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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知道我们将变得那么好
一直以来，整个社会对“独生子女问题”都非常关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更是掀起了一阵热潮。
1993年，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研究员、副主任孙云晓发表了他的报告文学作品《夏令营中的较量》，文章矛头直指1980年前后出生的中国独生子女。一些孩子在夏令营中表现出的娇生惯养、生存能力差，与日本孩子的独立、坚韧和富于生存智慧形成了反差。
文章很快引发了一场全国范围内的教育大讨论。有人忧心忡忡：这代人以后怎么办?
1997年，作家陈丹燕出版了《独生子女宣言》。书中那些根据少年听众的来信整理出来的感人故事，第一次让世人真真切切地触碰到独生子女们脆弱、敏感、困苦、骄傲的心灵一面。与《夏令营中的较量》不同，《独生子女宣言》似乎给人带来了希望，正如书中最后一个女孩子所说的：“没有人知道我们将变得多么好。”
事隔多年后的今天，当那些当年的孩子已经一个个成为了社会的白领精英、青年才俊，并开始担负起照顾上一代孕育下一代的责任和义务时，一些人的担心是否变成了现实呢?令人感兴趣的是，这群特殊时期形成的年轻人是否会带着他们特有的脾气和习性参与到中国社会的发展中来呢?
并非独生子女的特有
一提起独生子女，相当多的人脑海里常常会出现一些类似娇生惯养、依赖性强、自理能力差等等的形容词。但《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采访发现，大多数独生子女在成年后会比较注意这些问题，而且，即使有无意识的发作，他们也会在比照下一代独生子女身上的类似问题时提醒自己，从而形成一种习惯性自律。
长期研究独生子女问题的南京大学社会学系风笑天教授认为，他在研究过程中的感觉就是，独生子女在年龄小的时候，问题可能会多一些，但等他们慢慢长大成年了，就普遍会得到好转。
“很多人对独生子女的印象还都停留在十年前媒体热炒的一些问题上。事实上，在很多社会事务中，成年独生子女的综合处理能力是相当不错的。或者这么说，当他们必须自己面对问题的时候，他们虽然不如上一代来得纯熟，但花些时间和功夫就能迎刃而解了。”风教授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他们都很聪明，但就是比较懒，有人愿意替他们做的时候，他们往往就不会去主动承担。”
风笑天曾在《中国第一代城市独生子女的社会适应》的报告中，依据对全国12个城市1786名在职青年的抽样调查资料，从工作、恋爱婚姻、人际关系、独立生活，自我认知等方面考察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的社会适应状况，结果表明：除了未婚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在独立生活方面存在一定差别外，两类青年在社会适应的各个方面都不存在明显差别，认为“独生子女不适应社会”的看法没有获得实证。
但也有一些专家指出，近年来在社会上不断出现的“月光族”(每月收入全部花光)、“啃老族”(高学历不工作，仍然依靠上一代养)、“寄身族”(成年后跟父母同住，衣食料理由父母照顾)，以及“丁克族”(不生养下一代)、甚至“丁狗族”(夫妻以养狗代替养小孩)等等奇特族群，都是从第一代独生子女那里衍生出来的。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尤其是两代独生子女的相处，虽然表面上看起来风平浪静，却常常可以感觉到一种隔阂甚至是抵触。
“这些问题的确是相伴着独生子女现象的出现而产生的，但就此认为这是独生子女所特有的，就片面子。”孙云晓认为之所以会有这么多独生子女问题，是因为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教育制度却没有完全跟上。
陈丹燕也认为，当年在提出独生子女问题时，对他们不太公平。因为当时中国社会正在发生非常激烈的变化，由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在这么一个过程中，很多成年人身上都会出现巨大的落差。而把孩子身上发生的变化简单地归结为独生造成的，这种观点是片面的。
“是在新的情况下，我们社会自身还没有充分准备好。”
另一篇名为《不同背景条件下的独生子女社会化》的调查报告也得出了结论：“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两类青少年在社会化发展上不存在显著差别”。它揭示出这样一种现实：被目前一些研究所描绘的众多“属于独生子女的”特征、现象和问题，实际上是改革开放以来与中国社会巨大变革一起成长着的新一代城市青少年的整体特征、普遍现象和共同问题。
“所以，正是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急剧变迁的中国社会产生、包含、影响和造就了这一代新的中国公民。”风笑天教授说。
为什么会有些孤独和冷漠
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青年心理辅导教师专业委员会主任沈之菲认为，独生子女作为一个群体，其实无所谓好不好，总体上不会比非独生子女差，而群体内部出现的问题也只是任何一个群体都会出现的问题。
“不过我们现在从整体上讲，其实已失去了比较对象，很难说如果没有实施计划生育政策，这个时代所孕育的孩子会和现在的孩子是不是有多大的差别。”
那么，在那些惯有的形容独生子女的词藻之下，新一代独生子女又到底被烙上了什么样的“特征”呢?
