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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鲁迅和张爱玲创造了许多典型的女性形象，关注女性的生存状态和前途命运。鲁迅以一个政治家的姿态，以文学为武器批判旧文化，致力于国民性启蒙。而张爱玲是一个带有自由气息的作家，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关注女性解放问题。这两位文学巨匠在女性书写上的异同是存在深层根源的。
关键词：鲁迅;张爱玲;女性书写;比较
鲁迅和张爱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两位巨匠，鲁迅以犀利闻名，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和开展国民性批判的先驱;张爱玲以细腻见长，用苍凉的文字描绘人间世态，刻画人物性格。鲁迅和张爱玲是分属于两个文化时代的作家，但他们在思想意识、文化观念和个人生命体验等方面都存在着息息相关的联系。两人的创作都极为关注女性的生存状态和前途命运，但在对女性形象的塑造和思考上却存有异同之处。
一、异质女性的相同命运
鲁迅多塑造旧时农村妇女的愚昧与悲惨的形象，张爱玲则更关注城市女性的生存状态，但他们笔下的女性都摆脱不了悲剧的命运。
《明天》、《祝福》、《离婚》可以视为鲁迅小说中描写中国传统妇女悲剧命运的三部曲。相对于单四嫂子与祥林嫂的愚昧、怯弱、盲从，爱姑虽然在表面上显得更泼悍、刁钻、精明，然而这却无法掩饰其内在的浸染着传统文化的愚弱。鲁迅笔下唯一的受过新文化教育的女性子君，即使曾骄傲地宣布：“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2]（123）但仍然是柔弱无知的，不明白“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最终悲哀寂寞地死去。
我们可以看出，鲁迅刻画了一群在传统文化心理支配下愚弱的悲剧女性形象，表现出对传统女性文化的讽刺与否定。而张爱玲所塑造的许多女性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但在男权中心的文化语境中，她们的精明世故并不能给自己带来幸福。《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是一个很有主见与打算的女孩，但最终为了钱将自己“卖给了梁太太与乔琪乔”。[3]（161）《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留情》中的敦凤，《连环套》中的霓喜等女性形象皆是如此，机关算尽，终归悲哀。
由此看来，鲁迅倾向于女性内质的蒙昧，张爱玲则突出其清醒精明，但蒙昧者在愚弱中走向深渊，精明者则在清醒中无奈沉沦。两位作者笔下的女性命运的悲凉色彩是共通的。
二、悲剧命运的成因
鲁迅和张爱玲展现出男权世界里女性凄惨的生存现状和命运趋向。但对于女性悲剧命运的成因，鲁迅更强调外部的因素，将笔触涉入到女性命运的社会与历史背景，他笔下的女性形象完全是被欺压残害的，她们所做的一切努力在强大封建势力的压迫下最终毁灭。
张爱玲则更注重对女性自身弱点的探求，自觉地剖开女性生命中的丑陋。“把一切都怪在男人身上，不是彻底的答复”，[4]（61）悲剧不仅由外界的因素造成，而是更根植于人性的弱点和非理性的潜意识。张爱玲笔下，女性因遭受残害而疯狂，但同时也可以是欺压别人的主体。《金锁记》中的曹七巧为了满足金钱的欲望，跳进了不幸婚姻的火坑，边陷落边反抗边报复。《倾城之恋》的白流苏与《连环套》的霓喜等都是由于自身对男性的附庸性或对金钱的贪念等劣根性而一生不幸，她們所做的“一切都只是费尽一切心机换取开饭时候的那一声呼唤”。
虽然对女性命运成因的探索各有所偏重，但男权制度的压迫是鲁迅和张爱玲都极为关注的导致女性悲剧的根本所在。封建伦理观念不仅让女人甘心牺牲，而且将叛逆的种子扼杀。《伤逝》中的子君与《半生缘》中的曼桢都是受过新文化洗礼教育的女性，但最终还是被封建势力残忍地吞噬了。
