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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记载的睿智瓦匠
唐代大诗人、文学家韩愈（768—824年）为在长安揽活的一名泥瓦匠写过一篇传记叫《圬者王承福传》。
泥瓦匠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生活在社会底层。也许是与泥水打交道吧，被人们称为“圬者”，就是干脏活的人，可见社会地位的卑微。
贞元十六年冬，韩愈离开徐州节度推官的位置回到长安，第四次参加吏部考试，向他从政的梦想发起再次冲刺。为了更有把握，韩愈找了个住处，“宅”了起来，准备功课。就在这时，韩愈遇到了王承福。韩愈通过与他的聊天，发现了他许多独特的观点，“听其言，约而尽”，因此决定为其作传。
王承福本是农民，因为安史之乱成了一名驰骋战场的士兵。经过十三年的征战，屡立战功，朝廷要给他封功授官，他却没有接受，自认能力有限，只能“择其力之可能者行焉”，于是在长安当了一名泥瓦匠。韩愈了解到，王承福干了三十多年的泥瓦匠，一直没有买房子，而是寄居在别人的家里，按时交房租和生活费。有了剩余的錢，他就送给更困难的人。
对于王承福的做法，韩愈很不解，王承福告诉他：“多年来，我一把抹板走过无数的富贵之家，十年河东十年河西，世间多变，沧海桑田，当年的豪宅有的已经破败不堪了。我问他们的邻居，有的说，这家主人犯了死罪，已没了几年了;有的说，老主人已经去世了，他的子孙不务正业，没能守住祖宗留下的家产;还有的说，人死后，财产都充公了。幸福来得慢的地方，灾难也来得慢，比如清贫人家;幸福来得快的地方，灾难也来得快，比如王侯门第。我虽清贫，几十年了，我没失过眠，没得过病，没有过忧虑，看到身边的人们那么多的烦恼和灾祸，我觉得自己很幸福。”
韩愈记载的是一名泥瓦匠的朴实想法，其中不乏生活智慧。从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正因为有了王承福他们，人们才能安居乐业。从某种角度来说，是王承福这样的普通劳动者，造就了长安的辉煌。
柳宗元笔下的木匠有领袖气质
韩愈的朋友，也是唐代著名诗人、文学家的柳宗元在一篇名为《梓人传》的传记中，记载了一个木匠。
柳宗元有一个好朋友叫裴封叔，在长安光德里有一处宅子。一天，有一个木匠想要租他的房子，木匠随身携带了量尺、圆规、曲尺、墨线和墨斗等木工用具。裴封叔感到十分奇怪，问他有啥技能。木匠回答道：“我善于计算建筑材料。看房屋建筑的规模，考虑怎样用料才适合高低、深浅、方圆和长短的需要，然后我就指挥工匠们具体劳作。若是没有我，工匠就无法建成一座房屋。”
后来，京兆尹要修建衙门，门口来了很多的建筑工人，他们大多带着斧头和刀锯，被围在中间的正是那个木匠。之后，木匠拿着度量的工具，估量房屋的规格，挑选可用的木头，然后开始指挥大家干活。这些工人都听他的话，木匠怎么说，他们便怎么做，即使有人因为做不好而挨骂了，也没有人怨恨他。房屋建好了之后，在正梁上的题字，就是这个木匠的姓名。
对此，柳宗元感慨万千，他觉得一名手艺人，成长为用脑子干活的人，肯定是有智慧的人，这样的人能成为领袖就不足为怪了。这难道不值得辅佐帝王、治理国家的人学习吗？
白居易诗中的百味厨师
“民以食为天”，大诗人白居易在《寄胡饼与杨万州》中写：“胡麻饼样学京都，面脆油香新出炉。寄与饥馋杨大使，尝看得似辅兴无。”从白居易的诗中，我们不但可以领略胡麻饼的模样与特色，而且可以看出白居易学着做了些胡饼，寄给自己的朋友杨万州。胡饼是长安的著名美食，厨师们没有相当的技艺是做不出来的。
当时长安最著名的厨师叫膳祖，后来被称为中国古代十大名厨之一。她是当时宰相段文昌的家厨，多年勤学苦练，烹调技艺精湛。她烹制的名食菜谱，后来大都记载在段文昌之子段成式编著的《酉阳杂俎》中，得以流传后世。
