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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佛经翻译和圣经翻译时期的翻译实践都创造性地体现了译者对翻译策略的能动选择，也为译者风格研究提供了案例依据和理论依据。本文旨在通过分析佛经翻译与圣经翻译时期主要翻译家的翻译思想和翻译策略，浅析译者风格存在的必然性，进而完善译者风格批评理论。
关键词：翻译策略;译者风格;佛经翻译;圣经翻译
1.引言
佛经翻译史上的“文质之争”，圣经翻译时期的意译（sense for sense）和直译（word for word）均围绕直译与意译这一话题展开，其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折射出译者风格。译者风格争议的焦点集中在译者应不应该有自己的风格以及如何处理译者风格与原作者风格的关系（赵巍、孙迎春2004）。译者风格也是翻译学研究的核心课题之一，其研究涉及语料库翻译学、文学翻译等多方面（赵朝永2020）。反观佛经翻译和圣经翻译，本文旨在对比翻译策略的选择和主要的翻译思想从而分析译者风格存在的必然性。鉴于此，本文提出以下两个研究问题：
1、佛经翻译和圣经翻译时期，主要的译者都采取了什么翻译策略？
2、基于翻译策略的选择以及翻译思想，译者风格存在的必然性体现在哪些方面？
2.翻译策略的选择
对比佛经翻译和圣经翻译，可以发现两次翻译活动都经历了从直译到意译，直译意译相互融合的发展阶段。佛经翻译史上的“文质之争”，圣经翻译时期的意译（sense for sense）和直译（word for word）均体现了译者对翻译策略的能动选择。
2.1佛经翻译时期的文质之争
佛经翻译时期，译者们采用“质”与“文”作为衡量标准。“文”指“辞采”，即修饰译文，使之通达;“质”指“朴质”，即紧扣原文，不增不减。“文”与“质”从本质上讲就是“意译”与“直译”。
佛经翻译时期的文质之争最早记载于《法句经序》中。支谦记录了文质两派的翻译观点，论述了文与质的关系。他不赞同直译派“质直”的翻译观点，认为竺将炎“虽善天竺语，未备晓汉。其所传言……近于质直”，而主张意译（转引自王秉钦2004：9）。在此之前，佛经翻译策略均偏向质派。安世高是最早的佛经翻译家之一，也是最早的直译派的代表，提出“贵本不饰”，即注重内容，而不注重修饰。佛经翻译的早期，另一位直译的代表即为支谶，与安世高并称为“译界开创二杰”，其翻译思想是“凡所出经，类多深玄，贵尚实中，不存文饰”。他认为译者需弃文存质，即忠实原意，存本意，而不重文词修饰。
《法句经序》之后，文质之争继续。支谦主张意译，对译文文词进行修饰以追求“雅”，从而就造成译经过程中对原文的删减和改动较多。因此，佛经翻译策略又转向质派。道安主张按原文逐字逐句得翻译，不能有所增减，“案本而传，不令有损游字”。在他提出的“五失本，三不易”的翻译思想中，明确阐述了有关文质的问题。“胡经尚质，秦人好文，传可众心，非文不合，斯二本也”（转引自王秉钦2004：9）。道安认为用胡语经文语言质朴，但当时人们喜好文采，如果译文和原文有不一致的地方，却也是无奈之举。另一位质派的代表人物为彦琮，主张“宁贵朴而近理，不贵巧而背源”，即主张译者质朴地表达道理，而不要因为追求技巧而違背原意。
这一时期，意译派的代表鸠摩罗什主张“以信为本”，提出既要追求“信”，即忠实原文;也要在“信”的基础上追求“美”，即文词修饰。鸠摩罗什提出梵文是重视文采的，“天竺国俗，甚重文藻，其官商体韵，以入弦为善”（转引自王秉钦2004：11）。通常鸠摩罗什的译文重视文采、语言精美，堪称当时的上乘译作，其翻译的《法华经》①被誉为具有“天然西域之语趣”。
文质之争的结果产生了“新译”，这时候翻译策略的选择不再偏向文派或者质派，而是两派的“圆满调和”。以玄奘为代表，主张“既须求真，又须求俗”。梁启超曾用“圆满调和”来总结直译与意译的完美结合：“若玄奘者，则直译意译，圆满调和，斯道之极轨也”（转引自王秉钦2004：15）。
2.2圣经翻译时期的直译与意译
