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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司法警署9月底搬离金银匠滨河路旧址，老警署的见证者讲述了他们尘封的往事。
纪念、回忆……巴黎的深秋，36号警署，那个充满传奇的地方，终于只剩下回忆。西姆农的《麦格雷》系列作品中描述的刑警大队队长办公室，警署5层晾衣绳上悬挂的从作案现场收集来的还带着血迹的衣物，曾关押重刑罪犯的牢房单间——这一切都不复存在了。结束、离别……巴黎司法警署永久搬离塞纳河畔，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旧址。司法警署迁入巴黎17区新建的现代化大楼后，巴黎大审法院和公安局的同仁也将来到这个新社区。最新的刑侦技术将为今后的案情调查带来新的突破。
尘埃尚未落定。司法警署警长克里斯蒂安·赛特说他在警署的岁月如同一部“没有大结局的电影”。大部分警员已经在新址安顿下来，投入工作了。不过，巴黎大审法院的同仁们还要等到2018年春天才会全体迁入新址。警员押送嫌疑人到位于西堤岛的检察官那里时，不得不走更远的路。警察局长已经提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措施，但是搬离旧址还是引起了警员们的阵阵抱怨。
“36号”对于见证了它的历史的警员们来说，已经不仅是一个地址了，而是深藏于心的牵念。从警长到律师，从调查员到抢劫犯，每一个过客都曾在这布满沧桑的四面墙内动过情。司法警署从西堤岛迁至克里西门，尽管地址变更，但“36号”的名字仍然保留，因为这个传奇般的号码总是让人思绪万千……
克里斯蒂安·赛特，57岁，2015年2月至今任巴黎司法警署警长
我永远无法忘记2015年11月13日那一天。那天晚上，我20点45分离开办公室。回到家后，我脱掉外套，解开领带，习惯性地打开电视，拨到新闻台。21点15分，我看到法兰西体育场发生了爆炸事件，人群慌乱。我打电话给总警监和检察官，告诉他们我马上到现场。我们警队马上集合，我的助理留在警署协调行动。到赛巴斯托波街时，我得知恐怖分子正向咖啡馆露台扫射。几乎是同时，我又收到消息称，巴塔克兰剧院已有人质被挟持。我当即决定先前往剧院。到达剧院的时候，斗争形势已僵持不下。反犯罪科警员已在剧院入口就位。搜捕调解科的警员同我一道与恐怖分子谈判。那个夜晚，我们极度紧张，主要的困难在于协调各个危机现场的警力派遣和工作。那是我第一次经历这样的情况。凌晨1点，恐怖分子已被镇压，共有850名警员参与行动。
罗伯特·布鲁萨尔，81岁，前首席特派员，1978年至1982年任搜捕调解科科长
事情发生在60年代初，大概是我职业生涯中最容易的一次逮捕行动。那时，36号警署离我还很远。有一次，我赶早到那里查看卷宗。那天早上我离开的时候，一个警察靠近我，跟我说：“你想不想去逮捕一个杀人犯？”我愣住了。他又重复了一遍，看起来很严肃。那个人就等在警署门口。我最终决定去看看，到了门口，我看到一个高大结实的家伙。他走向我，并问我：“您就是检察官吗？”我点头默认。“请您逮捕我。我犯了大罪，我杀了我的老婆。”事实上，他已经在逃半个月。他在奥弗涅省行凶，后来逃到了巴黎。警队已经发出了通缉令，刚刚的卷宗上也有他的案件。我问他为什么来这里投案自首。他说他已经看到电视台报道他的案件了。于是，我带他坐地铁回到我当时所在的警署。
