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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东北政治分会问题是易帜谈判的核心问题，其实质是东北地方政权由哪方实际控制的问题，同时也是东北地方政权如何向国民党地方政权过渡的问题。第一阶段谈判，蒋介石采取武力威胁和政治裹胁双管齐下策略。奉系则以热河易帜应对武力威胁，以被迫给出易帜时间表应对蒋的政治攻势。第二阶段谈判，蒋介石采取区别关内问题与关外问题，各个击破策略。但张学良却坚持关内外问题捆绑方针，要求一揽子解决。同时，在易帜谈判中，张学良还善加利用了日本因素，迫使蒋介石最终妥协，将东北地方政权完全交予了张学良。东北易帜最终实现的内因在于国民党承认了奉系对东北地方政权的实际掌控。东北易帜也揭示出民国期间地方实力派与中央政府之间的政治博弈，其实质多在于寻求独立的生存空间和政治空间。
关键词 奉系，东北易帜，谈判，东北政治分会，国民党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4）10-0025-09
1928年末东北易帜使国民党统一了中国，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个重大政治事件。目前学界对东北易帜的研究多集中在对事件本身和相关人物的评价，尤其热衷于对张学良爱国形象的塑造，而对历时数月的易帜谈判以及国民党与奉系双方的利益诉求和互动关系的研究却很少。①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在统一已成大趋势的历史场景下，力求梳理国民党与奉系双方的不同利益诉求和政治互动过程，重组国奉双方易帜谈判的全貌，进而探究东北易帜得以最终实现的内因，并揭示民国期间地方实力派与中央政府之间政治博弈的实质。
1928年6月中旬，南京国民政府刚刚接收京津之际，就开始试图与奉系进行和谈，并首先提出了东北政治分会问题。此时双方仅进行了一些非正式的谈判，如于珍、邢士廉奔走于京奉之间进行接洽。
6月12日，国民政府向奉系提出和平条件：“（一）东三省须服从国民政府命令；（二）奉军须全体出关；（三）奉吉黑各省，应改悬青天白日旗，并依法组织党部及政治分会等。”②第一条和第三条要求东北易帜，由国府控制东北政权，但都是原则性条件，尚有回旋余地。而让奉军全体出关则是让奉系放弃热河及与奉天毗邻的河北东北部等关内地盘，这是奉系难以同意的。因为对军阀来说，军队、地盘和地盘上的政权是三位一体的，军队离开了地盘，军阀就失去了经济命脉，地盘上的政权也就无从掌握，也就等于军阀失去了生存的基础。
对于国府提出的条件，奉系则决定：“第一步，先行撤兵关外，设法融合（奉系）新旧两系，以期一致对外”，即先稳固东北局势，建立新政权。所以，6月19日，张学良就任奉天督办时，只宣布“停止军事，休养生息”，①而绝口不提易帜之事。第二步，待东北地方政权初步建起后，②向国民政府提出议和条件，其内容：“大体对（一）设立政治分会，（二）服从国府命令，（三）改悬青天白日旗三项均可容纳”。即对于国家统一，奉系是赞成的。但奉系也有要求：“唯要求政治分会中之委员，奉派至少须占半数。奉吉黑三省，亦仍由原有军队驻防”。③即对于东北地方政权，奉系不要求完全控制，但要求由其主导；而对于军队和东北地盘问题，奉系则明确表示拒绝放弃。
国奉双方虽然没有在6月份进行正式谈判，但双方提出的条件和要求为7月份的正式谈判描绘了一张蓝图。国民政府要求从军队、政权和地盘等方面，全面解决东北问题；而奉系则明确表示奉军及地盘为非谈品，只有政治分会问题可谈。显然，双方的差距较远，谈判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所以，可以预见7月双方谈判的艰难和僵持。
7月2日，张学良派王树翰、邢士廉、米春霖、徐祖贻四人为正式代表，赴平谈判。而国府方面则派蒋作宾、何成浚、王乃昌、吴忠信、张群等人为接洽专员，双方正式开始了谈判。
7月9日，奉天代表尚在天津时，王树翰向记者谈到与国府谋和条件共七项：“（一）东三省通电服从国民政府，并改换旗帜；（二）东三省改组委员制，成立政治分会；（三）张学良为政治分会主席；（四）杨宇霆为奉天省政府主席；（五）张作相为吉林省政府主席；（六）万福麟为黑龙江省政府主席；（七）所以兵权，暂由原人统率。”④显然，前两项为国府对奉要求，后几项则是奉系对国府要求，其中以政治分会为核心的东北地方政权问题是双方谈判的焦点。
王树翰等到北平后，在与国府方面正式谈判时传达了张学良的意见，即“对国民政府表示服从，允设东三省政治分会，唯委员人选，要求由奉系完全组织，他派暂勿加入”。⑤7月14日，国府代表刘光在与张学良会谈中提出：“一、东三省归国民政府节制；二、奉行三民主义；三、改悬青天白日旗。”同日，刘电北平蒋介石，报告同张学良会晤情形：“张学良对易帜、裁兵及服从主义，均可办到。但须待解决四事：（一）外交方面，请立示机宜；（二）党务方面，先派员赴南京见习，再行举办党部；（三）政治分会问题，望明复一电，言明由其组织请委，不加干涉；（四）对热河军事行动问题，恳暂停止，待三省全局议定，再从长讨论。”⑥
显然，正式谈判开始后，关于政治分会问题，奉系提高了谈判要求，由“奉派至少须占半数”提高到了“由奉系完全组织，他派暂勿加入”，而且还不满足于国府的口头承诺，明确要求国民政府正式“明复一电，言明由其组织请委，不加干涉”。
