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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8月,是马拉松式的中美大使级会谈55周年,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我不是会谈的主要参加者,但有幸参加过一次会谈,也做过一些相关的联络工作等。事虽微不足道,但令我难忘,促使我去了解和回顾我国外交史上这段独具特色的华章。
日内瓦会议揭开会谈序幕
新中国成立之初,美国敌视中国,拒绝同中国进行外交接触。1954年,为讨论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由苏联提议举行日内瓦会议。日内瓦会议是中国首次以五大国之一地位和身份参加讨论重大国际问题的会议。
一开始,中美两国代表团虽然同坐一厅之中,但互不往来。美国顽固地坚守不承认和不接触的死框框。美国代表团团长、国务卿杜勒斯甚至下令不准美国代表团任何人同中国人握手,其敌视立场之顽固与无礼,可谓登峰造极。但以“人权卫士”自居的美国人,急于要解决在华被关押人员问题,又不得不想方设法地来敲中国的大门。期间,美国通过参加会议的英国驻北京代办杜维廉,同我方接触,试图解决美国在华关押人员问题。
中国出席日内瓦会议代表团首席代表周恩来当机立断,认为我们不应拒绝和美国接触,可以抓住时机,开辟中美直接接触的渠道。经反复研究,决定采取两个做法:一是在内部告诉杜维廉,在中美双方都有代表团在日内瓦的情况下,中美之间的问题,可以通过两国代表团直接接触寻求解决办法,而不必通过第三者插手。二是对外界发表公开谈话,指出美国无理扣押我国侨民和留学生,我们愿就被扣人员问题同美国举行直接谈判。5月27日,代表团发言人黄华向新闻界发表了有关谈话。
中方的表态积极主动,合情合理,迫使顽固的杜勒斯也只好同意直接会谈了。就这样,从杜维廉的试探开始,不到10天的时间,中美双方在日内瓦会议期间就有了直接的接触。
从6月5日到6月21日,中美两国代表先后举行了4次会晤。中方代表王炳南,时任外交部办公厅主任和出席日内瓦会议代表团秘书长。美方代表约翰逊,时任美国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这4次会晤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但为了不使渠道中断,双方商定,在日内瓦会议闭幕后两国将继续在日内瓦进行领事级会谈。从1954年9月到1955年7月,中美领事级会谈共进行17次。
中美双方在日内瓦的4次会晤,开启了中美双方官员直接接触的大门,揭开了日后中美大使级正式会谈的序幕。这是人们事先没有料到的。王炳南在讲述这段故事时曾强调说,这是我们在日内瓦会议中取得的“意外的收获”。
因台湾问题而中断
1954年12月2日,美蒋签订“共同防御条约”,置台湾于美国的军事保护伞下,企图使美国侵占台湾的行为长期化、合法化。这自然引起我们强烈的反应。1955年1月我解放一江山岛,2月解放大陈岛。在美国的军事威胁面前,我们用行动表现了中国人民反对美国干涉内政的强烈意志和大无畏的精神。台海上空战云迷漫,出现了“第一次台湾海峡危机”。
在世界普遍关注中美的紧张关系将走向何处时,1955年4月,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发表严正声明,他说:“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缓和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缓和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问题。”
这简短的69个字的声明,真可谓一字千钧,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重视和赞扬。英、印尼、印度等国家纷纷关注台海危机。强大的国际压力,迫使美国不得不走到谈判桌前。是年7月中旬,美国即通过英国向我方建议,在日内瓦举行大使级会谈。经过磋商,中美双方确定将领事级会谈升格为大使级。
1955年8月1日,中国驻波兰大使王炳南和美国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约翰逊在日内瓦正式开始中美大使级会谈。
会谈的第一项议程是双方平民回国问题。谈了14次,41天,至9月10日,达成一项协议,即双方大使同时发表内容一致的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承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美国人愿意返回美利坚合众国者(美利坚合众国承认在美利坚合众国的中国人愿意返回中华人民共和国者),享有返回的权利,并宣布已经采取、且将继续采取适当措施,使他们能够尽速行使其返回的权利。”
这份大使声明,是中美大使级会谈达成的第一项,也是唯一的一项著名的历史性协议。根据这项协议,130多位中国科学家返回祖国,其中具有典型意义的是“我们要回来一个钱学森”。
会谈的第二项议程是双方有所争执的实际问题,主要是台湾问题。中美双方谁也没有预见到,这个第二项议题一谈就谈了15年,而且未达成任何协议。王炳南大使一口气谈了9年,他在奉调回国前夕曾说,他同美国会谈,“从日内瓦谈到华沙,谈白了少年头。”
在日内瓦,从1955年至1957年,谈了3年。在此期间,中方本着“争取通过会谈解决一些问题,并为中美之间和缓和消除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更高一级的谈判作准备”的会谈方针,采取积极灵活的态度,先后提出了关于解除禁运,准备更高级别的谈判,以及开放人员交流,相互提供司法协助等一系列建议。美方则立场僵硬,拒绝讨论中方的一切合理的建议,无理要求中方在台湾地区“放弃使用武力”,承认美国有“单独和集体的自卫”的权利,并以此为解决其他问题的前提条件。这当然是中方不能接受的。事实证明,尽管中方一再表现出诚意,但双方在原则问题达不成协议,在具体问题也找不到共识。周恩来曾说,“谈判初期,我们也试过这个办法,先解决具体问题,然后引导到主要问题的解决,但是行不通……”。由于双方立场尖锐对立,你说你的,我说我的,会谈毫无进展,一时间成了“聋人的对话”。