三、摆脱困境的途径
鲁迅将妇女解放和社会的解放联系在一起。他认为单靠女性个体的反抗无法抵抗整个社会的黑暗。而涓生、子君的婚姻悲剧告诉我们“带着新生活希望的男子已经被证明是没有能力带女人走出‘城堡’的”。[5]（76-78）鲁迅认为妇女的解放，首先要让女性多得新知识的熏陶，这样才能让她们迈出子君的第一步，其次让女性取得独立的经济地位，才能够真正的独立。
而张爱玲却用自己的作品印证着鲁迅“她们不是堕落，就是回来”的预言，以冷静的文风写出了娜拉出走的结局：“走！走到楼上去！——开饭的时候，一声呼唤，她们就会下来”。[6]（134）张爱玲认为女性要真正获得解放，仅靠外部力量是不够的，需要先从内心将自己解放，去努力拯救内在的精神痼疾。张爱玲将《霸王别姬》改写为虞姬意识到自己作为项王附属品、牺牲品的处境，宁愿主动赴死而不愿被赐死，就反映了女性为摆脱对男人不自觉的依附心理而进行的抗争。
四、女性悲剧的美学内蕴
鲁迅与张爱玲虽然都赋予人物形象悲剧意义，但悲剧的美学意义却不同。与鲁迅作品中丰富的思想底蕴相比较，张爱玲则纯然是一种文学上的人性思考。
鲁迅先生在《再论雷锋塔的倒掉》中提过要“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他的作品大多是血漫弥章的。张爱玲没有鲁迅那份壮烈，正如她在《自己的文章》中所言：“我是喜欢悲壮，更喜欢苍凉。壮烈只有力，没有美，似乎缺乏人性。”所以，虽然她的作品中没有声嘶力竭的呐喊与狂风暴雨的斗争，但却让人多了份深刻的思考，让人们感悟人生的苍凉与无奈，具有不可忽视的美学价值。
五、女性书写异同的根源追溯
曾被称为“女的鲁迅”的张爱玲与鲁迅在创作上有许多共通之处，这与两人相似的少年经验和相近的性格气质有关。家庭变故、婚姻不幸、兄弟失和、反动势力的迫害以及来自革命阵营内部的攻击，使鲁迅深刻体会到人性的虚伪、自私与冷漠。而张爱玲的少年经历也是伤痕累累。父母离异，父亲吸鸦片，继母乖张暴戾，遭遇港战。如她自己所说“如果我最常用的字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惘惘的威胁。”鲁、张二人体会了世界的悲凉，作品中也就弥漫出悲色悲调。
鲁张二人女性书写的创作情态也有着很大的不同。首先，二人政治态度、文学主张不同。鲁迅以文学为批判旧文化、改造国民性的利器，用善良、屈辱、反抗的女性形象来实现推翻旧社会制度的希望，而张爱玲是一个纯粹的文学家，勾勒出个性鲜明的众多女性形象，赋予她们泼辣、浪漫、疯狂等内质。其次，二人的女性观不同。鲁迅将女性问题与整个社会的变革相联系，而张爱玲更注重内审性，揭露了女性自身的阴暗面。最后，我们不得不承认性别视角对作家塑造人物形象的影响。鲁迅小说中许多女性是借男性叙事主体来显示的，如子君通过涓生，吴妈通过阿Q，而正面出现的女性，如单四嫂子、七斤嫂之类又显得平面单薄。张爱玲则充分利用了自身的性别优势打造了更为鲜活灵动的女性世界。
结语
鲁迅和张爱玲创造了许多典型的女性文学形象，并以其独特而深刻的视角，展现了他们对于女性的生存状态和前途命运的思考。鲁迅的女性书写具有典型的启蒙主义作家风范，而张爱玲以自己独特的风格和方式关注女性命运，继续着“五四”以来的启蒙事业。他们对女性命运的探讨，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写下了不朽的一笔。
参考文献
[1]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张爱玲.沉香屑·第一炉香.张爱玲典藏全集（7）[M].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3，10.
[3]张爱玲.谈女人. 张爱玲典藏全集（3）[M].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3，10.
[4]张小良.女人：历史围城中的守望者——从《红粉》谈起[J].东方.1995，4.