奉系所以于此时提高了要求，一方面是因为日本对奉系的“警告”。南京国民政府在推翻北京安国军政府后，发表的“中国统一告成”将“与各国重订平等新约”的宣言，⑦使日本更加忧虑易帜后其在东北的既得利益受损。于是，6月25日至26日，日本首相田中连续两次电令驻奉总领事林久治郎，警告张学良不得和国民政府妥协。⑧另一方面，是因为日本对国民政府最终确定和平统一方针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即日本对国府的对奉政策有很大牵制力。⑨所以，深谙此中奥妙的奉系有恃无恐地提高了谈判要求，同时也是做出一副不轻易与国府妥协的姿态给日本看。7月10日，到平的邢士廉对记者谈，“此行系遵照张学良东电①商洽统一办法”，“东北地位在外交上有特殊情形，故先派代表来商办法，从长考虑，以期妥恰和平统一事业安然成功”。②刚刚还提出各种要求，这时奉系代表却说因东北外交“有特殊情形”，故“来商办法”，显然，日本因素成了奉系谈判的政治筹码。要“从长考虑”，就是告诉日本奉系不会轻易妥协，同时也是暗示国府不答应奉系条件，难以短期内统一。7月14日，刘光刚向蒋介石转告奉方要求，张学良就于同日电国府代表祁暄，表示“弟对介公决心合作”，“对内已有办法，唯对外确有为难”，“仍望介公迅速设法，使弟有可借口转圜之地”。③奉系虽受日本“警告”不假，但其打日本牌抬高谈判价码的策略已经显露无遗了。 在此一阶段谈判中，国奉双方就国家统一这一原则已达成一致，即东北必然易帜。但对于东北地方政权的控制权问题，双方分歧很大。张学良以完全掌控东北政治分会为易帜前提，而国民党一方虽然最先提出在东北设置政治分会，但在易帜问题上蒋介石显然希望东北先易帜而后双方再谈具体条件。但张学良对控制东北地方政权的坚决态度，加之日本的突然阻挠，使得国奉双方的7月谈判无果而终。
蒋介石7月3日亲至北平坐镇，10日正式会见奉方代表，主持对奉谈判，政治当先，军事为辅，双管齐下，而结果却是于25日失望而归。纵观半个月来蒋主持对奉谈判的种种行为和言词，蒋急切希望东北易帜的心理是显而易见的。而究其原因，这牵涉到国民党企图集权中央、削弱地方实力派的“削藩”计划，如果奉系于8月前易帜，就会陷入其中。8月8日，“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在南京召开，蒋介石在会上力图通过‘削藩策’来削弱地方实力派，加强‘统一’。他要通过裁兵案，来剥夺地方实力派的兵权；通过取消各地方政治分会，调虎离山，使地方实力派失去在各自割据地盘上的凭藉。”③蒋还力图通过裁厘，行统特税，统一财权，剥夺地方实力派的财权。
但在二届五中全会之前，国民党公开讨论和协商解决的问题，却主要集中在财政和裁兵方面。财政问题的讨论，集中在6月末到7月初，相继召开了全国经济会议和全国财政会议。④裁兵问题的讨论，集中在蒋介石7月初北上北平期间。⑤7月3日，蒋在碧云寺对记者谈话，说中国目下第一重要问题，对内为裁兵与财政统一，对外为解决中国之束缚，改订一切不平等条约。⑥
而在政治分会问题上，蒋此时并不主张裁撤，而是主张建立。早在6月25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临时会议就已议决，任命李石曾等13人为北平临时政治分会委员，李为主席，未到任前由阎锡山代理。⑦北平政治分会于7月6日蒋在平期间正式成立。同时，与奉谈判时，蒋提出要在东北建立政治分会。
关于政治分会，早在1928年2月3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就作出决议⑧：“中央政治会议及各地方分会，可仍存在”，但要“候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而且还规定：“各分会专理政治，不兼管党务”，各地政治分会虽还“存在”，但权力被缩小了。显然，主导国民党中央的蒋介石已有意撤销政治分会。到8月，五中全会通过蒋提出的政治分会存废案，⑨决定“将各地政治分会限于本年底一律撤销”，并对政治分会暂行条例进行修改，再次削减政治分会权力：在“条例第四条：‘政治分会之决议案，交该特定地域内之最高级地方政府执行之’之下增加：但不得以分会名义，对外发布命令，并不得以分会名义，任免该特定地域内之人员”。不管党务，又不得以分会名义发布命令、任免官员，那政治分会岂不名存实亡，其权力与地位实际上已沦落为其指导区域⑩的最高行政机关了。
从四中到五中全会，蒋裁撤政治分会以集权的意图是明显而连续的。而在6、7月间，蒋却积极组织北平政治分会，意图显然是想给奉系树立一个榜样，掩盖其裁撤意图。而蒋积极要求奉系成立政治分会，先行易帜，其目的，一方面是要收北伐完成与统一告竣的双重政治效果；另一方面则是请奉系“入瓮”，以便在“削藩”时，把奉系也一起削弱。另外在五中全会分组审查提案时，还发生了一件小插曲，可以更加看清蒋企图“削藩”集权的目的。8月9日，二届五中全会分组审查会在审查政治分会存废案时发生争执，中央监察委员张静江、李石曾因此离宁赴沪。①8月12日，蒋亲赴沪劝张李二人回宁参加五中全会，张、李表示拒绝，蒋于次日返宁。②李石曾、张静江均是国民党元老，在蒋反共清党时是积极支持蒋的党内主要力量。与蒋如此密切的关系，却为政治分会存废问题争执得负气出走，说明在五中全会之前关于政治分会问题，蒋并没有提出于党内讨论，至少也是讨论不充分。而就是在还存有巨大分歧的情况下，五中全会通过了政治分会存废案，决议裁撤政治分会，表明蒋裁撤决心之大，集权欲望之强。
五中全会虽然作出了裁撤政治分会的决定，但1928年底并未真正裁撤，而是延期至1929年3月了。至于延期理由，张继以援照国民党“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延期之例”，③来掩饰和回避国民党内派系间的权力斗争。而12月27日国民党第189次中常会通过的政治分会案，对于延期的解释就比较现实了：“国军编遣事宜，方在进行。”④此时，国民党内各实力派的注意力正集中于军队编遣的博弈与较量上，三全大会都已延期，裁撤分会也就更不可能如期进行了。
五中全会后，蒋整合全国削弱地方的计划虽已显露无遗，但他并不急于在政权上积极整合。迫于党内权力斗争的现实，蒋以退为进，默许阎锡山成立太原政治分会，⑤并明令“阎以太原政治分会统辖察绥两特别区”，⑥还同意延期裁撤政治分会，造成他在政治分会问题上似无强势的假象，以期再次诱导奉系成立政治分会。当然，奉系并没有如蒋所愿，因为在五中全会后随着形势的变化，奉系不再仅仅要求成立并控制政治分会，而是要求成立并控制政治分会的替代者，也就是最终成立的东北政务委员会。
