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李安通过对张爱玲小说《色·戒》情节的有意填充和细节上的修改，背叛了文本的主题。却在这种填充和修改下讲述自己的故事：在革命叙事和爱情叙事的互相交织推动下，表现乱世中一对被扭曲的男女间复杂的关系，并试图通过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家”的伦理体系，来达到疗救人性的目的，最终却不得不屈从于时代的重压，走向失败。
　　[关键词] 《色·戒》　张爱玲　李安　革命叙事　爱情叙事　家
　　
　　《金锁记》里曹七巧“那平扁而尖利的喉咙四面割着人像剃刀片”，张爱玲何尝不是。这个熟谙旧上海民间风物和市民心理的作家，同她笔下的人物相类似，有着如“剃刀片”样的笔触：冷静的一层一层剥开人与人之间的脉脉温情。她笔下的人物大多是普通的男女，他们是“苍白、渺小”“自私与空虚”而且“恬不知耻的愚蠢”的饮食男女。她的人物之间没有亲情，曹七巧可以三言两语毁掉女儿的幸福：没有友情，张爱玲小说里的人物都是没有朋友的，应验着她“每一个人都是孤独的”的话：那么爱情呢?倾城之恋里爱情的代价是如此巨大，一座城市偶然的陷落才成全了一对男女。如果没有了这种偶然，爱情大概也是荡然无存的。张爱玲的艺术世界是如此的刻薄与萧索，却因其独特的艺术魅力不断的吸引着电影工作者对其作品的改编。然而从小说到电影的改编，把复杂多意的文字改造成影像，这是一个复杂的还原和再创造的过程。尤其是对被称为张爱玲最蕴藉的短篇小说《色·戒》来说。
　　“张爱玲花10年写了28页，这不是等闲的作品，非常精致”，导演李安如是说。也正是李安把这28页的小说，改编成时长120余分钟的电影，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虽然李安忠实的还原出原著中涉及的服装、场景、室内布局、街道布局，甚至小到台灯、桌子也必须完全是小说所发生的那个时代，甚至不惜用一段长达1个多小时的闪回来契合小说的插叙结构。这种对外在形式的极端忠实却并不意味着李安将完全忠实于张爱玲的主题。
　　小说中张爱玲完全靠王佳芝的心理描写来推动情节发展，主题的体现则主要通过易先生的心理来完成，心理描写几乎占去了小说的大段篇幅。电影中用镜头语言表现人物心理往往是困难和含混的，难以自如的出入人物内心与现实之间。然而这种表面上的困难恰恰给了李安更大的发挥空间：用革命叙事来推动电影前半部分情节的发展，而后在革命叙事和爱情叙事互相交织、纠结中偷梁换柱式的背叛了张爱玲展现人性自私冷漠的主题，代之以压抑的时代被扭曲的人性间的救赎。本文将从李安对小说文本“缝隙”的有意填充和对情节中细节的修改，分析电影革命叙事和爱情叙事的交织作用中对文本主题的背叛的逐渐篡改，并走进李安的艺术生活探讨他不同与张爱玲的思考。
　　文学文本是一个封闭自足的艺术世界。“好的文学作品，背后一定有一个完整的世界”，在文本细读时会发现很多的破绽、读出作家的虚笔和遗漏，甚至作家本意与封闭文本之间存在着的某种差异，这就是所谓的“缝隙”。这种缝隙或许是作家有意为之，也可能因为与其传作的意图不符，故意曲笔，所以“‘缝隙’里隐藏着大量的密码，帮助你完善这个故事”。《色·戒》即是如此，文本中存在着大量的“缝隙”。
　　李安发现了张爱玲的破绽，在电影创作中填补了文本中的“缝隙”，在填补的过程中，逐渐的将张爱玲的故事改写成自己的故事。
　　首先，小说中王佳芝没有确定的身份背景。对王我们知道的只有秀丽的长相、岭南大学的学生，演过几场话剧的学校剧团的当家花旦、没有受过专门训练的特工、有个住在愚圆路的亲戚而已。
　　而电影中，一方面为王佳芝填充了一个确定的背景。通过王佳芝与赖秀金的对话交代了王的家庭背景：母亲早亡，父亲远走海外并很快要和别人结婚，许诺她要接她离开却迟迟没有实现，电影院里王佳芝留下了的眼泪是委屈失望和担心被抛弃的泪水，宣告着王佳芝与家庭关系的告别。她是一个孤身一人憩于乱世的女子。值得注意的是：当香港的计划失败回到上海，电影详细的描写了王寄居位于愚圆路亲戚家的遭遇：不断被搜刮着她所剩无几的财产。身边不怀好意的亲戚更将她推向无望的境地。
　　这样的王佳芝，没有家人可以倚靠，没有亲情的温暖，没有朋友真诚的关心，围绕在她周围的世界是现实和冷漠的，她的情感世界也是一片空白，她渴望着来自他人的关心和灵魂的沟通。出于这样的希望，电影里，我们看到王佳芝提着箱子离开位于愚圆路的亲戚家的画面。她义无反顾的离开了冷漠的亲情期望着通过任务成功，能远走他乡，回到家人的身边。电影里王佳芝首先被定位为一个渴望着被理解、被关怀、被爱的女性形象，为爱情叙事的展开做好了铺垫。
　　另一方面，电影强化了王佳芝非职业特工的身份。不仅详细刻画出如文本中写到的她参加革命的起因和为革命做出的牺牲。更添加了王佳芝对血腥革命的恐慌，正是王的恐慌导致王一度离开革命，独自逃回上海。而且电影也复杂化了革命组织成员间的关系：如赖秀金对王的嫉妒、邝裕民对王太迟的怜惜，正是因为赖秀金偶然发现王，和邝裕民的邀请，王佳芝才又一次投身革命，革命叙事推动着情节的不断发展。