费德里克·佩舍纳德，2006年至2007年任巴黎司法警署警长，2007年至2012年任法国国家警署总警长
1984年，我第一次来到巴黎司法警署刑事科办公室。当时的科长是雅克·让提阿勒。我那时是巴黎16区夏乐宫片区警署的年轻警长。我有点惊讶雅克会亲自邀请我到他的办公室。其实，他只是想祝贺我。几天前，一位女企业主来到我们警署找我。她说她察觉到自己的两名员工可能是恐怖分子。她偶然在他们的办公室抽屉中看到了武器、爆炸物和伪造证件。这位女士的证词听起来可靠。于是我们约定，当天晚上等到她的员工全部下班后，到她的公司见面并确认情况。我们在约定的时间见面。我的确在那两间办公室发现了武器、爆炸物和用法语和意大利语印刷的伪造证件，和她白天在警局跟我描述的情况一样。查看完毕，我戴上手套，关上了抽屉。回到警局后，我和上级通报了情况，这件事就算告一段落。后来，我接到让提阿勒的电话，并受到了表扬。我说我没做什么，只是保持了应有的警惕。他说：“这正是我们工作中应该做的。”
传奇：强盗、连环杀人犯都曾被关押在这里。36局的警官们审问过当年轰动一时的罪犯。照片拍摄于50年代。
理查德·马莱，62岁，1995年至2005年任身份鉴定科（36号警署科技科）科长，刚刚出版了作品《专家到来》。
1984年10月9日，89岁的老妇人苏珊娜·福柯的遗体在她位于巴黎18区尼科莱街的公寓里被找到。她是被连环杀手蒂埃里·波兰杀害的第三名受害者。蒂埃里·波兰又名“老妇人杀手”。那是我第一次亲临犯罪现场。翻看蒂埃里的卷宗时，我找到了继续调查的动力：他袭击苏珊娜30余次，但是现场只找到20处痕迹。回到身份鉴定科以后，我看到大家还在用铝粉和刷子化验。于是，我提出把指纹样本交给我，尝试用物理技术侦破案件。其实，我当时并没有掌握化验现场痕迹的物理技术，我只是在帕特里夏·康维尔的小说中读到过相关的情节。我买了一部多重波长灯，生物或化学痕迹可以暴露在这种灯光下。我让技术员们穿上白色的罩衫，并培训了他们。后来，我去伦敦警署实习了一段时间，在那里，我学会了用氰基丙烯酸酯检验汽车上的指纹。现在，这个检验汽车上指纹的仪器就安置在巴黎司法警署车库，搬家的时候一定会带上它。
罗杰·勒·卢瓦尔，64岁，巴黎法院财务部副部長和元老，麻醉品和淫媒行业检查小组前检察官（1976年至1980年） 那天，我在36号警署值班。勤务人员告诉我们说，楼下有一个老妇人，想要告发她的女婿私藏毒品。于是，我们听老妇人讲述情况。很明显，她不喜欢她的女婿。她的女婿把一个手提包托付给她保管，她怀疑里边有毒品。我们按照她提供的地址，来到她家。我们分为了两队，一队人去查看手提包，另一队人，也就是我所在的这一队，在外边等待，我待在车里。如果包里确实是毒品，我们就去调查。这段时间，还有一位同事到传达室去询问情况。10分钟后，我看见一辆警车开过来。而在传达室调查的同事被推倒在墙上。原来，传达室工作人员不相信他是警察，是来调查的，于是报了警。后来的警察和我们互相解释清楚后，我们收到了查看手提包那一队人的消息：手提包里有毒品，而且他们在这个想要报复女婿的老妇人家里还发现了20公斤大麻。我们强行打开老妇人的女婿的房间门，而她的女婿完全没有察觉到警察来。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贩卖海洛因的行为已经败露。最后，还有一个小插曲。我们带走老妇人的女婿时，他的大型丹麦犬狂吠，警员们无法控制这只狗，只好开枪了。大家都有些为这只无辜的狗而难过。幸运的是，过了一会儿，狗又站起来了，它没死。