这不禁让人想到12岁的于漱秋那篇被评价为“逻辑混乱”却记录了他的感受的文章——我如此孤独。
为什么在物质生活已经比从前丰裕了不知多少倍的今天，一个小小的孩子会有孤独感呢?
“应该说现在十多岁的孩子的生存环境比上一代独生子女好。他们的父母不再像第一代独生子女的父母那样，因为‘文革’等原因失去了很多机会，有很多理想不能实现，就把希望都寄托在孩子身上。这一代人的父母压力相对较小，文化水平比较高，所以对孩子也会放松一些。这些孩子自己也可以比上一代独生子女有更多的机会选择自己的生存方式，对社会的思想文化感知度也更加丰富。”陈丹燕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
“但是，他们也有处境更紧迫的地方，比如社会竞争更加激烈，教育压力更大，这些都促使他们变得更加现实。上一代独生子女处在他们现在的年龄时，还比较理想主义，而现在这些孩子就更多地想着竞争，想着有更好的挣钱机会。其实，人在青少年时代没有梦想，或者过于现实，是可惜的。”她说。
和陈丹燕的判断吻合的是，大多数与两代独生子女相处过的人通常的感觉是，虽然都现实，但现在的孩子似乎比以前的孩子更现实。
美国莱斯大学学者裘斯洛·埃格研究中国独生子女现象已有十年了，作为一个从未来过中国的西方人，却这样来形容中国新一代的年轻人及孩子。
“他们是被放置在一个超常发展的城市化进程中成长起来的。而城市和社会因为发展的需要，反复强调的就是铁面无情的市场经济法则。所以，因为这个整体目标的设置，在幼年，这些孩子 通常被一个人关在家里，反复地练习钢琴或做功课，以便将来可以成为强者。对于不少孩子来说，他们接受到的不是一种人的自然成长，而是一种类似工具的积累进化。”裘斯洛·埃格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
“作为工具，冷漠是相当正常的一种属性：至于孤独，因为这些活生生的孩子无法反抗这种工具的特性，只能习惯性地把自己隐藏起来，久而久之就会在内心产生出一个自我封闭的世界。而且，当他们接触到社会时，越来越多的事实也让他们发现，成为工具还是有很多好处的，能够在这个社会比较好地生存下去，所以，他们也就会更冷漠、更孤独了。”
陈丹燕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的采访时也谈到了新一代孩子中存在的内心封闭、孤独问题。
“一些独生子女的内心封闭和自我中心的问题。虽然表面上可能会有所好转，比如他们在工作之后，会非常注意处理人际关系——因为很多企业把处理人际关系的好坏作为衡量员工工作能力的一条重要标准，但这并不能说明他们真的学会了发自内心地与人友好相处。事实上，在工作之外，他们还是会把自己小心地封闭起来。另外，他们从小就养成了从自身出发来思考问题，以自我为中心，可能并不是有意识的，但可能会是根深蒂固的。”她说。
成年人该考虑自己未来处境了
那么，随着新一代孩子的成长，在将来，什么问题会让人担心呢?