五中全会后，国奉双方准备在南京召开双方代表会议，继续谈判。为了在谈判中维护己方利益，东三省将领于8月14日，即在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即将结束前发表声明，称“与南方妥协，须不堕权利”。⑦三省将领发表此声明，虽有释疑作用，表示三省内部团结之意，⑧但对于与国府谈判，却提出须“维护三省权利”的要求，这就增加了国奉双方谈判的难度。
8月初，日本派特使林权助赴东北以吊祭张作霖为名阻止东北易帜，甚至扬言敢冒干涉内政之大不韪，奉系被迫表示易帜延期三个月以应对。⑨所以五中全会后蒋改变了谈判策略，将关内与关外问题分开，企图各个击破。他不在急于让东三省易帜，而是首先解决关内问题，如关内的直鲁军残部、热河归属和关内铁路车辆归还等问题，这些内容成为五中全会后三个月里面国奉双方易帜谈判的主要内容。
对于直鲁军残部，奉系提出和平解决的方针，但最终张宗昌拒绝下野、缩编。9月中旬，在和平解决直鲁军残部无望的情况下，国、奉合击直鲁军残部。肃清直鲁残部，是蒋采用分别处理、各个击破策略所取得的第一个成果，也是唯一的成果。同时这也使国奉双方关系更为密切，鉴于此，蒋认为促使奉系易帜的时机已到，便提出于双十节易帜。 为了促使奉系易帜，蒋还特地提名任命张学良为国民政府委员，并催促张尽快“更换旗帜，宣誓就职”。①而张虽表示接受国府委员职衔，却没有立即响应易帜。10月10日，张致蒋一电，申明理由：“（一）东省易帜，早具决心在前，实因某方之压迫，致生障碍。当时敝处与之面约以三个月为限，届期即行易帜……（二）政治分会，五次会议虽主取消，惟东省情形特别，此种过渡办法，绝不能少，拟请中央将东北政治分会及奉、吉、黑、热各省省政府主席分别任命，使易帜就任之事同时举行，庶可一新耳目。（三）关于军队服装，中央当有规定，事虽微细，惟观瞻所系，必须整齐划一，拟求……每种各备数份，派员交下，以资仿效。”②第一项，仍是以日本为借口和托词，并言明三个月的期限；第二项，提出东三省易帜的关键要求，必须成立政治分会，奉系必须控制东北地方政权。第三项，则是暗示国府，若不满足要求，则不可能“整齐划一”。
8月29日，胡汉民在香港发表谈话，提到政治分会问题：“政治分会产生于军事时代，所谓过渡办法是也。现今已入训政时代，自然无存续必要。”③孙中山去世后，胡成为国民党内阐释三民主义等孙中山理论的最权威人物。在谈话中，胡明确指出了政治分会存在的时代性和暂时性，也就是说政治分会的裁撤是必然的。
张电中所言“过渡办法”，其实一语双关，表面是指胡汉民所言从军政时期到训政时期的“过渡办法”，即政治分会；实则是指奉系地方政权到国民党地方政权的“过渡办法”，即政治分会的替代者。因为国民党中央全会已经做出裁撤政治分会的决议，绝不会因为奉系反对而随意更改，那么奉系再坚持要求成立东北政治分会已无任何意义，所以张在电中所说：“此种过渡办法，绝不能少”，实际是暗示国府，政治分会虽可取消，但必须成立类似政治分会的“过渡办法”，即必须保证奉系对东北地方政权的控制。否则于“绝不能少”之前，张就应以“分会”或“该会”明示之，而不应是“过渡办法”的含糊一语。
另外，“绝不能少”这种话语，也明显不是下级对上级行文的口吻，而更像是两个政权之间最后通牒式的话语。这与奉系所标榜的“服从中央”、“服从国府”④的口号完全相反，显然在统一和服从的幌子下，奉系进行着一个政权与另一个政权——即南京国民政府——平等谈判的事实。而结果显而易见，为求统一之名国府做出让步，虽裁撤了各地政治分会，却在东北成立了由保安会改组而来的、具有政治分会职能的并由奉系完全控制的政务委员会。从中，我们就可以看出奉系在皇姑屯事件后重建东北地方政权的目的，就是要取得与南京国民政府进行平等谈判的地位，以谋求政治利益的最大化。
直鲁军残部解决后，关内其他问题成为谈判的焦点。对此，蒋虽想把它们与关外东北易帜分开解决，但奉系却坚持关内外问题捆绑原则，要求一并解决，也就是关内问题成为关外易帜的条件和筹码。例如热河问题，国府要求“罢免汤玉麟，后任须以国府任命者为热河总司令”，而奉系则认为“汤之更迭，因奉天内部关系，难急遽实行”，⑤并要求热河“归奉天政治分会指导监督”。⑥“就热河与奉省之地势言，热河实为奉省之屏藩，故若划归国军统治，则在军事上，足使奉省颇感不安”，⑦所以对地盘问题，奉系“坚持到底，决不让步”。⑧对此，被派到东北接洽车辆问题的桂系代表叶琪就有深刻认识：奉系“惟对东三省及热河地盘仍图掌握”。⑨而对于热河，早在7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就做出议决：热河为北平政治分会政治指导区域之一，⑩即热河划归国府为其既定方针。显然，国奉双方在热河归属问题上严重对立，没有一方的妥协让步，热河问题无法解决，关外易帜更无从谈来。
关内车辆问题，国府于10月1日提出：“请在协议未臻妥协前，尽先放还一半，以供干线运输之需”。①奉系则提出四项条件：第一，所扣留“车辆仅可拨还一半，其余一半补充三省国有省有各铁路之运输事宜”；第二，“双方代表互换意见，圆满后由双方最高军政当局签字，始开能放还车辆”；第三，“拨还车辆须由外交团担保尽充商事运载之用，不得移作军用”；第四，所有车辆“由双方派员择其堪于使用者及不堪使用者，平均分拨之”。②后来国府又做出让步，提出“奉方扣留之车辆中，须即交还1000辆”，以便先行恢复交通和经济，然而奉系则仅同意“第一次交还500辆”。③
1928年6月奉系撤回关外时，所扣关内机车400辆，车皮5000余辆，共占当时全国火车车辆的4/5，这对全国交通乃至经济都影响甚大。④所以关内车辆实际是奉系在国奉双方谈判中所掌握的最大筹码。因此，奉系才会小题大做，要求“由外交团担保”，并明言“仅可拨还一半”。此外，奉系所要求的双方代表“互换意见”，也有话外音。如铁道部次长王征于12月与张学良磋商车辆归还问题时，张曾表示：“放还车辆，本奉方应办之事，但手续上须俟政治问题解决之后，目前尚难谈及”。⑤可见，奉系所说“互换意见”，绝不是“互换”有关车辆交还的“意见”这么简单，“奉方将利用车辆问题，使与国府妥协交涉趋于有利”⑥的时评确有根据。
