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处于深刻的变革时期，问题的产生速度超出了制度的调整频率，因此许多问题的有效解决除了要依靠完善制度，明确职责，更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使各级官员有所担当。实际上，在许多突发事件中，勇于担当常常是第一时间控制事件扩散及影响扩大的首要因素。人的能动性与制度的规范性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
　　明确职责就是确定职权，划分责任，以实现制度内部分工与经济社会变化之间的有效对接。这是提高制度绩效的基础性工作。从世界范围看，所谓的制度成熟国家，就是建立起一套与经济社会分工的变化相适应的制度内部分工，为各种问题的应对和解决设计了相应的治理主体和机制，实现最大限度的制度对问题的全覆盖。
　　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提出官僚主义是主要弊端，根源之一是“我们的党政机构以及各种企业、事业领导机构中，长期缺少严格的从上而下的行政法规和个人负责制，缺少对于每个机关乃至每个人的职责权限的严格明确的规定。”因此，明确政府职责及其政府内部的职责划分，一直是中国改革的重要内容。历次政府机构调整就是在这方面所做的努力。
　　尽管在改革过程中成立了新的职能部门，进行了更细致的职责划分，但依然出现了以食品安全监管领域为代表的“九龙治水”乱局，有分责，缺乏共责，有事后追责，缺乏事前担责，使得一些本来可以解决在萌芽状态的问题放大、发酵，最后成为全国性乃至国际性问题。这种“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现象，至今随处可见。
　　显然，解决责任问题不能只依靠建章立制，何况现在相当数量的制度规定都流于形式，只强调制度上墙，不重视制度成习，甚至许多制度是由责任主体制定的，存在着问题上自我免责、利益上自我强化的倾向。因此，在继续完善制度规定制定的科学化、民主化的同时，还应把重点放在责任主体，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责任意识强化和尽责习惯的养成上。
　　这种责任意识和尽责习惯就是习近平所说的担当精神。有人统计，从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讲话中，有近40次使用“担当”一词，评价一个领导干部，很重要的是看有没有责任感，有没有担当精神。在当下，对于各级领导干部来说，担当首先意味着能从大局出发，面对各种问题，勇于挺身而出，积极应对，主动承担，而不是将原因简单地推给前任，将难题留给后任，交给下属，面对困难敷衍塞责。这样做也许能求得辖区内一时的“稳定祥和”，个人的安全进退，但更可能将小问题拖大，使潜在问题凸显，诱发更大的“蝴蝶效应”。
　　最重要的是，要保持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的忠诚和激情，对本职工作的热爱和坚守。不能一方面在大肆放纵个人的私欲，另一方面又在批评制度的漏洞；一方面在批判国外制度的腐朽，敌对势力的企图，另一方面又将自己的家人和财产转移出去；一方面在抱怨上级组织对自己重视不够，另一方面又在下属中搬弄是非。这种分裂的“官格”，不断降低着一些领导干部的责任底线，拉低社会对于领导干部的道德期待。
　　现在干部选拔中，强调德才兼备，以德为先，说明领导干部的品德修养得到了优先考虑。但是，对于干部品德的理解，不能将尽责简单化为服从，将履职等同于唯上。那样会进一步强化制度性的“官格”分裂。要尊重每一个独立的人格，才会有充满正气的“官格”。要让每个官员在制度的监督和社会的注视下，形成强大的自尊，然后才会真正热爱和献身于自己所从事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