现在，他们的上一代还能经常把“如果我们老了，他们可怎么办啊”这样的话挂在嘴边，但10年后，20年后呢?也许令人担心的就不会是那时候已经把握社会各方面资源的独生子女们，而是他们父母这一代人了。
风笑天严肃地说，当身为独生子女的父母年老时，子女如何赡养他们，会是将来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
“独生子女在成年后的社会化过程中，其他问题都会慢慢适应，惟独这个问题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我们已经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在多子女的情况下老人可以在家庭养老，等再过10年，可能就要尽量由社会分担。虽然目前国家已经重视起老年人的社会和医疗保障，但是届时老年人的情感联系、子女给予的慰藉，是无法社会化的。而这个问题，恰恰直指的是独生子女问题的核心。”风教授说，“所以到那个时候，整个社会将会面临一种特有的压力。”
陈丹燕也表示，在撰写了《独生子女宣言》后，她对这些孩子还是比较乐观的，反而开始有些担忧老一辈人在未来社会中的处境。
“现在教给孩子更多的是竞争社会的规则，东方传统的讲究‘通情达理’的人情模式被忽视了，孩子更多地了解的是契约关系，而不是人际关系，所以他们会显得比较冷漠。而当这些父母年老后，他们渴望的是儿女的温情，但是他们的下一代对温情的概念可能更弱了。他们可能将面对自己当年的教育所酿成的后果，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多少有些残酷。”
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的不少专家学者认为，也许成年人到了该考虑一下自己未来处境的时候了。虽然这个社会的主动权现在还掌握在他们手中，他们亦可通过种种力量去控制和改变大多数独生子女的生活和状态，尽管这可能也确是保护自己孩子的一种方法，从而为他们那令人担心的未来竞争作好准备。同时，当把未来移交给下一代后，他们会用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来回报老人呢?
“近十年的研究了，我始终想通过研究发现独生子女对未来中国的影响。我一直觉得这是个很重要也很有意思的问题。但我后来却渐渐发现这原来是一个快速崛起和超速发展的社会所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埃格教授对《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说，“如果还是这样持续下去没有方法缓解的话，中国会再次面临一种巨大的变化，而这种变化，也许是现在这些成年人所不想看到、甚至无法接受的。”
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的独生子女研究专家大都不同程度地表示，与其过分关注和担忧独生子女的种种问题，不如把精力投在进一步提升整个社会对全体公民的道德教育水平上，尽管，这并不是一件能轻易完成的事情。
一直以来，整个社会对“独生子女问题”都非常关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更是掀起了一阵热潮。
1993年，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研究员、副主任孙云晓发表了他的报告文学作品《夏令营中的较量》，文章矛头直指1980年前后出生的中国独生子女。一些孩子在夏令营中表现出的娇生惯养、生存能力差，与日本孩子的独立、坚韧和富于生存智慧形成了反差。
文章很快引发了一场全国范围内的教育大讨论。有人忧心忡忡：这代人以后怎么办?
1997年，作家陈丹燕出版了《独生子女宣言》。书中那些根据少年听众的来信整理出来的感人故事，第一次让世人真真切切地触碰到独生子女们脆弱、敏感、困苦、骄傲的心灵一面。与《夏令营中的较量》不同，《独生子女宣言》似乎给人带来了希望，正如书中最后一个女孩子所说的：“没有人知道我们将变得多么好。”
事隔多年后的今天，当那些当年的孩子已经一个个成为了社会的白领精英、青年才俊，并开始担负起照顾上一代孕育下一代的责任和义务时，一些人的担心是否变成了现实呢?令人感兴趣的是，这群特殊时期形成的年轻人是否会带着他们特有的脾气和习性参与到中国社会的发展中来呢?