关内问题悬而不决，关外问题亦是僵持不下。蒋双十节易帜的要求，被张拒绝后，10月12日，蒋电张：“易帜之事，全属我国内政……关于政治分会，五中全会既决议于本年内取消，实不便再有设置，东省果有特别情形，可另筹妥善办法，各省政府主席及委员人选请先电保，不久当即发表。”⑦即便蒋心情急切、态度诚恳，并在省府主席等方面做出让步，然张却始终以顾虑日本干涉为借口拖延易帜。10月13日，张电蒋：“恢复交通与改悬国旗各事，莫不深表赞同。惜因外交环境关系，不得不分别缓急徐图解决，免滋意外纠纷。”⑧为了消除奉系继续以外交问题为借口拖延易帜，10月16日，蒋电张明确表明东北外交由中央统一办理：“田中特派要员来京谈商租权问题，弟已口头允其由中央直接商决，不使兄为难，兄也以此复彼，万不可再与其局部交涉，以中其分拆之计也。”⑨然而，奉系仍拖延易帜，于是国府于10月26日质问奉方：“刻下三省外交，既归国府负责办理，是三省外交障碍已除，奉方依然借口外交关系，而屡次迁延，不果易帜，难免不怀疑奉天无具诚意。”⑩而奉方则“陈述奉天内部尚有问题，坚求谅解”，即以奉系内部矛盾与分歧为理由和借口，坚持延迟易帜。从外交问题到内部问题，虽也是实际情况，但奉系所为不免给人借故延迟的印象。奉系所以屡次延迟，其实是因为国府始终没有满足奉系对“过渡办法”的要求，虽然蒋表示“可另筹妥善办法”，但却始终没有拿出这种办法。 面对僵持局面，蒋为求得于1928年内完成统一，最终作出全面让步。12月6日，邢士廉、王树翰携蒋介石致张学良亲笔密函离沪返奉。在密函中，蒋允：“对外问题由中央负责办理，东北内政仍由现职各员维持，概不更动，东省应即易帜，以贯彻统一精神。”{11}12月末，邢士廉、王树翰再次来宁谒蒋接洽，决定：“一、东北设边防司令正副长官，以张学良为正长官，张作相、万福麟为副长官；二、设东北政务委员会，委员人选，须商得中央同意；三、东三省及热河各省委员等项人选，由张学良推荐，中央明令任命；四、易帜之期，不必待至明年（1929年）元旦，应提前数日行之。”①最终，国府以“明复一电”的方式，满足了奉系对“过渡办法”的要求。奉系也实现了易帜后政治利益的最大化：热河划归奉系成为东三省屏障，东北成立由奉系控制的政务委员会和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等军政两机关，奉系实际掌握了东北地方政权。
通过前文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国奉双方关于东北易帜的谈判，可以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谈判中，蒋介石曾亲自坐镇北平指导对奉谈判，并采取军事与政治双管齐下的策略。在军事上，以武力加以威胁；在政治上，借助民意，以民族大义加以裹胁。而奉系虽沉稳应对，以热河率先易帜应对武力威胁，但在蒋的政治攻势上，奉系则很被动，不得不表示诚意，给出易帜时间表。在这种情况下，日本的阻挠却成了左右局势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张学良也果断地抓住并利用了日本因素，在国奉双方易帜谈判没有实质进展的情况下，将易帜时间向后拖延了。而随着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的召开，蒋意图“削藩”的计划显露无遗，奉系也因此躲过一劫。
第二阶段谈判，鉴于日本方面的压力，蒋介石回宁重新调整谈判策略，意图将关内问题与关外问题分开解决，各个击破。但张学良却坚持关内外问题捆绑方针，要求一揽子解决。随着时间推移，蒋虽然不断做出让步，但由于始终没有满足张学良完全控制东北地方政权的要求，所以即便是到了1928年11月初易帜延期三个月期满之时，张学良仍旧拖延易帜时间。最终，蒋介石为了己身政治利益，全面让步，在东北成立政务委员会，将东北地方政权完全交予张学良，只求东北形式上统一，易帜也就随之实现。可见，东北易帜得以实现的内因在于国民党承认了奉系对东北地方政权的掌控。而以东北易帜谈判为例，我们又可以看出民国期间地方实力派与中央政府之间的政治博弈，其实质多在于寻求独立的生存空间和政治空间。
【作者简介】佟德元，男，1982年生，辽宁沈阳人，赣南师范学院中央苏区研究中心讲师，主要从事民国史研究。
【责任编辑：李婷轩】
Abstract： The first phase of the negotiations， Chiang Kai-shek take the strategy of the threat of force and political coerce. Manchurian respond to the threat of force with Rehe changing of the guard， and was forced to give the changing of the guard schedule. The second phase of the negotiations， Chiang Kai-shek take the difference within and outside the Shanhaiguan， all broken up strategy. However， Zhang Xueliang insisted on a package solution. Meanwhile in the changing flags negotiations， Zhang also take advantage of the Japanese elements， forcing Chiang final compromise， and the northeast local authorities was completely handed over to Zhang Xueliang. Internal factors of Northeastern Changing flags is that Kuomintang ultimately admitted Manchurian actually controlling the Northeast regime.