1957年周恩来在一届人大三次会议上讲话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的企图是要取得一个对它片面有利的声明,一方面保持美国侵占台湾的现状,另一方面继续干涉中国人民解放台湾。在不能取得这样一个声明的情况下,美国就企图无限期拖延中美大使级会谈,以便同样达到冻结台湾地区现状的目的。美国的这种企图正是中美会谈至今不能达成协议的症结所在。”1960年周恩来同美国作家埃·斯诺谈话时说:“中美谈判总要先达成原则协议才能解决具体问题。原则协议应包括两点:第一,中美两国之间的一切争端,包括两国在台湾地区的争端,应当通过和平协商求得解决,而不诉诸武力或武力威胁。第二,美国必须同意将武装力量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走。”
会谈的频率由密而疏,由疏而断。开始时每周3次,尔后逐步递减,先减到每周一次,后减到每月一次,数月一次,甚至中断相当长的时间。1957年12月12日,双方举行第73次会谈,美方代表约翰逊大使奉命宣布,他将调任驻泰国大使,因此“他指定他的副手马丁参赞接替他的工作”。约翰逊说得彬彬有礼,但掩饰不了美国想使会谈降级的企图。王炳南当即指出,“约翰逊大使,你这样做是很不严肃的……中美进行的是大使级会谈,而马丁先生只是一位参赞,不能代表大使。”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耍的花招,被中国揭穿了。中美大使级会谈因美国企图降格而中断。
在金门的隆隆炮声中复会
1958年夏,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爆发。台海地区硝烟弥漫,情势险恶。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我军在福建前线严阵以待,准备炮击金门。美国则调兵遣将,在台湾海峡集结了大量兵力,公然对我军进行战争恫吓和威胁。
对美蒋的战争挑衅,我方采取了针锋相对,以文对文,以武对武,先礼后兵的做法。1958年1月和3月,我方两次发表声明,催促美国派大使级代表恢复会谈,美国不予置理。6月30日,我方发表了一个“最后通牒”式的声明,要求美国“在从今天起的15日内派出大使级代表,恢复会谈。否则,中国政府就不能不认为美国已经决心破裂中美大使级会谈”。这一次美国的反应既迅速又傲慢。迅速的是美国在第二天就放风说,将指派大使级代表恢复会谈,傲慢的是美国叫嚷不会向中国“限期”的“最后通牒”低头。果真15天期限过后,美国又拖了12天,即7月28日才指派其驻波兰大使比姆为代表,并建议恢复会谈。既然美方拖延答复,中方也就“你急我不急”,也拖了一阵子。
在此期间,由于美国出兵黎巴嫩,阿拉伯人民反对美国侵略的斗争风起云涌。毛泽东的“绞索政策”的思想也因此形成。
1958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下定炮击金门的最后决心,并确定“直接对蒋,间接对美”的指导方针。毛泽东说,炮击金门,“我们是整家法”,而不是对美开战。8月23日,炮击金门作战正式开始。9月4日,处境被动的美国再也沉不住气了,杜勒斯发表声明,亮出了他的底牌。他一方面说美国有“帮助保卫台湾不受武装进攻”的义务,一方面向我方发出了和谈的信号。毛泽东评论杜勒斯的声明说,“它那个东西,前面很硬,后面就软了。就是雷声大,雨点小”,“我们这一打,打出美国想谈了……那好,就谈吧,跟美国的事,就大局上说,还是谈判解决,还是和平解决。”
9月6日,周恩来发表《关于台湾海峡地区局势的声明》,重申我方对台湾问题的一贯立场,同时表示中国政府准备恢复两国大使级会谈。就这样,中断了9个月的中美大使级会谈在金门隆隆炮声中得以复会。
美方指派驻波兰大使比姆为美方会谈代表,同时不再坚持会谈地点一定要在第三国。由于比姆和王炳南同在波兰,复会后的会谈地点移至华沙。杜勒斯不允许比姆进入中国大使馆,拒绝了我方关于轮流在两国大使馆举行会谈的提议。我们请波兰提供方便,波兰欣然应允,开放了瓦金基公园中的梅希利维茨基宫供中美双方使用。中美之间的较量从军事斗争前线转移到外交谈判桌前。
1958年9月6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曾描绘过美国处境被动的尴尬状况,毛泽东说,美国过去谈判态度冷淡,中断了好几个月。现在想谈了,“那好,可以谈。你不打它就不想谈,要把这个绞索捏紧一下,它感觉到痛了,它说,好好好,我们来谈吧。你不捏它就不谈。”
华沙会谈中的峰回路转
1958年9月15日,开始了中美大使级在华沙的会谈,这是第74次会谈。
中美斗智斗勇进入了关健的时间点。美国知道中国不会扩大战事到台湾,中国知道美国不愿卷入金马战争。蒋介石希望金门战争扩大,拖美国下水。美国想压中国停火,摆脱它的被动地位。毛泽东敏锐地觉察到,美国准备改变策略,企图从金马“脱身”。9月6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指出,美国“他要拿沿海岛屿交换台湾,我们原则上不能交换台湾”。毛泽东在反复推敲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战略和策略,是“两步走”,先拿下金、马,后解放台、澎;还是“一步走”,待时机成熟时台、澎、金、马一并解决。此前,中央有过两步走的设想,但是,在急剧变化的形势下,两步走是不是唯一的战略选择,还没有最后的答案。可这时回国述职完毕的王炳南,却是带着“两步走”的方案回到了华沙。
9月15日举行会谈时,王炳南向美方提出5点建议,其中就包含了先收复金、马,尔后争取和平解放台、澎的内容。王炳南的举动虽然没有超过授权,但同毛泽东的想法有了距离。毛泽东希望“华沙谈判,三四天或者一周以内,实行侦察战,不要和盘托出”,可王炳南却提得过早了。但是,他的谈判对手比姆也同样过早地表示了拒绝,甚至还指责说这是要美国“投降的无理条件”。就这样阴差阳错,有关分两步走的设想在谈判桌上一掠而过,被彻底否决了。此后,我方不再提蒋军撤出金门、马祖一事。
9月18日,美国提出所谓的“停火”方案,要中国“放弃对金门和马祖群岛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美国则“设法使金、马不被用于对大陆进行攻击或挑衅行动”。明眼人一看便知,这还是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的方案,王炳南理所当然地予以拒绝。针对美国的“停火”要求,周恩来提出了具体的反击措施。9月20日,陈毅外长在北京发表声明,指出中国在金门、马祖并未同美国打仗,根本谈不上“停火”。中国惩罚金、马的蒋军,属于中国内政,外人不能干涉。解决台海紧张局势的关键是美国撤军。王炳南则在华沙谈判桌上提出了一个共同声明草案,要求美国从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撤出它的一切武装力量。与此同时,我方开展外交攻势,向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亚非和北欧国家通报情况,说明我军收复沿海岛屿和解放台湾的决心和权利,揭露美国所谓的“停火”阴谋,不容美国干涉内政。而在福建前线,我军再次猛烈炮击金、马,加大了对蒋军的压力。我方以强硬的态度回击了美国的“停火”要求。