伊莎贝拉·图斯拉德，45岁，警察指挥官，曾在巴黎司法警署犯罪科工作过7年。“我真诚热爱的队伍。”她坦诚。如今，她是法国协调指挥官工会书记。
4年来，我都在调查诺波特·马斯喀哈的案子。这件案子是真正的刑事调查，既挑战智力，又满足了我发现真相的道义需求。2005年1月5日，这位70多岁的老人死在巴黎16区一间公寓的佣人房中，周围是一些药品。他单身无子。发现他的尸体时，他已经死亡一个月左右了。根据毒理学分析，他的死因是过量摄入特里希（精神安定药物）。调查没有什么进展，除了了解到，他的账户有异常提款的记录，以及一个叫凯瑟琳娜·梅诺的女人出示了一份遗嘱，遗嘱中指明她是诺波特的遗产继承人。凯瑟琳娜还瞒着犯罪科调查组火化了诺波特的遗体。我们发现，凯瑟琳娜曾用诺波特的银行卡提款，而且假冒诺波特的身份写了遗嘱。但是，在诺波特的生命迹象消失时，她并没有惊慌。她被控诈骗罪，并被监禁。我们逐渐解开了所有的谜团，梅诺从未对此承认。然而，我们收集到的线索和证据，足以两次说服法庭。第一次，她因为预谋投毒被判17年监禁，第二次，她上诉，却最终被判20年监禁。
克里斯蒂安·芙拉耶斯基，59岁，2007年至2013年任巴黎司法警署警长
1986年1月14日，我在犯罪科值班，巴黎16区多克特-布朗日大街发生枪击事件。我马上前往现场，15到20分钟的时间，我到达了作案现场。周围一片嘈杂，到处都是警察。一家储蓄所遭遇抢劫。一些警察已在储蓄所出口等劫匪出来并堵住他们。斗争中，检察官让·弗兰迪特被击毙，一名劫匪也被警方击毙。一名警察头部中弹。在一片混乱中，很难认清所有劫匪。这时，我认出了一个戴假胡须抢劫团伙的头目，他叫罗伯特·马杰瑞，他已经被铐住了。两个月前，他在饭店与警方交火时成功逃脱。这件事让36号警署的同仁都非常气愤，部长皮埃尔·若克斯命令调查事件经过。滨河路上，救护车已经搭载了不少伤员。此次抢劫案件在当时是个敏感事件，因为一些夜班工人受到了牵连，曾被控持械抢劫。
米歇尔·勒帕热，71岁，曾是一起重大抢劫案的案犯，两次逃跑，14次被控入狱，曾写作《南郊》
踏上那148级台阶的时候，就好像是一只四肢着地的动物。第一次来到这里是在1975年6月9日。罗伯特·布鲁萨尔（1972年至1978年任反抢劫科科长助理）逮捕了我。我被带到阁楼上的杂物间，等着审问。在那里，我听见隔壁办公室正在为抓到我而庆功，他们正在喝香槟。在笑声和香槟崩开瓶塞的声音中，我听到了零星的几句对话：“那个混蛋终于被我们逮到了，让他在监狱里见鬼吧。”但是，我是不会坐以待毙的，他们想让我认罪？抢劫、盗窃、越狱时，也总会跟警方交火的。他们想让我说出所谓的同伙的姓名。于是，我不断地重复着：“我不明白什么叫‘布拉克’（‘抢劫’一词的非正式说法），我不认识你们说的这些人是谁。”他们打了我。午饭时间，他们把我关在犯罪科的笼子里，在阁楼的下一层。递给我三明治时，看守朝自己的方向打开笼子门。这是很好的机会……为了不进监狱，我决定下次有人给我递饭的时候逃跑，那时正好犯罪科也没有人。时机一到，我像个橄榄球球员一样，冲撞开看守，肩膀先出去，接着跑下楼。不过我并没跑多远，就被逮到了，我仿佛又经历了一次穿越之旅。“怎么着，你又没好好待在你该在的地方吗？”布鲁萨尔问我。
身份鉴定：第一批刑侦专家分析从犯罪现场采集的证据。
调查员拍摄嫌疑人的照片并采集他们的指纹。
马蒂娜·蒙特尔，67岁，2002年至2004年任巴黎司法警署警长