Key Words： Manchurian， Negotiation， Northeastern Changing Flags， Northeast Political Branch，Kuomintang
东北政治分会问题是易帜谈判的核心问题，其实质是东北地方政权由哪方实际控制的问题，同时也是东北地方政权如何向国民党地方政权过渡的问题。第一阶段谈判，蒋介石采取武力威胁和政治裹胁双管齐下策略。奉系则以热河易帜应对武力威胁，以被迫给出易帜时间表应对蒋的政治攻势。第二阶段谈判，蒋介石采取区别关内问题与关外问题，各个击破策略。但张学良却坚持关内外问题捆绑方针，要求一揽子解决。同时，在易帜谈判中，张学良还善加利用了日本因素，迫使蒋介石最终妥协，将东北地方政权完全交予了张学良。东北易帜最终实现的内因在于国民党承认了奉系对东北地方政权的实际掌控。东北易帜也揭示出民国期间地方实力派与中央政府之间的政治博弈，其实质多在于寻求独立的生存空间和政治空间。
关键词 奉系，东北易帜，谈判，东北政治分会，国民党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4）10-0025-09
1928年末东北易帜使国民党统一了中国，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个重大政治事件。目前学界对东北易帜的研究多集中在对事件本身和相关人物的评价，尤其热衷于对张学良爱国形象的塑造，而对历时数月的易帜谈判以及国民党与奉系双方的利益诉求和互动关系的研究却很少。①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在统一已成大趋势的历史场景下，力求梳理国民党与奉系双方的不同利益诉求和政治互动过程，重组国奉双方易帜谈判的全貌，进而探究东北易帜得以最终实现的内因，并揭示民国期间地方实力派与中央政府之间政治博弈的实质。
1928年6月中旬，南京国民政府刚刚接收京津之际，就开始试图与奉系进行和谈，并首先提出了东北政治分会问题。此时双方仅进行了一些非正式的谈判，如于珍、邢士廉奔走于京奉之间进行接洽。
6月12日，国民政府向奉系提出和平条件：“（一）东三省须服从国民政府命令；（二）奉军须全体出关；（三）奉吉黑各省，应改悬青天白日旗，并依法组织党部及政治分会等。”②第一条和第三条要求东北易帜，由国府控制东北政权，但都是原则性条件，尚有回旋余地。而让奉军全体出关则是让奉系放弃热河及与奉天毗邻的河北东北部等关内地盘，这是奉系难以同意的。因为对军阀来说，军队、地盘和地盘上的政权是三位一体的，军队离开了地盘，军阀就失去了经济命脉，地盘上的政权也就无从掌握，也就等于军阀失去了生存的基础。
对于国府提出的条件，奉系则决定：“第一步，先行撤兵关外，设法融合（奉系）新旧两系，以期一致对外”，即先稳固东北局势，建立新政权。所以，6月19日，张学良就任奉天督办时，只宣布“停止军事，休养生息”，①而绝口不提易帜之事。第二步，待东北地方政权初步建起后，②向国民政府提出议和条件，其内容：“大体对（一）设立政治分会，（二）服从国府命令，（三）改悬青天白日旗三项均可容纳”。即对于国家统一，奉系是赞成的。但奉系也有要求：“唯要求政治分会中之委员，奉派至少须占半数。奉吉黑三省，亦仍由原有军队驻防”。③即对于东北地方政权，奉系不要求完全控制，但要求由其主导；而对于军队和东北地盘问题，奉系则明确表示拒绝放弃。
国奉双方虽然没有在6月份进行正式谈判，但双方提出的条件和要求为7月份的正式谈判描绘了一张蓝图。国民政府要求从军队、政权和地盘等方面，全面解决东北问题；而奉系则明确表示奉军及地盘为非谈品，只有政治分会问题可谈。显然，双方的差距较远，谈判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所以，可以预见7月双方谈判的艰难和僵持。
7月2日，张学良派王树翰、邢士廉、米春霖、徐祖贻四人为正式代表，赴平谈判。而国府方面则派蒋作宾、何成浚、王乃昌、吴忠信、张群等人为接洽专员，双方正式开始了谈判。
7月9日，奉天代表尚在天津时，王树翰向记者谈到与国府谋和条件共七项：“（一）东三省通电服从国民政府，并改换旗帜；（二）东三省改组委员制，成立政治分会；（三）张学良为政治分会主席；（四）杨宇霆为奉天省政府主席；（五）张作相为吉林省政府主席；（六）万福麟为黑龙江省政府主席；（七）所以兵权，暂由原人统率。”④显然，前两项为国府对奉要求，后几项则是奉系对国府要求，其中以政治分会为核心的东北地方政权问题是双方谈判的焦点。
王树翰等到北平后，在与国府方面正式谈判时传达了张学良的意见，即“对国民政府表示服从，允设东三省政治分会，唯委员人选，要求由奉系完全组织，他派暂勿加入”。⑤7月14日，国府代表刘光在与张学良会谈中提出：“一、东三省归国民政府节制；二、奉行三民主义；三、改悬青天白日旗。”同日，刘电北平蒋介石，报告同张学良会晤情形：“张学良对易帜、裁兵及服从主义，均可办到。但须待解决四事：（一）外交方面，请立示机宜；（二）党务方面，先派员赴南京见习，再行举办党部；（三）政治分会问题，望明复一电，言明由其组织请委，不加干涉；（四）对热河军事行动问题，恳暂停止，待三省全局议定，再从长讨论。”⑥
显然，正式谈判开始后，关于政治分会问题，奉系提高了谈判要求，由“奉派至少须占半数”提高到了“由奉系完全组织，他派暂勿加入”，而且还不满足于国府的口头承诺，明确要求国民政府正式“明复一电，言明由其组织请委，不加干涉”。
