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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年十二月，罗纳德·科斯教授百年华诞，天则所联合了十余家学术研究与出版机构共同举办了“科斯与中国”学术研讨会，同时编辑了同名的纪念册。
科斯在诺贝尔领奖演说中曾说过：“我不曾在高深的理论中有所创新。我对经济学的贡献是促使我们的分析将经济体系的特征包容进来。如同在Ｇ．Ｋ．切斯特顿的布朗神父的传说——‘看不见的人’中的邮递员那样，这些特征是如此显然，以致很容易被忽略掉。”他所说的“经济体系的特征”是什么呢？主要就是产权制度。这种制度在经济学诞生之前早已存在了。如同老子所说的“太上，不知有之”，千百年来，产权制度无形地、默默地服务于人类社会。
但是，这一在实践中人们从不怀疑的制度在近代以来被忽略、质疑甚至否定。这不仅来自马克思的批判，凯恩斯的削弱，也来自新古典主义的漠视。这些理论虽有不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过分夸张人类理性的作用。产权制度就像所有的社会传统一样，在人类的“致命的自负”的时代中，是无法昂首挺胸，自证合理的。它必须经过理性的评判，才能证明自己是否应该继续存在。
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产权制度的否定大行其道。然而，无论什么样的理论，最终还要用事实去证实或证伪。在注重传统的时代，理论未必会被人们遵行；而在理性时代，理论的作用被放大，甚至成为一个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这时，一旦理论有着致命缺陷，它所带来的灾难则是无法估量的。
科斯教授回顾说，他在年轻时信仰社会主义，后来当他思考企业为什么存在时，对列宁的“整个社会是一个大工厂”的说法产生了怀疑，最后走上了经济自由主义的道路。他移民美国，不仅是对美国的偏爱，而且是对“社会主义化的英国缺乏信心”。科斯最伟大的学术成就，就是在一个理性至上的时代，用理性的形式和方法证明了自然发生和演进的产权制度是有效的。
在科斯教授头脑中的理论的曲折、动荡、风暴和变迁，在中国就是整个社会的现实的曲折、动荡、风暴和变迁。一件本来可以通过思维实验解决的理论问题，如果用社会实验的方法，就要多付出千百万倍的代价。然而，如果没有这种社会实验，又怎么证明理论是对还是错呢？
科斯教授头脑中小小的“社会主义思想”的扰动，在中国现实中就是一场深重的灾难。对产权制度的否定导致了对部分人的财产剥夺。在所有生产资料的产权都变为“公有”以后，全社会的生产效率迅速下降，以致有着数千年农业历史的中国，经历了“三年大饥荒”（实际上不只三年），以致后来社会经济几近崩溃，中国不得不，当然也借助于开明领导人的出现，走上了改革开放之路。
科斯教授对产权制度和市场的回归，在中国就表现为改革开放的实践。既然科斯的贡献并没有什么高深的地方，中国改革的成就也没有什么超出传统的秘诀。只是简单地回归了传统，即重新发现了产权制度这个“看不见的人”和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虽然简单，却成就非凡。改革开放短短三十多年，中国已经一跃而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一举世瞩目的事实比什么理论都更雄辩地说明自发的秩序要远胜过人为设计的制度。如果中国走过的弯路还有价值的话，那就是以人类史中前所未有的牺牲告诉人们：计划经济，此路不通。
科斯教授诞生于一九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第二年的十月十日中国爆发了辛亥革命。可以说，科斯是与推翻帝制后的现代中国一起成长的。他从小就读过《马可·波罗游记》，对其中那个古老国家深为向往。在他成年后一直关注着中国的巨大变化和深重灾难。当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他更为关注中国的制度变迁。在他的心目中，中国是一个值得冒险发现的神秘大陆。一九八七年，他在纪念《企业的性质》发表五十周年研讨会的演讲中说：“我想再度扬帆探寻通往中国之路，即使我此刻所做一切可能是发现了美洲，我也不会感到失望。”