正是有了膳祖这样的厨师，长安的餐饮业水平得以提升，在封演的《封氏闻见记》和韦巨源的《食谱·烧尾食单》中记载的烧尾宴，就是典型的代表。唐代士子登科、荣进及迁除，好友同僚前来慰贺，必须请一顿饭，款待的盛宴置酒馔、音乐，谓之烧尾宴。
宋陶谷在其《清异录》中记载了韦巨源在拜尚书左仆射后，以烧尾宴宴请唐中宗时留下的一份食单，使人们得以窥见这次盛筵的概貌。食单中的饭食、点心多达二十余种，有单笼金乳酥口（蒸制酥点）、曼陀样夹饼（炉烤饼）、巨胜奴（酥蜜馓子）等。这充分说明唐代厨师在主食的制作上不但工艺水平有了较大提高，制品的花色、品种增多，而且风味独特，在我国面点史上占有了很重要的地位。
王建吟咏的高超艺人
唐代诗人王建有《寻橦歌》一诗，其中写道：“人间百戏皆可学，寻橦不比诸馀乐。重梳短髻下金钿，红帽青巾各一边。身轻足捷胜男子，绕竿四面争先缘。习多倚附欹竿滑，上下蹁跹皆著袜。翻身垂颈欲落地，却住把腰初似歇。大竿百夫擎不起，袅袅半在青云里。纤腰女儿不动容，戴行直舞一曲终。”
王建诗中记载的就是当时百艺杂技之一顶竿惊心动魄的场面。这种顶竿，又称戴竿、都卢寻橦等，由一名艺人头顶一根长竿，然后另一艺人或多名艺人沿竿爬上，在竿上进行各种惊险的表演，而顶竿人则要使长竿保持平衡。
那时，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顶竿艺人。唐德宗时，有一个叫王大娘的顶竿艺人，能头顶十八人而行。唐敬宗时一个叫刘交的艺人，她用的顶竿高七十尺，她十二岁的女儿爬到竿顶，站在一个托盘里，毫无惧色。
唐敬宗时，还有一个幽州女子石火胡顶竿技艺更是高超。石火胡出生在幽州一个贫民家庭，为了生存，她苦学当时最为流行的顶竿。这种空中技艺，在盛唐已达到顶峰，并且在技巧和表演方法上都有新发展。神童宰相刘晏曾在京城长安观看了石火胡的表演后，写诗赞道：“楼前百戏竞争新，唯有长竿妙入神。”
一位伟人说得好：人民创造了历史。正是这些各行各业、默默无闻的普通劳动者的奋斗和付出，才有了大唐长安的恢弘建筑、精品美食和唯美艺术。
（编辑 郑儒凤 zrf911@sina.com，西米绘图）
唐代大诗人、文学家韩愈（768—824年）为在长安揽活的一名泥瓦匠写过一篇传记叫《圬者王承福传》。
泥瓦匠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生活在社会底层。也许是与泥水打交道吧，被人们称为“圬者”，就是干脏活的人，可见社会地位的卑微。
贞元十六年冬，韩愈离开徐州节度推官的位置回到长安，第四次参加吏部考试，向他从政的梦想发起再次冲刺。为了更有把握，韩愈找了个住处，“宅”了起来，准备功课。就在这时，韩愈遇到了王承福。韩愈通过与他的聊天，发现了他许多独特的观点，“听其言，约而尽”，因此决定为其作传。
王承福本是农民，因为安史之乱成了一名驰骋战场的士兵。经过十三年的征战，屡立战功，朝廷要给他封功授官，他却没有接受，自认能力有限，只能“择其力之可能者行焉”，于是在长安当了一名泥瓦匠。韩愈了解到，王承福干了三十多年的泥瓦匠，一直没有买房子，而是寄居在别人的家里，按时交房租和生活费。有了剩余的錢，他就送给更困难的人。
对于王承福的做法，韩愈很不解，王承福告诉他：“多年来，我一把抹板走过无数的富贵之家，十年河东十年河西，世间多变，沧海桑田，当年的豪宅有的已经破败不堪了。我问他们的邻居，有的说，这家主人犯了死罪，已没了几年了;有的说，老主人已经去世了，他的子孙不务正业，没能守住祖宗留下的家产;还有的说，人死后，财产都充公了。幸福来得慢的地方，灾难也来得慢，比如清贫人家;幸福来得快的地方，灾难也来得快，比如王侯门第。我虽清贫，几十年了，我没失过眠，没得过病，没有过忧虑，看到身边的人们那么多的烦恼和灾祸，我觉得自己很幸福。”
韩愈记载的是一名泥瓦匠的朴实想法，其中不乏生活智慧。从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正因为有了王承福他们，人们才能安居乐业。从某种角度来说，是王承福这样的普通劳动者，造就了长安的辉煌。