我第一次对这里产生感情是在10岁那年。时任搜捕调解科检察官的父亲在警署工作，我就陪着他。从一个小孩到一名少女，我不知道多少次走过那148级台阶，我也记得我被提名为警长时，是多么骄傲。但是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我们的团结精神。尽管每个人的个性不同，但是我们仍然组成了一个特殊的“家”。我们和同事在一起的时间比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还长。我们共同经历着成功和挫折。我还记得1996年12月3日，王港发生一起谋杀案。当时我指挥犯罪科。那时正值年底，很多警员都从家返回警署工作，但他们没有丝毫抱怨。
克勞德·刚塞斯，78岁，1993年至1995年任巴黎司法警署警长，曾在警署工作35年，这段经历为他提供了《36局故事》的素材
1993年5月13日，办公室的电话响了，有人通知我们讷伊区一所学校发生了挟持人质事件。半小时后，我得知了更多的事实细节：一个低年级班级的孩子们被一个武装分子挟持，他身上装着炸弹，就是我们所称的“人肉炸弹”。下午1点，我到达学校的时候，犯罪科、反强盗抢劫科、搜捕调解科都已到达。武装分子也在现场。几名儿童已经被释放。但是“人肉炸弹”仍然坚持重要的交换条件，并让当时的讷伊市长尼古拉·萨科齐过来。孩子们一个接一个地被释放，最后还有6个孩子以及他们的教师被控制。我们很快明白，他并不想真的要孩子们的命。但是，我们还是不能掉以轻心，因为他身上的炸药足够把学校炸毁。而且，时间拖得越长，就越危险，他可能因为疲劳，而做出极端的事情。5月15日早上7点25分，46小时的僵持过后，我们决定展开攻击。五六秒后，武装分子头目路易斯·拜翁宣称所有孩子都已安全释放。挟持人质的人已被击毙。直到调查结束，我们才知道，犯罪分子叫埃里克·施密特。
[译自法国《快报》]
纪念、回忆……巴黎的深秋，36号警署，那个充满传奇的地方，终于只剩下回忆。西姆农的《麦格雷》系列作品中描述的刑警大队队长办公室，警署5层晾衣绳上悬挂的从作案现场收集来的还带着血迹的衣物，曾关押重刑罪犯的牢房单间——这一切都不复存在了。结束、离别……巴黎司法警署永久搬离塞纳河畔，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旧址。司法警署迁入巴黎17区新建的现代化大楼后，巴黎大审法院和公安局的同仁也将来到这个新社区。最新的刑侦技术将为今后的案情调查带来新的突破。
尘埃尚未落定。司法警署警长克里斯蒂安·赛特说他在警署的岁月如同一部“没有大结局的电影”。大部分警员已经在新址安顿下来，投入工作了。不过，巴黎大审法院的同仁们还要等到2018年春天才会全体迁入新址。警员押送嫌疑人到位于西堤岛的检察官那里时，不得不走更远的路。警察局长已经提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措施，但是搬离旧址还是引起了警员们的阵阵抱怨。
“36号”对于见证了它的历史的警员们来说，已经不仅是一个地址了，而是深藏于心的牵念。从警长到律师，从调查员到抢劫犯，每一个过客都曾在这布满沧桑的四面墙内动过情。司法警署从西堤岛迁至克里西门，尽管地址变更，但“36号”的名字仍然保留，因为这个传奇般的号码总是让人思绪万千……
克里斯蒂安·赛特，57岁，2015年2月至今任巴黎司法警署警长