美国试图执行一项从金门脱身的政策,压蒋介石放弃金、马,以金、马换台、澎,造成大陆和台湾长期处于脱离接触状态,以制造“两个中国”。对美国的意向,毛泽东明察秋毫,美国想脱身,我们则反其道而行之,“不要轻易让他溜掉!”1958年10月初,中共中央及时果断地将“两步走”改变为“一步走”,决心一揽子解决问题。中共中央的这项重大决策,对台海形势和两岸关系有着深远的影响。
根据“一步走”的战略方针,这年10月6日和25日,我方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和《再告台湾同胞书》,指出国共双方在一个中国问题上存在共识,“三十六计,和为上计”。同时宣布我军将实施隔日炮击的做法,允许蒋舰充分地自由地输送供应品,但以没有美舰护航为条件。我方有意让蒋军“固守”金、马,不但没有落入杜勒斯的圈套,反而把绞索继续留在美国的脖子上,沉重地打击了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
根据“一步走”的战略方针,王炳南在华沙会谈中,密切配合金门前线军事斗争的进展,紧紧抓住美国必须从台湾和台海地区撤军的关键问题,同他的会谈对手进行了反反复复的交锋。
炮击金门过后,台海形势虽然有所和缓,但中美关系紧张依旧。无论在根本问题上还是在具体问题上,美国一概拒绝同我方达成任何协议。1960年9月,周恩来对如何继续会谈作出指示,他说,“经验证明,美国在两国根本问题上的态度不变,这些具体问题是无法解决的。只要美国不改变敌视中国的政策,坚持武力霸占台湾和制造‘两个中国’,我们为解决具体问题的努力都是枉然。因此,今后的途经还是先同美国解决两国间的根本问题,然后才谋求具体问题的解决。根据这样的论点,我们以后就可撇开记者、贸易、人员来往等具体问题,只同美国谈美军撤出台湾问题。这样,我们就争取到主动,不必再为具体问题的方案伤脑筋了。”这项指示的下达,标志着中方已经改变了会谈方针和策略,自此以后,中方坚持根本问题不解决,其他具体问题免谈。
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国内形势紧张,国际环境险恶。美国从台湾海峡和印支地区两个方向威胁中国;中苏分歧加剧,国家关系恶化。蒋介石认为我军已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是他“反攻大陆”的千载难逢的良机。他拟定了作战计划,派出了28起突击队登陆骚扰和刺探军情,确定了1962年春天或秋天为大规模作战的行动时间。据王炳南大使回忆,1962年5月底他在国内休假,周恩来总理指示他尽快返回华沙。周总理说,“经中央认真研究,认为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决心很大,但他还存在着一些困难,今天的关键问题要看美国的态度如何,美国是支持还是不支持,要争取让美国来制止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军事行动。要尽快通过会谈,找机会了解美国的态度。”
军情紧急,事不宜迟。王炳南星夜赶回华沙,并按国内规定的时间约好同美国大使卡伯特会面。但在会面的前一天,他突然接到国内电报,指示他装病推迟会面时间。来电未说明原因,王炳南猜想其中必有奥妙。他立即遵照执行,由秘书以王大使身体不适为由,通知美方推迟与卡伯特会面的时间。从这一刻开始,王炳南谢绝一切对外活动,使馆官员在对外活动中均按统一口径回答对大使健康状况的关怀。事后不久,王炳南得知,国内要他推迟会面的原因是,当时我军正紧张地向福建前线集结兵力,但因南方大雨,一些桥梁被洪水冲断,部队行动受阻。数日后,王炳南又根据国内指示“恢复健康”,重新约请卡伯特于6月23日会面。
这次会面是到官邸喝茶,这种非正式会谈的方式更便于双方无拘无束地交谈。当聊天转入正题时,王炳南指出,“在美国的支持和鼓励下,蒋介石集团正在跃跃欲试。美国政府是在玩火,蒋介石一旦向大陆挑起战争,其结果绝不会对美国带来任何好处,美国必须对蒋介石的冒险行动和由此而产生的严重后果负完全责任。”卡伯特的反应,一是表示欣赏王炳南的坦率,并允诺向美国政府报告;二是爽快地说了一段话。他说,“在目前的情况下,美国绝不会支持蒋介石发动对中国大陆的进攻。蒋介石对美国承担了义务,未经美国同意,蒋介石不得对中国大陆发动进攻。我向贵大使保证,我们绝不要一场世界大战,我们要尽一切力量防止这种事情。”会面结束后,卡伯特在告辞时甚至还补充一句:“如果蒋介石要行动,我们两家联合起来制止他。”3天过后,6月26日,卡伯特正式通知王炳南,美国决不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
王炳南摸清了美国的态度,他立刻报告北京。
据了解,当蒋介石获悉有关王炳南同卡伯特谈话的内容时,十分恼怒,指责美国“敌友不分”,向美国表示“极为不满”。
王炳南同卡伯特的这次会面,可以说是他在9年会谈的舞台上演出的极其精彩的一幕。
王国权接过会谈的接力棒
美国侵略越南的战争不断升级,从“特种战争”升级为“局部战争”。中国在国际舞台上高举援越抗美的旗帜,同美国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中国政府先后12次发表声明,指出美国对越南的侵犯,就是对中国的侵犯,中国人民绝不会坐视不救。周恩来先后8次公开或秘密访越,在越南处境最为困难的关键时刻,带去中国的关怀和支持。中国先后派出高炮、工程部队32万人,帮助越南保卫北方大片国土。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王国权从王炳南手中接过中美大使级会谈的接力棒,从1964年7月起同他的对手开始了会谈。这是第121次会谈。在会谈中,双方立场的对立依然如故。中方坚持的方针是,不解决台湾这一根本问题,其他具体问题免谈。同时配合援越抗美斗争,谴责美国在印支地区扩大侵略战争的行径,并向美国发出警告。王国权还严厉批判了美国的所谓“安全和利益”,指出美国的手伸得太长,把世界各国当成自己的私产和玩物,却妄称自己的安全和利益受到威胁。王国权诘问美方代表:“这是不是有点滑稽可笑?”尽管会谈陷入僵持,但双方都不放弃这一外交对话的渠道。