圣经翻译时期，译者也选择了不同的翻译策略，“自西塞罗以来，西方翻译理论史便围绕着直译与意译，逐词译与自由译，忠实与不忠实，准确与不准确的问题，被一条绵延不绝的线贯穿起来”（谭载喜2004：5）。西方最早的一部译作是用希腊语翻译的《圣经·旧约》，即《七十子希腊文本》。虽然这部译作在后来受到了一些批判，“译文词语陈旧，闪语结构充斥，有的地方译得太直太死，简直不像希腊语”（谭载喜2004;15），但实际上它却成为了许多译者的“原本”。
以希腊语的圣经为原本，哲罗姆（Jerome）成为了著名的拉丁语《圣经通行本》的译者，是西方翻译影响力最大的翻译理论家之一。哲罗姆明确指出在翻译圣经时应该采取直译，而其他文本的翻译应该意译，“我不仅承认也明确宣布除了圣经，其他的翻译不应该用直译，而应该用意译”（转引自Robinson1997：26）。哲罗姆在解释为什么不用直译时说：“在翻译中，原文独特风格的美感很难得到保留，因为原文的每一个用词都具有它们各自的含义，对于原文中的某些词，在译语中或许找不到对应的词，而如果为了达到目的有必要放开手脚时，译者或者需要进行长途跋涉去完成实际上近在咫尺的任务”（转引自Robinson1997：26）。谭载喜（2004：26）指出哲罗姆区分了文学翻译和宗教翻译，分别采用意译和直译（Wilss2001）。虽然哲罗姆主张圣经翻译采用直译，但在《致帕丘玛的信》中他论证了即使在翻译宗教经典时，过分的逐字翻译也是不可取的。
圣经翻译进入中世纪，直译与意译仍然没有达成统一。作为早期基督教会四大权威神学家之一，奥古斯丁（Augustine）支持斐洛的观点，认为翻译是“受上帝感召”的。奥古斯丁提出“翻译似乎仅仅是不够完美并容易犯错的人对语言障碍无效的跨越”，因此他主张依靠上帝的语言来翻译圣经，“通过统一的上帝的语言（Word of God）来识别译文”（转引自Robinson1997：31）。 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是中世纪最重要的神学家，不同于奥古斯丁，他主张意译，认为“一个好的译者，他的义务在于当翻译天主教信仰时要保持意义，而可以根据译入语的具体特点来改变表达方式”（转引自Robinson1997：44）。
进入文艺复兴时期，于14世纪末产生的文艺复兴运动成为翻译史上的里程碑。在这一时期，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作为德国宗教改革的领袖，深受文艺复兴浪潮的影响。路德对翻译理论最大的贡献在于它提出的读者定位（reader-orientation）思想（Robinson，1997：84）。路德不赞同奥古斯丁将目标语言看作是一个静态的符号系统，在转化源语言的意义时，译者要尊重目标语言的内部一致性，而他认为翻译应该符合目标语言好的词汇、习语和句法结构。“他没有将语言理想化、客观化，而是把它人格化、人性化，并将它和自我意识结合在一起……他把语言社会化了”（转引自Robinson1997：84）。在路德看来，翻译圣经是为大众服务的，因此主张采用民众的语言，“只有傻瓜才会去搜寻拉丁字母以便弄清楚怎么讲德语…要弄清楚怎么讲德语，就必须去问家中母亲、街头孩童及街市之平民百姓，观察他们怎么说话，然后照此翻译。这样他们才会懂你的意思，知道你在向他讲地地道道的德语”（转引自Robinson1997：87）。
另一位意译的代表就是廷代尔（William Tyndale），是将《圣经》翻译为英语的最具影响力的翻译家。廷代尔认为圣经是所有基督教信仰和习俗的来源，因此每个人都应该能用自己的母语读圣经（Robinson1997：90）。尽管廷代尔认为翻译应该尊重原文，忠实于原文，但并不主张生硬地直译。相反，他会对译文的语言进行反复修改润色“重视使用‘地道的’英语词汇和普通大众所惯用的生动具体的表达形式，使译文文字纯朴自然、毫无雕饰，突出通俗易懂的特点并融入希伯来语的特色”（杨建华2009：48）。
3.译者风格的必然性
译者风格和原作风格的矛盾正如哲罗姆所说“在翻译中，很难保留外国语言中特殊而绝妙的措词风格。如果逐字对译，译文就会荒谬无稽;如果不得不做出一些改动或重新安排，则会显得有负于译者的责任”（转引自Robinson1997：26）。
