邪恶是完全相对的吗？有客观标准判定某种行为是邪恶的吗？所有的冲突都发生在合法的各方之间吗？比如，我们所认定的恐怖分子，却是他们所认为的自由斗士。我们可以说有些战斗真的是正义与邪恶之争吗？
　　作为大屠杀幸存者的儿子，我对道德相对论一直抱有天生的厌恶。然而，说纳粹邪恶有什么客观依据？汉娜·阿伦特指出，像阿道夫·艾希曼这样的人有的是，“他们不是变态，也不是虐待狂”，相反，“他们曾经，现在也仍然是极端的、可怕的、正常的人。”托马斯·哈丁对鲁道夫·霍斯的描述也体现了类似的“正常性”——霍斯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负责人，他以替以色列出色地完成任务而感到自豪。
　　那么，从一开始，我们说的“邪恶”是什么意思？
　　道德哲学对这个问题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对一些人而言，目标是找到普世原则，并在此基础上形成道德判断：康德的无上命令、边沁的功利原则、罗尔斯的无知之幕，都是其中著名的例子。
　　而对其他人而言，关键是理解我们为什么从一开始就有道德感。我们的大脑是如何演化而产生同情、厌恶、愤慨、团结和怜悯等感受的。休谟和亚当·斯密是这一思想流派的先锋。这一流派最终衍生出演化和道德心理学。
　　根据后一派的观点，道德感之所以演化出来，是为了维持人类的合作。我们被我们的基因设定为能同情人们的痛苦的人。我们寻求他人的承认、避免被他人拒绝。当我们做好事时，我们会感到好受，而做坏事时则感到不好受。这些都是我们潜意识中道德感的基础。
　　因此，我认为现代社会绝不可能广泛地支持他们视为邪恶的东西。大屠杀和乌克兰（1932～1933）、柬埔寨（1975～1976）以及卢旺达（1994）的种族灭绝，要么是秘密进行的，要么是在传播扭曲的世界观的情况下而发生的。例如，纳粹宣传机器指责犹太人是一切的祸源：德国在一战战败、阻止雅利安人取得高人一等地位的普世道德价值等等，这些都是犹太人带来的。而乌克兰人也被指责为波兰间谍、富农、托派和其他所有斯大林想象出来的东西。
　　因而，邪恶的传播需要谎言，因为，谎言构成了让恶魔看起来变得善良的世界观的基础。但大恶需要依靠大谎，这就给了我们反击的机会。
　　生物学家马丁·诺瓦克指出，人类能够保持合作的唯一方式是找到惩罚不当行为的低成本方法。要让A不去伤害B，C的反应可能十分重要，因为如果A知道C会因为他对B做的事而惩罚他，他就会在伤害B之前三思而行。但是，如果惩罚行为对C而言风险很高或代价很大的话，他可能就不会对A大动干戈，于是，A就会肆无忌惮。而如果C可以低成本去惩罚A，那么，A所受到的威胁就相当大了。
　　这一理论打开了控制邪恶的重要途径。美国参议员、哈佛大学教授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说：“每个人都根据他自己的观点得出定论，而不是根据事实得出定论。”因此，遏制邪恶的一个方法，就是攻击作为它的基础的谎言，以及谴责炮制这些谎言的人。
　　在美国，惩罚说谎的政治候选人是一种自然倾向，但是大部分情况下这只关乎个人过失。比如，如果风头正劲的共和党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因为诽谤墨西哥裔而导致他无法当选，这就是一件好事。如果一国的政治文化是所有人都同意应该谴责故意撒谎的行为和撒谎者，特别是如果撒谎的目的是散播仇恨的话，那么这个国家就能避免大恶。
　　但是像委内瑞拉这样的国家就不是这样的。委内瑞拉是全世界产出下降最厉害的国家，其通货膨胀率高居不下、谋杀率排全球第二，更不用说无与伦比的物资短缺情况了。而如今，政府又在系统性地撒谎，给他们所创造的乱象制造替罪羊。
　　马杜罗政府指责委内瑞拉经济崩溃是拜美国、寡头和国际金融锡安主义所领导的“经济战争”所赐，而我则被指为他们的代理人。问题在于，政府的系统性撒谎几乎毫无代价，即使这些谎言把可怜的哥伦比亚人污蔑为委内瑞拉物资短缺的罪魁，还非法驱逐了数百名哥伦比亚人，毁掉了他们的家园。
　　拉丁美洲的众多前总统纷纷发声谴责这一暴行，但巴西总统罗塞夫和智利总统巴切莱特等重要领导人迄今仍然保持沉默。他们应该记住爱因斯坦的警告：容忍甚至鼓励邪恶的人，对世界造成的危险比实际作恶的人还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