美国不断扩大侵越战争,美国总统约翰逊公然声称“存在着同中国发生战争的危险”。针对约翰逊的战争威胁,1966年4月10日,周恩来请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向约翰逊转告中国对美政策的“四句话”:(一)“中国不会主动挑起对美国的战争”。(二)“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如果因支援亚非国家反对美国侵略而“引起美国侵犯中国,我们将毫不犹豫地奋起抵抗,战斗到底”。(三)“中国是做了准备的”。(四)“战争打起来,就没有界限”,“你能从空中来,难道我们不能从陆上去吗?”是年5月25日,在第130次会谈时,王国权把上述“四句话”正式通知美方代表,警告美国小心玩火者自焚。对中国这一义正辞严的警告,美国不能不谨慎对待。美方代表曾一再表示,美国无意与中国开战。这使我们探知了美国行动的意图和界限。
在历次会谈中,美国坚持不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这一正式称谓。1966年3月,在第129次会谈时,美方代表格罗诺斯基大使说,他“荣幸地通知”,“美国政府愿意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这是美方第一次使用我方正式名称,是美国对华态度发生变化的信号。会谈结束后,美方译员还特地问我方译员是否注意到美大使选择的用词。
山重水复柳暗花明
1967年,王国权奉调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驻波兰使馆由临时代办陈东参赞主持馆务。因此1968年1月8日第134次会谈时,我方由陈东临时代办任首席代表。尽管中美大使级会谈有过因美方代表降格而中断会谈的先例,但此次美方却未因陈东代表的资格问题而拒绝会谈。中美华沙联系渠道得以延续下来。第135次会谈原定于1968年5月29日举行,后经双方函商延至1969年2月尼克松总统上台之后。但恰恰在会谈前夕,发生了一个偶然事件,致使第135次会谈未能如期举行。这个偶然事件就是,1969年2月4日,美国政府宣布中国驻荷兰代办处临时代办廖和叔抵达美国,美国正在考虑廖的避难请求。对此,中国向美国提出强烈抗议。很显然,这一事件干扰了中美关系发展的进程。中美大使级会谈搁浅,形同中断。
从第134次会谈到第135次会谈整整走了两年的时间。这期间,中美苏大三角关系错综复杂,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长期僵持和敌对的中美关系出现了缓和的迹象。美国抓住中苏矛盾公开化的时机,力图摆脱因陷身越战而形成的内外交困的局面,有意缓和对华关系,以增加他同苏联讨价还价的资本。中国更因1969年3月发生的珍宝岛事件而感到来自北方的现实威胁,也有意缓和对美关系,以利于抵抗来自苏联的压力。
但中美僵持和敌对坚冰之厚,绝非一朝一夕即可化解。1969年1月20日,尼克松就职美国总统,他急于寻求改善中美关系的途径,请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和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向北京传话。尼克松承认“无视中国这个亚洲的主要国家,是一项错误的政策”,表示美国无意孤立中国,愿在任何时候同中国恢复会谈,希望中美之间有一条非官方的来往渠道。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了1969年12月3日,美国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在一次时装展览会上,寻找和追逐中国外交官的戏剧性一事。
那一天南斯拉夫时装展览会在华沙科学文化宫地下圆形大厅内举行。中国大使馆二秘李举卿和译员景志成两人应邀出席。景志成发现坐在时装表演舞台另一侧有两位先生交头接耳,还不断地对他指指点点,有些异常。其中一人是美使馆秘书,景认识,另一人是谁,则不知道。李、景两人商定,等展览会结束,即迅速离去,以免纠缠。但是,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当李、景两人离开会场时,美国大使馆的两位官员追了过来,追上了走在李举卿后面的景志成。美使馆秘书向景打招呼,并介绍说这是美国大使。紧接着美国大使就自报家门,并随着景一边下台阶一边说,他想会见中国代办,尼克松要同中国进行“重大的认真的会谈”。景见李举卿已经走远,也就没说什么话,只是点点头示意听到了。回到使馆后,李、景向临时代办雷阳报告了有关情况,雷阳立即想到半年前他离开北京时周恩来的指示。当时周恩来要他回到华沙后密切注意来自美方的新动向,特别强调:华沙渠道,不能中断,如有情况,立即报回。雷阳激动地说,周总理料事如神啊!真的找上门了。事不宜迟,美国大使追逐我译员的详情,随即化为电波飞进中南海。
对这一新动向,北京毫不迟疑地作出了积极的反应。
一周过后,华沙渠道恢复了。斯托塞尔大使和雷阳代办相互到对方使馆拜访,商定了第135次会谈的日期和地点。根据美方建议,双方同意日后的会谈将分别在两国大使馆轮流举行,不再使用波方提供的梅希利维茨宫。1970年1月20日在中国大使馆,2月20日在美国大使馆,举行了第135次和136次中美大使级会谈。
这两次会谈的顺利举行,预示着中美关系将取得新的进展。会谈中,那种“格式化”的发言不见了,彼此之间有了某种呼应。斯托塞尔大使表示,美国愿意改善同中国关系。美国无意参加反对中国的联盟,也不支持勃列日涅夫主义。美国有义务协助保卫台、澎,但不妨碍大陆和台湾达成任何和平解决办法。美国准备派代表到北京直接商谈中美双边全部问题,也愿在华盛顿接待中方代表。雷阳代办重申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容外人侵占。美国必须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走一切武装力量。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改善中美关系,推动其他问题的解决。雷阳强调,为了“进行更为彻底的探索”,如果美国愿意派出部长级代表或总统特使前来北京,中国政府愿予接待。这两次会谈表明,美方的立场已经松动,基本上接纳了中国在大使级会谈伊始时提出的并一贯坚持的主张,即中美改善关系必须首先商谈如何解决中美关系中的根本问题——台湾问题,必须举行更高级别的会谈。中国政府一再坚持的关于台湾问题的立场得到了美国政府的承认。中美大使级会谈原地踏步15年,终于向前移动了一小步。历尽山重水复,看到了一线曙光。
然而,这两次会谈之后,又因为美国出兵柬埔寨在印支扩大侵略战争,中美关系又走了一段曲折的路。1970年7月美军撤出柬埔寨。中美双方重新恢复接触,并同意放弃华沙渠道,另辟蹊径。中美大使级会谈完成了它特定的历史使命。中美关系迎来了“柳暗花明又一村”。