从语言学角度，正如现代语言学的创始人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认为的，语言既是个人的，也是一种社会事实，每个人的语言都有自己的特点（刘润清2013：75）。因此，无论是译者自身的语言能力还是不同语言间的内在差异都会使译文产生译者风格。在佛经翻译早期，佛经翻译家的语言能力成为了翻译的主要障碍，要么不通汉文，要么不通梵文，正如支谦评价竺将炎的翻译“将炎虽善天竺语，未备汉晓。其所传言，或得胡语，或以义出音，近于质直”（转引自王秉钦2004：8）。此外，不同语言的内在差异，比如句法的差异，也会产生译者风格。路德在用德语翻译圣经时，出于句法的考虑会在句中添加连接词“Allein”，“即使拉丁语和希腊语不会在句中用‘sola’，但是德语会这样用”（转引自Robinson1997：87）。奥古斯丁提出的翻译中的语言学观也表明文字的意义是通过符号传递的，由于符号的模糊性，“符号既有文字的也有比喻的”，意义就不能被理解（转引自Robinson1997：32）。因此，符号学的观点也暗含了译者风格存在的必然性。
在理论上译者风格的存在是必然的，译者风格的展现也是翻译“再创造”的要求（许钧2003：10）。译文的风格应该既是原作的风格，又带有译者自己的语言表现特色，只有这样的译文，才能恰到好处而又淋漓尽致地展现原作的艺术魅力（孙致礼1996：12）。
结语：尽管在古典译论时期没有明确提出译者风格和译者地位的概念，但仅从翻译策略的选择来看，意译的译文显然比直译的译文有其独特的译者风格。译者风格在理论上是必然存在的，译者的语言能力以及语言本身存在的固有差异都会导致译者对原作的文字形式和风格进行再现。无论是进行翻译批评还是译者风格探讨，我们都应该加强对翻译本质和规律的研究，将直译与意译灵活地运用于翻译实践中。
参考文献：
[1]Robinson， D.1997. Western Translation Theory： from Herodotus to Nietzsche[M]. Manchester： St. Jerome Publishing.
[2]Wilss W.2001. The Science of Translation： Problems and Methods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Press.
[3]刘润清，2013，西方语言学流派[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4]孙致礼，1996，我国英美文学翻译概论[M]。南京：译林出版社。
[5]谭载喜，2004，西方翻译简史：增订版[M]。上海：商务印书馆。
[6]王秉钦、王颉，2009，20世纪中国翻译思想史[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7]许钧，2003，“创作性叛逆”和翻译主体的确立[J]，中国翻译（1）：6-11。
[8]杨建华，2009，西方译学理论辑要[M]。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
[9]赵朝永，2020，译者风格对比描写的多维分析途径[J]，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3）：67-73。
[10]赵巍、孙迎春，2004，个人方言与文学翻译中的译者风格[J]，外语教学25（3）：64-68。
注释：
①除特别指明，本文有关佛经翻译时期翻译家及其思想均参照王秉钦，2009，《20世纪中国翻译思想史》南开大学出版社。
②除特别指明，本文有关圣经翻译时期的翻译家及其思想均参照Robinson， D.1997.Western Translation Theory： from Herodotus to Nietzsche. Manchester： St. Jerome Publishing.
