军事装备，以强化其军事能力，从而更好地打击国内叛乱和恐怖活动。从这点上来说，美、中、俄等国向菲律宾提供军事上的支持，有利于菲律宾国内形势的稳定，也有利于防止恐怖活动在东南亚地区的蔓延。
但是，也要看到，菲律宾与美、日等国的军事合作侧重于海上安全方面，显然有针对中国的一面。例如，美国通过与菲律宾达成《强化防务合作协议》，增强了干预南海危机事态的能力。美国还强调要帮助菲律宾建设海岸雷达监视系统，其实质是要加强对南海海域的监控，并与菲律宾共享情报资源。此外，美国和日本积极向菲律宾提供巡逻舰和巡逻艇等装备，并对菲海岸警卫队进行人员培训，目的是使其在南海争端中与中国抗衡。
因此，尽管在一定程度上菲律宾与中俄的军事合作有所增加，但基于其战略和安全利益上的考量，菲律宾的“大国平衡”仅是相对的，它在军事上仍将向美日倾斜。菲律宾与中俄的军事合作只是刚刚起步，仅限于舰艇访问和有限的军事援助、军事采购，而菲律宾与美国的合作程度是其他军事关系所无法比拟的，涵盖的范围和合作的深度都决定了菲律宾很难摆脱美国的军事影响。菲律宾与日本的军事合作也已发展到军事装备和技术合作、联合军事演习等较为深入的阶段，今后还可能继续深化。因此，我们一方面要利用中菲关系改善的契机，逐步扩大与菲律宾的军事合作，增强对菲军事安全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也要有战略耐心，并对合作的发展有合理预期，要预见到中菲军事合作可能面临的挑战，并积极加以应对，尽可能使中菲合作不断向前推进。
（作者为军事科学院战争研究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