　　其次，小说中王、易二人的交流张爱玲极其吝啬她的笔墨，只通过王的心理交代出王、易二人有两次幽会。最初的王和易是刺杀者和目标，被追逐的女人和有权势的男人间的关系。在珠宝店张爱玲有一句：“权势是一种春药。”因为权势，王佳芝动摇了她革命的意志，由一个不那么坚定的刺杀者变成一个贪慕虚荣的女人。张爱玲还有一句写到“到女人心里的路通过阴道。”“至于什么女人的心，她就不信名学者说得出那样下作的话。她也不相信那话。”张爱玲通过人物表达出这样的观点：肉体的占有不能收获爱情，情欲不能产生爱情。那么王佳芝最初的动摇，则排除了感情因素，那么由这种动摇带来的意乱情迷，带来的“这个人是真爱我的”的误会，完全是与爱情无关的“原始的猎人与猎物的关系，虎与伥的关系”。王佳芝只是掌握权力者追逐的“猎物”，一个完全满足掌权者“终极的占有”欲望的“欢场女子。这是一对各怀鬼胎的男女，他们之间丝毫没有爱情存在，小说中爱情叙事是完全缺失的。
　　与之形成明显对比的电影，则开始于文本中“通往女人心里的路通过阴道”的话，细腻露骨的拍摄出二人两次幽会中的性爱场面。于此李安在王、易二人最初也是最早的关系：刺杀者和目标的基础上建构起第二层关系：单纯的肉体结合，开始了他的爱情叙事。电影清晰勾勒出了二人感情发展的过程：香港时裁缝铺做衣服，在西餐厅的交谈及送王回家、三年后上海初次邂逅的简短交谈、第一次幽会、易家王佳芝假意离开、日本酒馆以及临别时候易先生故弄玄虚的要王帮忙、王佳芝独自去挑选戒指、第二次幽会、取戒指时放走易。与此同时，革命叙事时时参与其中，使王佳芝在被爱的愿望和革命的责 任之间，艰难的抉择着。
　　这一系列的事件也为其感情的升华交代着前因后果，所以就有了在展现二人肉体之欢的两次幽会外，李安设置了两人感情的第二次升华：在日本酒馆中王佳芝深情款款演唱《天涯歌女》，易报之以眼角的一滴泪和握紧王的手，进发出超越时代和现实处境的真情。此时两人的感情已经从最初的肉体之欢，升华至灵魂的交流和精神的融合。此时，李安已经完成了他对张爱玲小说主题的背叛，他讲述的是压抑的时代一对身份特异的男女之间的爱情，这种爱情不符合大多数人的伦理和道德观念。却是具体个体之间产生出的来自灵魂深处的温暖，期望据此获得人性的拯救。然而这样的爱情可否使压抑的两人获得拯救?顺着张爱玲小说的框架，通过对文本细节的篡改，李安开始着他的沉思。
　　电影中服务与李安主题的两点改动，均是对文本情节的细微改动。谬以毫厘，却早已差之千里。
　　首先，电影里珠宝店中的情节被分为两场：王独自选钻石和二人一起取钻戒。对文本这样的改动，一方面是爱情叙事顺理成章的发展，易为了表现自己的爱意，颇神秘的送上爱情的信物；另一方面计出于对电影主题提纯的目的，拒绝了王佳芝如文本中因为权势和珠宝而动摇的可能性，使电影中王佳芝放走易先生的原因，单纯到有而且只有唯一的可能：因为爱情。因为爱情王佳芝放走了易，背叛了自己最初的身份和目的。背叛了革命和周围的同志。从某种意义上说，王放走易的同时，也已经完成了内心最艰难的选择：要爱情，还是要革命?为了爱情她放弃了革命。此时推动情节发展的革命叙事渐渐的走向坍塌，爱情叙事成为了电影的主线。所以电影中王独自走出珠宝店，音乐是悠扬的甚至是轻快的，暗示王决定离开革命如释重负似的轻松。此时二人之间的感情再一次得到升华。
　　此时出现另一处重大改动，点明了爱情叙事的顶点也是终点：王佳芝坐上人力车对车夫说：“福开森路”，车夫问：“回家么?”王佳芝平静的“嗯”。李安偷梁换柱的用福开森路取代了文本中王亲戚家的“愚圆路”，并赋予二人幽会的地方以“家”寓意。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家”有着独特的地位和寓意。“家”，不仅意味着所爱的人在的地方、家庭成员间单纯无间的关系，还意味着责任：维护家庭成员的责任、维护家庭完整的责任。而且这种责任往往是封闭的、排外的、至高无上的。此时的王佳芝对易先生已经毫不设防并有如家人般的责任感，他们已惺惺相惜、他们已执子之手、他们已共过患难；二人之间的感情已升华为一种排他的、相濡以沫、互相信任的亲情。“家庭”是李安电影中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这里，他通过“家”这样一个中国传统文化中核心的、封闭的伦理体系，建构他理想中乌托邦式的避风港，试图获得对被扭曲的王佳芝和易先生以告慰和这种以爱情带来的人性的拯救。
　　然而，电影中王佳芝仍不可避免的被捕，走向死亡，易先生无奈、悲哀的陷入阴影。传统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家”并不可能成为乱世中的避风港，并不能为对被扭曲人性的还原和拯救，人物仍旧屈从于巨大的时代的重压，从封闭的“家”中断裂出来，还原成其本来的也是最初的身份：任务失败的革命者王佳芝；杀人不眨眼的特务头子易先生。李安的爱情叙事也至此走向终结，他试图通过爱情通过家庭疗救挣扎中的人的理想，也无奈的告以失败。