作者簡介：
钟悦欣，女，1993年2月，硕士，助教，成都文理学院，研究方向：英语写作、二语习得，Email：zyuexin@my.swjtu.edu.cn;彭阳华，女，1979年10月，硕士，副教授，成都文理学院，研究方向：语言学、翻译理论与实践。
本文系2020年度四川省翻译协会翻译理论与实践专项科研课题“对外传播视阈下中国文学术语翻译研究”（项目编号：YX2020011）的阶段性成果。
关键词：翻译策略;译者风格;佛经翻译;圣经翻译
1.引言
佛经翻译史上的“文质之争”，圣经翻译时期的意译（sense for sense）和直译（word for word）均围绕直译与意译这一话题展开，其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折射出译者风格。译者风格争议的焦点集中在译者应不应该有自己的风格以及如何处理译者风格与原作者风格的关系（赵巍、孙迎春2004）。译者风格也是翻译学研究的核心课题之一，其研究涉及语料库翻译学、文学翻译等多方面（赵朝永2020）。反观佛经翻译和圣经翻译，本文旨在对比翻译策略的选择和主要的翻译思想从而分析译者风格存在的必然性。鉴于此，本文提出以下两个研究问题：
1、佛经翻译和圣经翻译时期，主要的译者都采取了什么翻译策略？
2、基于翻译策略的选择以及翻译思想，译者风格存在的必然性体现在哪些方面？
2.翻译策略的选择
对比佛经翻译和圣经翻译，可以发现两次翻译活动都经历了从直译到意译，直译意译相互融合的发展阶段。佛经翻译史上的“文质之争”，圣经翻译时期的意译（sense for sense）和直译（word for word）均体现了译者对翻译策略的能动选择。
2.1佛经翻译时期的文质之争
佛经翻译时期，译者们采用“质”与“文”作为衡量标准。“文”指“辞采”，即修饰译文，使之通达;“质”指“朴质”，即紧扣原文，不增不减。“文”与“质”从本质上讲就是“意译”与“直译”。
佛经翻译时期的文质之争最早记载于《法句经序》中。支谦记录了文质两派的翻译观点，论述了文与质的关系。他不赞同直译派“质直”的翻译观点，认为竺将炎“虽善天竺语，未备晓汉。其所传言……近于质直”，而主张意译（转引自王秉钦2004：9）。在此之前，佛经翻译策略均偏向质派。安世高是最早的佛经翻译家之一，也是最早的直译派的代表，提出“贵本不饰”，即注重内容，而不注重修饰。佛经翻译的早期，另一位直译的代表即为支谶，与安世高并称为“译界开创二杰”，其翻译思想是“凡所出经，类多深玄，贵尚实中，不存文饰”。他认为译者需弃文存质，即忠实原意，存本意，而不重文词修饰。
《法句经序》之后，文质之争继续。支谦主张意译，对译文文词进行修饰以追求“雅”，从而就造成译经过程中对原文的删减和改动较多。因此，佛经翻译策略又转向质派。道安主张按原文逐字逐句得翻译，不能有所增减，“案本而传，不令有损游字”。在他提出的“五失本，三不易”的翻译思想中，明确阐述了有关文质的问题。“胡经尚质，秦人好文，传可众心，非文不合，斯二本也”（转引自王秉钦2004：9）。道安认为用胡语经文语言质朴，但当时人们喜好文采，如果译文和原文有不一致的地方，却也是无奈之举。另一位质派的代表人物为彦琮，主张“宁贵朴而近理，不贵巧而背源”，即主张译者质朴地表达道理，而不要因为追求技巧而違背原意。
这一时期，意译派的代表鸠摩罗什主张“以信为本”，提出既要追求“信”，即忠实原文;也要在“信”的基础上追求“美”，即文词修饰。鸠摩罗什提出梵文是重视文采的，“天竺国俗，甚重文藻，其官商体韵，以入弦为善”（转引自王秉钦2004：11）。通常鸠摩罗什的译文重视文采、语言精美，堪称当时的上乘译作，其翻译的《法华经》①被誉为具有“天然西域之语趣”。
文质之争的结果产生了“新译”，这时候翻译策略的选择不再偏向文派或者质派，而是两派的“圆满调和”。以玄奘为代表，主张“既须求真，又须求俗”。梁启超曾用“圆满调和”来总结直译与意译的完美结合：“若玄奘者，则直译意译，圆满调和，斯道之极轨也”（转引自王秉钦2004：15）。
2.2圣经翻译时期的直译与意译
圣经翻译时期，译者也选择了不同的翻译策略，“自西塞罗以来，西方翻译理论史便围绕着直译与意译，逐词译与自由译，忠实与不忠实，准确与不准确的问题，被一条绵延不绝的线贯穿起来”（谭载喜2004：5）。西方最早的一部译作是用希腊语翻译的《圣经·旧约》，即《七十子希腊文本》。虽然这部译作在后来受到了一些批判，“译文词语陈旧，闪语结构充斥，有的地方译得太直太死，简直不像希腊语”（谭载喜2004;15），但实际上它却成为了许多译者的“原本”。