[5]张爱玲文集（第四卷）[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
作者简介：
刘晓颖（1988-），安徽大学硕士研究生，现任教于安徽科技贸易学校，助讲。
刘晓敏（1982-），山东临沭人，现任教于山东省临沭县教师进修学校。
关键词：鲁迅;张爱玲;女性书写;比较
鲁迅和张爱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两位巨匠，鲁迅以犀利闻名，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和开展国民性批判的先驱;张爱玲以细腻见长，用苍凉的文字描绘人间世态，刻画人物性格。鲁迅和张爱玲是分属于两个文化时代的作家，但他们在思想意识、文化观念和个人生命体验等方面都存在着息息相关的联系。两人的创作都极为关注女性的生存状态和前途命运，但在对女性形象的塑造和思考上却存有异同之处。
一、异质女性的相同命运
鲁迅多塑造旧时农村妇女的愚昧与悲惨的形象，张爱玲则更关注城市女性的生存状态，但他们笔下的女性都摆脱不了悲剧的命运。
《明天》、《祝福》、《离婚》可以视为鲁迅小说中描写中国传统妇女悲剧命运的三部曲。相对于单四嫂子与祥林嫂的愚昧、怯弱、盲从，爱姑虽然在表面上显得更泼悍、刁钻、精明，然而这却无法掩饰其内在的浸染着传统文化的愚弱。鲁迅笔下唯一的受过新文化教育的女性子君，即使曾骄傲地宣布：“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2]（123）但仍然是柔弱无知的，不明白“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最终悲哀寂寞地死去。
我们可以看出，鲁迅刻画了一群在传统文化心理支配下愚弱的悲剧女性形象，表现出对传统女性文化的讽刺与否定。而张爱玲所塑造的许多女性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但在男权中心的文化语境中，她们的精明世故并不能给自己带来幸福。《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是一个很有主见与打算的女孩，但最终为了钱将自己“卖给了梁太太与乔琪乔”。[3]（161）《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留情》中的敦凤，《连环套》中的霓喜等女性形象皆是如此，机关算尽，终归悲哀。
由此看来，鲁迅倾向于女性内质的蒙昧，张爱玲则突出其清醒精明，但蒙昧者在愚弱中走向深渊，精明者则在清醒中无奈沉沦。两位作者笔下的女性命运的悲凉色彩是共通的。
二、悲剧命运的成因
鲁迅和张爱玲展现出男权世界里女性凄惨的生存现状和命运趋向。但对于女性悲剧命运的成因，鲁迅更强调外部的因素，将笔触涉入到女性命运的社会与历史背景，他笔下的女性形象完全是被欺压残害的，她们所做的一切努力在强大封建势力的压迫下最终毁灭。
张爱玲则更注重对女性自身弱点的探求，自觉地剖开女性生命中的丑陋。“把一切都怪在男人身上，不是彻底的答复”，[4]（61）悲剧不仅由外界的因素造成，而是更根植于人性的弱点和非理性的潜意识。张爱玲笔下，女性因遭受残害而疯狂，但同时也可以是欺压别人的主体。《金锁记》中的曹七巧为了满足金钱的欲望，跳进了不幸婚姻的火坑，边陷落边反抗边报复。《倾城之恋》的白流苏与《连环套》的霓喜等都是由于自身对男性的附庸性或对金钱的贪念等劣根性而一生不幸，她們所做的“一切都只是费尽一切心机换取开饭时候的那一声呼唤”。
虽然对女性命运成因的探索各有所偏重，但男权制度的压迫是鲁迅和张爱玲都极为关注的导致女性悲剧的根本所在。封建伦理观念不仅让女人甘心牺牲，而且将叛逆的种子扼杀。《伤逝》中的子君与《半生缘》中的曼桢都是受过新文化洗礼教育的女性，但最终还是被封建势力残忍地吞噬了。
三、摆脱困境的途径
鲁迅将妇女解放和社会的解放联系在一起。他认为单靠女性个体的反抗无法抵抗整个社会的黑暗。而涓生、子君的婚姻悲剧告诉我们“带着新生活希望的男子已经被证明是没有能力带女人走出‘城堡’的”。[5]（76-78）鲁迅认为妇女的解放，首先要让女性多得新知识的熏陶，这样才能让她们迈出子君的第一步，其次让女性取得独立的经济地位，才能够真正的独立。