并非独生子女的特有
一提起独生子女，相当多的人脑海里常常会出现一些类似娇生惯养、依赖性强、自理能力差等等的形容词。但《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采访发现，大多数独生子女在成年后会比较注意这些问题，而且，即使有无意识的发作，他们也会在比照下一代独生子女身上的类似问题时提醒自己，从而形成一种习惯性自律。
长期研究独生子女问题的南京大学社会学系风笑天教授认为，他在研究过程中的感觉就是，独生子女在年龄小的时候，问题可能会多一些，但等他们慢慢长大成年了，就普遍会得到好转。
“很多人对独生子女的印象还都停留在十年前媒体热炒的一些问题上。事实上，在很多社会事务中，成年独生子女的综合处理能力是相当不错的。或者这么说，当他们必须自己面对问题的时候，他们虽然不如上一代来得纯熟，但花些时间和功夫就能迎刃而解了。”风教授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他们都很聪明，但就是比较懒，有人愿意替他们做的时候，他们往往就不会去主动承担。”
风笑天曾在《中国第一代城市独生子女的社会适应》的报告中，依据对全国12个城市1786名在职青年的抽样调查资料，从工作、恋爱婚姻、人际关系、独立生活，自我认知等方面考察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的社会适应状况，结果表明：除了未婚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在独立生活方面存在一定差别外，两类青年在社会适应的各个方面都不存在明显差别，认为“独生子女不适应社会”的看法没有获得实证。
但也有一些专家指出，近年来在社会上不断出现的“月光族”(每月收入全部花光)、“啃老族”(高学历不工作，仍然依靠上一代养)、“寄身族”(成年后跟父母同住，衣食料理由父母照顾)，以及“丁克族”(不生养下一代)、甚至“丁狗族”(夫妻以养狗代替养小孩)等等奇特族群，都是从第一代独生子女那里衍生出来的。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尤其是两代独生子女的相处，虽然表面上看起来风平浪静，却常常可以感觉到一种隔阂甚至是抵触。
“这些问题的确是相伴着独生子女现象的出现而产生的，但就此认为这是独生子女所特有的，就片面子。”孙云晓认为之所以会有这么多独生子女问题，是因为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教育制度却没有完全跟上。
陈丹燕也认为，当年在提出独生子女问题时，对他们不太公平。因为当时中国社会正在发生非常激烈的变化，由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在这么一个过程中，很多成年人身上都会出现巨大的落差。而把孩子身上发生的变化简单地归结为独生造成的，这种观点是片面的。
“是在新的情况下，我们社会自身还没有充分准备好。”
另一篇名为《不同背景条件下的独生子女社会化》的调查报告也得出了结论：“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两类青少年在社会化发展上不存在显著差别”。它揭示出这样一种现实：被目前一些研究所描绘的众多“属于独生子女的”特征、现象和问题，实际上是改革开放以来与中国社会巨大变革一起成长着的新一代城市青少年的整体特征、普遍现象和共同问题。
“所以，正是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急剧变迁的中国社会产生、包含、影响和造就了这一代新的中国公民。”风笑天教授说。
为什么会有些孤独和冷漠
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青年心理辅导教师专业委员会主任沈之菲认为，独生子女作为一个群体，其实无所谓好不好，总体上不会比非独生子女差，而群体内部出现的问题也只是任何一个群体都会出现的问题。
“不过我们现在从整体上讲，其实已失去了比较对象，很难说如果没有实施计划生育政策，这个时代所孕育的孩子会和现在的孩子是不是有多大的差别。”
那么，在那些惯有的形容独生子女的词藻之下，新一代独生子女又到底被烙上了什么样的“特征”呢?
这不禁让人想到12岁的于漱秋那篇被评价为“逻辑混乱”却记录了他的感受的文章——我如此孤独。
为什么在物质生活已经比从前丰裕了不知多少倍的今天，一个小小的孩子会有孤独感呢?