以希腊语的圣经为原本，哲罗姆（Jerome）成为了著名的拉丁语《圣经通行本》的译者，是西方翻译影响力最大的翻译理论家之一。哲罗姆明确指出在翻译圣经时应该采取直译，而其他文本的翻译应该意译，“我不仅承认也明确宣布除了圣经，其他的翻译不应该用直译，而应该用意译”（转引自Robinson1997：26）。哲罗姆在解释为什么不用直译时说：“在翻译中，原文独特风格的美感很难得到保留，因为原文的每一个用词都具有它们各自的含义，对于原文中的某些词，在译语中或许找不到对应的词，而如果为了达到目的有必要放开手脚时，译者或者需要进行长途跋涉去完成实际上近在咫尺的任务”（转引自Robinson1997：26）。谭载喜（2004：26）指出哲罗姆区分了文学翻译和宗教翻译，分别采用意译和直译（Wilss2001）。虽然哲罗姆主张圣经翻译采用直译，但在《致帕丘玛的信》中他论证了即使在翻译宗教经典时，过分的逐字翻译也是不可取的。
圣经翻译进入中世纪，直译与意译仍然没有达成统一。作为早期基督教会四大权威神学家之一，奥古斯丁（Augustine）支持斐洛的观点，认为翻译是“受上帝感召”的。奥古斯丁提出“翻译似乎仅仅是不够完美并容易犯错的人对语言障碍无效的跨越”，因此他主张依靠上帝的语言来翻译圣经，“通过统一的上帝的语言（Word of God）来识别译文”（转引自Robinson1997：31）。 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是中世纪最重要的神学家，不同于奥古斯丁，他主张意译，认为“一个好的译者，他的义务在于当翻译天主教信仰时要保持意义，而可以根据译入语的具体特点来改变表达方式”（转引自Robinson1997：44）。
进入文艺复兴时期，于14世纪末产生的文艺复兴运动成为翻译史上的里程碑。在这一时期，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作为德国宗教改革的领袖，深受文艺复兴浪潮的影响。路德对翻译理论最大的贡献在于它提出的读者定位（reader-orientation）思想（Robinson，1997：84）。路德不赞同奥古斯丁将目标语言看作是一个静态的符号系统，在转化源语言的意义时，译者要尊重目标语言的内部一致性，而他认为翻译应该符合目标语言好的词汇、习语和句法结构。“他没有将语言理想化、客观化，而是把它人格化、人性化，并将它和自我意识结合在一起……他把语言社会化了”（转引自Robinson1997：84）。在路德看来，翻译圣经是为大众服务的，因此主张采用民众的语言，“只有傻瓜才会去搜寻拉丁字母以便弄清楚怎么讲德语…要弄清楚怎么讲德语，就必须去问家中母亲、街头孩童及街市之平民百姓，观察他们怎么说话，然后照此翻译。这样他们才会懂你的意思，知道你在向他讲地地道道的德语”（转引自Robinson1997：87）。
另一位意译的代表就是廷代尔（William Tyndale），是将《圣经》翻译为英语的最具影响力的翻译家。廷代尔认为圣经是所有基督教信仰和习俗的来源，因此每个人都应该能用自己的母语读圣经（Robinson1997：90）。尽管廷代尔认为翻译应该尊重原文，忠实于原文，但并不主张生硬地直译。相反，他会对译文的语言进行反复修改润色“重视使用‘地道的’英语词汇和普通大众所惯用的生动具体的表达形式，使译文文字纯朴自然、毫无雕饰，突出通俗易懂的特点并融入希伯来语的特色”（杨建华2009：48）。
3.译者风格的必然性
译者风格和原作风格的矛盾正如哲罗姆所说“在翻译中，很难保留外国语言中特殊而绝妙的措词风格。如果逐字对译，译文就会荒谬无稽;如果不得不做出一些改动或重新安排，则会显得有负于译者的责任”（转引自Robinson1997：26）。