奉系所以于此时提高了要求，一方面是因为日本对奉系的“警告”。南京国民政府在推翻北京安国军政府后，发表的“中国统一告成”将“与各国重订平等新约”的宣言，⑦使日本更加忧虑易帜后其在东北的既得利益受损。于是，6月25日至26日，日本首相田中连续两次电令驻奉总领事林久治郎，警告张学良不得和国民政府妥协。⑧另一方面，是因为日本对国民政府最终确定和平统一方针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即日本对国府的对奉政策有很大牵制力。⑨所以，深谙此中奥妙的奉系有恃无恐地提高了谈判要求，同时也是做出一副不轻易与国府妥协的姿态给日本看。7月10日，到平的邢士廉对记者谈，“此行系遵照张学良东电①商洽统一办法”，“东北地位在外交上有特殊情形，故先派代表来商办法，从长考虑，以期妥恰和平统一事业安然成功”。②刚刚还提出各种要求，这时奉系代表却说因东北外交“有特殊情形”，故“来商办法”，显然，日本因素成了奉系谈判的政治筹码。要“从长考虑”，就是告诉日本奉系不会轻易妥协，同时也是暗示国府不答应奉系条件，难以短期内统一。7月14日，刘光刚向蒋介石转告奉方要求，张学良就于同日电国府代表祁暄，表示“弟对介公决心合作”，“对内已有办法，唯对外确有为难”，“仍望介公迅速设法，使弟有可借口转圜之地”。③奉系虽受日本“警告”不假，但其打日本牌抬高谈判价码的策略已经显露无遗了。 在此一阶段谈判中，国奉双方就国家统一这一原则已达成一致，即东北必然易帜。但对于东北地方政权的控制权问题，双方分歧很大。张学良以完全掌控东北政治分会为易帜前提，而国民党一方虽然最先提出在东北设置政治分会，但在易帜问题上蒋介石显然希望东北先易帜而后双方再谈具体条件。但张学良对控制东北地方政权的坚决态度，加之日本的突然阻挠，使得国奉双方的7月谈判无果而终。
蒋介石7月3日亲至北平坐镇，10日正式会见奉方代表，主持对奉谈判，政治当先，军事为辅，双管齐下，而结果却是于25日失望而归。纵观半个月来蒋主持对奉谈判的种种行为和言词，蒋急切希望东北易帜的心理是显而易见的。而究其原因，这牵涉到国民党企图集权中央、削弱地方实力派的“削藩”计划，如果奉系于8月前易帜，就会陷入其中。8月8日，“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在南京召开，蒋介石在会上力图通过‘削藩策’来削弱地方实力派，加强‘统一’。他要通过裁兵案，来剥夺地方实力派的兵权；通过取消各地方政治分会，调虎离山，使地方实力派失去在各自割据地盘上的凭藉。”③蒋还力图通过裁厘，行统特税，统一财权，剥夺地方实力派的财权。
但在二届五中全会之前，国民党公开讨论和协商解决的问题，却主要集中在财政和裁兵方面。财政问题的讨论，集中在6月末到7月初，相继召开了全国经济会议和全国财政会议。④裁兵问题的讨论，集中在蒋介石7月初北上北平期间。⑤7月3日，蒋在碧云寺对记者谈话，说中国目下第一重要问题，对内为裁兵与财政统一，对外为解决中国之束缚，改订一切不平等条约。⑥
而在政治分会问题上，蒋此时并不主张裁撤，而是主张建立。早在6月25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临时会议就已议决，任命李石曾等13人为北平临时政治分会委员，李为主席，未到任前由阎锡山代理。⑦北平政治分会于7月6日蒋在平期间正式成立。同时，与奉谈判时，蒋提出要在东北建立政治分会。
关于政治分会，早在1928年2月3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就作出决议⑧：“中央政治会议及各地方分会，可仍存在”，但要“候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而且还规定：“各分会专理政治，不兼管党务”，各地政治分会虽还“存在”，但权力被缩小了。显然，主导国民党中央的蒋介石已有意撤销政治分会。到8月，五中全会通过蒋提出的政治分会存废案，⑨决定“将各地政治分会限于本年底一律撤销”，并对政治分会暂行条例进行修改，再次削减政治分会权力：在“条例第四条：‘政治分会之决议案，交该特定地域内之最高级地方政府执行之’之下增加：但不得以分会名义，对外发布命令，并不得以分会名义，任免该特定地域内之人员”。不管党务，又不得以分会名义发布命令、任免官员，那政治分会岂不名存实亡，其权力与地位实际上已沦落为其指导区域⑩的最高行政机关了。
从四中到五中全会，蒋裁撤政治分会以集权的意图是明显而连续的。而在6、7月间，蒋却积极组织北平政治分会，意图显然是想给奉系树立一个榜样，掩盖其裁撤意图。而蒋积极要求奉系成立政治分会，先行易帜，其目的，一方面是要收北伐完成与统一告竣的双重政治效果；另一方面则是请奉系“入瓮”，以便在“削藩”时，把奉系也一起削弱。另外在五中全会分组审查提案时，还发生了一件小插曲，可以更加看清蒋企图“削藩”集权的目的。8月9日，二届五中全会分组审查会在审查政治分会存废案时发生争执，中央监察委员张静江、李石曾因此离宁赴沪。①8月12日，蒋亲赴沪劝张李二人回宁参加五中全会，张、李表示拒绝，蒋于次日返宁。②李石曾、张静江均是国民党元老，在蒋反共清党时是积极支持蒋的党内主要力量。与蒋如此密切的关系，却为政治分会存废问题争执得负气出走，说明在五中全会之前关于政治分会问题，蒋并没有提出于党内讨论，至少也是讨论不充分。而就是在还存有巨大分歧的情况下，五中全会通过了政治分会存废案，决议裁撤政治分会，表明蒋裁撤决心之大，集权欲望之强。
五中全会虽然作出了裁撤政治分会的决定，但1928年底并未真正裁撤，而是延期至1929年3月了。至于延期理由，张继以援照国民党“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延期之例”，③来掩饰和回避国民党内派系间的权力斗争。而12月27日国民党第189次中常会通过的政治分会案，对于延期的解释就比较现实了：“国军编遣事宜，方在进行。”④此时，国民党内各实力派的注意力正集中于军队编遣的博弈与较量上，三全大会都已延期，裁撤分会也就更不可能如期进行了。
五中全会后，蒋整合全国削弱地方的计划虽已显露无遗，但他并不急于在政权上积极整合。迫于党内权力斗争的现实，蒋以退为进，默许阎锡山成立太原政治分会，⑤并明令“阎以太原政治分会统辖察绥两特别区”，⑥还同意延期裁撤政治分会，造成他在政治分会问题上似无强势的假象，以期再次诱导奉系成立政治分会。当然，奉系并没有如蒋所愿，因为在五中全会后随着形势的变化，奉系不再仅仅要求成立并控制政治分会，而是要求成立并控制政治分会的替代者，也就是最终成立的东北政务委员会。
五中全会后，国奉双方准备在南京召开双方代表会议，继续谈判。为了在谈判中维护己方利益，东三省将领于8月14日，即在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即将结束前发表声明，称“与南方妥协，须不堕权利”。⑦三省将领发表此声明，虽有释疑作用，表示三省内部团结之意，⑧但对于与国府谈判，却提出须“维护三省权利”的要求，这就增加了国奉双方谈判的难度。