我永远无法忘记2015年11月13日那一天。那天晚上，我20点45分离开办公室。回到家后，我脱掉外套，解开领带，习惯性地打开电视，拨到新闻台。21点15分，我看到法兰西体育场发生了爆炸事件，人群慌乱。我打电话给总警监和检察官，告诉他们我马上到现场。我们警队马上集合，我的助理留在警署协调行动。到赛巴斯托波街时，我得知恐怖分子正向咖啡馆露台扫射。几乎是同时，我又收到消息称，巴塔克兰剧院已有人质被挟持。我当即决定先前往剧院。到达剧院的时候，斗争形势已僵持不下。反犯罪科警员已在剧院入口就位。搜捕调解科的警员同我一道与恐怖分子谈判。那个夜晚，我们极度紧张，主要的困难在于协调各个危机现场的警力派遣和工作。那是我第一次经历这样的情况。凌晨1点，恐怖分子已被镇压，共有850名警员参与行动。
罗伯特·布鲁萨尔，81岁，前首席特派员，1978年至1982年任搜捕调解科科长
事情发生在60年代初，大概是我职业生涯中最容易的一次逮捕行动。那时，36号警署离我还很远。有一次，我赶早到那里查看卷宗。那天早上我离开的时候，一个警察靠近我，跟我说：“你想不想去逮捕一个杀人犯？”我愣住了。他又重复了一遍，看起来很严肃。那个人就等在警署门口。我最终决定去看看，到了门口，我看到一个高大结实的家伙。他走向我，并问我：“您就是检察官吗？”我点头默认。“请您逮捕我。我犯了大罪，我杀了我的老婆。”事实上，他已经在逃半个月。他在奥弗涅省行凶，后来逃到了巴黎。警队已经发出了通缉令，刚刚的卷宗上也有他的案件。我问他为什么来这里投案自首。他说他已经看到电视台报道他的案件了。于是，我带他坐地铁回到我当时所在的警署。
费德里克·佩舍纳德，2006年至2007年任巴黎司法警署警长，2007年至2012年任法国国家警署总警长
1984年，我第一次来到巴黎司法警署刑事科办公室。当时的科长是雅克·让提阿勒。我那时是巴黎16区夏乐宫片区警署的年轻警长。我有点惊讶雅克会亲自邀请我到他的办公室。其实，他只是想祝贺我。几天前，一位女企业主来到我们警署找我。她说她察觉到自己的两名员工可能是恐怖分子。她偶然在他们的办公室抽屉中看到了武器、爆炸物和伪造证件。这位女士的证词听起来可靠。于是我们约定，当天晚上等到她的员工全部下班后，到她的公司见面并确认情况。我们在约定的时间见面。我的确在那两间办公室发现了武器、爆炸物和用法语和意大利语印刷的伪造证件，和她白天在警局跟我描述的情况一样。查看完毕，我戴上手套，关上了抽屉。回到警局后，我和上级通报了情况，这件事就算告一段落。后来，我接到让提阿勒的电话，并受到了表扬。我说我没做什么，只是保持了应有的警惕。他说：“这正是我们工作中应该做的。”
理查德·马莱，62岁，1995年至2005年任身份鉴定科（36号警署科技科）科长，刚刚出版了作品《专家到来》。
1984年10月9日，89岁的老妇人苏珊娜·福柯的遗体在她位于巴黎18区尼科莱街的公寓里被找到。她是被连环杀手蒂埃里·波兰杀害的第三名受害者。蒂埃里·波兰又名“老妇人杀手”。那是我第一次亲临犯罪现场。翻看蒂埃里的卷宗时，我找到了继续调查的动力：他袭击苏珊娜30余次，但是现场只找到20处痕迹。回到身份鉴定科以后，我看到大家还在用铝粉和刷子化验。于是，我提出把指纹样本交给我，尝试用物理技术侦破案件。其实，我当时并没有掌握化验现场痕迹的物理技术，我只是在帕特里夏·康维尔的小说中读到过相关的情节。我买了一部多重波长灯，生物或化学痕迹可以暴露在这种灯光下。我让技术员们穿上白色的罩衫，并培训了他们。后来，我去伦敦警署实习了一段时间，在那里，我学会了用氰基丙烯酸酯检验汽车上的指纹。现在，这个检验汽车上指纹的仪器就安置在巴黎司法警署车库，搬家的时候一定会带上它。