也许他的中国情结使他很愿意结交中国人。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他认识了张五常，并对其才华非常欣赏。九十年代，我应他的邀请到芝加哥大学做了半年访问学者。后来认识科斯教授的中国学者越来越多。他现在的中国助手叫王宁。在二○○八和二○一○年，他用自己的诺贝尔奖金分别资助了两次有关中国制度变迁的研讨会，与许多中国学者、政府官员和企业家见了面。与中国人的直接沟通，使他找到了中国的感觉。
就这样，在探寻更好的经济制度的道路上，科斯与中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科斯仿佛就是内在的思想的中国，中国仿佛就是外在的现实的科斯。科斯对中国的希望，就如同他对自己在思想探求上的希望一样。而中国走上改革开放之路，虽不因科斯的理论，而是源于对中国传统的记忆和发掘，但科斯的理论与中国的取向不谋而合，并加强了这一取向。这是一个对全人类都有价值的取向。因此科斯在二○一一年的芝加哥会议的闭幕辞中说：“为中国奋斗，就是为世界奋斗。”
据说科斯教授的百岁诞辰，只有中国人给他举办了庆祝活动；他也婉拒了一些西方媒体的采访。这足见科斯与中国的关系。随着科斯教授与中国的交往，两者越来越融合在一起了。这本论文集，是作者们为庆祝科斯教授的百岁诞辰而提交给研讨会的，说明科斯教授的理论已经在中国得到了广泛传播，并逐渐演化为中国自己的理论。反过来，中国改革的实践为经济学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思维素材。科斯教授在百岁时回答王宁的采访说：“一九八八年我曾给盛洪写过一封信，在信中我说，‘我坚信，对中国正在发生和已经发生的事情的研究和理解，将会极大地帮助我们改进和丰富我们关于制度结构对经济体系运转的影响的分析’。我现在仍然坚信这一点，并且这个信念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强烈。”在中国，理论和实践在互动，在融为一体。
（《科斯与中国》，张曙光、盛洪主编，格致出版社即将出版）
科斯在诺贝尔领奖演说中曾说过：“我不曾在高深的理论中有所创新。我对经济学的贡献是促使我们的分析将经济体系的特征包容进来。如同在Ｇ．Ｋ．切斯特顿的布朗神父的传说——‘看不见的人’中的邮递员那样，这些特征是如此显然，以致很容易被忽略掉。”他所说的“经济体系的特征”是什么呢？主要就是产权制度。这种制度在经济学诞生之前早已存在了。如同老子所说的“太上，不知有之”，千百年来，产权制度无形地、默默地服务于人类社会。
但是，这一在实践中人们从不怀疑的制度在近代以来被忽略、质疑甚至否定。这不仅来自马克思的批判，凯恩斯的削弱，也来自新古典主义的漠视。这些理论虽有不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过分夸张人类理性的作用。产权制度就像所有的社会传统一样，在人类的“致命的自负”的时代中，是无法昂首挺胸，自证合理的。它必须经过理性的评判，才能证明自己是否应该继续存在。
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产权制度的否定大行其道。然而，无论什么样的理论，最终还要用事实去证实或证伪。在注重传统的时代，理论未必会被人们遵行；而在理性时代，理论的作用被放大，甚至成为一个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这时，一旦理论有着致命缺陷，它所带来的灾难则是无法估量的。
科斯教授回顾说，他在年轻时信仰社会主义，后来当他思考企业为什么存在时，对列宁的“整个社会是一个大工厂”的说法产生了怀疑，最后走上了经济自由主义的道路。他移民美国，不仅是对美国的偏爱，而且是对“社会主义化的英国缺乏信心”。科斯最伟大的学术成就，就是在一个理性至上的时代，用理性的形式和方法证明了自然发生和演进的产权制度是有效的。
在科斯教授头脑中的理论的曲折、动荡、风暴和变迁，在中国就是整个社会的现实的曲折、动荡、风暴和变迁。一件本来可以通过思维实验解决的理论问题，如果用社会实验的方法，就要多付出千百万倍的代价。然而，如果没有这种社会实验，又怎么证明理论是对还是错呢？