回顾15年中美大使级会谈,我们深知中美关系正常化来之不易。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实践证明,谈判比打仗好,对话比对抗好。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
我不是会谈的主要参加者,但有幸参加过一次会谈,也做过一些相关的联络工作等。事虽微不足道,但令我难忘,促使我去了解和回顾我国外交史上这段独具特色的华章。
日内瓦会议揭开会谈序幕
新中国成立之初,美国敌视中国,拒绝同中国进行外交接触。1954年,为讨论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由苏联提议举行日内瓦会议。日内瓦会议是中国首次以五大国之一地位和身份参加讨论重大国际问题的会议。
一开始,中美两国代表团虽然同坐一厅之中,但互不往来。美国顽固地坚守不承认和不接触的死框框。美国代表团团长、国务卿杜勒斯甚至下令不准美国代表团任何人同中国人握手,其敌视立场之顽固与无礼,可谓登峰造极。但以“人权卫士”自居的美国人,急于要解决在华被关押人员问题,又不得不想方设法地来敲中国的大门。期间,美国通过参加会议的英国驻北京代办杜维廉,同我方接触,试图解决美国在华关押人员问题。
中国出席日内瓦会议代表团首席代表周恩来当机立断,认为我们不应拒绝和美国接触,可以抓住时机,开辟中美直接接触的渠道。经反复研究,决定采取两个做法:一是在内部告诉杜维廉,在中美双方都有代表团在日内瓦的情况下,中美之间的问题,可以通过两国代表团直接接触寻求解决办法,而不必通过第三者插手。二是对外界发表公开谈话,指出美国无理扣押我国侨民和留学生,我们愿就被扣人员问题同美国举行直接谈判。5月27日,代表团发言人黄华向新闻界发表了有关谈话。
中方的表态积极主动,合情合理,迫使顽固的杜勒斯也只好同意直接会谈了。就这样,从杜维廉的试探开始,不到10天的时间,中美双方在日内瓦会议期间就有了直接的接触。
从6月5日到6月21日,中美两国代表先后举行了4次会晤。中方代表王炳南,时任外交部办公厅主任和出席日内瓦会议代表团秘书长。美方代表约翰逊,时任美国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这4次会晤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但为了不使渠道中断,双方商定,在日内瓦会议闭幕后两国将继续在日内瓦进行领事级会谈。从1954年9月到1955年7月,中美领事级会谈共进行17次。
中美双方在日内瓦的4次会晤,开启了中美双方官员直接接触的大门,揭开了日后中美大使级正式会谈的序幕。这是人们事先没有料到的。王炳南在讲述这段故事时曾强调说,这是我们在日内瓦会议中取得的“意外的收获”。
因台湾问题而中断
1954年12月2日,美蒋签订“共同防御条约”,置台湾于美国的军事保护伞下,企图使美国侵占台湾的行为长期化、合法化。这自然引起我们强烈的反应。1955年1月我解放一江山岛,2月解放大陈岛。在美国的军事威胁面前,我们用行动表现了中国人民反对美国干涉内政的强烈意志和大无畏的精神。台海上空战云迷漫,出现了“第一次台湾海峡危机”。
在世界普遍关注中美的紧张关系将走向何处时,1955年4月,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发表严正声明,他说:“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缓和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缓和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问题。”
这简短的69个字的声明,真可谓一字千钧,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重视和赞扬。英、印尼、印度等国家纷纷关注台海危机。强大的国际压力,迫使美国不得不走到谈判桌前。是年7月中旬,美国即通过英国向我方建议,在日内瓦举行大使级会谈。经过磋商,中美双方确定将领事级会谈升格为大使级。
1955年8月1日,中国驻波兰大使王炳南和美国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约翰逊在日内瓦正式开始中美大使级会谈。
会谈的第一项议程是双方平民回国问题。谈了14次,41天,至9月10日,达成一项协议,即双方大使同时发表内容一致的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承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美国人愿意返回美利坚合众国者(美利坚合众国承认在美利坚合众国的中国人愿意返回中华人民共和国者),享有返回的权利,并宣布已经采取、且将继续采取适当措施,使他们能够尽速行使其返回的权利。”
这份大使声明,是中美大使级会谈达成的第一项,也是唯一的一项著名的历史性协议。根据这项协议,130多位中国科学家返回祖国,其中具有典型意义的是“我们要回来一个钱学森”。
会谈的第二项议程是双方有所争执的实际问题,主要是台湾问题。中美双方谁也没有预见到,这个第二项议题一谈就谈了15年,而且未达成任何协议。王炳南大使一口气谈了9年,他在奉调回国前夕曾说,他同美国会谈,“从日内瓦谈到华沙,谈白了少年头。”
在日内瓦,从1955年至1957年,谈了3年。在此期间,中方本着“争取通过会谈解决一些问题,并为中美之间和缓和消除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更高一级的谈判作准备”的会谈方针,采取积极灵活的态度,先后提出了关于解除禁运,准备更高级别的谈判,以及开放人员交流,相互提供司法协助等一系列建议。美方则立场僵硬,拒绝讨论中方的一切合理的建议,无理要求中方在台湾地区“放弃使用武力”,承认美国有“单独和集体的自卫”的权利,并以此为解决其他问题的前提条件。这当然是中方不能接受的。事实证明,尽管中方一再表现出诚意,但双方在原则问题达不成协议,在具体问题也找不到共识。周恩来曾说,“谈判初期,我们也试过这个办法,先解决具体问题,然后引导到主要问题的解决,但是行不通……”。由于双方立场尖锐对立,你说你的,我说我的,会谈毫无进展,一时间成了“聋人的对话”。
1957年周恩来在一届人大三次会议上讲话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的企图是要取得一个对它片面有利的声明,一方面保持美国侵占台湾的现状,另一方面继续干涉中国人民解放台湾。在不能取得这样一个声明的情况下,美国就企图无限期拖延中美大使级会谈,以便同样达到冻结台湾地区现状的目的。美国的这种企图正是中美会谈至今不能达成协议的症结所在。”1960年周恩来同美国作家埃·斯诺谈话时说:“中美谈判总要先达成原则协议才能解决具体问题。原则协议应包括两点:第一,中美两国之间的一切争端,包括两国在台湾地区的争端,应当通过和平协商求得解决,而不诉诸武力或武力威胁。第二,美国必须同意将武装力量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走。”