而张爱玲却用自己的作品印证着鲁迅“她们不是堕落，就是回来”的预言，以冷静的文风写出了娜拉出走的结局：“走！走到楼上去！——开饭的时候，一声呼唤，她们就会下来”。[6]（134）张爱玲认为女性要真正获得解放，仅靠外部力量是不够的，需要先从内心将自己解放，去努力拯救内在的精神痼疾。张爱玲将《霸王别姬》改写为虞姬意识到自己作为项王附属品、牺牲品的处境，宁愿主动赴死而不愿被赐死，就反映了女性为摆脱对男人不自觉的依附心理而进行的抗争。
四、女性悲剧的美学内蕴
鲁迅与张爱玲虽然都赋予人物形象悲剧意义，但悲剧的美学意义却不同。与鲁迅作品中丰富的思想底蕴相比较，张爱玲则纯然是一种文学上的人性思考。
鲁迅先生在《再论雷锋塔的倒掉》中提过要“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他的作品大多是血漫弥章的。张爱玲没有鲁迅那份壮烈，正如她在《自己的文章》中所言：“我是喜欢悲壮，更喜欢苍凉。壮烈只有力，没有美，似乎缺乏人性。”所以，虽然她的作品中没有声嘶力竭的呐喊与狂风暴雨的斗争，但却让人多了份深刻的思考，让人们感悟人生的苍凉与无奈，具有不可忽视的美学价值。
五、女性书写异同的根源追溯
曾被称为“女的鲁迅”的张爱玲与鲁迅在创作上有许多共通之处，这与两人相似的少年经验和相近的性格气质有关。家庭变故、婚姻不幸、兄弟失和、反动势力的迫害以及来自革命阵营内部的攻击，使鲁迅深刻体会到人性的虚伪、自私与冷漠。而张爱玲的少年经历也是伤痕累累。父母离异，父亲吸鸦片，继母乖张暴戾，遭遇港战。如她自己所说“如果我最常用的字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惘惘的威胁。”鲁、张二人体会了世界的悲凉，作品中也就弥漫出悲色悲调。
鲁张二人女性书写的创作情态也有着很大的不同。首先，二人政治态度、文学主张不同。鲁迅以文学为批判旧文化、改造国民性的利器，用善良、屈辱、反抗的女性形象来实现推翻旧社会制度的希望，而张爱玲是一个纯粹的文学家，勾勒出个性鲜明的众多女性形象，赋予她们泼辣、浪漫、疯狂等内质。其次，二人的女性观不同。鲁迅将女性问题与整个社会的变革相联系，而张爱玲更注重内审性，揭露了女性自身的阴暗面。最后，我们不得不承认性别视角对作家塑造人物形象的影响。鲁迅小说中许多女性是借男性叙事主体来显示的，如子君通过涓生，吴妈通过阿Q，而正面出现的女性，如单四嫂子、七斤嫂之类又显得平面单薄。张爱玲则充分利用了自身的性别优势打造了更为鲜活灵动的女性世界。
结语
鲁迅和张爱玲创造了许多典型的女性文学形象，并以其独特而深刻的视角，展现了他们对于女性的生存状态和前途命运的思考。鲁迅的女性书写具有典型的启蒙主义作家风范，而张爱玲以自己独特的风格和方式关注女性命运，继续着“五四”以来的启蒙事业。他们对女性命运的探讨，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写下了不朽的一笔。
参考文献
[1]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张爱玲.沉香屑·第一炉香.张爱玲典藏全集（7）[M].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3，10.
[3]张爱玲.谈女人. 张爱玲典藏全集（3）[M].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3，10.
[4]张小良.女人：历史围城中的守望者——从《红粉》谈起[J].东方.1995，4.
[5]张爱玲文集（第四卷）[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
作者简介：
刘晓颖（1988-），安徽大学硕士研究生，现任教于安徽科技贸易学校，助讲。
刘晓敏（1982-），山东临沭人，现任教于山东省临沭县教师进修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