科斯教授头脑中小小的“社会主义思想”的扰动，在中国现实中就是一场深重的灾难。对产权制度的否定导致了对部分人的财产剥夺。在所有生产资料的产权都变为“公有”以后，全社会的生产效率迅速下降，以致有着数千年农业历史的中国，经历了“三年大饥荒”（实际上不只三年），以致后来社会经济几近崩溃，中国不得不，当然也借助于开明领导人的出现，走上了改革开放之路。
科斯教授对产权制度和市场的回归，在中国就表现为改革开放的实践。既然科斯的贡献并没有什么高深的地方，中国改革的成就也没有什么超出传统的秘诀。只是简单地回归了传统，即重新发现了产权制度这个“看不见的人”和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虽然简单，却成就非凡。改革开放短短三十多年，中国已经一跃而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一举世瞩目的事实比什么理论都更雄辩地说明自发的秩序要远胜过人为设计的制度。如果中国走过的弯路还有价值的话，那就是以人类史中前所未有的牺牲告诉人们：计划经济，此路不通。
科斯教授诞生于一九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第二年的十月十日中国爆发了辛亥革命。可以说，科斯是与推翻帝制后的现代中国一起成长的。他从小就读过《马可·波罗游记》，对其中那个古老国家深为向往。在他成年后一直关注着中国的巨大变化和深重灾难。当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他更为关注中国的制度变迁。在他的心目中，中国是一个值得冒险发现的神秘大陆。一九八七年，他在纪念《企业的性质》发表五十周年研讨会的演讲中说：“我想再度扬帆探寻通往中国之路，即使我此刻所做一切可能是发现了美洲，我也不会感到失望。”
也许他的中国情结使他很愿意结交中国人。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他认识了张五常，并对其才华非常欣赏。九十年代，我应他的邀请到芝加哥大学做了半年访问学者。后来认识科斯教授的中国学者越来越多。他现在的中国助手叫王宁。在二○○八和二○一○年，他用自己的诺贝尔奖金分别资助了两次有关中国制度变迁的研讨会，与许多中国学者、政府官员和企业家见了面。与中国人的直接沟通，使他找到了中国的感觉。
就这样，在探寻更好的经济制度的道路上，科斯与中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科斯仿佛就是内在的思想的中国，中国仿佛就是外在的现实的科斯。科斯对中国的希望，就如同他对自己在思想探求上的希望一样。而中国走上改革开放之路，虽不因科斯的理论，而是源于对中国传统的记忆和发掘，但科斯的理论与中国的取向不谋而合，并加强了这一取向。这是一个对全人类都有价值的取向。因此科斯在二○一一年的芝加哥会议的闭幕辞中说：“为中国奋斗，就是为世界奋斗。”
据说科斯教授的百岁诞辰，只有中国人给他举办了庆祝活动；他也婉拒了一些西方媒体的采访。这足见科斯与中国的关系。随着科斯教授与中国的交往，两者越来越融合在一起了。这本论文集，是作者们为庆祝科斯教授的百岁诞辰而提交给研讨会的，说明科斯教授的理论已经在中国得到了广泛传播，并逐渐演化为中国自己的理论。反过来，中国改革的实践为经济学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思维素材。科斯教授在百岁时回答王宁的采访说：“一九八八年我曾给盛洪写过一封信，在信中我说，‘我坚信，对中国正在发生和已经发生的事情的研究和理解，将会极大地帮助我们改进和丰富我们关于制度结构对经济体系运转的影响的分析’。我现在仍然坚信这一点，并且这个信念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强烈。”在中国，理论和实践在互动，在融为一体。
（《科斯与中国》，张曙光、盛洪主编，格致出版社即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