从语言学角度，正如现代语言学的创始人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认为的，语言既是个人的，也是一种社会事实，每个人的语言都有自己的特点（刘润清2013：75）。因此，无论是译者自身的语言能力还是不同语言间的内在差异都会使译文产生译者风格。在佛经翻译早期，佛经翻译家的语言能力成为了翻译的主要障碍，要么不通汉文，要么不通梵文，正如支谦评价竺将炎的翻译“将炎虽善天竺语，未备汉晓。其所传言，或得胡语，或以义出音，近于质直”（转引自王秉钦2004：8）。此外，不同语言的内在差异，比如句法的差异，也会产生译者风格。路德在用德语翻译圣经时，出于句法的考虑会在句中添加连接词“Allein”，“即使拉丁语和希腊语不会在句中用‘sola’，但是德语会这样用”（转引自Robinson1997：87）。奥古斯丁提出的翻译中的语言学观也表明文字的意义是通过符号传递的，由于符号的模糊性，“符号既有文字的也有比喻的”，意义就不能被理解（转引自Robinson1997：32）。因此，符号学的观点也暗含了译者风格存在的必然性。
在理论上译者风格的存在是必然的，译者风格的展现也是翻译“再创造”的要求（许钧2003：10）。译文的风格应该既是原作的风格，又带有译者自己的语言表现特色，只有这样的译文，才能恰到好处而又淋漓尽致地展现原作的艺术魅力（孙致礼1996：12）。
结语：尽管在古典译论时期没有明确提出译者风格和译者地位的概念，但仅从翻译策略的选择来看，意译的译文显然比直译的译文有其独特的译者风格。译者风格在理论上是必然存在的，译者的语言能力以及语言本身存在的固有差异都会导致译者对原作的文字形式和风格进行再现。无论是进行翻译批评还是译者风格探讨，我们都应该加强对翻译本质和规律的研究，将直译与意译灵活地运用于翻译实践中。
参考文献：
[1]Robinson， D.1997. Western Translation Theory： from Herodotus to Nietzsche[M]. Manchester： St. Jerome Publishing.
[2]Wilss W.2001. The Science of Translation： Problems and Methods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Press.
[3]刘润清，2013，西方语言学流派[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4]孙致礼，1996，我国英美文学翻译概论[M]。南京：译林出版社。
[5]谭载喜，2004，西方翻译简史：增订版[M]。上海：商务印书馆。
[6]王秉钦、王颉，2009，20世纪中国翻译思想史[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7]许钧，2003，“创作性叛逆”和翻译主体的确立[J]，中国翻译（1）：6-11。
[8]杨建华，2009，西方译学理论辑要[M]。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
[9]赵朝永，2020，译者风格对比描写的多维分析途径[J]，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3）：67-73。
[10]赵巍、孙迎春，2004，个人方言与文学翻译中的译者风格[J]，外语教学25（3）：64-68。
注释：
①除特别指明，本文有关佛经翻译时期翻译家及其思想均参照王秉钦，2009，《20世纪中国翻译思想史》南开大学出版社。
②除特别指明，本文有关圣经翻译时期的翻译家及其思想均参照Robinson， D.1997.Western Translation Theory： from Herodotus to Nietzsche. Manchester： St. Jerome Publishing.
作者簡介：
钟悦欣，女，1993年2月，硕士，助教，成都文理学院，研究方向：英语写作、二语习得，Email：zyuexin@my.swjtu.edu.cn;彭阳华，女，1979年10月，硕士，副教授，成都文理学院，研究方向：语言学、翻译理论与实践。
本文系2020年度四川省翻译协会翻译理论与实践专项科研课题“对外传播视阈下中国文学术语翻译研究”（项目编号：YX2020011）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