会谈的频率由密而疏,由疏而断。开始时每周3次,尔后逐步递减,先减到每周一次,后减到每月一次,数月一次,甚至中断相当长的时间。1957年12月12日,双方举行第73次会谈,美方代表约翰逊大使奉命宣布,他将调任驻泰国大使,因此“他指定他的副手马丁参赞接替他的工作”。约翰逊说得彬彬有礼,但掩饰不了美国想使会谈降级的企图。王炳南当即指出,“约翰逊大使,你这样做是很不严肃的……中美进行的是大使级会谈,而马丁先生只是一位参赞,不能代表大使。”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耍的花招,被中国揭穿了。中美大使级会谈因美国企图降格而中断。
在金门的隆隆炮声中复会
1958年夏,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爆发。台海地区硝烟弥漫,情势险恶。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我军在福建前线严阵以待,准备炮击金门。美国则调兵遣将,在台湾海峡集结了大量兵力,公然对我军进行战争恫吓和威胁。
对美蒋的战争挑衅,我方采取了针锋相对,以文对文,以武对武,先礼后兵的做法。1958年1月和3月,我方两次发表声明,催促美国派大使级代表恢复会谈,美国不予置理。6月30日,我方发表了一个“最后通牒”式的声明,要求美国“在从今天起的15日内派出大使级代表,恢复会谈。否则,中国政府就不能不认为美国已经决心破裂中美大使级会谈”。这一次美国的反应既迅速又傲慢。迅速的是美国在第二天就放风说,将指派大使级代表恢复会谈,傲慢的是美国叫嚷不会向中国“限期”的“最后通牒”低头。果真15天期限过后,美国又拖了12天,即7月28日才指派其驻波兰大使比姆为代表,并建议恢复会谈。既然美方拖延答复,中方也就“你急我不急”,也拖了一阵子。
在此期间,由于美国出兵黎巴嫩,阿拉伯人民反对美国侵略的斗争风起云涌。毛泽东的“绞索政策”的思想也因此形成。
1958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下定炮击金门的最后决心,并确定“直接对蒋,间接对美”的指导方针。毛泽东说,炮击金门,“我们是整家法”,而不是对美开战。8月23日,炮击金门作战正式开始。9月4日,处境被动的美国再也沉不住气了,杜勒斯发表声明,亮出了他的底牌。他一方面说美国有“帮助保卫台湾不受武装进攻”的义务,一方面向我方发出了和谈的信号。毛泽东评论杜勒斯的声明说,“它那个东西,前面很硬,后面就软了。就是雷声大,雨点小”,“我们这一打,打出美国想谈了……那好,就谈吧,跟美国的事,就大局上说,还是谈判解决,还是和平解决。”
9月6日,周恩来发表《关于台湾海峡地区局势的声明》,重申我方对台湾问题的一贯立场,同时表示中国政府准备恢复两国大使级会谈。就这样,中断了9个月的中美大使级会谈在金门隆隆炮声中得以复会。
美方指派驻波兰大使比姆为美方会谈代表,同时不再坚持会谈地点一定要在第三国。由于比姆和王炳南同在波兰,复会后的会谈地点移至华沙。杜勒斯不允许比姆进入中国大使馆,拒绝了我方关于轮流在两国大使馆举行会谈的提议。我们请波兰提供方便,波兰欣然应允,开放了瓦金基公园中的梅希利维茨基宫供中美双方使用。中美之间的较量从军事斗争前线转移到外交谈判桌前。
1958年9月6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曾描绘过美国处境被动的尴尬状况,毛泽东说,美国过去谈判态度冷淡,中断了好几个月。现在想谈了,“那好,可以谈。你不打它就不想谈,要把这个绞索捏紧一下,它感觉到痛了,它说,好好好,我们来谈吧。你不捏它就不谈。”
华沙会谈中的峰回路转
1958年9月15日,开始了中美大使级在华沙的会谈,这是第74次会谈。
中美斗智斗勇进入了关健的时间点。美国知道中国不会扩大战事到台湾,中国知道美国不愿卷入金马战争。蒋介石希望金门战争扩大,拖美国下水。美国想压中国停火,摆脱它的被动地位。毛泽东敏锐地觉察到,美国准备改变策略,企图从金马“脱身”。9月6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指出,美国“他要拿沿海岛屿交换台湾,我们原则上不能交换台湾”。毛泽东在反复推敲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战略和策略,是“两步走”,先拿下金、马,后解放台、澎;还是“一步走”,待时机成熟时台、澎、金、马一并解决。此前,中央有过两步走的设想,但是,在急剧变化的形势下,两步走是不是唯一的战略选择,还没有最后的答案。可这时回国述职完毕的王炳南,却是带着“两步走”的方案回到了华沙。
9月15日举行会谈时,王炳南向美方提出5点建议,其中就包含了先收复金、马,尔后争取和平解放台、澎的内容。王炳南的举动虽然没有超过授权,但同毛泽东的想法有了距离。毛泽东希望“华沙谈判,三四天或者一周以内,实行侦察战,不要和盘托出”,可王炳南却提得过早了。但是,他的谈判对手比姆也同样过早地表示了拒绝,甚至还指责说这是要美国“投降的无理条件”。就这样阴差阳错,有关分两步走的设想在谈判桌上一掠而过,被彻底否决了。此后,我方不再提蒋军撤出金门、马祖一事。
9月18日,美国提出所谓的“停火”方案,要中国“放弃对金门和马祖群岛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美国则“设法使金、马不被用于对大陆进行攻击或挑衅行动”。明眼人一看便知,这还是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的方案,王炳南理所当然地予以拒绝。针对美国的“停火”要求,周恩来提出了具体的反击措施。9月20日,陈毅外长在北京发表声明,指出中国在金门、马祖并未同美国打仗,根本谈不上“停火”。中国惩罚金、马的蒋军,属于中国内政,外人不能干涉。解决台海紧张局势的关键是美国撤军。王炳南则在华沙谈判桌上提出了一个共同声明草案,要求美国从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撤出它的一切武装力量。与此同时,我方开展外交攻势,向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亚非和北欧国家通报情况,说明我军收复沿海岛屿和解放台湾的决心和权利,揭露美国所谓的“停火”阴谋,不容美国干涉内政。而在福建前线,我军再次猛烈炮击金、马,加大了对蒋军的压力。我方以强硬的态度回击了美国的“停火”要求。