8月初，日本派特使林权助赴东北以吊祭张作霖为名阻止东北易帜，甚至扬言敢冒干涉内政之大不韪，奉系被迫表示易帜延期三个月以应对。⑨所以五中全会后蒋改变了谈判策略，将关内与关外问题分开，企图各个击破。他不在急于让东三省易帜，而是首先解决关内问题，如关内的直鲁军残部、热河归属和关内铁路车辆归还等问题，这些内容成为五中全会后三个月里面国奉双方易帜谈判的主要内容。
对于直鲁军残部，奉系提出和平解决的方针，但最终张宗昌拒绝下野、缩编。9月中旬，在和平解决直鲁军残部无望的情况下，国、奉合击直鲁军残部。肃清直鲁残部，是蒋采用分别处理、各个击破策略所取得的第一个成果，也是唯一的成果。同时这也使国奉双方关系更为密切，鉴于此，蒋认为促使奉系易帜的时机已到，便提出于双十节易帜。 为了促使奉系易帜，蒋还特地提名任命张学良为国民政府委员，并催促张尽快“更换旗帜，宣誓就职”。①而张虽表示接受国府委员职衔，却没有立即响应易帜。10月10日，张致蒋一电，申明理由：“（一）东省易帜，早具决心在前，实因某方之压迫，致生障碍。当时敝处与之面约以三个月为限，届期即行易帜……（二）政治分会，五次会议虽主取消，惟东省情形特别，此种过渡办法，绝不能少，拟请中央将东北政治分会及奉、吉、黑、热各省省政府主席分别任命，使易帜就任之事同时举行，庶可一新耳目。（三）关于军队服装，中央当有规定，事虽微细，惟观瞻所系，必须整齐划一，拟求……每种各备数份，派员交下，以资仿效。”②第一项，仍是以日本为借口和托词，并言明三个月的期限；第二项，提出东三省易帜的关键要求，必须成立政治分会，奉系必须控制东北地方政权。第三项，则是暗示国府，若不满足要求，则不可能“整齐划一”。
8月29日，胡汉民在香港发表谈话，提到政治分会问题：“政治分会产生于军事时代，所谓过渡办法是也。现今已入训政时代，自然无存续必要。”③孙中山去世后，胡成为国民党内阐释三民主义等孙中山理论的最权威人物。在谈话中，胡明确指出了政治分会存在的时代性和暂时性，也就是说政治分会的裁撤是必然的。
张电中所言“过渡办法”，其实一语双关，表面是指胡汉民所言从军政时期到训政时期的“过渡办法”，即政治分会；实则是指奉系地方政权到国民党地方政权的“过渡办法”，即政治分会的替代者。因为国民党中央全会已经做出裁撤政治分会的决议，绝不会因为奉系反对而随意更改，那么奉系再坚持要求成立东北政治分会已无任何意义，所以张在电中所说：“此种过渡办法，绝不能少”，实际是暗示国府，政治分会虽可取消，但必须成立类似政治分会的“过渡办法”，即必须保证奉系对东北地方政权的控制。否则于“绝不能少”之前，张就应以“分会”或“该会”明示之，而不应是“过渡办法”的含糊一语。
另外，“绝不能少”这种话语，也明显不是下级对上级行文的口吻，而更像是两个政权之间最后通牒式的话语。这与奉系所标榜的“服从中央”、“服从国府”④的口号完全相反，显然在统一和服从的幌子下，奉系进行着一个政权与另一个政权——即南京国民政府——平等谈判的事实。而结果显而易见，为求统一之名国府做出让步，虽裁撤了各地政治分会，却在东北成立了由保安会改组而来的、具有政治分会职能的并由奉系完全控制的政务委员会。从中，我们就可以看出奉系在皇姑屯事件后重建东北地方政权的目的，就是要取得与南京国民政府进行平等谈判的地位，以谋求政治利益的最大化。
直鲁军残部解决后，关内其他问题成为谈判的焦点。对此，蒋虽想把它们与关外东北易帜分开解决，但奉系却坚持关内外问题捆绑原则，要求一并解决，也就是关内问题成为关外易帜的条件和筹码。例如热河问题，国府要求“罢免汤玉麟，后任须以国府任命者为热河总司令”，而奉系则认为“汤之更迭，因奉天内部关系，难急遽实行”，⑤并要求热河“归奉天政治分会指导监督”。⑥“就热河与奉省之地势言，热河实为奉省之屏藩，故若划归国军统治，则在军事上，足使奉省颇感不安”，⑦所以对地盘问题，奉系“坚持到底，决不让步”。⑧对此，被派到东北接洽车辆问题的桂系代表叶琪就有深刻认识：奉系“惟对东三省及热河地盘仍图掌握”。⑨而对于热河，早在7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就做出议决：热河为北平政治分会政治指导区域之一，⑩即热河划归国府为其既定方针。显然，国奉双方在热河归属问题上严重对立，没有一方的妥协让步，热河问题无法解决，关外易帜更无从谈来。
关内车辆问题，国府于10月1日提出：“请在协议未臻妥协前，尽先放还一半，以供干线运输之需”。①奉系则提出四项条件：第一，所扣留“车辆仅可拨还一半，其余一半补充三省国有省有各铁路之运输事宜”；第二，“双方代表互换意见，圆满后由双方最高军政当局签字，始开能放还车辆”；第三，“拨还车辆须由外交团担保尽充商事运载之用，不得移作军用”；第四，所有车辆“由双方派员择其堪于使用者及不堪使用者，平均分拨之”。②后来国府又做出让步，提出“奉方扣留之车辆中，须即交还1000辆”，以便先行恢复交通和经济，然而奉系则仅同意“第一次交还500辆”。③
1928年6月奉系撤回关外时，所扣关内机车400辆，车皮5000余辆，共占当时全国火车车辆的4/5，这对全国交通乃至经济都影响甚大。④所以关内车辆实际是奉系在国奉双方谈判中所掌握的最大筹码。因此，奉系才会小题大做，要求“由外交团担保”，并明言“仅可拨还一半”。此外，奉系所要求的双方代表“互换意见”，也有话外音。如铁道部次长王征于12月与张学良磋商车辆归还问题时，张曾表示：“放还车辆，本奉方应办之事，但手续上须俟政治问题解决之后，目前尚难谈及”。⑤可见，奉系所说“互换意见”，绝不是“互换”有关车辆交还的“意见”这么简单，“奉方将利用车辆问题，使与国府妥协交涉趋于有利”⑥的时评确有根据。