“应该说现在十多岁的孩子的生存环境比上一代独生子女好。他们的父母不再像第一代独生子女的父母那样，因为‘文革’等原因失去了很多机会，有很多理想不能实现，就把希望都寄托在孩子身上。这一代人的父母压力相对较小，文化水平比较高，所以对孩子也会放松一些。这些孩子自己也可以比上一代独生子女有更多的机会选择自己的生存方式，对社会的思想文化感知度也更加丰富。”陈丹燕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
“但是，他们也有处境更紧迫的地方，比如社会竞争更加激烈，教育压力更大，这些都促使他们变得更加现实。上一代独生子女处在他们现在的年龄时，还比较理想主义，而现在这些孩子就更多地想着竞争，想着有更好的挣钱机会。其实，人在青少年时代没有梦想，或者过于现实，是可惜的。”她说。
和陈丹燕的判断吻合的是，大多数与两代独生子女相处过的人通常的感觉是，虽然都现实，但现在的孩子似乎比以前的孩子更现实。
美国莱斯大学学者裘斯洛·埃格研究中国独生子女现象已有十年了，作为一个从未来过中国的西方人，却这样来形容中国新一代的年轻人及孩子。
“他们是被放置在一个超常发展的城市化进程中成长起来的。而城市和社会因为发展的需要，反复强调的就是铁面无情的市场经济法则。所以，因为这个整体目标的设置，在幼年，这些孩子 通常被一个人关在家里，反复地练习钢琴或做功课，以便将来可以成为强者。对于不少孩子来说，他们接受到的不是一种人的自然成长，而是一种类似工具的积累进化。”裘斯洛·埃格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
“作为工具，冷漠是相当正常的一种属性：至于孤独，因为这些活生生的孩子无法反抗这种工具的特性，只能习惯性地把自己隐藏起来，久而久之就会在内心产生出一个自我封闭的世界。而且，当他们接触到社会时，越来越多的事实也让他们发现，成为工具还是有很多好处的，能够在这个社会比较好地生存下去，所以，他们也就会更冷漠、更孤独了。”
陈丹燕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的采访时也谈到了新一代孩子中存在的内心封闭、孤独问题。
“一些独生子女的内心封闭和自我中心的问题。虽然表面上可能会有所好转，比如他们在工作之后，会非常注意处理人际关系——因为很多企业把处理人际关系的好坏作为衡量员工工作能力的一条重要标准，但这并不能说明他们真的学会了发自内心地与人友好相处。事实上，在工作之外，他们还是会把自己小心地封闭起来。另外，他们从小就养成了从自身出发来思考问题，以自我为中心，可能并不是有意识的，但可能会是根深蒂固的。”她说。
成年人该考虑自己未来处境了
那么，随着新一代孩子的成长，在将来，什么问题会让人担心呢?
现在，他们的上一代还能经常把“如果我们老了，他们可怎么办啊”这样的话挂在嘴边，但10年后，20年后呢?也许令人担心的就不会是那时候已经把握社会各方面资源的独生子女们，而是他们父母这一代人了。
风笑天严肃地说，当身为独生子女的父母年老时，子女如何赡养他们，会是将来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
“独生子女在成年后的社会化过程中，其他问题都会慢慢适应，惟独这个问题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我们已经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在多子女的情况下老人可以在家庭养老，等再过10年，可能就要尽量由社会分担。虽然目前国家已经重视起老年人的社会和医疗保障，但是届时老年人的情感联系、子女给予的慰藉，是无法社会化的。而这个问题，恰恰直指的是独生子女问题的核心。”风教授说，“所以到那个时候，整个社会将会面临一种特有的压力。”
陈丹燕也表示，在撰写了《独生子女宣言》后，她对这些孩子还是比较乐观的，反而开始有些担忧老一辈人在未来社会中的处境。
“现在教给孩子更多的是竞争社会的规则，东方传统的讲究‘通情达理’的人情模式被忽视了，孩子更多地了解的是契约关系，而不是人际关系，所以他们会显得比较冷漠。而当这些父母年老后，他们渴望的是儿女的温情，但是他们的下一代对温情的概念可能更弱了。他们可能将面对自己当年的教育所酿成的后果，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多少有些残酷。”
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的不少专家学者认为，也许成年人到了该考虑一下自己未来处境的时候了。虽然这个社会的主动权现在还掌握在他们手中，他们亦可通过种种力量去控制和改变大多数独生子女的生活和状态，尽管这可能也确是保护自己孩子的一种方法，从而为他们那令人担心的未来竞争作好准备。同时，当把未来移交给下一代后，他们会用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来回报老人呢?
“近十年的研究了，我始终想通过研究发现独生子女对未来中国的影响。我一直觉得这是个很重要也很有意思的问题。但我后来却渐渐发现这原来是一个快速崛起和超速发展的社会所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埃格教授对《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说，“如果还是这样持续下去没有方法缓解的话，中国会再次面临一种巨大的变化，而这种变化，也许是现在这些成年人所不想看到、甚至无法接受的。”
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的独生子女研究专家大都不同程度地表示，与其过分关注和担忧独生子女的种种问题，不如把精力投在进一步提升整个社会对全体公民的道德教育水平上，尽管，这并不是一件能轻易完成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