美国试图执行一项从金门脱身的政策,压蒋介石放弃金、马,以金、马换台、澎,造成大陆和台湾长期处于脱离接触状态,以制造“两个中国”。对美国的意向,毛泽东明察秋毫,美国想脱身,我们则反其道而行之,“不要轻易让他溜掉!”1958年10月初,中共中央及时果断地将“两步走”改变为“一步走”,决心一揽子解决问题。中共中央的这项重大决策,对台海形势和两岸关系有着深远的影响。
根据“一步走”的战略方针,这年10月6日和25日,我方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和《再告台湾同胞书》,指出国共双方在一个中国问题上存在共识,“三十六计,和为上计”。同时宣布我军将实施隔日炮击的做法,允许蒋舰充分地自由地输送供应品,但以没有美舰护航为条件。我方有意让蒋军“固守”金、马,不但没有落入杜勒斯的圈套,反而把绞索继续留在美国的脖子上,沉重地打击了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
根据“一步走”的战略方针,王炳南在华沙会谈中,密切配合金门前线军事斗争的进展,紧紧抓住美国必须从台湾和台海地区撤军的关键问题,同他的会谈对手进行了反反复复的交锋。
炮击金门过后,台海形势虽然有所和缓,但中美关系紧张依旧。无论在根本问题上还是在具体问题上,美国一概拒绝同我方达成任何协议。1960年9月,周恩来对如何继续会谈作出指示,他说,“经验证明,美国在两国根本问题上的态度不变,这些具体问题是无法解决的。只要美国不改变敌视中国的政策,坚持武力霸占台湾和制造‘两个中国’,我们为解决具体问题的努力都是枉然。因此,今后的途经还是先同美国解决两国间的根本问题,然后才谋求具体问题的解决。根据这样的论点,我们以后就可撇开记者、贸易、人员来往等具体问题,只同美国谈美军撤出台湾问题。这样,我们就争取到主动,不必再为具体问题的方案伤脑筋了。”这项指示的下达,标志着中方已经改变了会谈方针和策略,自此以后,中方坚持根本问题不解决,其他具体问题免谈。
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国内形势紧张,国际环境险恶。美国从台湾海峡和印支地区两个方向威胁中国;中苏分歧加剧,国家关系恶化。蒋介石认为我军已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是他“反攻大陆”的千载难逢的良机。他拟定了作战计划,派出了28起突击队登陆骚扰和刺探军情,确定了1962年春天或秋天为大规模作战的行动时间。据王炳南大使回忆,1962年5月底他在国内休假,周恩来总理指示他尽快返回华沙。周总理说,“经中央认真研究,认为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决心很大,但他还存在着一些困难,今天的关键问题要看美国的态度如何,美国是支持还是不支持,要争取让美国来制止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军事行动。要尽快通过会谈,找机会了解美国的态度。”
军情紧急,事不宜迟。王炳南星夜赶回华沙,并按国内规定的时间约好同美国大使卡伯特会面。但在会面的前一天,他突然接到国内电报,指示他装病推迟会面时间。来电未说明原因,王炳南猜想其中必有奥妙。他立即遵照执行,由秘书以王大使身体不适为由,通知美方推迟与卡伯特会面的时间。从这一刻开始,王炳南谢绝一切对外活动,使馆官员在对外活动中均按统一口径回答对大使健康状况的关怀。事后不久,王炳南得知,国内要他推迟会面的原因是,当时我军正紧张地向福建前线集结兵力,但因南方大雨,一些桥梁被洪水冲断,部队行动受阻。数日后,王炳南又根据国内指示“恢复健康”,重新约请卡伯特于6月23日会面。
这次会面是到官邸喝茶,这种非正式会谈的方式更便于双方无拘无束地交谈。当聊天转入正题时,王炳南指出,“在美国的支持和鼓励下,蒋介石集团正在跃跃欲试。美国政府是在玩火,蒋介石一旦向大陆挑起战争,其结果绝不会对美国带来任何好处,美国必须对蒋介石的冒险行动和由此而产生的严重后果负完全责任。”卡伯特的反应,一是表示欣赏王炳南的坦率,并允诺向美国政府报告;二是爽快地说了一段话。他说,“在目前的情况下,美国绝不会支持蒋介石发动对中国大陆的进攻。蒋介石对美国承担了义务,未经美国同意,蒋介石不得对中国大陆发动进攻。我向贵大使保证,我们绝不要一场世界大战,我们要尽一切力量防止这种事情。”会面结束后,卡伯特在告辞时甚至还补充一句:“如果蒋介石要行动,我们两家联合起来制止他。”3天过后,6月26日,卡伯特正式通知王炳南,美国决不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
王炳南摸清了美国的态度,他立刻报告北京。
据了解,当蒋介石获悉有关王炳南同卡伯特谈话的内容时,十分恼怒,指责美国“敌友不分”,向美国表示“极为不满”。
王炳南同卡伯特的这次会面,可以说是他在9年会谈的舞台上演出的极其精彩的一幕。
王国权接过会谈的接力棒
美国侵略越南的战争不断升级,从“特种战争”升级为“局部战争”。中国在国际舞台上高举援越抗美的旗帜,同美国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中国政府先后12次发表声明,指出美国对越南的侵犯,就是对中国的侵犯,中国人民绝不会坐视不救。周恩来先后8次公开或秘密访越,在越南处境最为困难的关键时刻,带去中国的关怀和支持。中国先后派出高炮、工程部队32万人,帮助越南保卫北方大片国土。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王国权从王炳南手中接过中美大使级会谈的接力棒,从1964年7月起同他的对手开始了会谈。这是第121次会谈。在会谈中,双方立场的对立依然如故。中方坚持的方针是,不解决台湾这一根本问题,其他具体问题免谈。同时配合援越抗美斗争,谴责美国在印支地区扩大侵略战争的行径,并向美国发出警告。王国权还严厉批判了美国的所谓“安全和利益”,指出美国的手伸得太长,把世界各国当成自己的私产和玩物,却妄称自己的安全和利益受到威胁。王国权诘问美方代表:“这是不是有点滑稽可笑?”尽管会谈陷入僵持,但双方都不放弃这一外交对话的渠道。
美国不断扩大侵越战争,美国总统约翰逊公然声称“存在着同中国发生战争的危险”。针对约翰逊的战争威胁,1966年4月10日,周恩来请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向约翰逊转告中国对美政策的“四句话”:(一)“中国不会主动挑起对美国的战争”。(二)“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如果因支援亚非国家反对美国侵略而“引起美国侵犯中国,我们将毫不犹豫地奋起抵抗,战斗到底”。(三)“中国是做了准备的”。(四)“战争打起来,就没有界限”,“你能从空中来,难道我们不能从陆上去吗?”是年5月25日,在第130次会谈时,王国权把上述“四句话”正式通知美方代表,警告美国小心玩火者自焚。对中国这一义正辞严的警告,美国不能不谨慎对待。美方代表曾一再表示,美国无意与中国开战。这使我们探知了美国行动的意图和界限。