关内问题悬而不决，关外问题亦是僵持不下。蒋双十节易帜的要求，被张拒绝后，10月12日，蒋电张：“易帜之事，全属我国内政……关于政治分会，五中全会既决议于本年内取消，实不便再有设置，东省果有特别情形，可另筹妥善办法，各省政府主席及委员人选请先电保，不久当即发表。”⑦即便蒋心情急切、态度诚恳，并在省府主席等方面做出让步，然张却始终以顾虑日本干涉为借口拖延易帜。10月13日，张电蒋：“恢复交通与改悬国旗各事，莫不深表赞同。惜因外交环境关系，不得不分别缓急徐图解决，免滋意外纠纷。”⑧为了消除奉系继续以外交问题为借口拖延易帜，10月16日，蒋电张明确表明东北外交由中央统一办理：“田中特派要员来京谈商租权问题，弟已口头允其由中央直接商决，不使兄为难，兄也以此复彼，万不可再与其局部交涉，以中其分拆之计也。”⑨然而，奉系仍拖延易帜，于是国府于10月26日质问奉方：“刻下三省外交，既归国府负责办理，是三省外交障碍已除，奉方依然借口外交关系，而屡次迁延，不果易帜，难免不怀疑奉天无具诚意。”⑩而奉方则“陈述奉天内部尚有问题，坚求谅解”，即以奉系内部矛盾与分歧为理由和借口，坚持延迟易帜。从外交问题到内部问题，虽也是实际情况，但奉系所为不免给人借故延迟的印象。奉系所以屡次延迟，其实是因为国府始终没有满足奉系对“过渡办法”的要求，虽然蒋表示“可另筹妥善办法”，但却始终没有拿出这种办法。 面对僵持局面，蒋为求得于1928年内完成统一，最终作出全面让步。12月6日，邢士廉、王树翰携蒋介石致张学良亲笔密函离沪返奉。在密函中，蒋允：“对外问题由中央负责办理，东北内政仍由现职各员维持，概不更动，东省应即易帜，以贯彻统一精神。”{11}12月末，邢士廉、王树翰再次来宁谒蒋接洽，决定：“一、东北设边防司令正副长官，以张学良为正长官，张作相、万福麟为副长官；二、设东北政务委员会，委员人选，须商得中央同意；三、东三省及热河各省委员等项人选，由张学良推荐，中央明令任命；四、易帜之期，不必待至明年（1929年）元旦，应提前数日行之。”①最终，国府以“明复一电”的方式，满足了奉系对“过渡办法”的要求。奉系也实现了易帜后政治利益的最大化：热河划归奉系成为东三省屏障，东北成立由奉系控制的政务委员会和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等军政两机关，奉系实际掌握了东北地方政权。
通过前文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国奉双方关于东北易帜的谈判，可以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谈判中，蒋介石曾亲自坐镇北平指导对奉谈判，并采取军事与政治双管齐下的策略。在军事上，以武力加以威胁；在政治上，借助民意，以民族大义加以裹胁。而奉系虽沉稳应对，以热河率先易帜应对武力威胁，但在蒋的政治攻势上，奉系则很被动，不得不表示诚意，给出易帜时间表。在这种情况下，日本的阻挠却成了左右局势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张学良也果断地抓住并利用了日本因素，在国奉双方易帜谈判没有实质进展的情况下，将易帜时间向后拖延了。而随着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的召开，蒋意图“削藩”的计划显露无遗，奉系也因此躲过一劫。
第二阶段谈判，鉴于日本方面的压力，蒋介石回宁重新调整谈判策略，意图将关内问题与关外问题分开解决，各个击破。但张学良却坚持关内外问题捆绑方针，要求一揽子解决。随着时间推移，蒋虽然不断做出让步，但由于始终没有满足张学良完全控制东北地方政权的要求，所以即便是到了1928年11月初易帜延期三个月期满之时，张学良仍旧拖延易帜时间。最终，蒋介石为了己身政治利益，全面让步，在东北成立政务委员会，将东北地方政权完全交予张学良，只求东北形式上统一，易帜也就随之实现。可见，东北易帜得以实现的内因在于国民党承认了奉系对东北地方政权的掌控。而以东北易帜谈判为例，我们又可以看出民国期间地方实力派与中央政府之间的政治博弈，其实质多在于寻求独立的生存空间和政治空间。
【作者简介】佟德元，男，1982年生，辽宁沈阳人，赣南师范学院中央苏区研究中心讲师，主要从事民国史研究。
【责任编辑：李婷轩】
Abstract： The first phase of the negotiations， Chiang Kai-shek take the strategy of the threat of force and political coerce. Manchurian respond to the threat of force with Rehe changing of the guard， and was forced to give the changing of the guard schedule. The second phase of the negotiations， Chiang Kai-shek take the difference within and outside the Shanhaiguan， all broken up strategy. However， Zhang Xueliang insisted on a package solution. Meanwhile in the changing flags negotiations， Zhang also take advantage of the Japanese elements， forcing Chiang final compromise， and the northeast local authorities was completely handed over to Zhang Xueliang. Internal factors of Northeastern Changing flags is that Kuomintang ultimately admitted Manchurian actually controlling the Northeast regime.
Key Words： Manchurian， Negotiation， Northeastern Changing Flags， Northeast Political Branch，Kuomint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