柳宗元笔下的木匠有领袖气质
韩愈的朋友，也是唐代著名诗人、文学家的柳宗元在一篇名为《梓人传》的传记中，记载了一个木匠。
柳宗元有一个好朋友叫裴封叔，在长安光德里有一处宅子。一天，有一个木匠想要租他的房子，木匠随身携带了量尺、圆规、曲尺、墨线和墨斗等木工用具。裴封叔感到十分奇怪，问他有啥技能。木匠回答道：“我善于计算建筑材料。看房屋建筑的规模，考虑怎样用料才适合高低、深浅、方圆和长短的需要，然后我就指挥工匠们具体劳作。若是没有我，工匠就无法建成一座房屋。”
后来，京兆尹要修建衙门，门口来了很多的建筑工人，他们大多带着斧头和刀锯，被围在中间的正是那个木匠。之后，木匠拿着度量的工具，估量房屋的规格，挑选可用的木头，然后开始指挥大家干活。这些工人都听他的话，木匠怎么说，他们便怎么做，即使有人因为做不好而挨骂了，也没有人怨恨他。房屋建好了之后，在正梁上的题字，就是这个木匠的姓名。
对此，柳宗元感慨万千，他觉得一名手艺人，成长为用脑子干活的人，肯定是有智慧的人，这样的人能成为领袖就不足为怪了。这难道不值得辅佐帝王、治理国家的人学习吗？
白居易诗中的百味厨师
“民以食为天”，大诗人白居易在《寄胡饼与杨万州》中写：“胡麻饼样学京都，面脆油香新出炉。寄与饥馋杨大使，尝看得似辅兴无。”从白居易的诗中，我们不但可以领略胡麻饼的模样与特色，而且可以看出白居易学着做了些胡饼，寄给自己的朋友杨万州。胡饼是长安的著名美食，厨师们没有相当的技艺是做不出来的。
当时长安最著名的厨师叫膳祖，后来被称为中国古代十大名厨之一。她是当时宰相段文昌的家厨，多年勤学苦练，烹调技艺精湛。她烹制的名食菜谱，后来大都记载在段文昌之子段成式编著的《酉阳杂俎》中，得以流传后世。
正是有了膳祖这样的厨师，长安的餐饮业水平得以提升，在封演的《封氏闻见记》和韦巨源的《食谱·烧尾食单》中记载的烧尾宴，就是典型的代表。唐代士子登科、荣进及迁除，好友同僚前来慰贺，必须请一顿饭，款待的盛宴置酒馔、音乐，谓之烧尾宴。
宋陶谷在其《清异录》中记载了韦巨源在拜尚书左仆射后，以烧尾宴宴请唐中宗时留下的一份食单，使人们得以窥见这次盛筵的概貌。食单中的饭食、点心多达二十余种，有单笼金乳酥口（蒸制酥点）、曼陀样夹饼（炉烤饼）、巨胜奴（酥蜜馓子）等。这充分说明唐代厨师在主食的制作上不但工艺水平有了较大提高，制品的花色、品种增多，而且风味独特，在我国面点史上占有了很重要的地位。
王建吟咏的高超艺人
唐代诗人王建有《寻橦歌》一诗，其中写道：“人间百戏皆可学，寻橦不比诸馀乐。重梳短髻下金钿，红帽青巾各一边。身轻足捷胜男子，绕竿四面争先缘。习多倚附欹竿滑，上下蹁跹皆著袜。翻身垂颈欲落地，却住把腰初似歇。大竿百夫擎不起，袅袅半在青云里。纤腰女儿不动容，戴行直舞一曲终。”
王建诗中记载的就是当时百艺杂技之一顶竿惊心动魄的场面。这种顶竿，又称戴竿、都卢寻橦等，由一名艺人头顶一根长竿，然后另一艺人或多名艺人沿竿爬上，在竿上进行各种惊险的表演，而顶竿人则要使长竿保持平衡。
那时，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顶竿艺人。唐德宗时，有一个叫王大娘的顶竿艺人，能头顶十八人而行。唐敬宗时一个叫刘交的艺人，她用的顶竿高七十尺，她十二岁的女儿爬到竿顶，站在一个托盘里，毫无惧色。
唐敬宗时，还有一个幽州女子石火胡顶竿技艺更是高超。石火胡出生在幽州一个贫民家庭，为了生存，她苦学当时最为流行的顶竿。这种空中技艺，在盛唐已达到顶峰，并且在技巧和表演方法上都有新发展。神童宰相刘晏曾在京城长安观看了石火胡的表演后，写诗赞道：“楼前百戏竞争新，唯有长竿妙入神。”
一位伟人说得好：人民创造了历史。正是这些各行各业、默默无闻的普通劳动者的奋斗和付出，才有了大唐长安的恢弘建筑、精品美食和唯美艺术。
（编辑 郑儒凤 zrf911@sina.com，西米绘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