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碧薇的写作是多元的，这是一句非常套俗的话。想起在浙江文成，曾与之有过一面之缘。细细体味她的性情之后，深觉“多元”不妨以“率性”代之。杨碧薇喜欢旅行和摇滚，这种嗜好更加重了我对她诗歌写作出于率性任情这一状态定位的认知。2009年10月，她与朋友在广西旅行，只因在北仑河畔邂逅了对面一位越南的“惊鸿丽影”，此后便时时渴望饮到这样的惊艳。这就是能够让她眼前一亮的“诗的风景”。她深知要避免同质化的写作，写出能让人记住的诗，“需要的，正是大写的名叫‘我’的心性，是无畏的惊艳和特立独行的底气。”（杨碧薇《我所追求的惊鸿丽影》）杨碧薇是一个性情中人，她的“随性”其实正凸显出她“大写的名叫‘我’的心性”，而“惊艳”和“底气”也是她企慕并一直刻苦地加以实践的。
　　善于“行走”可呈现为情性之一种，当然它往往也与人的气质一起为我们带来一些文字的惊艳。尤其是对于诗人而言，“我手写我见，我手写我心”从理论上来说只是一种表征。它内在的机理一定在于是诗人敞开了自我，并且接纳了这样的惊艳，具备了这样的底气。因此，杨碧薇在诗歌中不厌其烦地写到她行走的各种地理及其元素，比如“海上灯”“夜行昭通城”“夜过康乐路”“乌蒙山”“灯塔”“边城·河灯游”“雪中登麦积山”“日光城”等等，甚至可以“虚构彼岸”，想象着“去火星旅行”，这既是一种风格的创造，更是性情文本的一种阐释。对于“别处的意义”，杨碧薇向来乐此不疲。正如她在《火光——写给二十岁的自己》中所言：“虽然我还没决定要去哪里，可是永不停步，就是一种意义。”但也正如其所刻画的：“她蓦然一惊。肉身怡然之处，/人群正熙攘，花市灯如昼。”（杨碧薇《别处的意义》）这种诗美的惊艳着实给人不小的震撼。杨碧薇的很多诗歌都追寻惊艳之美，写爱情也是如此。其爱情诗独到的审美，除了情感炽烈这一隅，其次便是文字上的异美带来的感官冲击。比如《坐在对面的爱情》中“所有的器官”可以在对方的“余澜中慷慨”；《想起了他》中：“我疑心：千百年来，他与万物无关/而我是一朵挣扎的浪花/将四肢塞进身体//幻灭之前，提前破灭”。当然，这种种惊艳的呈现除了得益于语言传达的有效性，也一定与诗人的奇情异想有着隐秘联系。
　　杨碧薇不看重诗歌的技术问题，鄙薄完美的诗歌，这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其个性对诗歌写作的敏感决定。杨碧薇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她的诗歌与她的为人在这一点上达成了某种恰到好处的一致。这是文质与人性的天然融合，是天性自达，非外力可取。这从她喜欢在诗歌中热情地曝露本我也可以略作证实。在《一个人喝酒史》中，她曾坦言：“但作为一名诗人，我怎甘心放弃真话？”其实这就是要保持自己的真性情。于是接下来像“——打住，女博士，小尤物！千万别胡说/什么？你从小就不爱听话？/你看你，不够精明又不愿精明/倒是敏感有余，自寻刀俎/你看你，丝绒短裙都皱了，身子都直不起来了/还想反抗什么？小乖乖！浑不吝？！”這样戏言自语式的内心冲动刻画便呼啦啦地都被抖落了出来。再比如在《去火星旅行》中她那种既肆意酣畅又带有撒娇式的表达：“拉钩起誓不挥霍宝藏。一切已够丰饶：/不吵架，不欺骗；不衰老，不厌倦；/不会生病，/偶尔会疼。/谁突然疼了，允许谁大哭一场。”又如《27岁俱乐部》中那种对命运宣示的直言不讳：“呼，使小坏的造物主，并不计划将你/轻易终结/祂布下灿烂星汉；你，作为尘土/领受尘土的命”。在《陈情》中她也毫不掩饰地表现自己的任性：“我还能不能任性/能不能，把脚趾埋进沙滩/赖在历险记的第一页，等待/将载我走的海盗船”。在如今诗歌逃避澄明的大潮下，杨碧薇的这种写作极具冲击。“一定程度上，杨碧薇是他们那一代人当中的‘先锋’，起码在写作的尝试以及写作者的姿态上而言是如此。”（霍俊明《“内部已千差万别”——六位“80后”诗人的精神地景》）
　　应该说，在诗歌写作上，杨碧薇对于自己有着比较清醒的认知。一方面，她意识到“独特”和“定位”的重要性：“在当代诗歌现场里，每一个诗人都能找到自己独特的位置，关键是看怎样对自我进行定位。”（祝立根、杨碧薇等《我们的诗歌地理》）另一方面，她也意识到对自我个性的坚守其实就是对“独特”的一种保卫。她借助诗歌揭示了自己生命的本真状态：那种肆意、放达而又不可改变的自由力量。
　　赵目珍，诗人，批评家。深圳职业技术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访问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