在历次会谈中,美国坚持不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这一正式称谓。1966年3月,在第129次会谈时,美方代表格罗诺斯基大使说,他“荣幸地通知”,“美国政府愿意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这是美方第一次使用我方正式名称,是美国对华态度发生变化的信号。会谈结束后,美方译员还特地问我方译员是否注意到美大使选择的用词。
山重水复柳暗花明
1967年,王国权奉调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驻波兰使馆由临时代办陈东参赞主持馆务。因此1968年1月8日第134次会谈时,我方由陈东临时代办任首席代表。尽管中美大使级会谈有过因美方代表降格而中断会谈的先例,但此次美方却未因陈东代表的资格问题而拒绝会谈。中美华沙联系渠道得以延续下来。第135次会谈原定于1968年5月29日举行,后经双方函商延至1969年2月尼克松总统上台之后。但恰恰在会谈前夕,发生了一个偶然事件,致使第135次会谈未能如期举行。这个偶然事件就是,1969年2月4日,美国政府宣布中国驻荷兰代办处临时代办廖和叔抵达美国,美国正在考虑廖的避难请求。对此,中国向美国提出强烈抗议。很显然,这一事件干扰了中美关系发展的进程。中美大使级会谈搁浅,形同中断。
从第134次会谈到第135次会谈整整走了两年的时间。这期间,中美苏大三角关系错综复杂,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长期僵持和敌对的中美关系出现了缓和的迹象。美国抓住中苏矛盾公开化的时机,力图摆脱因陷身越战而形成的内外交困的局面,有意缓和对华关系,以增加他同苏联讨价还价的资本。中国更因1969年3月发生的珍宝岛事件而感到来自北方的现实威胁,也有意缓和对美关系,以利于抵抗来自苏联的压力。
但中美僵持和敌对坚冰之厚,绝非一朝一夕即可化解。1969年1月20日,尼克松就职美国总统,他急于寻求改善中美关系的途径,请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和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向北京传话。尼克松承认“无视中国这个亚洲的主要国家,是一项错误的政策”,表示美国无意孤立中国,愿在任何时候同中国恢复会谈,希望中美之间有一条非官方的来往渠道。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了1969年12月3日,美国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在一次时装展览会上,寻找和追逐中国外交官的戏剧性一事。
那一天南斯拉夫时装展览会在华沙科学文化宫地下圆形大厅内举行。中国大使馆二秘李举卿和译员景志成两人应邀出席。景志成发现坐在时装表演舞台另一侧有两位先生交头接耳,还不断地对他指指点点,有些异常。其中一人是美使馆秘书,景认识,另一人是谁,则不知道。李、景两人商定,等展览会结束,即迅速离去,以免纠缠。但是,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当李、景两人离开会场时,美国大使馆的两位官员追了过来,追上了走在李举卿后面的景志成。美使馆秘书向景打招呼,并介绍说这是美国大使。紧接着美国大使就自报家门,并随着景一边下台阶一边说,他想会见中国代办,尼克松要同中国进行“重大的认真的会谈”。景见李举卿已经走远,也就没说什么话,只是点点头示意听到了。回到使馆后,李、景向临时代办雷阳报告了有关情况,雷阳立即想到半年前他离开北京时周恩来的指示。当时周恩来要他回到华沙后密切注意来自美方的新动向,特别强调:华沙渠道,不能中断,如有情况,立即报回。雷阳激动地说,周总理料事如神啊!真的找上门了。事不宜迟,美国大使追逐我译员的详情,随即化为电波飞进中南海。
对这一新动向,北京毫不迟疑地作出了积极的反应。
一周过后,华沙渠道恢复了。斯托塞尔大使和雷阳代办相互到对方使馆拜访,商定了第135次会谈的日期和地点。根据美方建议,双方同意日后的会谈将分别在两国大使馆轮流举行,不再使用波方提供的梅希利维茨宫。1970年1月20日在中国大使馆,2月20日在美国大使馆,举行了第135次和136次中美大使级会谈。
这两次会谈的顺利举行,预示着中美关系将取得新的进展。会谈中,那种“格式化”的发言不见了,彼此之间有了某种呼应。斯托塞尔大使表示,美国愿意改善同中国关系。美国无意参加反对中国的联盟,也不支持勃列日涅夫主义。美国有义务协助保卫台、澎,但不妨碍大陆和台湾达成任何和平解决办法。美国准备派代表到北京直接商谈中美双边全部问题,也愿在华盛顿接待中方代表。雷阳代办重申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容外人侵占。美国必须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走一切武装力量。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改善中美关系,推动其他问题的解决。雷阳强调,为了“进行更为彻底的探索”,如果美国愿意派出部长级代表或总统特使前来北京,中国政府愿予接待。这两次会谈表明,美方的立场已经松动,基本上接纳了中国在大使级会谈伊始时提出的并一贯坚持的主张,即中美改善关系必须首先商谈如何解决中美关系中的根本问题——台湾问题,必须举行更高级别的会谈。中国政府一再坚持的关于台湾问题的立场得到了美国政府的承认。中美大使级会谈原地踏步15年,终于向前移动了一小步。历尽山重水复,看到了一线曙光。
然而,这两次会谈之后,又因为美国出兵柬埔寨在印支扩大侵略战争,中美关系又走了一段曲折的路。1970年7月美军撤出柬埔寨。中美双方重新恢复接触,并同意放弃华沙渠道,另辟蹊径。中美大使级会谈完成了它特定的历史使命。中美关系迎来了“柳暗花明又一村”。
回顾15年中美大使级会谈,我们深知中美关系正常化来之不易。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实践证明,谈判比打仗好,对话比对抗好。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