罗杰·勒·卢瓦尔，64岁，巴黎法院财务部副部長和元老，麻醉品和淫媒行业检查小组前检察官（1976年至1980年） 那天，我在36号警署值班。勤务人员告诉我们说，楼下有一个老妇人，想要告发她的女婿私藏毒品。于是，我们听老妇人讲述情况。很明显，她不喜欢她的女婿。她的女婿把一个手提包托付给她保管，她怀疑里边有毒品。我们按照她提供的地址，来到她家。我们分为了两队，一队人去查看手提包，另一队人，也就是我所在的这一队，在外边等待，我待在车里。如果包里确实是毒品，我们就去调查。这段时间，还有一位同事到传达室去询问情况。10分钟后，我看见一辆警车开过来。而在传达室调查的同事被推倒在墙上。原来，传达室工作人员不相信他是警察，是来调查的，于是报了警。后来的警察和我们互相解释清楚后，我们收到了查看手提包那一队人的消息：手提包里有毒品，而且他们在这个想要报复女婿的老妇人家里还发现了20公斤大麻。我们强行打开老妇人的女婿的房间门，而她的女婿完全没有察觉到警察来。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贩卖海洛因的行为已经败露。最后，还有一个小插曲。我们带走老妇人的女婿时，他的大型丹麦犬狂吠，警员们无法控制这只狗，只好开枪了。大家都有些为这只无辜的狗而难过。幸运的是，过了一会儿，狗又站起来了，它没死。
伊莎贝拉·图斯拉德，45岁，警察指挥官，曾在巴黎司法警署犯罪科工作过7年。“我真诚热爱的队伍。”她坦诚。如今，她是法国协调指挥官工会书记。
4年来，我都在调查诺波特·马斯喀哈的案子。这件案子是真正的刑事调查，既挑战智力，又满足了我发现真相的道义需求。2005年1月5日，这位70多岁的老人死在巴黎16区一间公寓的佣人房中，周围是一些药品。他单身无子。发现他的尸体时，他已经死亡一个月左右了。根据毒理学分析，他的死因是过量摄入特里希（精神安定药物）。调查没有什么进展，除了了解到，他的账户有异常提款的记录，以及一个叫凯瑟琳娜·梅诺的女人出示了一份遗嘱，遗嘱中指明她是诺波特的遗产继承人。凯瑟琳娜还瞒着犯罪科调查组火化了诺波特的遗体。我们发现，凯瑟琳娜曾用诺波特的银行卡提款，而且假冒诺波特的身份写了遗嘱。但是，在诺波特的生命迹象消失时，她并没有惊慌。她被控诈骗罪，并被监禁。我们逐渐解开了所有的谜团，梅诺从未对此承认。然而，我们收集到的线索和证据，足以两次说服法庭。第一次，她因为预谋投毒被判17年监禁，第二次，她上诉，却最终被判20年监禁。
克里斯蒂安·芙拉耶斯基，59岁，2007年至2013年任巴黎司法警署警长
1986年1月14日，我在犯罪科值班，巴黎16区多克特-布朗日大街发生枪击事件。我马上前往现场，15到20分钟的时间，我到达了作案现场。周围一片嘈杂，到处都是警察。一家储蓄所遭遇抢劫。一些警察已在储蓄所出口等劫匪出来并堵住他们。斗争中，检察官让·弗兰迪特被击毙，一名劫匪也被警方击毙。一名警察头部中弹。在一片混乱中，很难认清所有劫匪。这时，我认出了一个戴假胡须抢劫团伙的头目，他叫罗伯特·马杰瑞，他已经被铐住了。两个月前，他在饭店与警方交火时成功逃脱。这件事让36号警署的同仁都非常气愤，部长皮埃尔·若克斯命令调查事件经过。滨河路上，救护车已经搭载了不少伤员。此次抢劫案件在当时是个敏感事件，因为一些夜班工人受到了牵连，曾被控持械抢劫。
米歇尔·勒帕热，71岁，曾是一起重大抢劫案的案犯，两次逃跑，14次被控入狱，曾写作《南郊》
踏上那148级台阶的时候，就好像是一只四肢着地的动物。第一次来到这里是在1975年6月9日。罗伯特·布鲁萨尔（1972年至1978年任反抢劫科科长助理）逮捕了我。我被带到阁楼上的杂物间，等着审问。在那里，我听见隔壁办公室正在为抓到我而庆功，他们正在喝香槟。在笑声和香槟崩开瓶塞的声音中，我听到了零星的几句对话：“那个混蛋终于被我们逮到了，让他在监狱里见鬼吧。”但是，我是不会坐以待毙的，他们想让我认罪？抢劫、盗窃、越狱时，也总会跟警方交火的。他们想让我说出所谓的同伙的姓名。于是，我不断地重复着：“我不明白什么叫‘布拉克’（‘抢劫’一词的非正式说法），我不认识你们说的这些人是谁。”他们打了我。午饭时间，他们把我关在犯罪科的笼子里，在阁楼的下一层。递给我三明治时，看守朝自己的方向打开笼子门。这是很好的机会……为了不进监狱，我决定下次有人给我递饭的时候逃跑，那时正好犯罪科也没有人。时机一到，我像个橄榄球球员一样，冲撞开看守，肩膀先出去，接着跑下楼。不过我并没跑多远，就被逮到了，我仿佛又经历了一次穿越之旅。“怎么着，你又没好好待在你该在的地方吗？”布鲁萨尔问我。
调查员拍摄嫌疑人的照片并采集他们的指纹。
马蒂娜·蒙特尔，67岁，2002年至2004年任巴黎司法警署警长
我第一次对这里产生感情是在10岁那年。时任搜捕调解科检察官的父亲在警署工作，我就陪着他。从一个小孩到一名少女，我不知道多少次走过那148级台阶，我也记得我被提名为警长时，是多么骄傲。但是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我们的团结精神。尽管每个人的个性不同，但是我们仍然组成了一个特殊的“家”。我们和同事在一起的时间比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还长。我们共同经历着成功和挫折。我还记得1996年12月3日，王港发生一起谋杀案。当时我指挥犯罪科。那时正值年底，很多警员都从家返回警署工作，但他们没有丝毫抱怨。
克勞德·刚塞斯，78岁，1993年至1995年任巴黎司法警署警长，曾在警署工作35年，这段经历为他提供了《36局故事》的素材
1993年5月13日，办公室的电话响了，有人通知我们讷伊区一所学校发生了挟持人质事件。半小时后，我得知了更多的事实细节：一个低年级班级的孩子们被一个武装分子挟持，他身上装着炸弹，就是我们所称的“人肉炸弹”。下午1点，我到达学校的时候，犯罪科、反强盗抢劫科、搜捕调解科都已到达。武装分子也在现场。几名儿童已经被释放。但是“人肉炸弹”仍然坚持重要的交换条件，并让当时的讷伊市长尼古拉·萨科齐过来。孩子们一个接一个地被释放，最后还有6个孩子以及他们的教师被控制。我们很快明白，他并不想真的要孩子们的命。但是，我们还是不能掉以轻心，因为他身上的炸药足够把学校炸毁。而且，时间拖得越长，就越危险，他可能因为疲劳，而做出极端的事情。5月15日早上7点25分，46小时的僵持过后，我们决定展开攻击。五六秒后，武装分子头目路易斯·拜翁宣称所有孩子都已安全释放。挟持人质的人已被击毙。直到调查结束，我们才知道，犯罪分子叫埃里克·施密特。
[译自法国《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